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走向危機(圖)

經濟發展失速

根據官方媒體事先張揚的樂觀預期，2013年第一季應該迎來一幅經濟快速增長的靚麗畫面。從2012年下半年以來，政府啟動經濟維穩，發改委批復超過萬億的投資項目，2012年年底以來，數據表明出口開始反彈，而從微觀層面看，2011年以來的庫存週期調整已經結束，企業產能開始擴張，反應工業企業景氣先行數據的PMI持續上升，再加上所謂的政府換屆效應，2013年第一季度GDP超過8%應該沒有問題。

現實讓人跌破眼鏡。官方公布2013年第一季度GDP增長率是7.7%，全國公共財政收入增長6.9%，比去年同期回落7.8個百分點。表面看來，這個增長數據比全球大多數主要經濟體都要高很多，不過考慮到中國特色的統計風格，7.5%以下的增長速度就基本可以被認為是蕭條期了，即使在經濟危機相當嚴重的2008和2009年，官方統計的GDP增長率分別是9.6%和9.1%。 2012年下半年以來的政府投資項目，再結合2013年以來社會融資擴張---根據央行發布的《2013年4月社會融資規模統計數據報告》顯示，截止2013年5月10日，1-4月社會融資規模為7.91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多3.06萬億元，這些措施並沒有帶來預期的經濟增幅，中國經濟體到底怎麼了？

當然，預警的聲音一直存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環境和資源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曾經在2011年一次廣為流傳的演講中，斷言2013年中國經濟將全面進入危機。而一向對中國政府通過泡沫化來刺激經濟增長持強烈批評立場的謝國忠，也在文章中斷言房地產泡沫即將破裂，中國經濟將在2013和2014年之間走向危機。

更值得關注的是國際知名評級機構惠譽和穆迪最近的態度。2013年4月9日，惠譽把中國本幣信用評級從AA調整為A+，對中國前景展望調整為負面；而4月16日，穆迪雖然維持了對中國本幣長期信用評級，但是把前景展望從正面調低為穩定，兩個國際機構作出調整的理由大同小異，都是基於中國巨額地方政府負債和不透明的影子銀行所包含的金融風險。

這些現象背後是中國經濟發展動力的急劇衰退。

增長動力衰退

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以來，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思維指導下，中國經濟三十多年來持續增長，甚至出現了所謂中國模式的說法。簡單的說，中國模式就是在保持政治壟斷的同時，推動經濟自由化，帶動經濟發展，表面看來，中國模式是一個成功的故事。中國經濟增長總量已經達到世界第二，人均GDP超過6000多美元，幾億人因此脫離貧困。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使得中國領導人經常宣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並有了所謂制度自信，理論自信和道路自信的底氣。不過,驚人的成功完全可能以驚人的失敗收場，目前中國經濟所處的嚴峻當口，使得任何警示都不是危言聳聽。

從宏觀層面來，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出口，投資和消費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通過壓低土地，勞動力和環境等要素成本，中國出口長期以來一枝獨秀，成為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引擎。 而由於次貸危機，歐美私人和居民部門的債務槓桿下降，導致消費收縮，全球經濟再平衡還在進行中，美國和歐洲不再是中國巨大產能的吸收地，而2013年，美國經濟增長依舊疲軟，失業率沒有明顯改善，而歐洲經濟結構性問題在短時間內幾乎不可能得到解決，2013年經濟增速可能最好的情況是零增長。所有這些意味著中國出口商將不得不面臨一個更長的外部需求疲軟週期，在可以預見的未來3-5年，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可持續。

公共投資是當局祭出的應對2008年經濟危機的主要招式，以四萬億為標誌--實際上高達十萬億的投資規模，形成了大規模的基礎設施過剩，形成了大規模的爛尾樓和爛尾工程，導致了巨大的腐敗。 為了給地方政府項目進行融資，中共先是指令銀行進行放貸，而後又指令銀行予以貸款展期或者借新還舊，從2012年開始，則通過債券市場，以政府信用為擔保，為數量眾多的地方融資平臺發債提供便利，當債券市場使用到達極致後，又通過所謂的信託，金融租賃等等融資工具， 直到以政府名義，以高回報方式向社會直接募資，通過金融創新的名義，把壞賬和風險滲透到金融各個領域。中國影子銀行的規模及風險是讓惠譽和穆迪調整對中國長期信用的主要因素。在這種風險籠罩下，通過貨幣投放，依靠政府投資來刺激經濟發展的模式也已經走到了盡頭。

消費作為中國經濟的驅動力，長期以來萎靡不振，這其中的意涵十分複雜。 簡單的說，這是所謂中國模式必然的後果。中共當局維持政治壟斷，意味著公民權利沒有得到普遍化的尊重，公民缺乏社會博弈的能力和制度保障，在收入分配上就有嚴重的內在不公平機制，廣大普通民眾沒有充分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比如高房價某種意義上就是地方政府和開發商的合謀，成為維繫地方財政的重要支柱，但對廣泛的中產階級而言，就是一種隱性稅收。在教育，醫療，社保等方面的制度安排，都使得普通民眾沒有充分的安全感，高儲蓄率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個特徵，居民消費長期不振，2012年消費佔GDP的比例已經萎縮到40%， 這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是最低的。中共高層也意識到這個結構性問題，因此多次呼籲經濟發展模式轉型. 不過消費驅動的經濟發展模式，本質上是公民權利普遍化過程，沒有相應的政治體制和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以消費驅動的經濟發展模式，基本是可望不可求的。

HW十年遺產

上述中國模式內在病症積聚多年，HW十年政策帶來的遺產則是觸發經濟敗像的現實因素。

在所謂民生和公平等觀念主導下，HW十年實質上告別了鄧小平92南巡後的經濟自由化道路，這些年，HW政府在改革議題上無所作為，默許國進民退，放任國有企業既得利益集團坐大，在2008年以後以對抗經濟危機為名，大力參與和干預經濟發展，這些措施雖然暫時刺激了經濟增長，但是這種飲鴆止渴的增長方式，其惡果源遠流長，為前任政府干預政策埋單成為當下政府的一個重要挑戰。

其中一個典型領域就是地方政府負債。為了落實所謂的積極財政政策，地方政府踴躍的設立了各種各樣的政府平臺公司，在高峰時期，全國成立了超過1萬家平臺公司，在市政，基礎設施，房地產開發等等領域開始全面的國進民退過程。這些平臺公司，利用政府信用，向銀行系統借貸或者在公開市場上發行債券，發行理財產品，通過信託機制融資，成為這些年社會融資的主體。

從政策後果來看，政府控制的眾多企業的形成和入市，從一開始就形成了對市場的某種替代，是對資源配置的某種扭曲，必然導致整體經濟效率的損失。天量的資金投入下去的產生究竟如何？現在已經很難有全貌評估，不過既然當初的投資方向，大抵是鐵公雞，高鐵大概是最為顯眼的一個成就，地方政府的高樓大廈，很多新開發的鬼城，都是這個狂飆突進時代的作品。

根據惠譽發布的研究報告，截止到2012年底，地方政府顯性的負債總額已經達到15萬億，這還不包括大量無法精確統計的或有債務。

根據銀監的一個內部分析數據，這個階段投放的貸款，可能有25%左右是無法償還的。而歷史經驗表明，真正的壞賬率往往會更高。幾十萬億的地方政府負債，是當前金融體系最大的風險。

國企角色之爭

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最近在博鰲論壇上說：「過去10年，國有企業越來越強大，政府干預越來越多，這是很大的問題，如果政府不逆轉國企主導的經濟，中國將無法繼續增長。」

但人民日報近期連續發四篇文章，力挺國有企業，說國企已經完成蛻變 創造讓國人無比自豪成就，國企從嗆水兒變成了弄潮兒，而新任國資委主任蔣潔敏4月11日提出，「堅定不移地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理直氣壯地發展壯大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要理直氣壯的發展國有經濟。

通過多年的經濟實踐，國有企業這種產權不明，激勵和責任不兼容的經濟組織形式，其效率低下，不符合市場規律的特徵，已經成為常識。但是官方輿論和官僚藉助意識形態話語，不斷力挺國企，典型的表明依附於國企背後的權貴集團們能量依然強勁。

從整個經濟結構來看，在戰略和國家安全等名義掩蓋下，國企不斷靠權力壟斷市場，榨取資源，扭曲價格，是中國經濟走向敗壞的內因。國企就像殭屍型企業，吞噬了巨大的環境資源，金融，土地資源，其效果只是豢養了一批權貴勢力。

官僚體系畸變

中國經濟發展的衰敗，還深刻的體現在官僚體系的畸變中。在一個正常社會環境下，官僚體制是專業化的科層制的公共服務人員，本身沒有獨立的利益。而在中國體制下，政治階層必須嚴重依靠官僚集團貫徹和執行政治意圖，同時由於權威遞減，政治德行敗壞，官僚集團開始失控，使得官僚集團成為既得利益者，可以利用他們的優勢地位，從公共服務中攫取不當的利益，這些年越演越烈的腐敗就是例證。

另一方面，官僚體系的規模越來越龐大。根據有關統計，這些年來財政供養人口已經達到5700萬。根據財政部國庫司編寫的《2009年地方財政統計資料》，總數接近5400萬的財政供養人口中，在職人員3815.24萬人，離休退休人員1391.35萬人，還有其他人員185.98萬人。中國的財政供養比約為1：23.5，行政成本和管理費用高昂，超出了國民所能承受的範圍。反映在財政支出結構上，很多地方政府的財政變成吃飯財政，目的就是用來養這批日益龐大的官僚。

官僚體系對經濟發展更大的危害是他們的觀念嚴重滯後，行為僵化，成為拖累經濟發展的嚴重短板。以人口政策為例，經過幾十年的計畫生育政策，勞動年齡人口總量下降，人口撫養比上升，使得中國經濟過去賴以快速增長的人口紅利窗口加快關閉。官方輿論也基本認同了這些說法，因此呼籲廢止計畫生育的聲音在合流，但是作為維護官僚階層重要利益，全國計生系統的官僚和公務員隊伍成為重要的博弈一方，如果廢除了計生政策，那樣幾十萬官僚系統成員必將無處可去，因此他們成為廢除計畫生育政策重要的阻力。

在政績發展壓力下，地方官僚信奉的法則是「敢於舉債，善於優債」，「要發展的秘訣在於敢於負債，通過負債來給本來沒有經濟效益的項目進行融資。 對於官僚們來說，通過打造政績工程，實現政治升遷，至於債務的歸還和項目的後果，那是後任的煩惱。在以GDP發展為主要政績考核的機制塑造下，中國龐大的官僚體系都已經被磨合成一個巨大的GDP發展機器。

正如華東政法大學教授童之偉在其文章裡提到的， 政績往往驅動地方領導人不停折騰，為GDP增長速度和工程項目完成數不斷拆了建、建了拆，拆了再建。陞官晉級主導型公共工程建設形式多樣，花樣翻新。為了獲得陞官晉級機會，手握大權的地方大員不惜浪費大量經濟資源和建設經費，不惜破壞環境、犧牲可持續發展條件的情況，層出不窮。

龐大的官僚機器的這種行為模式，使得任何自上而下的政策執行都會扭曲，溫家寶當年試圖推動的支持民營經濟36條政策無疾而終，因為這和這個官僚體制的秉性完全衝突，任何試圖給民間讓渡空間，降低官僚體系對經濟體的政策，都會被消解。李克強試圖推動的新型城鎮化也將被官僚體系變成新型的投資躍進。

這種以局部利益為出發點，進而裹挾公共政策的官僚體系成為當下很多公共政策出臺的邏輯，而政治家缺乏合法性來約束官僚體制，官僚體制畸形生長，成為繼國企之外另外一股吞噬中國經濟發展成果的結構性力量，也是中國模式必然走向塌陷的內在原因。

創富動能失落

企業家對市場的敏感，對風險的承擔，和對資源的組織配置是經濟發展的微觀驅動力，中國經濟的發展，客觀上是個體自由逐步提升，各種創業家，財富英雄登場，演繹了一個個失敗或者成功的故事，不過由於政治的僵化，由於體制的束縛，由於國家財政的汲取，國民並沒有隨著經濟的發展而享受更多的自由和權利，民間創富的動能被抑制，

企業家精神開始衰弱。

施正榮的故事是企業家精神衰變的一個典型樣本。作為光伏行業的先驅，無錫尚德最早登錄美國資本市場，施正榮也一度成為中國首富， 但是，在地方政府的強勢干預下，本來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和企業家逐漸變成配角，而由於光伏行業整體上產能過剩，而無錫尚德擴展過快，因此承擔了巨大的市場損失，目前無錫尚德已經破產，而施正榮也成為一個悲劇人物。

在高稅負，缺乏安全感等環境下，很多卓有成效的企業家都紛紛移民或者退休，近期正當壯年的馬雲和史玉柱紛紛退休，也從一個側面表明企業家精神嚴重失落。

不過有中國社會觀察家認為，經濟危機不一定是壞事，當各種壓力積聚到一定程度時，一些艱難的政治舉措，比如土地私有化，放開政治競爭等等，對官僚集團的約束，才可能成為中國社會的必然選項。在這個意義上，傳統意義的「中國模式」的衰敗及變化， 未嘗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