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季度GDP增長7.7%,對此頻率最高的評價是「低於市場普遍預期」,並由此認為:數據低迷,宏觀經濟形勢不容樂觀。
我對這種想當然的結論一直不敢認同。切不說7.7%的增長是否歸於「低迷」之列,基本的邏輯是:但凡市場預期與實際數據出現偏差時,最起碼有兩種情況:要麼預期太樂觀或者不靠譜,要麼經濟形勢真的不盡人意。
但近年來,對於中國的宏觀數據,一旦出現低於8%的增長,一概歸入低迷的行列,悲觀情緒立即甚囂塵上。緊接著,就會堂而皇之的要求松貨幣以及其他的刺激政策。
我不知道預測成績並不算出色的中國「經濟學家」們為什麼對自己的預測那麼的自信,而且,又根據什麼判斷,一季度7.7%的數據就不好,只有到了他們「普遍預期」的8%以上才叫「正常」。
這種邏輯儘管很戲劇和匪夷所思,但其卻頗有市場,有時候對政策的影響還很大。因此,很有必要來談談,究竟是「7.7%」的增長不正常,還是市場的「普遍預期」不正常。
有點宏觀經濟常識的人都知道,判斷宏觀經濟的總體走勢,絕對不能孤立的看GDP增長這一指標,經濟學的技術和統計學的發展為宏觀經濟提供了足夠多的指標,全面運用這些指標,對宏觀經濟的體溫加以綜合的度量並加以判斷,這是研判經濟走勢的基本邏輯和方法論。
7.7%的增長真的是所謂的「低迷」嗎?事實是,儘管2.9%的發電量的確和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等指標存在矛盾和衝突,而統計局的新聞發言人對此的每次解釋也並不能服眾。但絕大多數的關鍵指標卻能相互印證:
第一,三駕馬車,除了社會消費品總額同比名義增長12.4%,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2.4個百分點外,固定資產投資和進出口的總體數據都不錯。固定資產投資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20.7%,增速與上年同期持平;一季度進出口增長13.4%,遠高於去年全年6.2%的增長,除了對歐盟和日本的出口同比下降外,對美國和東盟的出口增長依然在兩位數以上,而作為外貿晴雨表的廣交會的人氣也明顯高於去年。
第二,3月份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為50.9%,連續6個月位於臨界點以上。特別是生產指數為52.7%,比上月上升1.5個百分點,為10個月以來的最高點,表明製造業企業生產活動較為活躍,生產增速加快;新訂單指數為52.3%,比上月上升2.2個百分點,連續6個月位於臨界點以上;生產經營活動預期指數為65.5%,比上月上升0.9個百分點,表明製造業企業對未來3個月內生產經營活動預期持樂觀態度。
第三,一季度規模以上的工業增加值增速為9.5%,,並不算一個太壞的數字;第四,特別重要的是,如果宏觀經濟真的「低迷」,就業形勢應該很嚴峻,但一季度城鎮新增就業超過300萬人,就業沒有出現大的波動。
當然,並不是說所有的數據都讓人興奮,和近兩年來存在的問題一樣,在全球經濟充滿各種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中國經濟總體弱復甦的態勢並沒有改變,一些指標也反應了中國經濟結構性的困境:
比如,PPI依然沒有由負轉正,說明經濟總體復甦的態勢並不是很明朗;3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8.9%,比1-2月份回落1個百分點,製造業的基礎並不穩固;因為「國五條」的效應,1季度房地產銷售出現暴漲,引發了對未來調控加碼的擔憂;1季度全國財政收入增長6.9%,中央財政收入又現負增長,未來能否堅持結構性減稅,令人狐疑。
但這些問題,並不全是1季度新出現的,也不能據此就認為經濟增長「疲弱」。
筆者認為,對於7.7%的增長,之所以引發悲觀的情緒,原因不外乎三:
一是相當一部分人具有強烈的根深蒂固的「保八」思維和情結,只要經濟增速低於8%,他們就會認為宏觀經濟跌破「榮枯線」。
事實上,在歷經30多年的高增長之後,中國經濟受資源、環境等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潛在增長率的下降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
對於中國經濟而言,未來10年如果能夠保持7%左右的增長,已經非常了不起。正因為此,新一屆政府一再強調更關注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收入分配。但對一個習慣了飆車的人而言,一下子坐在正常行駛的車裡,還真有點不習慣。
第二,近年來,對於中國經濟的判斷,利益代言人頗多,特別是投行,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習慣於從看空的角度解讀數據,並影響政策,這是近年來多次事例證明的。
第三,耐人尋味的是,社會消費品總額一季度回落2.4個百分點,有些人將之歸結為打擊公款消費所致,比如,某機構首席經濟學家就認為:「一季度GDP數據明顯低於預期,主要受製造業、消費和出口的影響,其中對公款消費的管理是影響GDP數據最主要的原因。」不知道這種觀點的目的是要求中央要保護公款消費還是別的。
最後,作為新一屆政府的開局之年,很多地方政府借城鎮化等概念濃墨重彩鋪攤子,但作為主要融資途徑的房地產因「國五條」而走勢險惡,之後,作為宏觀經濟的蹺蹺板,一旦宏觀經濟低迷,對房地產的調控都會實質性的放鬆。
基於以上種種,我們看到,對7.7%的看空大合唱在數據出臺之後就喧囂登場。這的確考驗高層的決心和勇氣,面對7.7%的數據,是堅持年初制定的方針和目標,堅持結構調整,還是又回到「刺激」的老路,保一時的增長。這一命題在價值觀判斷上很簡單,但在政策的選擇上卻要承受極大的壓力。
筆者倒是認為,不管如何,7.7%的數字本身並沒有糟糕到又必須調整政策的時候,如果管理層追求「有質量的增長」,那就應該接受這個數字,併進行觀察,而不是跟著唱空者的指揮棒翩翩起舞。
對於立志於轉變發展方式的中國而言,有無信心的關鍵絕不在於表面上的漂亮,而是紮紮實實的推進各項改革議程。
房地產的再次逆政策暴漲,收入分配改革的遲緩,政府職能轉變的期待與現實的落差,都一再挑戰外界對未來的信心。這是必須引起管理層重視的重大輿情。是該放棄激素的麻痺,而回歸正確選擇的時候了。我們不能說這是最後的機會,但的確已經沒有太多的機會揮霍和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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