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7年4月26日讯】据说，最近上海房租开始下跌。无论这属于短暂下跌还是趋势性下跌，我们都不应忽视的事实是：这两年上海常住人口的数量几乎不增加了。2016年，上海常住人口仅增加了4.7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增加6万人，这意味着外来常住人口减少了1.3万人，上海的外来人口连续两年减少了。不仅是上海如此，北京也有类似情况。2016年，北京常住人口仅增加2.4万人，外来人口常住占比也在减少。那么，从全国范围来看，人口流向是否真的出现扭转了呢？如果是逆转，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人口流向已发生部分逆转
根据官方数据，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首次出现减少，流动人口数量从2014年的2.52亿降至2015年的2.47亿，减少了约500万人，2016年进一步减少200多万人，至2.45亿。
流动人口数量的减少，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户口迁移至居住地，另一种是户籍不变，人又回到了户籍所在地，即返乡。估计第一种情况较少，第二种情况较多，因为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比较严格，虽然流动人口大部分流向一二线城市，但一二线城市的户口很难落户口，最终使得大部分老龄外出劳动力不得不选择叶落归根。
我们不妨将上海和安徽人口变化的情况进行比较：2000-2010年，安徽的常住人口为负增长，上海则增长了40%；2010年至今，上海人口仅增长了4.9%，而安徽人口的增速也达到4%，尤其是2014年之后，安徽人口增速大大超过上海。这表明最近三年以来，人口流向已悄然改变，长期以来作为人口净流入地区的上海，出现了人口净流出现象。
与此同时，长期以来作为人口净流出省份的安徽，则出现了人口流入现象。
除了安徽省，其他一些在2010年之前人口净流出的省份，也明显出现了人口净流入的现象，如2007-2010年四川常住人口年均减少0.34%，2014-2015年则年均增长0.78%。当然，一个地区的人口增长除了迁入因素外，还应考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按照2015年的统计数据，人口自然增长超过30万的省份分别是河北、安徽、福建、江西、山东、广西、广东和云南，那么，只要这些省的常住人口增加数量超过30万人，就可视为人口净流入。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中，人口流入增速明显减少的是江苏省。2007-2015年，江苏省人口净流入规模逐年减少，2016年常住人口仅增加22万人，这主要靠本省新生人口的贡献，而来自外省市人口的流入非常少。此外，江苏还是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的省份，人口自然增长率不足千分之三。不过，广东和浙江在经历了2011-2013年常住人口增速减少之后，2014年以来人口增速再度加快。
若观察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人口变化的情况，发现上海和北京的人口增速在2011年以后都出现了明显下降，这主要是源于国家对超大城市人口流入进行严格限制，不仅采取苛刻的入户政策，而且还通过整治民办的农民工学校和整治群租房等手段来限制低端人口流入。
又如最近设立的雄安新区，作为北京的副中心，实际就是要分流北京的人口和产业，这对于北京高企的房价显然有一定的打压作用，同时对北京减轻交通及人口等压力是有利的。从客观上讲，由于生活成本和经营成本的大幅上升，中低端制造业撤离超大城市是其人口增速放缓或负增长的重要原因。
而中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如武汉、合肥等，其人口在经历了2011-2013年增速大幅放缓之后，2014年以后增速再度加快，此外，杭州、广州等省会城市的人口增速也非常快，与其经济高增长有密切关系，因此，当前中国正在经历以省会城市人口快速增长为主要特征的大城市化过程。不过，也有少数省会城市的人口增速在不断下降，如南京、西安及东北的省会城市，表明它们经济活力略显不足。
2011年，是中国经济经历了两年四万亿强刺激后开始下行的第一年，伴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与民间投资增速的不断下滑，中国新增外出农民工数量也出现下降。时至今日（第一季度数据），外出农民工数量居然负增长，这是否意味着劳动力薪酬在不同区域间的差距缩小了，因为交通更加便捷了？除此之外，农民工老龄化现象和农业可转移人口的减少也是外出农民工数量减少的原因。
有咨询机构统计了2016年国内人才（大专以上学历）的流向分布，发现杭州、长沙、武汉、深圳、上海和成都是人才流入量的前六大城市，中西部城市占了一半。这说明高学历者的流向也出现了分散化趋势，不像过去那样都集中在北上广深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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