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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五百年後仍有人看的書:《紅色新聞兵》(組圖)

2016-08-15 09:51 作者:方冰 桌面版 简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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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盛所著、出版的《紅色新聞兵》 (網路截圖)

【看中國2016年08月15日訊】50年前用相機記錄了文革的攝影師李振聲37年後在紐約出版了《紅色新聞兵》一書,隨後的十幾年裡,他的文革照片像出土文物般日益受到歷史研究者的重視,他本人也因用圖片為那段大歷史提供了見證而蜚聲全球。


李振盛接受美國之音專訪 (美國之音章真拍攝)

李振盛1963年畢業於長春電影學院, 在黑龍江日報任攝影記者記錄文革時他26歲,出版《紅色新聞兵》時他63歲。現年76歲的李振盛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披露了自己「大器晚成」的原因:他很早意識到一個攝影記者應該用相機記錄歷史;他踏上工作崗位的第一天就立志要進入一個更大的世界。

他說,當年他到報社後在第一篇日記裡就立下誓言:第一,絕不老死黑龍江,第二,不學英語照樣遊走世界。文革中他的這篇日記被抄成大字報批判,但「越批判我越記住了自己的誓言,二十年內要離開黑龍江,三十年要遊走世界」。他說,「原來鬼使神差的兩個誓言,後來因為天助神祐居然都做到了。」

誰是他的天?誰保佑了他?從他接受美國之音的專訪中讀者也許能找到答案。以下是專訪實錄:

問:今年是毛澤東發動文革50週年。現在你已經成為中國文革圖片的代表人物。能不能告訴我們,你是在什麼時間點上覺得要用相機來記錄文革的?想想那個年代,意識形態高於一切,相機又那麼稀有,你是怎麼想到做到這點的?

李振盛:文革開始時我是26歲的年輕攝影記者,拍照採訪是我的本職工作,但是我在文革開始時,人們在歡呼,包括我在內,我為什麼感到興奮呢?那時大學生畢業到機關工作帶有原罪性的帽子,就是所謂的「三門幹部」,從家門到校門,從校門到機關門,沒當過工農兵,沒鍛練過。這個帽子不重也不輕,反正有什麼事總讓你去鍛練。我參加過戶口普查、兩期四清,後來趕上文革,心想,這是摘掉「三門幹部」帽子的好機會。毛澤東說,文革的目的是反修訪修,文革的歌裡唱道「毛主席親手點燃的文革烈火把我們百煉成鋼」,我想,在文革中我肯定能摘掉「三門幹部」的帽子了。


李振盛拍攝槍斃反革命犯的照片 (美國之音章真拍攝)

文革十年拍了10萬張底片

但後來我發現文革批鬥革命老幹部,尤其批省委書記任仲夷,他跟新聞界混得特別好,但被批得很慘,我覺得不人道;又看到哈爾濱一個東林教的喇嘛臺被拆毀,還看到極樂寺的和尚被批鬥,我想宗教也是文化,這不是在促進文化大發展,而是在毀滅文化呢。所以,我從那時開始產生動搖了,從原來衷心擁護,後來就產生動搖,促使我去多記錄,尤其那些負面的東西,不見報的東西,我都把它記錄下來。久而久之,文革十年以後,按照報社發的膠卷數量來計算,拍了大約有10萬張底片。

問:那時你有沒感到這樣做很危險?

李振盛:有。當時報紙規定只能發正面的、歌頌的、擁護的場面,學毛著的場面的照片。凡是負面的,批鬥啊、遊街示眾啊、戴高帽啊、抹黑臉啊、抄家啊,一律不准見報。所以在我們攝影記者中有這樣一句話,說要拍有用的照片。所謂有用就是報紙能用。報紙不用的就叫沒用。那麼我就在拍有用的照片的前提下,拍了一些沒用的照片。

拍沒用的照片是很犯忌的。我經常被同事舉報,說他又拍了一些沒用的照片。因為我們拍的膠卷,底片放在烘乾箱裡,大家的底片都在那裡烘乾,一看,小李,你又浪費膠捲了,向總編室主任去報告。領導就找我談話,你怎麼總浪費公家的膠卷,拍沒有用的?所以拍負面照片真的是受到領導不斷地批評。我是表面接受,但是總是不改正。

正面、負面是在什麼情況下拍的呢?比方在一個大批鬥的大會場上,幾十萬人開大會,批鬥省委領導幹部。這個同時有正面和負面的。魔鬼臉、剃鬼頭那些就是負面的,其他攝影記者不拍的,為什麼不拍呢?沒用啊,肯定不發稿。我都把它拍了。

問:那你當時是怎麼想的呢?


李振盛展示任仲夷題詞「讓歷史告訴未來」 (美國之音章真拍攝)

攝影記者應該做歷史的記錄者

李振盛:我在大學讀書的時候,長春電影學院,有一位老師叫吳印咸,延安時毛澤東那些照片都是他拍的。後來他是北京電影學院的副院長兼攝影系主任。我們電影學院成立後請他來講課。他講的一句話對我印象很深。他說,攝影記者不僅僅是歷史的見證人,還應當是歷史的記錄者。這兩句話,見證人,人人可以做,只要從那個年代生活過來的人都算見證人。但你有記錄的資料嗎?我手裡有相機,相機最大的功能是記錄紀實,所以我就多拍了一些記錄。我做到了一個歷史的見證人,但又是一個歷史的記錄者。

記錄的方式很多,文字記錄,電臺的人去錄音,這也是記錄,還有美術編輯畫畫,但最好的是影像,那時沒有可能拍活動影像,那就是照相機,拍照片。所以當今就是一句話,說有圖有真相。這個有圖有真相的概念就是它可信。我的一生當中,吳印咸老師的教導影響了我的攝影生涯。

問:當時你想沒想到過若干年後這些沒有用的照片會非常有用?還是覺得先記錄下來了再說。

李振盛:記錄下來再說也是認識到將來會有用。不認為它有用,我就可能不那麼記錄了。我記錄地很刻意,也很完整。每一組照片,比如剃鬼頭,或者批鬥資本家,我都從頭到尾有一個連續的畫面,完整的記錄。


李振盛用「接片」方式拍攝的全景圖 (美國之音章真拍攝)

這個完整的記錄有的時候也很苦啊,比方說,我這個書裡拍過的那個興無滅資大會,就是興無產階級滅資產階級,把那些資本家的證券什麼東西都拿來燒。我看到兩個造反派押著一個女資本家,掛著牌子,讓她搬個椅子,以往都是擺好了,押上去,我就問今天怎麼需要自己搬椅子?哎,這個你還不知道? 資本家一向是飯來張口,衣來伸手,不勞而獲,這次要他們自食其力,搬椅子上臺,站在椅子上挨鬥,然後再搬著椅子下臺。他一說這話啟發了我,這是一個小題材,真是一個小題材。我就盯著這個人,搬椅子上臺我拍了,後來站在椅子上挨斗也很快拍了,但是搬著椅子下臺要等大會結束,三個小時以後,我們的同行通常在那個時候就說,早點拍完回去有稿發就行了,咱們喝酒去。我說,等等,我要拍資本家搬椅子下臺。我就苦苦地等,等到她下臺,拍到了,三張照片,搬上臺,批鬥,搬下臺。應該說我是在有意識地在做這種記錄。

文革後來發展到我的親屬家裡發生被迫自殺的現象,包括我太太的父親;後來又發展到我也被批鬥了。當革命張開了血盆大口要吃掉自己的兒女的時候,我還能擁護它嗎?我還能繼續歡呼嗎?所以,我記錄的軌跡就更加深了。有用是肯定的了,但是有什麼用不知道。但是相信將來會有用的。

問:談談你是怎麼到美國來的?是怎麼出這本書的?


李振盛拍攝槍斃反革命犯的照片 (美國之音章真拍攝)

經劉賓雁介紹獲哈佛邀請

我1996年到美國來的。之前1988年12月我收到哈佛大學訪問講學的邀請。第二年發生了六四事件,這事就放下了。到1996年哈佛大學又重提邀請。哈佛大學怎麼會知道我呢?是因為當時人民日報大記者劉賓雁在美國訪問講學,在哈佛講文革。哈佛的文革課要上三年,而中國的中學生一堂課就帶過了,一堂課講十年,還要講它的偉大成就,比方氫彈在文革中實驗成功,就是文革的偉大成就。那時允許見報的東西用一句話概括就叫到處鶯歌燕舞。

劉賓雁在1979、80年之間到哈爾濱採訪他後來寫的《人妖之間》,主人翁王守信是哈爾濱一家煤炭公司的經理,我和他一起採訪,他住在我們報社很簡陋的招待所裡。他知道我手頭有一些文革的照片。他本來講學結束要回國了,他就向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推薦了我,讓我講一講一個記者眼中的文革,用圖片。劉賓雁他拿不出圖片來,他就是自己的感受,理性的東西很多;我用圖片更直觀,就這樣邀請我了。

後來我到96年才成行。這個過程又很曲折。那時辦因私護照辦不了。我到北京市公安局邊境管理處去辦,處長跟我說——因為我所在中國人民警官大學是公安部辦的,算是同行——你這個得到部裡去辦因公護照,我說怎麼可能讓我去講文革呢?他也肯同情我,說,你多大年齡?我說50多了,工作多少年?我說35年了,他說,那行了,你要提前退休,你符合提前退休的標準,過50歲、工齡超過35年就能退休,退休後就可辦因私護照了,這樣我就提前退休了,本來我要2000年退休,我是1940年出生的。就這樣我就跨出了國門,來到了美國。

第一次來我一張底片沒敢帶。因為我不知道跨出國門是什麼個狀況。再來時就試著帶一點底片,還不敢放在行李箱裡,把底片放在太太手提小包的底下,上面都是婦女用品。一帶沒事,好了,往後口子越開越大,我就陸續帶,帶到這裡有三、四萬張底片,當時存在了法拉盛的亞細亞銀行的保險箱。亞細亞位於最低處,幾次下大雨,我恐怕淹了,就換到匯豐銀行的大保險櫃裡存著。

問:你的書是2003年出的?

要出一本500年後仍有人看的書

李振盛:2003年。這個書編了將近4年,編得我很痛苦。異國他鄉編一本書,(《紅色新聞兵》畫冊,2000年1月——2003年9月英文版)我原來想3、5個月足夠了吧。我還經常願意開玩笑,我編這個書一年不行,兩年也不行,三年還不行,編得我十分痛苦。這個編輯羅伯特·普雷吉是一個世界上也是個圖片的頭號編輯(Robert Pledge,Contact Press Image),很有名的一個編輯,做事十分認真。我在中國攝影界都知道李振盛是很認真的,我在這一看,我的天哪,我的認真和他一比啊,完全是小巫見大巫。把那底片三萬張,一次一次地看,看了5遍。第一次每個底片上,他看中的貼上一個紅點,過兩個月他說我再看一次,還得全部看,又貼個黃點,又過一段還要看一次,來來回回看了5遍,上去貼了3個點到5個點,有的一個底片上貼了三四個點,就是每次看這個都是可以的。有的就貼一個點或兩個點。他把這個底片在這個透寫台上一張張拿出來,放大鏡在那看,燈光透寫台上看,等於看了15萬次,三萬張看了五遍嘛。就這麼樣編,編得我十分地十分地痛苦。有翻譯,一個很有名的翻譯是聯合國中文處的姜戎參與了書的編輯工作,做翻譯,有時候我女兒做翻譯。

他深深地感到我的不耐煩了,他就有時候休息、喝咖啡,他就跟我說,咱們編這本書是編一本好書,你要耐住性子、不要著急,編這本書呢,是讓將來100年、200年以後還有人要讀的書。我心裏說,你別拿我開涮了,中國的編輯誰會編一本書想要100年200年以後,除非幾大名著。後來就這樣勸我,後來我也不信。後來英國費登(PHAIDON)出版公司的總裁到紐約,他在紐約有一層樓,就是費登出版社,後來跟我見面談這個書的時候,我說,羅伯特·普雷吉說,他在編一本100年、200年之後還有人看的書。那個總裁笑了,他說,錯了!他一說錯我很高興,普雷吉緊張起來了。他說話大喘氣,他說錯了,100年、200年有人看得書我們不出,我們出的書是300年、500年之後還有人在讀的。後來普雷吉蹦起來了,說我還少說了兩三百年呢。

問:你後來感到普雷吉說的有道理嗎?

文革也是個大歷史

李振盛:有道理。慢工出細活也好,因為他畢竟沒在中國經歷過文革,他當時把美國所有的關於文革和中國歷史的書都買來讀,比方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的書,我的書是史景遷做的序啊。後來我也想通了,因為編的是一段歷史,而且這個歷史又不是小歷史,也是一個大歷史。這個大歷史的概念就是,世界人民都關注這件事,中國人民更不用說了。現在國際上對這個書的評價很多,我也看不懂。就這樣出了這本書。

問:介紹一下2012年到英國參加倫敦巴比肯藝術中心舉辦的邀請展。

李振盛:英國的展覽是把70年代——有個叫法,世界上12位攝影大師邀請展,他們有的過世了,有的臥床不起了。普雷吉說,英國方面說,一定要去出席開幕式。能坐飛機到倫敦去出席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我,還有一個南非的大衛·戈德布拉特(David Goldblatt),號稱南非攝影之父。我在中國是很不受待見的,因為我搞這個不是主旋律的嘛。我們倆出席了開幕式,其他的都到不了了。

所以在那裡我展出的,除了我收藏的當年的個人資料、自拍的相冊都在玻璃櫃裡,牆上就是5米多長的接片,現在叫全景圖。當年我是學電影的,電影畫面的構圖,推拉搖移,這種活動性的、區別與靜態照片的那種構圖手段。我搞攝影時就想,怎麼就不能把搖鏡頭的手法用在,因為我用的是標準鏡頭,我有個同學在新華社,他們有一個140度的搖鏡頭,一按快門,鏡頭從這個角移到那個角,出來是個長膠片,我在省報沒有這個條件。當然他那個出來的效果也不好,太廣角了,透視效果沒有衝擊力,我用標準鏡頭我就想,搖鏡頭從這搖到那,那麼我就把它變成了一個、兩個、三個、四個,或者五個,五張底片,120的6X6厘米的底片,接起來,接好了以後就是一個很大的照片,一個場面,很有視覺衝擊力。

中國人最瞧不起中國人

我的經紀人普雷吉看了介紹很震撼,他說我不知道世界上有沒有人像你這樣拍。他經常被邀請到中國參加影展,他說,你在世界上你的名氣比我響,為什麼中國不邀請你呢?我說把你的臉換給我,那我在中國大地上就平趟了。因為中國人就是這樣,國際攝影節已經邀請幾個國際的藍眼睛大鼻子卷毛頭的人來,我這個中國面孔邀請,你是,就是你有這個位子人家也不大認你啊。請個中國人幹嘛呀?我不明白,我說你假裝不明白,為什麼請你,就是因為你是個洋人。我哪怕不是個中國人,韓國人,或者是日本人,新加坡人,也是一個大師,國際大師,但在中國,大家最······中國人最瞧不起的就是中國人。

所以後來我這個接片、全景圖被證明中國和我這一代人沒有拍的。我的同班同學按說也是電影學院攝影系畢業的吧,他們還問我,老師講這個課了嗎?老師沒有講過拍接片,我說,是沒說過,這就得用上那句話:「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問:你曾說為了保留底片把它藏起來,是什麼時候?怎麼回事?

李振盛:那是文革的前三年,66年開始文革,67年、68年。現在國際上對文革到底是哪幾年有不同說法,一種是三年說,所謂三年說就是66、67、68。我的負面底片就是那三年拍的。後來再要找那種場面也沒有了。我在這裡說說我在文革的一點經歷。我當年採訪最大的問題是群眾集會時,只要有人拿起相機拍照,任何一個紅衛兵就會上來說,你是幹什麼的?我說是省報的,記者證,糟糕了。當時黨組織除了黨中央是紅色,其他各省省委都叫黑省委啊,全是黑的,17年的黑線嘛。黑龍江本身就帶黑字,你是黑省委派來的黑探子,拍我們的照片準備秋後算賬。這說明一個很深刻的問題。文革前已經搞了歷次運動了,都是鼓勵大鳴大放也好,說心裏話,但最後就算賬,所以群眾都害怕這個秋後算賬。

後來我看到會場上只要帶著紅袖標的,不管是那個組織的,都可以順利拍照。一看到你帶著紅袖箍,那些人就認為你是一個戰壕的戰友,沒人問你。我就苦惱了,我沒有袖標。我們報社編輯部成立一個紅色造反總隊。我所在的組5個人,組長副組長都加入。我們申請都不吸收。尤其我,他們認為是保守的,不可靠。

當過造反派也挨過批鬥

總編室的副主任,總給我派活,老記者都不願意去,報紙也不發稿,那時也取消了報紙的署名,本報記者攝,這樣那些老記者們就說,小李啊,你接受黨的考驗,多干吧。我那時渴望入黨啊。所以我說,遠主任,你袖標借給我用用吧。那不行。開始我偷偷借了一個工廠赤衛隊的袖標。後來我想,申請成立組織又不需要報批誰啊,我說這樣咱們成立一個組織吧,拿起收發室的登記表,寫了一個成立公告。串聯了根紅苗正的7個人,6男1女,女的後來就是我太太。叫紅色青年戰鬥隊。我開篇兩句話,革命不要誰批准,革命的路靠自己走。還引起了群眾的強烈反響。當時正趕上一月大奪權,哈軍工奪權,毛說真理常常在少數人手裡,我們人少得不能再少了。我們就成了支左支持的一派,成立新生的革委會,我還進了革委會,要我當革委會副主任。後來我一想不行,我不能幹這活,幹這個活我就沒法照相了。我推薦了別人干。後來我選擇當常委,主管辦公室,為什麼?因為有兩個秘書,他倆盯著,我就可以出去照相了。

現在有些人攻擊我,在網上罵我,說他是個造反派,造反派頭頭,當了常委。我本來可以當副主任的,是我推掉的。他們說,什麼人能拍這個照片呢?造反派才能拍。純粹胡說,那時只要有相機就可以拍照,誰都可以拍照,帶上袖標更可以拍照,記者反而不行。我說我是造反派,我說我當過造反派的頭兒,就是成立個七人組織嘛。反正只要你事情做大了,你做成了,一定是招來這樣那樣的罵聲。罵就罵吧。

問:為什麼要把底片藏起來呢?

李振盛:到了1968年在報社的派性鬥爭中我這派失勢了。就是報社有些支左的學生他們都都想留在報社,常委會討論時我主張可以留,但要專業相對對口,這樣對立派常委策動學生,說我反對紅衛兵小將、攻擊省革委會、攻擊三紅:紅衛兵小將、紅色新曙光等,我挨了批判了。我感到不妙,我將要被打倒了。68年春潘復生革委會主任掀起了反右傾運動,我們大禍臨頭了。原來每次我每次都把負面底片裝在底片袋了,正面的還掛著,放在我抽屜的隔層、暗層裡。這時我就把負面底片從辦公室和我愛人下班後裝包裡帶回去。從68年10月開始,對我的批判大字報貼滿報社,把我的日記都炒出來,包括我說的絕不老死黑龍江,不學英語照樣遊走世界,說我是比魯迅筆下的狂人日記還要狂。

地板下藏底片躲過抄家

我住在老毛子(指俄國人)建的平房,底下的夾空很高,地板是很厚的松木,上面又鋪薄薄的硬木,在一個角上鋸開一個洞,想往哪兒放呢?抄家是無處藏無處躲的,我預料會被抄家的。

鋸了一個書本大的口。要現在鋸的話用電鑽,那時沒有啊。你不用電鑽,就給你個鋸,你從哪兒入口啊?真的很費勁。慢慢磨蹭磨蹭,鋸了一個多禮拜,就這麼大個口。另外我想不能直的鋸,得斜的鋸,為什麼?直的鋸,板往上一放,掉下去了,斜的鋸就可以放上去。

我太太,那時叫愛人,不能叫太太,她就在窗口,一樓嘛,不是樓,是平房,一個15平米的房子,她就在窗戶那看著,一有人走過,我們去公共廁所要路過我們窗戶,馬上停止,因為有聲音。我當時鋸的時候就說了,渣滓洞那些想監獄裡的人想出來的時候,就鋸那個鐵窗子,就是用那個鐵杵磨成針的精神來做,鋸了一個多禮拜,鋸開個口。到10月份的時候吧,就把大約有2萬張負面底片,現在那個鳳凰衛視前兩年做我的節目時說10萬張底片埋藏在地板下面,40年後一朝曝光轟動世界,那10萬張多大地方,其實就是那麼一部分底片,不是照片,底片不佔地方嘛,後來這麼包起來。

除了這個以外,還把一些抄家犯忌的東西,也放裡頭了,比方說我是集郵愛好者,收藏郵票的專題是文化藝術類的,其中作家、詩人、畫家、名畫、音樂家,有那個大郵票,西班牙著名畫家戈雅,他畫那個《裸體的馬哈》,三張挺大個兒的郵票,也放在裡面了。還有我媽給我的兩塊銀元,一個是小腦袋蔣介石,一個是大腦袋袁世凱,那時抄家也是不得了的,蔣介石頭像你還留著,所以就把這些東西包起來,那時沒有塑料布,用的是我兒子的黃尿布,油布吧。

12月26日我真的被拉到大會批鬥。那天是毛75歲生日,那天晚上我被批鬥了6個多小時,達到第二天凌晨了,批的時候說,首先是公布,得定個罪名,我父親黨員,我哥哥烈士,歷史反革命都定不上的,給我弄一個新生資產階級分子。資產階級?咱不是。是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就像我搞四清時,把那老實巴交的農民最後定為漏劃地主。地主是土改是劃地主的嘛,為什麼?他漏劃了。漏劃富農,還有的漏劃右派,就給你加上莫須有的罪名。

到了哪個程度呢?在批鬥會上講,他不是不想老死黑龍江嗎?黑龍江這裡有3200萬人民,祖祖輩輩在這裡繁衍生息,你為什麼不能老死黑龍江?如果他讓我說話的話,我就會說為什麼為什麼,不讓說話,低著頭。再一個說,他說不學英語遊走世界,就是想投敵叛國啊。那時的標準語言,和國外有聯繫都是企圖投敵叛國。後來說,給你20年,廣大革命群眾,咱們看他能不能離開黑龍江,給他30年看他能不能投敵叛國。如果沒有批鬥會上給我限定日期,20年、30年,我說我一定要,咱不用唱英特納雄耐爾,也一定要實現。後來我還真的經過自我奮鬥、秘密奮鬥,不做聲不做響地,19年多,19年頭上,我調到北京了,當時叫國際政治學院,後來改成中國人民警官大學新聞系教書。我終於不用老死黑龍江。

30年後,也真的我到了美國來了,96年嘛,我這兩個誓言都兌現了。在哈佛大學做兩次,第二次做影展演講的時候,那個中心的主任宴請我,我的經紀人普雷吉在場,他說,你千萬別學英語,我說怎麼了,我學是我的權利啊,他說,你學了英語,一個吉尼斯記錄就消失了。

好人李明達37年守口如瓶

那麼埋底片的事情就是這樣。埋底片的事情,國際上尤其澳大利亞有一個人,都質問我啊,說這是你們夫妻倆知道的事,無以為憑,就說李振盛在編故事,編吸引眼球的故事。其實我有一個見證人,唯一的一位見證人,就是香港公共電視臺要跟著我到黑龍江去採訪這個人。

當時68年底我們挨斗、抄家,那時箱子櫃子全打開了,我那個板子的洞口壓上了一頭沉(三屜櫃子)。抄家時抄走了很多東西,我的郵票啊,12月26日凌晨,押著我坐吉普車,都是要搞突然襲擊的,打你一個措手不及,其實我早有預謀,已經堅壁清野了。後來到我家抄了很多東西,但是那個地方沒有抄,也沒想到會埋在地板底下。

1969年,把我們夫妻倆被打入另冊,要下放,發配到57干校。中國第一個五七干校是黑龍江慶安縣的柳河五七干校,毛澤東批示的。我去五七干校前,這真是很沒人性的方式,我孩子一歲,68年10月生,69年還不到一歲就送到山東老家讓奶奶帶看,都還沒斷奶呢。我們倆下五七干校,知道就是扎根農村幹革命一輩子了了。我當時一想,我的底片怎麼辦呢?我們倆就犯愁了,想托付給誰?這得托付一個絕對可靠的人哪。

我們在文革前參加了四清運動,接觸了一個比我年齡大八九歲的一個人,他叫李明達,後來把他請到家,我說明達大哥啊,我搬開了一頭沉,起開了那個洞蓋拿起來,給他看了那個包,他說,這是什麼?我說這都是給文革抹黑的一些底片。他說,抹黑的你留著幹啥?我說,大哥,這個有用。他說,有什麼用?那時文革還沒有被否定。我說,一定有用,但有什麼用我說不清楚。他說什麼意思?我說,到五七干校經常發生工傷事故,傷亡啊,我說,如果我們倆萬一發生生命意外,請你記住這個角落有著一包底片,拜託你拿回去放著。他就說不會的,不會的,我說,不,這得做好萬一,他感到我很凝重,像劉備託孤托付給給他了,後來他說,好吧,你放心。這個人真是很厚道的一個人。

文革後他升任黑龍江日報機關黨委書記了,這件事他仍然守口如瓶37年,在那個年月,什麼狀況啊?甚至在廁所蹲著聽到隔壁有人說了什麼了趕快去報告,立功表現嘛。一直到10年前NHK到哈爾濱去拍記錄片時,製作了一個半小時的記錄片《文化大革命——40年後的證言》,他才當著鏡頭說出了這個事來。所以有媒體說好人李明達,保持了高貴的沉默。我說做人就要做這樣的人哪。我在我的文章裡博客裡都感謝了好人李明達。我希望你們把這個事說出來。

文革中妻子舉報丈夫「大義滅親」

那個年月,巴不得,還有大義滅親的。我給你講個大義滅親的故事。我當革委會常委兼辦公室主任時,我們報社的一個老編輯,他們夫妻倆都是資深編輯。一個女編輯拿著報紙來找到辦公室,說振盛同志啊,這是,打開報紙給我看,報社的廢報紙嘛,上面印有毛主席的像,有一灘小孩拉的糞便,這是她丈夫用報紙接了小孩子的大便,因為那個時候我們住的公共走廊、筒子樓,廁所很遠的,小孩尿尿啊,或大便啊,就用報紙包一包,當垃圾扔了,家家都這樣,你看,明明有毛主席像,他讓我女兒在上面大便,往往都是,我問他丈夫了,來不及選擇報紙,快便了,只好拿一張報紙鋪下了。

我跟她說,我知道了,其實家家都這麼做的。有的家都把小孩子屁股都被報紙的油墨給淹了。我說,行了,我知道了,就這樣吧。她說,不對啊,我來舉報,你怎麼這個態度呢?我說,你讓他怎麼辦呢?我說,要我怎麼表態呢?我說家家都有這事啊,家家都這麼做不都成反革命了嗎? 她出了我辦公室後去找軍代表了,一把手,軍代表都是抓階級鬥爭的高手啊。好,小孩的糞弄在毛主席的像上,那時的報紙沒有毛像的很少啊。後來就定成反革命,就為這事被判了18年,反革命啊,侮辱毛主席啊。我當時說,他這個事做得不對,哪一天我狠狠地批評你丈夫,她說不行。妻子告丈夫,這是我親歷的事情啊。所以在這種狀態下,好人李明達,對我的事情我托付他做到了守口如瓶37年,也是人性的光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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