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圖)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幾度出現過「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時代。這是中國歷史的輝煌，也是中國人文化的底蘊。同時，歷史的鏡子也照見給我們正反兩方面的實例。
大同與小康
《禮記･禮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孔子說：「大道實行的時代，和夏商週三代傑出君主在位的時代，我沒有趕得上，而內心深懷嚮往。大道實行的時代，天下是公共的，大家推選有道德有才能的人為領導，彼此之間講究信譽，相處和睦。所以人們不只把自己的親人當作親人，不只把自己的子女當作子女，使老年人都能安度晚年，壯年人都有工作可做，幼年人都能健康成長，矜寡孤獨和殘廢有病的人，都能得到社會的照顧。男子都有職業，女子都適時而嫁。對於財物，人們只是不願讓它白白地扔在地上，倒不一定非藏到自己家裡不可；對於氣力，人們生怕不是出在自己身上，倒不一定是為了自己。所以勾心鬥角的事沒有市場，明搶暗偷作亂害人的現象絕跡。所以，門戶只須從外面帶上而不須用門上鎖。這就叫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現在，大同社會的準則已經被破壞了，天下成為一家所有，人們各自親其雙親，各自愛其子女，財物生怕不歸自己所有，氣力則唯恐出於己身。天子、諸侯的寶座，時興父傳於子，兄傳於弟。內城外城加上護城河，這被當作防禦設施。把禮義作為根本大法，用來規範君臣關係，用來使父子關係親密，用來使兄弟和睦，用來使夫婦和諧，用來設立制度，用來確立田地和住宅，用來表彰有勇有智的人，用來把功勞寫到自己的賬本上。因此，勾心鬥角的事就隨之而生卜，兵戎相見的事也因此而起。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佼佼者。這六位君子，沒有一個不是把禮當作法寶，用禮來表彰正義，考察誠信，指明過錯，效法仁愛，講究禮讓，向百姓展示一切都是有規可循。如有不按禮辦事的，當官的要被撤職，民眾都把他看作禍害。這就是小康。」
禮因此就變得緊要了。《禮記･曲禮上》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
「貞觀之治」的社會
《資治通鑒》記載：上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皇上與群臣討論禁止盜賊。有人請求使用嚴酷的法律來制止。皇上微笑著說：「老百姓之所以去做盜賊，是由於賦稅太多，勞役、兵役太重，官吏們又貪得無厭，老百姓吃不飽，穿不暖，這是切身的問題，所以也就顧不得廉恥了。我們應當去掉奢侈，節省開支，減輕徭役，少收賦稅，選拔和任用廉潔的官吏，使老百姓穿的吃的都有富余，那麼，他們自然就不會去做盜賊了，何必要用嚴厲的刑法呢！」從這以後，過了幾年，天下太平，沒有人把別人掉在路上的東西拾了據為己有，大門可以不關，商人和旅客可以露宿。
貞觀王朝的強盛是中國的任何一個王朝都無法比擬的。貞觀年間，農民佔有一定土地，賦役負擔減輕，有了安定的生產和生活環境，大量荒地被開墾出來，社會經濟出現了繁榮景象。那時候，政治清明，經濟較快，國力加強。
貞觀王朝的社會秩序好得令人難以置信，全國判處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刑（sǐ）犯增至二百九十人。這一年的歲末，李世民准許他們回家辦理後事，明年秋天再回來就死（古時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個囚犯全部回還，無一逃亡。那時的中國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職，人民安居樂業，不公平的現象少之又少，國人心中沒有多少怨氣。豐衣足食的人不會為生存鋌而走險；心氣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極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據《舊唐書》記載，唐朝的時候，有一個做買賣的人途經武陽（今河北大名、館陶一帶），不小心把一件心愛的衣服丟了。他走了幾十里後才發覺，心中很著急，有人勸慰他說：「不要緊，我們武陽境內路不拾遺，你回去找找看，一定可以找得到。」那人聽了半信半疑，心裏想：這可能嗎？轉而又一想，找找也無妨。於是趕了回去，果然找到了他失去的衣服。
《貞觀政要》記載，貞觀年間「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斗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
意思是說，在貞觀年間官吏多數清廉嚴謹。王公、貴族、大戶皆不敢欺壓百姓。經商旅行看不見盜賊，監獄經常是空的。百姓豐衣足食，牛馬遍野，夜不閉戶，道不拾遺。特別難得的是，行旅之人自京師到嶺表，自山東到滄海，吃飯不用花錢，路途上可取。進入山東村落，地方人家還把陌生的行旅之人當作客人厚加招待，甚至贈送錢財物資。這是古今未有的事啊！
商鞅變法後的秦國
在天下分崩、群雄逐鹿的時代，秦靠法崛起於諸國之間。自秦孝公當政商鞅變法開始，秦的民風大為改觀。人們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在田間專心勞作，在戰場上奮勇殺敵。
但是，秦卻忽略了一個問題，法終究是要作用在人身上。再強大的國家，也經不起酷法的幾次折騰。烹飪最重要是「適度」，法最重要是公平。
商鞅變法伊始，就忽視了人對法的感受，變法之時，就有不少貴族認為商鞅的法律過於嚴苛，是在為秦積累禍患。但商鞅顯然沒有將這些指責放在心上，正所謂「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商鞅的酷法斷了他人的生路，總有一天，商鞅也會斷送在自己所制的法上。果然商鞅後來被五馬分屍。
據《史記》記載，商鞅在遭受禍患之前已經有所察覺，他試圖逃出秦國。在逃亡的過程中，商鞅曾想到一家旅店躲避，店主卻以「法律規定，沒有證件的人住店，店主要一同受罰」為由，拒絕了商鞅的請求。商鞅這才感嘆秦法的弊端，可為時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