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反右斗争前奏曲《草木篇》事件
五，两个“反党小集团”的真相
由于封疆大吏李井泉书记“治省有方，安邦有策”，在他领导下的四川“反右斗争”取得了辉煌伟大的胜利，不但揪出十余万个“右派分子”，还揪出了不少“反党集团”和“反革命集团”，其较为有名的是“重庆张文伦反党集团”、“四川省文艺界七人反党集团”（又称“七君子集团”）、“四川省文艺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四川省农学院反革命集团”、“四川成都二师反革命集团”等等，仅这五个“集团”被定为“右派”和“反革命”的人数，竟高达15000多人（材料省委挡案）。这里仅将与我有关系的“七人反党集团”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团”作一个反思与回顾。
回忆是痛苦的，带血的回忆更为痛苦。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单位多次叫我交待“七君子反党集团”和有无“裴多芬俱乐部”一事，我一直矢口否认，大叫寃枉。但后来在开除我公职送劳动教养的处分决定中，却有这一条“罪恶。”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杨干庭先生曾告我：“晓枫，你知道不，你是钦定的右派？石天河、流沙河、丘原、茜子、瑶攀、储一天和你被称为‘七君子集团’，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点了名的，省文联党委有红头文件。”我不仅当时不知，就是在后来“改正”归来时也不知，一直认为是共产党的捏造，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想当然。不过在我1980年回到报社去省文联《星星》诗刋看望流沙河先生时，他当着他妻子何洁的面却说了句：“晓枫，我对不起你”。当时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到今年（2006年）5月我去江津师专看望石天河先生，才知道事情的原委。说来也许不会有人相信，四十九年后的今天，我才第一次和“小集团”领军人物面对面地坐在一起评说历史，闲话沧桑，笑言那段荒唐的岁月。石天河兄在尘封的故纸堆中找出流沙河先生当年写的那份“我的交待”时，看后方如梦初醒。现摘抄部分如下：
去年，我在北京时就和石天河勾结上了。我最先给他去信，谩骂反教条主义的批评家，说他们昨天还是教条主义者，今天摇身一变，要“投机“了，明天也许他们又会去“吻某公先生的脚”。石天河的回信中，发泄了他对文联领导上的怨恨，说他“真想搽皮鞋去”。并说，“很长时间内没有注意到你”现在“喜欢你”了，还说了一些吹捧我的话。也就是这时候，储一天和石天河也取得了“谅解”，勾结上了。以后，储一天来北京时，主动向我“认错”，全盘推翻了团组织一两年来对我的批评。他和我也取得了“谅解”，勾结上了。一个反党的三角同盟就这样形成了。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在反教条主义的旗帜下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们从右派的立场去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为今后大有可为，可以明目张胆地反党了。于是，我写了用算旧帐的方法推翻以往对我的小说的批评的文章。回成都的途中，又写了《草木篇》的初稿。石天河和储一天也写了一些文章。为了进一步拉拢我，石天河还写了一篇捧我的文章。在这个阶段，我们的反党活动主要还限于写文章方面。
我回来后，和石天河的关系更密切了，常在一起冷嘲热讽“教条主义”，抹杀成绩，储一天则喊着要长出角来碰“官僚主义”。我和储一天往来较少。他有事总向石天河“请教”。我也如是。这就形成了石天河作为三角同盟首脑的地位。我和石天河常常交流某些道听途说的情况，如“肃反扩大化了”“知识分子对党产生了离心力”之类。我们对时局的估计是“党在蜕化”“早晚要闹出一场事来”。
波匈事件发生后，我们想着：“看我国的党怎么办吧。”期待党退却，开放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我们对国外国内的修正主义思潮有着狂热的兴趣。偶有所见所闻。则奔走相告。我们认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危机”，只有修正主义才是救星。我把一些保密的消息，如群众的“不满”之类，告诉了石天河。石天河则告诉我“某某诗人被逼跳水”“某某诗人不是胡风分子”之类，还说他自己在肃反时就被便衣公安人员钉梢。我们认为党报上刊登的光明面是假的，只有这一些阴暗面才是今天整个社会的“真实”。为了明了阴暗面，石天河和储一天偷听“美国之音”。遥攀也偷听过，因为有一次他痛心地告诉我：“布达佩斯还在杀人（指暴乱分子），又杀了一个二十一岁的少女！”几天以后，报上果然出现了一条可以印证此事的消息。我们三人，除了在下面散播反党言论，还多次地在时事座谈会上公开散播反党言论。其中以我最猖獗。我对向我征询意见的同志说：我知道你们要拿去汇报。现在我不说。我要在会上全盘吐出来，便于你们汇报！”还自鸣得意地向别人说：“在文联团内，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在会上，我诋毁斯大林，咒骂拉科西和格罗，把苏联的外交政策一概斥之为“大国沙文主义”，并捧铁托为“当代英雄”，还宣称：“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用爱伦堡的小说“解冻”中的阴暗面的描写作为“事实”，用来攻击苏联的制度。我公开说：“官僚主义产生于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本身，不是作风问题。”当时，沙汀为了帮助我，找我谈了两次波匈事件问题，我都碰回去了。石天河和储一天在会上和我一唱一和。每次时事座谈会上，只听见我们三人在吼叫，闹得乌烟瘴气。石天河说：“我要是在匈牙利，也会拿起枪来干！”还说：“匈牙利的作家（暴乱分子）值不得。拉科（西——编者）统治时，他们受迫害，为了反对拉科西。他们也落得了一个反革命的名。这是悲剧！”我们三人中，石天河长于制造修正主义论点，供应给我和储一天，作为打冲锋之用。我还在团小组会上脱衣大骂：“你们用行政压力配合思想改造。结果是一些老实人被压服了，而象我这样的人，却给你们压反了！”“回想几年来的思想改造，好象做了一场恶梦。现在我才醒了！”“你们改造我，越改越坏！”“哪个敢用行政压力，老子就反他！”我们三人抓住个人崇拜问题，发了许多谬论。石天河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终身领袖制不好，容易产生个人崇拜。”我说：“美国没有个人崇拜，因为总统四年选一次，要崇拜也崇拜不起来。”储一天则热心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中间找空子钻，常向石天河请教。他用抬高列宁的手法来毁谤斯大林。为了掌握修正主义的武器，石天河多次要我“学习理论”。我们有共同的手法：借波匈事件之名，行攻击中国共产党之实，借反教条主义之名，行反马克思主义之实。我们在多次座谈会上向党进攻，得到了文联内部其他右派分子的响应，使三角同盟向小集团的方向发展。首先，我的反党言论使陈谦和丘原信任我了。一个夜晚，陈谦来找我。我向他“认错”，说肃反时我看守他呵责他原是出于不得不如此，要他谅解。他果然谅解了。他爱人原先恨我，见面不理睬，现在却笑嘻嘻地了。通过陈谦，我和自从肃反后就断绝了交谈的丘原也往来了。这一条线；石天河——我——陈谦——丘原，就形成了。又由于我和晓枫早就熟识，而晓枫那时又和丘陈二人缠得很紧，于是这一条线又串上了晓枫。这中间，我起了最恶劣的联系作用，因为石天河和丘陈晓三人是一贯极少往来的。另一条线：石天河——储一天——陈谦——遥攀，主要在“草地”活动。最初的小集团就是这样：以石天河为首脑，以我和储一天为核心，共有七个成员的。
小集团形成后，从三方面向党作了攻击：①夺取“星星”；②扰乱“草地”；③在创作会议上兴风作浪。
早在创作会议召开前，我就准备闹一场。我最先提出在大会上以个人身份分问题发言，用意是限定领导上只能作一个大报告，而分问题的发言则不受任何拘束，以便自由地散播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为此，我准备诗歌问题的发言。这个发言攻击了工农兵方向，摆出了胡风文艺思想中的“题材无差别论”和唯心主义的“灵感论”。石天河夸耀这个发言是“一次暴动”。我并煸动黄丹作一个“算旧帐”的文艺批评问题的发言。在会议中，我，储一天，晓枫，丘原，闹得最凶。由于邪气上升，我的发言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散播敢毒草。储一天和晓枫等人抓住李仑（文联专职创作员）的小说问题攻击了宣传部。我们利用了“自由讨论”“思想解放”等口号来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当时，石天河说他不善于和这些辩论，所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他却利用这次机会和自贡市的一些人勾结，并和我商量怎样攻击李累的大报告。他是准备写文章的。同时，他向我和别人放出空气，说李累故意不叫他参加会议，因为怕他到会上来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小集团是以李累作为攻击对象的。这个策略出自石天河之手。早在三角同盟形成前，他就恨李累了。他说：“李累在肃反时存心害死他。要不是还有个李友欣，我的性命都完了！”去年冬天，石天河又借着捧我的文章没有发表一事，反咬李累，并挑起我对李累的怨恨。石天河向我列举了李累的许多“罪状”：“包庇文辛（《草地》文艺月刊执行编辑）”“喜欢别人捧承”承排斥李友欣““不学无术”术搞宗派主义义之类。这些毁谤和我自己对李累的不满一拍即合。因此，我也向石天河毁谤李累对我是“一打一拉”“一顿棍子一块糖”。我向石天河表示忠诚：“他们无论如何也把我拉不过去的！”石天河为了攻击李累，还采用了讨好常主任和分化李友欣的手法，并将此点传授给我。储一天攻击李累，则和白航的唆使有关系（储一天向我说过他从白航那里知道李累很“阴险”）。至于丘原和陈谦，早就是不满李累的，因为过去受的批评。
小集团以石天河为首脑。首先是因为他有“学问”，有反党经验，为众所不及。但他也有“缺陷”：一是历史问题，二是脾气凶猛，使得某些右派分子不敢和他直接深交。我则内通储一天，外通晓枫，下通丘原和陈谦。
小集团以开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文学圈子为目的。我们策画过办同人刊物“笑”，夺取了“星星”，扰乱了“草地”。我们要使文联变质。还在去年，石天河就向我透露过“改组”文联的纲领：①大大小小的领导人都由文艺界“自由选举”（他说这样李累就要下台）；②取消人事科；③向外“大开门”。这个反党纲领并不是完整地提出的，而是开谈之间简短地提出的。我是完全支持的。至于丘原和陈谦，他们早就厌倦了机关生活（丘原计划过到新南门外修房子脱离文联）。丘原说：“什么都是假的。我只崇拜自由！”他和陈谦都劝我搬出文联。晓枫也有过“回乡下搞创作”的打算，并和我商量可否。石天河的主张和他们的想法是一致的。
流沙河先生的检查交待使“七人反党小集团”成了铁定不改的事实，成了共产党重拳出击处理我们的依据。除流沙河先生一人留机关监督劳动享受干部的待遇外，我们六个人，一个比一个惨，一个比一个酷：储一天被判处死缓囚于大竹监狱，1982年才获平反；石天河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长期关押在雷马坪农场，1979年才得到昭雪；丘原被开除公职后关押于成都宁夏街市大监用竹筷戳破股动脉自杀而死；瑶攀开除公职送回老家管制，后死于狱中；茜子先后被判处20年徒刑关押于成都劳改队和石棉矿山，1980年平反回到单位；我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因不认罪反改造被判刑整整20年，受尽酷刑和折磨，1980年“平反”和“改正”，回归报社。
除了“七人反党小集团”外，还有“四川省文艺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团”。他们是自贡市文联主席张宇高、诗人李加建、王志杰，川大的学生华剑、成都二师学生徐航、四川印刷厂工人沈镇、乐山市磷肥厂宣传干事万家骏、星星诗刊主编白航、编辑白堤、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杨干廷、红领巾杂志社编辑罗有年，还有我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李远弟、孙遐龄、张望、许君权、李明隽、杨光裕等，再加我们七人。这些人都是当时在四川文坛刚露头角的文学精英，只因为对《草木篇》批判持不同的声音，就成了万劫不复的罪人，埋葬了一生。就这么一组不足400字的散文诗，毛泽东竟用了一万多条年轻、美丽、潇洒、活泼的生命去陪葬。历史啊，你该怎么评说？
不过最有趣的是，当时一些在报刊上写文章批判我们的“极积分子”后来也被划成“右派”送到四川省劳改局（415）筑路支队一起“劳教”。其中一位省文化局南下干部叫高潮的先生，在一篇题为《右派分子群相》的小诗中（见1957年8月3日《成都日报》）是这样写的：“《流沙河》：提起老九少，金堂人人恨！玷辱文坛！还妄想翻云覆雨。借草木而抒情，句句不忘本。翻开农民账簙一看：是个阶级敌人。”；“《晓枫》：专门招摇撞骗，毫无文人良心；偷，拿，吓，诈，手艺精──是个流氓出身。青年作家自命，记者招牌蒙人；三个短篇现原形，原来别有用心！”在云南盐津黄桷槽修筑内昆鉄路时，竟住在一起，我山上他山下。真叫“梁山弟兄不打不相识”啊！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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