中國人口流動性下降和經濟的關聯不可忽視
【看中國2017年4月26日訊】據說，最近上海房租開始下跌。無論這屬於短暫下跌還是趨勢性下跌，我們都不應忽視的事實是：這兩年上海常住人口的數量幾乎不增加了。2016年，上海常住人口僅增加了4.7萬人，其中，戶籍常住人口增加6萬人，這意味著外來常住人口減少了1.3萬人，上海的外來人口連續兩年減少了。不僅是上海如此，北京也有類似情況。2016年，北京常住人口僅增加2.4萬人，外來人口常住佔比也在減少。那麼，從全國範圍來看，人口流向是否真的出現扭轉了呢？如果是逆轉，將對中國經濟產生怎樣的影響？
人口流向已發生部分逆轉
根據官方數據，2015年全國流動人口首次出現減少，流動人口數量從2014年的2.52億降至2015年的2.47億，減少了約500萬人，2016年進一步減少200多萬人，至2.45億。
流動人口數量的減少，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戶口遷移至居住地，另一種是戶籍不變，人又回到了戶籍所在地，即返鄉。估計第一種情況較少，第二種情況較多，因為中國的戶籍管理制度比較嚴格，雖然流動人口大部分流向一二線城市，但一二線城市的戶口很難落戶口，最終使得大部分老齡外出勞動力不得不選擇葉落歸根。
我們不妨將上海和安徽人口變化的情況進行比較：2000-2010年，安徽的常住人口為負增長，上海則增長了40%；2010年至今，上海人口僅增長了4.9%，而安徽人口的增速也達到4%，尤其是2014年之後，安徽人口增速大大超過上海。這表明最近三年以來，人口流向已悄然改變，長期以來作為人口淨流入地區的上海，出現了人口淨流出現象。
與此同時，長期以來作為人口淨流出省份的安徽，則出現了人口流入現象。
除了安徽省，其他一些在2010年之前人口淨流出的省份，也明顯出現了人口淨流入的現象，如2007-2010年四川常住人口年均減少0.34%，2014-2015年則年均增長0.78%。當然，一個地區的人口增長除了遷入因素外，還應考慮人口的自然增長率。按照2015年的統計數據，人口自然增長超過30萬的省份分別是河北、安徽、福建、江西、山東、廣西、廣東和雲南，那麼，只要這些省的常住人口增加數量超過30萬人，就可視為人口淨流入。
中國東部沿海地區中，人口流入增速明顯減少的是江蘇省。2007-2015年，江蘇省人口淨流入規模逐年減少，2016年常住人口僅增加22萬人，這主要靠本省新生人口的貢獻，而來自外省市人口的流入非常少。此外，江蘇還是人口老齡化比較嚴重的省份，人口自然增長率不足千分之三。不過，廣東和浙江在經歷了2011-2013年常住人口增速減少之後，2014年以來人口增速再度加快。
若觀察直轄市和省會城市人口變化的情況，發現上海和北京的人口增速在2011年以後都出現了明顯下降，這主要是源於國家對超大城市人口流入進行嚴格限制，不僅採取苛刻的入戶政策，而且還通過整治民辦的農民工學校和整治群租房等手段來限制低端人口流入。
又如最近設立的雄安新區，作為北京的副中心，實際就是要分流北京的人口和產業，這對於北京高企的房價顯然有一定的打壓作用，同時對北京減輕交通及人口等壓力是有利的。從客觀上講，由於生活成本和經營成本的大幅上升，中低端製造業撤離超大城市是其人口增速放緩或負增長的重要原因。
而中部地區的省會城市如武漢、合肥等，其人口在經歷了2011-2013年增速大幅放緩之後，2014年以後增速再度加快，此外，杭州、廣州等省會城市的人口增速也非常快，與其經濟高增長有密切關係，因此，當前中國正在經歷以省會城市人口快速增長為主要特徵的大城市化過程。不過，也有少數省會城市的人口增速在不斷下降，如南京、西安及東北的省會城市，表明它們經濟活力略顯不足。
2011年，是中國經濟經歷了兩年四萬億強刺激後開始下行的第一年，伴隨著大宗商品價格的下跌與民間投資增速的不斷下滑，中國新增外出農民工數量也出現下降。時至今日（第一季度數據），外出農民工數量居然負增長，這是否意味著勞動力薪酬在不同區域間的差距縮小了，因為交通更加便捷了？除此之外，農民工老齡化現象和農業可轉移人口的減少也是外出農民工數量減少的原因。
有諮詢機構統計了2016年國內人才（大專以上學歷）的流向分布，發現杭州、長沙、武漢、深圳、上海和成都是人才流入量的前六大城市，中西部城市佔了一半。這說明高學歷者的流向也出現了分散化趨勢，不像過去那樣都集中在北上廣深地區。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