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0月31日訊】廣州《新快報》記者陳永洲遭湖南警察跨省追捕,短短數日,峰迴路轉。先是被視為一起「記者因輿論監督遭受司法迫害」的冤案,受到其報社及眾多媒體人士的聲援;然而,陳永洲很快在央視當眾認罪,給公開聲援的人士一記響亮的耳光。由於他在央視供述收受了50萬元他人錢財進而寫作揭露報導,陳和其所供職的報紙由全國聲援的對象,迅即變成了全民討伐的目標。
在討伐中,經常可以聽到一個侮辱性的詞彙,即將記者污化為「妓者」。這個詞固然難聽,但其實命中問題的實質。作為一種核心的自由,新聞自由在中國遭遇金錢與權力的雙重羞辱。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記者收「黑錢」。即將到來的11月8日,是中國的記者節。五年以前,即2008年的記者節,中國新聞界是在「封口費」的恥辱中度過的。在哪一個國度,你會看到山西的一場礦難發生之後,真假記者爭先恐後趕到——不是為了採訪報導,而是去領取煤礦發放的「封口費」?在哪一個國度,你會聽到挺身而出曝光此奇觀的記者在網上不斷更換「馬甲」,向同行發問一個新聞業的ABC問題:「是抵擋不住利誘,違背良心去排隊領取‘封口費’,還是繼續深入調查取證,冒著生命危險將真相大白於天下?」在哪一個國度,記者比傳說中十惡不赦的煤老闆還黑,以至於被煤老闆奉送這樣的稱號:「端著新聞飯碗的丐幫」和「吃新聞飯的乞丐」?
就在山西這個地面上,2002年的繁峙縣金礦特大礦難中,就曾有11名新聞記者收受當地有關負責人及非法礦主賄送的現金、金元寶。他們不去現場,先去縣委、縣政府,因為那裡才是他們心目中真正的「金礦」。曾經讀過一篇為第一個記者節而作的紀念文章,題為《我們記者》,其中有一句:「‘新聞記者’,是金子鑄就的字眼。」反諷得真好。新聞記者,是「金元寶」鑄就的字眼。
但公平地說,新聞記者中固然有「害群之馬」(請原諒我用這個濫詞),其惡跡又怎抵「奧革阿斯馬圈」(篡改一下希臘神話,原為牛圈)?繁峙礦難中出事的山西一些報紙的記者,2007年在山西大同被打死的蘭成長,後來所供職的報社都否認他們是正式記者。的確,他們不是新聞教科書上定義的「記者」,他們是廣告員、發行員、採編員,「一肩挑多職」的報社「能人」。誰逼得「馬」們除了會跑以外,還得會跳、會撈?當然是「馬圈」——那些不良的媒體。
還有令「封口費」相形見絀的事情。當年央視曝光了讓人詬病的百度競價排名,很多人就開始推測百度會拿出多少錢消災。果不其然,百度首席財務官李昕後來確認:百度後一季度「市場營銷支出」猛增,費用高達4000萬,「營銷相關支出的絕大部分」給了央視。如果企業競相以這樣的大手筆給媒體付「買路錢」,中國媒體的公信力大廈很快就會千瘡百孔。
用錢收買的封口固然觸目驚心,用權干預的封口更加驚心動魄。主流媒體的真記者因為深怕踩「紅線」、觸「地雷」而不作為,這才給了假記者大行其道的空間。中國新聞之軟骨症,中國新聞人之無尊嚴,這方面的故事太多了,僅舉一例:中央新聞單位知名記者在南昌調查某職業技術學院欺詐考生,回京後製作節目,播出當天,受騙學生們再也壓抑不住憤怒,群起質問學校。同類事件在河南和湖南也爆發了。於是節目反而成了肇事者,停止重播,開會檢查。而在很多地方,封口費已然蔓延到了封眼費、封耳費和封手費……
然則,最大的恥辱乃在於,新聞界的很大一部分人已經喪失了恥辱感,這不僅僅是新聞界的恥辱,更是整個中國社會的恥辱。在今天的商業社會裏,哪有錢買不通的事情?官員是可以賄賂的,記者是可以收買的,新聞媒體是可以通過公關搞定的。清人顧亭林說:「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然而四者之中,恥為尤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又說:「故士大夫之無恥,謂之國恥。」我們的新聞傳統中,這種士大夫情懷尚且存在,例如,新記《大公報》有著名的「四不」主義——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現在,新聞記者卻毫無廉恥地「賣」了。新聞界的無恥不是國恥又是什麼?
劉震雲的小說《我叫劉躍進》中,有個警察叫老邢。「天天抓壞人,壞人就在自己身邊呀。只抓與自己毫不相干的人,不抓自己認識的壞人,讓老邢心裏又有些鬱悶。怎麼老抓生人呀,該抓熟人呀;怎麼老抓被抓的人呀,該抓抓人的人呀。可左右打量,這種情況,並不是一處兩處;這種局面,也不是一天兩天形成的,一個人兩個人形成的;天下不是一個壞人,天下烏鴉一般黑;而為了一般黑去抓烏鴉,或者為了這幫烏鴉去抓另一幫烏鴉,老邢懷疑自己工作的意義。但天下如此之大,老邢又扭轉不了;想不通,白想不通。」
太多的記者跟警察老邢一樣,想不通,白想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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