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反右鬥爭前奏曲《草木篇》事件
五，兩個「反黨小集團」的真相
由於封疆大吏李井泉書記「治省有方，安邦有策」，在他領導下的四川「反右鬥爭」取得了輝煌偉大的勝利，不但揪出十餘萬個「右派份子」，還揪出了不少「反黨集團」和「反革命集團」，其較為有名的是「重慶張文倫反黨集團」、「四川省文藝界七人反黨集團」（又稱「七君子集團」）、「四川省文藝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四川省農學院反革命集團」、「四川成都二師反革命集團」等等，僅這五個「集團」被定為「右派」和「反革命」的人數，竟高達15000多人（材料省委擋案）。這裡僅將與我有關係的「七人反黨集團」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團」作一個反思與回顧。
回憶是痛苦的，帶血的回憶更為痛苦。在1957年反右鬥爭中，單位多次叫我交待「七君子反黨集團」和有無「裴多芬俱樂部」一事，我一直矢口否認，大叫寃枉。但後來在開除我公職送勞動教養的處分決定中，卻有這一條「罪惡。」四川人民出版社編輯楊干庭先生曾告我：「曉楓，你知道不，你是欽定的右派？石天河、流沙河、丘原、茜子、瑤攀、儲一天和你被稱為‘七君子集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點了名的，省文聯黨委有紅頭文件。」我不僅當時不知，就是在後來「改正」歸來時也不知，一直認為是共產黨的捏造，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想當然。不過在我1980年回到報社去省文聯《星星》詩刋看望流沙河先生時，他當著他妻子何潔的面卻說了句：「曉楓，我對不起你」。當時我有點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直到今年（2006年）5月我去江津師專看望石天河先生，才知道事情的原委。說來也許不會有人相信，四十九年後的今天，我才第一次和「小集團」領軍人物面對面地坐在一起評說歷史，閒話滄桑，笑言那段荒唐的歲月。石天河兄在塵封的故紙堆中找出流沙河先生當年寫的那份「我的交待」時，看後方如夢初醒。現摘抄部分如下：
去年，我在北京時就和石天河勾結上了。我最先給他去信，謾罵反教條主義的批評家，說他們昨天還是教條主義者，今天搖身一變，要「投機「了，明天也許他們又會去「吻某公先生的腳」。石天河的回信中，發泄了他對文聯領導上的怨恨，說他「真想搽皮鞋去」。並說，「很長時間內沒有注意到你」現在「喜歡你」了，還說了一些吹捧我的話。也就是這時候，儲一天和石天河也取得了「諒解」，勾結上了。以後，儲一天來北京時，主動向我「認錯」，全盤推翻了團組織一兩年來對我的批評。他和我也取得了「諒解」，勾結上了。一個反黨的三角同盟就這樣形成了。我們有共同的目的：在反教條主義的旗幟下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我們從右派的立場去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為今後大有可為，可以明目張膽地反黨了。於是，我寫了用算舊帳的方法推翻以往對我的小說的批評的文章。回成都的途中，又寫了《草木篇》的初稿。石天河和儲一天也寫了一些文章。為了進一步拉攏我，石天河還寫了一篇捧我的文章。在這個階段，我們的反黨活動主要還限於寫文章方面。
我回來後，和石天河的關係更密切了，常在一起冷嘲熱諷「教條主義」，抹殺成績，儲一天則喊著要長出角來碰「官僚主義」。我和儲一天往來較少。他有事總向石天河「請教」。我也如是。這就形成了石天河作為三角同盟首腦的地位。我和石天河常常交流某些道聽途說的情況，如「肅反擴大化了」「知識份子對黨產生了離心力」之類。我們對時局的估計是「黨在蛻化」「早晚要鬧出一場事來」。
波匈事件發生後，我們想著：「看我國的黨怎麼辦吧。」期待黨退卻，開放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我們對國外國內的修正主義思潮有著狂熱的興趣。偶有所見所聞。則奔走相告。我們認為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出現了「危機」，只有修正主義才是救星。我把一些保密的消息，如群眾的「不滿」之類，告訴了石天河。石天河則告訴我「某某詩人被逼跳水」「某某詩人不是胡風分子」之類，還說他自己在肅反時就被便衣公安人員釘梢。我們認為黨報上刊登的光明面是假的，只有這一些陰暗面才是今天整個社會的「真實」。為了明瞭陰暗面，石天河和儲一天偷聽「美國之音」。遙攀也偷聽過，因為有一次他痛心地告訴我：「布達佩斯還在殺人（指暴亂分子），又殺了一個二十一歲的少女！」幾天以後，報上果然出現了一條可以印證此事的消息。我們三人，除了在下面散播反黨言論，還多次地在時事座談會上公開散播反黨言論。其中以我最猖獗。我對向我徵詢意見的同志說：我知道你們要拿去匯報。現在我不說。我要在會上全盤吐出來，便於你們匯報！」還自鳴得意地向別人說：「在文聯團內，只有我一個人沒有寫過入黨申請書！」在會上，我詆毀斯大林，咒罵拉科西和格羅，把蘇聯的外交政策一概斥之為「大國沙文主義」，並捧鐵托為「當代英雄」，還宣稱：「我就不知道還有什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我用愛倫堡的小說「解凍」中的陰暗面的描寫作為「事實」，用來攻擊蘇聯的制度。我公開說：「官僚主義產生於無產階級專政制度本身，不是作風問題。」當時，沙汀為了幫助我，找我談了兩次波匈事件問題，我都碰回去了。石天河和儲一天在會上和我一唱一和。每次時事座談會上，只聽見我們三人在吼叫，鬧得烏煙瘴氣。石天河說：「我要是在匈牙利，也會拿起槍來干！」還說：「匈牙利的作家（暴亂分子）值不得。拉科（西——編者）統治時，他們受迫害，為了反對拉科西。他們也落得了一個反革命的名。這是悲劇！」我們三人中，石天河長於製造修正主義論點，供應給我和儲一天，作為打衝鋒之用。我還在團小組會上脫衣大罵：「你們用行政壓力配合思想改造。結果是一些老實人被壓服了，而像我這樣的人，卻給你們壓反了！」「回想幾年來的思想改造，好像做了一場惡夢。現在我才醒了！」「你們改造我，越改越壞！」「哪個敢用行政壓力，老子就反他！」我們三人抓住個人崇拜問題，發了許多謬論。石天河說：「社會主義國家的終身領袖制不好，容易產生個人崇拜。」我說：「美國沒有個人崇拜，因為總統四年選一次，要崇拜也崇拜不起來。」儲一天則熱心閱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從中間找空子鑽，常向石天河請教。他用抬高列寧的手法來譭謗斯大林。為了掌握修正主義的武器，石天河多次要我「學習理論」。我們有共同的手法：借波匈事件之名，行攻擊中國共產黨之實，借反教條主義之名，行反馬克思主義之實。我們在多次座談會上向黨進攻，得到了文聯內部其他右派份子的響應，使三角同盟向小集團的方向發展。首先，我的反黨言論使陳謙和丘原信任我了。一個夜晚，陳謙來找我。我向他「認錯」，說肅反時我看守他呵責他原是出於不得不如此，要他諒解。他果然諒解了。他愛人原先恨我，見面不理睬，現在卻笑嘻嘻地了。通過陳謙，我和自從肅反後就斷絕了交談的丘原也往來了。這一條線；石天河——我——陳謙——丘原，就形成了。又由於我和曉楓早就熟識，而曉楓那時又和丘陳二人纏得很緊，於是這一條線又串上了曉楓。這中間，我起了最惡劣的聯繫作用，因為石天河和丘陳曉三人是一貫極少往來的。另一條線：石天河——儲一天——陳謙——遙攀，主要在「草地」活動。最初的小集團就是這樣：以石天河為首腦，以我和儲一天為核心，共有七個成員的。
小集團形成後，從三方面向黨作了攻擊：①奪取「星星」；②擾亂「草地」；③在創作會議上興風作浪。
早在創作會議召開前，我就準備鬧一場。我最先提出在大會上以個人身份分問題發言，用意是限定領導上只能作一個大報告，而分問題的發言則不受任何拘束，以便自由地散播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為此，我準備詩歌問題的發言。這個發言攻擊了工農兵方向，擺出了胡風文藝思想中的「題材無差別論」和唯心主義的「靈感論」。石天河誇耀這個發言是「一次暴動」。我並煸動黃丹作一個「算舊帳」的文藝批評問題的發言。在會議中，我，儲一天，曉楓，丘原，鬧得最凶。由於邪氣上升，我的發言沒有受到應有的批判，散播敢毒草。儲一天和曉楓等人抓住李侖（文聯專職創作員）的小說問題攻擊了宣傳部。我們利用了「自由討論」「思想解放」等口號來反對黨對文藝的領導。當時，石天河說他不善於和這些辯論，所以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但他卻利用這次機會和自貢市的一些人勾結，並和我商量怎樣攻擊李累的大報告。他是準備寫文章的。同時，他向我和別人放出空氣，說李累故意不叫他參加會議，因為怕他到會上來反「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
小集團是以李累作為攻擊對象的。這個策略出自石天河之手。早在三角同盟形成前，他就恨李累了。他說：「李累在肅反時存心害死他。要不是還有個李友欣，我的性命都完了！」去年冬天，石天河又藉著捧我的文章沒有發表一事，反咬李累，並挑起我對李累的怨恨。石天河向我列舉了李累的許多「罪狀」：「包庇文辛（《草地》文藝月刊執行編輯）」「喜歡別人捧承」承排斥李友欣「「不學無術」術搞宗派主義義之類。這些譭謗和我自己對李累的不滿一拍即合。因此，我也向石天河譭謗李累對我是「一打一拉」「一頓棍子一塊糖」。我向石天河表示忠誠：「他們無論如何也把我拉不過去的！」石天河為了攻擊李累，還採用了討好常主任和分化李友欣的手法，並將此點傳授給我。儲一天攻擊李累，則和白航的唆使有關係（儲一天向我說過他從白航那裡知道李累很「陰險」）。至於丘原和陳謙，早就是不滿李累的，因為過去受的批評。
小集團以石天河為首腦。首先是因為他有「學問」，有反黨經驗，為眾所不及。但他也有「缺陷」：一是歷史問題，二是脾氣凶猛，使得某些右派份子不敢和他直接深交。我則內通儲一天，外通曉楓，下通丘原和陳謙。
小集團以開闢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文學圈子為目的。我們策畫過辦同人刊物「笑」，奪取了「星星」，擾亂了「草地」。我們要使文聯變質。還在去年，石天河就向我透露過「改組」文聯的綱領：①大大小小的領導人都由文藝界「自由選舉」（他說這樣李累就要下臺）；②取消人事科；③向外「大開門」。這個反黨綱領並不是完整地提出的，而是開談之間簡短地提出的。我是完全支持的。至於丘原和陳謙，他們早就厭倦了機關生活（丘原計畫過到新南門外修房子脫離文聯）。丘原說：「什麼都是假的。我只崇拜自由！」他和陳謙都勸我搬出文聯。曉楓也有過「回鄉下搞創作」的打算，並和我商量可否。石天河的主張和他們的想法是一致的。
流沙河先生的檢查交待使「七人反黨小集團」成了鐵定不改的事實，成了共產黨重拳出擊處理我們的依據。除流沙河先生一人留機關監督勞動享受幹部的待遇外，我們六個人，一個比一個慘，一個比一個酷：儲一天被判處死緩囚於大竹監獄，1982年才獲平反；石天河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長期關押在雷馬坪農場，1979年才得到昭雪；丘原被開除公職後關押於成都寧夏街市大監用竹筷戳破股動脈自殺而死；瑤攀開除公職送回老家管制，後死於獄中；茜子先後被判處20年徒刑關押於成都勞改隊和石棉礦山，1980年平反回到單位；我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因不認罪反改造被判刑整整20年，受盡酷刑和折磨，1980年「平反」和「改正」，回歸報社。
除了「七人反黨小集團」外，還有「四川省文藝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團」。他們是自貢市文聯主席張宇高、詩人李加建、王志傑，川大的學生華劍、成都二師學生徐航、四川印刷廠工人瀋鎮、樂山市磷肥廠宣傳幹事萬家駿、星星詩刊主編白航、編輯白堤、四川人民出版社編輯楊干廷、紅領巾雜誌社編輯羅有年，還有我連名字都不知道的李遠弟、孫遐齡、張望、許君權、李明雋、楊光裕等，再加我們七人。這些人都是當時在四川文壇剛露頭角的文學精英，只因為對《草木篇》批判持不同的聲音，就成了萬劫不復的罪人，埋葬了一生。就這麼一組不足400字的散文詩，毛澤東竟用了一萬多條年輕、美麗、瀟灑、活潑的生命去陪葬。歷史啊，你該怎麼評說？
不過最有趣的是，當時一些在報刊上寫文章批判我們的「極積分子」後來也被劃成「右派」送到四川省勞改局（415）筑路支隊一起「勞教」。其中一位省文化局南下幹部叫高潮的先生，在一篇題為《右派份子群相》的小詩中（見1957年8月3日《成都日報》）是這樣寫的：「《流沙河》：提起老九少，金堂人人恨！玷辱文壇！還妄想翻雲覆雨。借草木而抒情，句句不忘本。翻開農民賬簙一看：是個階級敵人。」；「《曉楓》：專門招搖撞騙，毫無文人良心；偷，拿，嚇，詐，手藝精──是個流氓出身。青年作家自命，記者招牌蒙人；三個短篇現原形，原來別有用心！」在雲南鹽津黃桷槽修筑內昆鉄路時，竟住在一起，我山上他山下。真叫「梁山弟兄不打不相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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