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國大陸人心大亂的今天，「幸福在哪裡？」的問題令人茫然失措，緊盯紅塵利益，心靈在奮鬥中焦慮，信奉「人是獸類」的邪念，「你死我活」地爭鬥不休，互相營造「他人即地獄」的陷阱。宋朝以來，中國道家為我、保真的「田園之樂」，墨家兼愛、非攻的「幸福觀」遺失，儒家「培育聖人」的教育目標落空。歐洲卻以理性超越了為家人活著的念想，公民法制對應公共利益。幸福在哪裡？在於中國人心靈升華認清中共的本質。
幸福在哪裡？被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這本書觸動心靈之後，白岩松提出這個問題。
梁漱溟在書中提出人類三大問題：第一步解決人和物的問題（不普遍貧窮），第二步解決人和人之間的問題（不大規模征戰），第三步解決人和自己內心之間的問題。白岩松由此想到1980年代這30餘年的改革，溫飽、小康後，以前企望麵包的幸福感消失了，代之的是中共喊「和諧」的口號，而和諧口號面對的是「整個人群」的抱怨、焦慮和不安：人心大亂。
白岩松說的這個「整個人群」不包括臺灣、香港和澳門，特指人民幣流通的中國大陸。幸福在哪裡？這個問題，是白岩松代表我們提出來的。其實我們並不需要代表。
我們所以被代表，是因為從父輩、祖輩起，幾代人被中共剝奪了自由思想、說話和歌唱的權利，久而久之大都喪失了自由的想、說、唱的能力。我們被共產黨引領著戰天鬥地整人，心靈充滿恐懼和敵意，害怕中共製造的災禍降臨到自己身上，看周圍的人（無論貧窮和富裕、無論壞人和好人）都視為自己的敵人予以仇視、憎恨、妒忌，失去了信神、道、佛而仰望天空以沉思、懺悔、祈禱的謙卑，雙眼緊盯世間：眼前具體和現實的票子、房子、車子、位子等，一旦得到便是貪婪或失意，最後心裏只剩下物質慾望，不再有領悟順其自然的大智慧
沒有了知足常樂、無慾則剛、無私奉獻的品格而事事計較，房子想更大的、工作想更好的、錢想更多的，人我之間互不信任，心靈在奮鬥中焦慮、鬱悶、煩躁，無法感受到幸福。
幸福在哪裡？大陸多數人沒有了中國人的思維。記得已故作家王小波曾經有篇《一隻特立獨行的豬》，講述一隻豬反對生活被設置的故事，由此表達王小波的幸福觀：幸福在於個人「特立獨行」的自由言行，即西方公民法權給的幸福觀：我行我素。否則人不如豬。這甚至可以追根溯源到赫拉克利特的類比：肉體的快感如同「牛找到草料吃」時的幸福感。人從「萬物之靈」的高位跌落到「高級動物」的低位：跟狐狸豺狼比狡詐、比狠毒，從此便不再有德謨克利特所說「在於神明的靈魂上」的精神訴求，也沒有伊壁鳩魯體悟到的「身體的無痛苦和靈魂的無困擾。」更無蘇格拉底所說的思想智慧：「善就是知，知就是德，德就是福」。
蘇格拉底口述「愛智慧」的「知、德、福」人生哲學。學生柏拉圖改良為「知、德、善」：即「求知、修德、行善」，曉得「智、義、勇、節」四德後不空談主義，而是切實履行「智、義、勇、節」的中庸之道，使靈魂達到「至善」之境（我的理解是沐浴在神賜的靈光中）。與此同時，希臘的犬儒學派和斯多葛學派身體力行禁慾主義，大約800年後被羅馬帝國基督教推廣，形成由基督教神學（奧古斯丁主義與托馬斯主義）奠基的理性主義的幸福觀：人的幸福，不是對財富、名譽、權力和肉慾的享受，而是魂歸天堂的修行過程：熱愛和信仰上帝。
歐洲新教由此推導出勞動致富、公民權利的幸福觀：天道酬勤，財富神賜，感謝神恩。這為近現代科技工業文明提供了宗教和倫理的解釋。期盼基督再臨審判的教徒有了「為人類的幸福而勞動」的理想。歐洲人不再禁慾而盼望魂歸天堂，日趨關注紅塵幸福，以公民法權保障個人利益，以法律制度維護社會的公共利益，限制黨派、宗教和政府欺壓個人和人民的強權，中世紀權貴「財產、虛榮、奢侈」的庸俗生活被遏制。權利保障下，公民特立獨行。
特立獨行而我行我素，這種人生觀既不在中國華夏諸子百家之內，似乎也不在印度各宗教派別之中，在猶太教、天主教、東正教、伊斯蘭教中也見不到，倒是可以從曇花一現的中華戰國的楊朱思想，以及希臘巴庫斯教、奧弗斯教（巴庫斯新教）、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然神論和泛神論哲學、基督教（天主教和東正教之外的基督信仰的統稱，簡稱「新教」）中見到蹤跡。歐洲人在文藝復興之後盛行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多數人的幸福訴求沒有民族、家族了，個體心理出現，「他人即地獄」的陷阱形成。心理學家成了現代教父，治療人的心病。
道家導引自由自在的田園勞作生活：返樸歸真、知足常樂、詩歌（散文）抒情。屍子（據說教過商鞅）、許行主張「君民並耕」（還有「市賈不二」），楊朱倡導特立獨行、順其自然、天下為公的「為我•保真」之術，反對德行齊家、禮法治國的儒家傳統，反對墨家大公無私、舍己為人的社會理想，倡導他人與自我不相損、不相侵、不相給地重生：「豐屋、美服、厚味、姣色」。儒家則基於家庭重於個人的小農經濟環境，導引以仁、義、禮、智倫常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以「禮為主，法為輔」治國，撥亂反正平天下，猶如杜甫詩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在古代，儒家的人生幸福訴求比道家更能普及和持續。
墨家導引兼愛、非攻，以及尚賢、節用、儉葬、非命、天志、明鬼等國民思想，主張君臣人格平等、父子互愛慈孝、兄弟相愛和調，倡導諸侯相愛不兼併，主張選賢為君唯才是舉、節約、儉省生活和安葬費用、勤奮勞動不能怠惰、賢明君主代天行政、明察鬼神之有而不敢作惡。墨家的人生觀可謂「民人幸福觀」，反對君臣、商賈把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
大約1300年後，中國宋朝程朱理學也出現了希臘晚期的禁慾主義，卻沒有犬儒學派苦修基礎上的節儉，也沒有斯多葛主義的「世界只有一個政府」、「人是宇宙公民」的思想。儒家理學培養君子升級為「培育聖人」，主張：「聖人之志，只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宋朝以後人欲遞增，理學講「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也鎮不住寡婦情，很難做到。
佛教從兩漢之交傳到中國，傳播正見：人生即痛苦，根源在於人的貪慾和嗔念、痴念。佛教以入空門做和尚、當尼姑的方式，讓男女在與紅塵隔離之中苦盡甘來而忘卻煩惱，死得寧靜安詳。日本佛教徒池田大作說：「幸福在哪裡？絕不是在彼方，就在人的心中……」
道家、儒家和佛家，都教人做好人，從心上感受幸福。但在中國大陸，我們今天因中共邪惡改造而敵視傳統，野獸般活著，山寨國壞人統治好人，幸福從心中喪失。中共偽善，作惡害人。幸福在哪裡？在於中國人「心靈升華」，認清「黨是惡魔非媽媽」的本質而離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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