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上當啊！中共特務的哄騙技巧

按：本書作者原為中共的老幹部，參與過中共在上海的特務核心工作，本書內容完全是報導他親身經歷的事實，揭發上海中共特務內部的種種機密和種種慘無人道的罪行。他雖參與實際特務機要工作，卻無法凶殘狡獪，心靈上的矛盾使他認清中共反乎人性的殘暴根性，因此憤而脫離中共。

三、海上地獄之一──福開森路六十七號

當我決定必須南下上海時，戈茅給我簽派充華東局社會部的設計委員，還是一名高級閑曹，但假如不是通過這位老友手裡解決問題，恐怕連這虛位也不可得，我臨行時他告誡我，華東楊帆對我不大好，而且，部裡給楊的命令是要他領導我作長期的工作考驗的，要我站穩組織立場勤謹工作，不要給他有找麻煩的空隙，最好立幾個大功，俾便利他設法把我調回中央，我當時對這位老友的話，真是百感交集，大約楊帆因為他先前誣控過我，始終懷著心病吧，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是不會這樣的。

到達上海後分別拜訪過負實際責任的楊帆，和老前輩李士英，和他們談過幾次話，覺得李氏還算剛直，而楊氏的言談，神態充分顯示出是一個典型的險惡的陰謀家，怪不得他以善於向中央社會部獻媚，善於拍陳毅、饒漱石的馬屁，善於任用私人，拉攏幹部，致後來者居上，使子氏大權旁落，楊氏由副部長而實際當了部長──多少年前，華東的幹部都以「楊部長」稱呼他了。他見到我，表面上雖表示得很好，但由於戈茅的警告，我是存著十二分戒心的。

「楊部長，我的缺點太多了，希望你以後能夠給我多多的批評和指導」我鞠躬如也地說。

「老同志不必客氣，有問題人家互相批評！」他裝著微笑地說「不過，接收大城市後，我們的責任更重了，工作上繁難了，假如我們稍有疏忽，便不能如期完成任務──，因而，中央決定了以城市領導農村的政策，陳毅同志親自兼任上海市長，饒漱石同志也親兼上海市政府的政治委員，我們華東局社會部的同志，除了繼續領導全華東區的保衛工作外，還要本部的全班人馬，大力搞好上海市公安部的工作，肅清反革命殘餘，建立起我們大上海的政治保衛，經濟保衛，武裝保衛的堅強的工作基礎，在華東起著模範作用，帶頭作用，使我們華東區能如期完成保衛工作的任務！」

他隨手在辦公桌上拈了一張圖表，折了一邊，指著對我說：陳同志，這些反動特務系統，以你在上海的經歷，總會有深刻的瞭解的，我打算決定請你協助王甯同志，對這些特務系統的被捕分子進行審訊工作，你覺得怎樣？」

「我很高興，我希望能勝利的完成一切審訊、說服的任務」。但我又笑著向他請示「那麽，我是否就永遠離開設委會？」

「也不是」！他像打點不高興地板起臉來「不過，設委會工作比較清閑，我必須根據現實需要，臨時請你參加迫切需要幹部的適當工作去，待一定階段的任務完成了，你自然是回到設委會去的。現在，我們在上海關起的匪特──連同各省區解來的重要分子，不下數千人，參加審訊，設服工作的同志，雖然不斷的參加，還是應付不了，上海解放一個多月了，有些犯人一解放便被關起來，到現在還有人未曾經過一次審訊的。所以，希望你能努力的去參加這項工作，使審訊，說服工作加強起來」。

他把話說完後，我自然只有連聲稱是。從這時起，我便搬進了六十七號，參加審訊說服的工作。

在日汪統治時代，上海極司非爾路七十六號，成了著名的恐怖窟，今天，在俄毛統治時代，上海福開森路六十七號，恰是當年恐怖窟的倒數，也成了今天上海秘密的恐怖窟。它是華東局社會部審訊委員會說服工作組之一的辦公地點，不過，這座花園洋房，是不大寬闊的，它不過是從前國民黨中統局局長葉秀峰的公館。除了住上一部分審訊人員外，三樓、樓下和後座的大部分都用來關犯人，其中有幾個關人的單人房，依然像過去的葉公館一樣，彈璜床，梳化椅，舒服的設備，原裝不動。住在三樓的連房門也不關，任由犯人進出，只是「請不要下二樓」，你到衛生間解手、洗澡都可悉聽尊便，不必事先報告，樓梯口坐著的衛兵，只在夜間稍為注意一點，白天是很馬虎的。三樓一共有四個房間，兩個住犯人，兩個給幹部住和辦公用，後座的小房間也用著關個別犯人。樓下一個大房間才用來集體關犯人，一般來說，三樓的犯人是最優待的，但有時候也是最危險的，最容易喪命的，在自由的人看起來，「六十七」號的犯人，關在樓下的是最苦的了，可是，身在樓下囚室中的人們、為了眼睛和耳朵都被封閉起來，他們根本不知道三樓和後座的難友們怎樣生活，而他們雖一大群睡在地板上，進出須受衛兵監視，只是每星期給在花園放風一二次，但「同志」們卻可以騙他們：「你們是最優待的了，還不趕快坦白」？

三樓的幹部住房，原先住著王大超和張ＸＸ（張君最近在整風中脫離毛派，逃往自由之地，動極思靜，欲過隱士生活，故暫緩披露），後我因工作便利，特由二樓搬上三樓，與張君同住一室，王大超是一個卓越的地下工作人才，由一九四一年便獲得中共中央社會部的批准，利用社會關係滲入國民黨特務機關，抗戰勝利後已當到中級幹部，破壞國民黨反共秘密鬥爭活動最利害的，要算他擔任中統局上海辦事處行動大隊長的時候了。要逮捕共黨地下人員的名單，只要交到他手上，他便設法使名單中的重要分子脫逃，只要捉些不大重要的角色來交卸責任便算了，他後來又當了該局京滬督導，直至江南解放，他還沒有出過毛病，竟能安穩地等待楊帆等到來，協助接收。不過，因為他跟楊帆只有平淡的組織關係，沒有絲毫的私人關係，更談不上有什麼感情，所以，地下功臣的他，並沒有得到楊帆任何的厚待和重用，只不過當了一名可憐的副科長，跟我一樣是王寧身邊一個無權的助手。而王寧呢，黨齡雖不長，年紀他輕，能力更比他弱，可是，因為王甯是楊帆由山東帶來的嫡糸幹部，私人關係根深，就可以對他寄予心腹了。在「六十七號」這個工作組裡，臨時調到協助他的人就有數十名，大小幹部都有，表面上是說臨時工作，事實上是移給王甯來領導工作，像王大超和我這一流人，心裏都是感到非常不舒服的。

在上海逮捕到的所謂「匪特」分子，掌理初審的地方有幾個，但最重要的還是這一個了。凡是移到這裡的案件，都可能是由開始到終結也由它掌握著的，所謂終結，是指犯人的被釋放，判徒刑，秘密處決或公開處決。公開判徒刑或處死開始假公安局之名義審判，後來人民法院成立，工作開展後，便由這個秘密機構擬好一份審判某犯人的意見書，如根據怎樣的罪行，擬請法院判決怎樣的刑罰等。法院便依照著這意見書判幾多年徒刑或死刑，審判員絕對不會推翻這原則。所以，表面上某某人是人民法院判他（她）徒刑或死刑，事實上他（她）早經這種秘密機構判決了，不過為了向「匪特」們，尤其是向市民們進行神經戰，才把那些已經全案破獲，再無隱秘必要的案件，借法院這種所謂合法機構公開出來而已。

有人說，共產黨的成功秘訣，第一在「騙」，這一點確是不錯的。在宣傳工作方面，在群眾工作方面，甚至在行政工作方面，人們早已有目共睹了，只有在特務工作方面，非經辦過的或經受過的人，是不能深刻感受到的，可惜經受過的人，一經被騙上當，被捕後照實坦白出來，全部罪行，被指為「直認不諱」，那麽，毫無疑問的，在所謂「政府可以寬大，但人民要求懲辦不能拒絕」的藉口下，只好引頸就戮，或被打進十八層地獄，不能再見人世了。所以，我覺得詳細地把這種「騙」的技巧描寫一下，是很有意義的。「六十七」號的特點，是在「騙」的技巧上要耍得花樣百出，「罵」和「刑」這裡是禁止使用的，假如有一個幸運的被捕者，能夠在六十七號便解決了問題，便恢復了自由，他是可能會把共產黨對「囚犯」的優待，永遠讚揚著的。可惜沒有一個人能夠在這裡解決自由的問題，除非由這些優待室直接提到刑場去解決了他（她）生死的問題。

我曾協助過同室居住的張君，辦理過浦東奉賢地主葛尚材窩藏匪特的案件。老葛年才卅多歲，抗戰時期因激於義憤，參加了對日汪特務的鬥爭工作，因而，也就曾側身於國民黨特務機關，ＣＣ的和軍統的都搞過，他原業是藥劑師，因而，他過去是曾以配製為特務工作用的毒藥和麻醉藥為中心工作的，可是他在抗戰勝利後，據他自供，是完全因為對國民黨感到失望，尤其是對國民黨特務機關感到失望才悄然停止了工作，再靠他的醫藥技能去謀生了。可是，當上海解放後，在短短的一二個月裡，共黨底喪失人性的措施，又像日本人一樣，把他激惱了，他拒絕到公安局去登記，他要隱匿到奉賢鄉中。恰巧這時他遇見了一些過去的老上司，和一般的老同寅，他們也為共黨的暴政所激反了，有的也曾去登記過，知道上當後，還要在被嚴密的管制中冒險脫逃，置家小於不顧。有些根本沒有去登過記的，便跟社會部的特務們展開捉迷藏般的戰鬥，由零星的戰鬥，慢慢的便發展成一個小集團的戰鬥，而這些人雖然都曾在國民黨特務機關裡逗留過，但很多早就斷了關係了。有的根本就好像葛尚材一樣，跟國特機關斷了關係三五年，甚至十年八年了，起碼，也會是當國民黨撤退臺灣時，有一些人上了共黨「寬大」宣傳的當。同時，又對國民黨感到過份的失望，就決定跟他斷絕關係，打算待共黨到來時，「重新做人」。也許有些人還夢想得個立功者「賞」，那曉得共黨到來後，所做的跟宣傳上的一套，完全相反，寬大就等於殘酷，去登記的人，多數當天是可以回家的，但經過嚴厲管制，經過「立功不能贖罪」後，便跟著失蹤了。假如這位失蹤者，不是秘密被處決，而是要公開懲辦的話，那麽，報上登出來的罪名，卻是罪該萬死的「偽裝自首」。這樣，從共黨迫害中興起的反共怒潮，馬上與葛尚材的反共情緒結合起來，不過，他還算謹慎，他還不肯參加到便際反共行動裡去，只是，當他遭遇到一個也是姓葛的老上司，和姓符的老同事，在共特的搜捕下乞求借他鄉間的農莊躲避一下時，他毫不遲疑的接受了，而且，把老葛和老符親陪到鄉間，好好的掩蔽起來。

共產黨人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過人之處，更不會有三頭六臂的廣大神通，不過，它確有它特長，這特長是它高度的組織制度和訓練制度。在腐朽的國民黨，是有組織的形式，沒有組織的內容的，是有訓練之名，而無訓練之實的。但在共產黨，不管它組織工作是怎樣的充滿了專制，強迫，不管它訓練工作是怎樣的充滿了欺騙，矇蔽，但無可否認的，是一種科學性的實事求事的精神，充溢在組織與訓練的業務間。因而，各種性質的組訓工作──文運、青運、婦運、工運、農運等種種部門中，顯示在鬥爭的考驗中，是不斷的奔向進步、堅強、嚴密，成長為一種驚人的力量，而在腐朽的集團，卻是不斷的暴露著倒退、腐化、鬆懈、脆弱。現在，葛尚材等人，便遭遇到共黨這種一般性的組訓力量底致命的打擊──當這兩位元被搜索追捕的物件，在一個黑夜裡僭進他底農莊躲藏起來時，馬上便給農會的爪牙所發覺了，雖然他們進村來沒有出過門，老是躲在房間裡，但他在鄉間的家庭很簡單，男子只有他一人，其餘便是妻兒。村人知道他在抗戰時曾幹過特務工作的除了嫡親叔侄外，別的幾乎沒有，共黨當時統治不久，還未能達到發動嫡親鬥爭的階段，而他為人沉著，不誇張，不胡鬧，抗戰勝利後與友人在滬合資開一小藥店，村人多隻知他是個藥劑師，回到村中，還可以治點小病的「大夫」。不過，他底地主身份，在村中是無法隱形的，而根據共黨理掄，地主階級因為他底利益關係，解放後都可能與反革命分子繼續勾結，企圖作垂死的掙扎。因而，成立不久的村農會，除了對他展開一連串的經濟攻勢，如徵糧、獻糧等外，對他這個家庭，是經常加以偵查、監視的，雖然他在夜裡，帶著他們兩人，不敢由村大門入村，轉從村背突破竹林鑽進村裡，走進家門，半夜裡的犬吠聲，驚醒了村內「聞聽隊」的注意力，特務到他這座房屋邊來──因為農會組織了一批貧雇農專做輪流偵查，監視村內地主，富農及可疑的人家的工作，除了民兵兼任和青壯男子擔任外，有些貧雇農老幼及婦女都被組織起來，參加這種偵察監視的工作，日夜輪班，到處跟查，偷聽，半夜三更，常貼耳於人家的門縫屋角，偷聽屋內的談話，甚至夫婦床頭細語，亦被一一轉報去，故俗稱「聞聽隊」。在這一剎那，葛尚材屋裡有幾個男人的談話聲，便被「聞聽隊」聽得清清楚楚。雖然他警覺很高，話不多說便安排睡覺，但第二天，農會長便查問他：「昨夜幾時回來？由那個村門入材，為什麼他們底民兵，巡邏沒碰見？有沒有帶客來村投宿？」他存心不報這兩個外鄉友留住村內，因為報出去，可能惹出更大麻煩，所以，他推說昨晚村閘未關便進村了，是由東門進的，湊巧沒有碰上巡邏民兵，只有自己一個人回來。但農會長「唔」的一聲：我待你很客氣，你「要坦白才好」。

於是村農會便立刻將葛尚材的情況反映到鄉區政府去，一面加強嚴密偵查。深夜裡，他聽著屋外的腳步聲，他的心兒便在胸中跳上跳下，他耽心著，一旦來搜屋怎麼辦？第三夜，他便跟一個家道中落已久，被認為中農成分的堂侄子商妥，夜間把這兩個朋友接過他家裡去躲藏，事先佈置好反釘梢的守望工作，才提心吊膽的轉移了躲藏地點，並留函囑他侄子再在一兩天內，把他們轉送到一個親戚的漁船上，他準備三四天內再潛回上海。但在第五夜，區政府已派了幹部秘密到村上，在農會開了半夜的會，就帶了一批民兵和農會長，把他底屋子包圍起來，破門進去，搜查了通宵，雖然人找不到，但發覺屋角穢黑的閣樓上，原是結滿了蜘蛛網，卻露著曾鋪過被席，印著唾沫的痕跡，一部分蜘蛛網被挑掉了，這就說明，這地方是曾給人睡過覺的。雖然當時他矢口否認，他太太也沉著過人，嚇不出口供，一歲的小孩子又不會說話，他還是被押到了區政府去，太太受農會管制著。他堂侄子聽到消息，也就躲在漁船上，不敢回來。他們相信葛尚材不會說出來，在漁船中總是安全的，他在區政府審了一頓，不得要領，當天被解到縣公安局裡去。

縣公安局是跟上海公安部每天有情報往還的，縣公安局剛接到公安部這樣的情報：「滬市金陵東路百甯藥局股東葛尚材，平日交遊複雜，行蹤詭秘，正予秘密監視偵查，突於數日前離店，據店夥言與朋友二人回奉賢縣橋亭村故鄉，應即嚴密監視其行蹤，並隨時具報」。這一個情報，剛剛與農會，區政府的報告情況配合，於是，就酷刑拷打了一頓，但頑強的他，不但對留宿朋友事守口如瓶，而且，對身世自白，也把反動經歷隱蔽得一乾二淨，滬方就命奉賢縣把他解到了「六十七號」來。

他被解到三樓，我和張王等正在開飯，王甯和張君耳語數句，張君立刻走進關他的房裡，拍拍他肩膊，拉了他出來。

「大約你還沒吃晚飯，我們是無所謂的，你就跟我們一塊吃，不過，菜太壞了」，老張拉著他坐下來。

「不敢，不敢」，他戰戰兢兢的說。

「沒有關係！也許你今天是我們懷疑的敵人，明天會變成我們親密的同志。我們共產黨和蔣匪幫是兩樣的，我們只對事，並不對人，假如你曾幹過壞事，只要坦白，認錯，便沒有問題，如果沒有幹過壞事，而是我們下級同志一時的誤會，粗率，那麽，待我們調查清楚後，也就沒有問題了」！老王也含笑地對他說，而且，還催著他用飯。

「手上，頸上，臉上的傷痕！怎麼來的？」我驚奇地問他。

「是在奉賢被……被……下刑的」。他顫慄地說。

「唉，農村裡下級幹部同志們太粗暴了，太不行了！這是違反政策的，我們一定要設法糾正。」老張裝得十二分同情地撫摸幾下他的傷痕，搖搖頭。

「真的，我們定要設怯糾正。」老王和我都同樣地說，你吃過飯，我們馬上給你去請醫生來」！

老王再補充一句，立刻放下筷子，便搖電話，請醫生即晚到「六十七號」來！

他看到這樣情形，先前未被捕時對共黨的滿腦袋狐疑，猜忌，被捕下刑後，滿肚子惱恨，這一剎那像消去一半了，而從前一點一滴地滲進他腦海的共黨寬大，和種種美好的欺騙宣傳，又在他的思潮裡膨脹起來，臉上頓然流露出一脈感動的表情。用過飯後不久，醫生也來了，我跟老張把他的案卷研商過後，便陪著醫生進了他的房間。

「葛先生，醫生配了這些藥，你好好的服用和塗抹，傷只在皮肉，沒有多大關係，我們已向上級反映，要處分奉賢那邊下刑的同志了」我出面來跟他談話了。

「不要處分，我受罪是應該的。」他誠惶誠恐地說。

「不，這不光是你個人的問題，是整個政策的問題。因為革命不是為了報復──何況你也不一定是報復的物件──而是為瞭解決社會問題，像國民黨般濫施肉刑，我們是堅決反對的。假如某人罪該處死，我們便判他死刑算了。我剛才將你的案卷已研閱過，奉賢和上海兩地合攏起來，關於你的反革命歷史和最近的活動情況，已經收集得很充分了。不過，罪惡的造成，時代是應該負大部分的責任的。假如像你這樣聰明能幹的人，是生長在一個合理的新社會裏，早就可以成為人民的功臣了，現在你還年青，只要翻然悔悟，回頭是岸，重新做人，前途還是遠大而光明的。你今天很疲勞了，你好好的休息一下，大力的反省反省，明天該走那條路呢？如果是走一條馬上恢復自由，立功贖罪，為革命效命的光明大路，那麽，請你好好的坦白一切，否則，就根據現有的資料，按照懲治反革命辦法，你還是必然被處死的。我們處理案件是很迅速的，絕不像國民黨那樣拖泥帶水。你要走一條光明的路或者黑暗的路，就該在這三天內選擇好。在這個任由你選擇的時間裏，我們是把你當客人一樣招待的。因為，你或者會成為我們的革命同志，或者把你處決。你介乎這兩者之間。我就是跟你說一句不客氣的話，也是不願意的」。

「葛先生」我停歇一下後又繼續說，「你看，這裡是彈簧床，梳化椅，門可以不關，你要到衛生間，要洗澡，可以自由去好了。你跟我們居在鄰室，大家不是好像朋友一樣麼？只因二樓是大辦公廳，所以你不方便下去。現在，讓我把紙筆留給你，你早寫遲寫都由你自己決定──你早點遲點決定向人民靠近，坦白自新，該由你自己決定，不然太遲了，便會自絕於人民了」。

「你瞧」！老張捧了一木貼照相簿，翻開一頁給他看，「這是我跟軍統一批頭目合攝的照片，那是老王和中統一批頭目合攝的照片，我們都是不久前由國民黨特務機關投過來的。只要坦白過去，誠心誠意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不是一樣把我們當自己人看待？所以，你坦白是不必有絲毫顧慮的，我倆可以保證你，坦白後立刻可以恢復自由。只要努力立功贖罪，我倆人同樣可以保證你底光明的前途，你看相片中的我和老王像不像」？

「像，這照片還好像攝了不久呢」，他驚奇地注視著照片內有些熟識的人的面孔，他的臉低沉了。

「照片內你有熟朋友麼？」老張低聲問他。

「唔……」他猛然提高瞥覺，「沒有，照片內沒有熟朋友。」

「有也沒有關係，何必這麼多顧慮呢？」我笑握著他的手，「你還是一個人好好的休息，反省一下再決定寫吧，把自傳和最近的活動情況，詳細點坦白出來，好便你的問題早日解決，好使你早一天跟你的妻兒團聚，不要讓他們吊著心肝盼望，好，祝你晚安」。

當我說到末後的幾句話，他一陣感觸，眼眶潤濕了。老張回到房間裡欣欣地對我說「陳同志，你真行，這個頑固堡壘三幾天準可以把他突破了，看他政治經驗不夠老練，是經不起三騙兩騙的」。

第二天開中飯的時候，我又跟老張走進他的房間裡。這時，是由勤務將他一人的飯菜送到他的房間裡的，一盤炒蛋，一盤炒肉絲，一個湯，這是上面決定的在「騙」的階段裡使用的兩葷一湯的優待餐。

「因為我們把你當客人看待，所以你用的比我們還好得多的客飯。而我們卻要恪遵陳市長的號召，一律吃大灶飯，今晨我向上面報告時，已說你已有充分的悔過表示，因而，更加強了優待你的措施，希望你不要辜負我和上級的好意！」你反省了一夜又半天的結果怎樣？」我溫和的對他說。

「讓我再考慮一下可以麼？不過，我事實上也沒有什麼真正的罪過呵！」他一邊已顯示著動搖，但一邊又為恐懼的情緒所阻擋著。

「讓你再考慮一下是可以的，不過，你思想上是否有什麼顧慮？你也可以向我提出來，你是否懷疑我們也跟國民黨一樣，騙到你的口供就殺你。我們是不會這樣的，要殺你，光根據現有的材料──過去，你曾參加過匪特組織，現在，還參加反革命活動，隱藏兩個匪特在你奉賢故鄉，進行非法活動，這就可以用不著你承認的口供，就可以槍斃你！但是，我們共產黨是要改造社會呀！我們認識到，殺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我們要你坦白的用意，第一是進行思想鬥爭，要你檢討過去的錯誤，承認錯誤，才會勇於重新做人。第二是要根據你坦白的經過，尤其是你最近非法活動經過，那兩個匪特現在隱藏到什麼地方去？好使我們幫助你立功贖罪。但是，假如你不坦白呢？第一便表示你不肯承認錯誤，不肯悔過，反面，便是表示你還打算反動到底，頑固到底。第二，當然是表示你更不肯誠心誠意向人民靠近，更不肯為我們共產黨效命，去努力立功贖罪，反面，自然還是決心繼續著反革命活動。你想，由你來處理前後兩種不同的方向，你要怎麼辦？對後種傾向，你覺得應該把他殺掉麼」？

「……」他沉吟著「，那當然是應該殺的！但是……」

「但是什麼？你隨便說，沒有關係」。

「但是，你們真的是脅從不問，立功受賞，既往不咎嗎？」他顫抖地，興奮地瞪著眼睛向著我。

「我們共產黨，向來是號召與實踐一致的，這一點顧慮，你可以完全消除，我可以向你保證，只要你坦白，必能既往不咎，立功後必能受賞，你現在答應我，你今天睡覺前，可以將你的自白書交給我麼？

「讓我試試看！」他的顧慮已消除大半了。

這樣「騙」的說服，恐嚇工作，由我跟老張輪班耍弄著，表演著。當天晚上他交來了一分自白書，只坦白了他在抗戰期間因激於愛國熱情，參加國民黨特務機關工作，對最近的活動，輕輕抹煞了。第三天，又經過一頓半嚇半騙後，又交出了一分補充的自白書，但只說兩個過去特務機關的老朋友，偶然相逢，要到他家鄉去玩兩天，他一時疏忽，沒有向村干報告，他們兩人現不知往那裡去了，他把那葛某和符某的名字寫出來，正是我們急迫追索的重要物件，便更大力地向他下功夫了，銀行牌香菸，一包包的叫勤務送給他。第四天晚上還給他燒了半斤紅燒豬肉，我和老張拍拍他的肩膊說：你好好的想清楚，再坦白清楚，過幾天你便可以返奉賢去看你的太太孩子了」。

經過五次坦白書的補充後，老張，王寧和我研究的結果，還認為不能滿意，後來，還是經過老張耍了一大套大嚇騙的把戲，才使他吐出了葛符二人躲藏的去處。於是我們立刻派人馳往奉賢，再抓著他的妻和堂侄媳婦，引向漁船上，把符葛二人捕到上海，再根據他們兩人吐出的線索，前後關起了三十多人。而對於葛尚材，他就在第六天的晚上，把他上起手銬，押往南市車站路看守所去了。全案經過四五個月的偵查搜索，一絲一毫都肅清了，才在上海解放日報公布出來，後來，葛尚材及同案十多人，終於由王寧擬稿簽請槍斃了。當他在「六十七」號受著優厚的招待時，也許連夢也不會夢到，會有這樣的下場的──這就是中共政策號召與實踐執行的一致真相，這就是中共的脅從不問，立功受賞的最好榜樣，這就是今天上海福開森路「六十七」號騙人技巧的典型例子。

共特機關，光是騙人民，騙政敵還是不夠的，它對幹部還是一樣騙呢。

一九四九年初冬的一個晚上，楊帆約我去晚飯，他除了虛偽的讚揚我幾句外，跟著和我談起問題來。

「陳同志，現在要請你冒險去完成一項任務」。他鄭重地對我說，隨手攤開一幅精細的軍事地圖，他右手拈著鉛筆指向東奉賢，南潞、川沙、沿海和長江口外的嵊泗列島，在地圖上早已圈滿了一個個小紅圈，一邊指劃著，一邊向我解說。

「你瞧，這些地區，現在是武裝匪特騷擾得最厲害的地點之一了。我們的解放軍和公安部隊屢次進剿，還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就在要進行車軍與政治相結合，進剿與招撫相結合，殲滅與瓦解相結合，就在這地區中流竄的武裝匪特中，有一支由竺飛領導的，開始只有十幾桿槍，但數月來，已嘯聚成擁有百餘桿槍的烏合之眾了。他們行蹤飄忽，而且，控制著幾隻帆船，遇到我方兵力大時，他們便越海到嵊泗列島去，他們知道那處防衛力弱，便又轉來突擊，搶掠，流竄。我知道，你從前曾領導過竺飛，他對你有著相當的信仰與感情。我已跟情委會，二室，三室等有關部門研究過，你是可以設法爭取他回來的，如果約他到上海會談不可能，你要冒險深入他的隊伍中去說服他，我們可以不究辦他，可以給他相當的地位，他的胞兄現在在華東空軍部工作，也是一個立場很堅定的共產黨員，我們可以通知空軍部暫請他來協助你，你覺得怎樣」？

「為了革命，我個人任何犧牲都可以的」！我機械地把黨八股搬出來，「只是，他是受了刺激才從上海逃去打游擊的，現在他底武裝剛剛壯大起來，他怎肯放下武器。假如答應他，委他當一名公安大隊長，全部武裝不用改編，只派黨委，政治指導員去加強政治領導，駐浦東沿海一帶協助剿匪，他本人也不必調來上海，待我起程前往時，連委令公事都帶去了，這樣，完成任務的可能性比較大，否則，恐怕是徙勞而已。部長覺得我的意見怎樣？

「就決定依你的建議進行」。他陰沉沉地思索了十多分鐘，才決斷下來，「那麽，你回去準備一切，明天到秘書處拿公事，要跟他哥哥詳細的商討一下」。

於是，在將近一個月的時間中，我和他哥哥，冒盡危險，往返於浦東沿海及附近島嶼與上海之間，前後達三次之多。有一次幾乎給別一部游擊隊幹掉了，後來，終於照著我的建議原則，完成了協議，他接受了名義上的改編，大隊及各中隊都派了政治指導員去，這一支隊伍立刻投進了「剿匪」的行列。幾個月中有了很大的貢獻，而在幾個月中，他底隊伍已暗中受到政治人員們在進行著秘密的瓦解工作了。雖然他行動還非常謹慎，隊伍經常在備戰狀態中，駐地必須與共軍保持相當距離，出席任何會議都派營指導員或副大隊長參加，本身絕不肯離開隊伍。楊帆始終似乎對他莫內何。但在舟山群島解放後，楊帆特然約我隨往浦東，秘密召開治安會議，要各公安單位首長，各公安部隊首長親自參加，在每張通知書中註明任何單位不得派代表代理出席。當時，他曾很為難，楊帆派我去促駕，我對楊帆說：「假如保證不扣留他，我才能去，否則，我不但對不起他，連他哥哥我也不能見面了」。楊帆卻向我萬分確切地說：「我向你負責說一句，我絕不會扣留他，我絕不會使你太為難，只要你用盡一切方法，請他親自出來參加會議便行了。他老是不敢露面，這是不好的！」

「部長，你是我們非常信仰的領導長，說一句，當然是負責一句的，不過……」我萬分遲疑地要把心裏的話吐出來，但卻又給什麼東西作梗在喉裡似的，臉上充滿了陰鬱。

「陳同志，你放心好了，你是我的心腹幹部（？），我作為一個領導長，我能向自己幹部喪失信用麼？我以後還能派遣你進行工作麼？你一切顧慮都可以不必的，而且，他在這許多月來，都表現得不錯，我為什麼要干他呢？」。他溫和而嚴肅地說，顯示著無限的誠懇。

「命令只好服從」，我心裏這樣想著，悶悶的走向竺飛的隊部，費盡了唇舌，有時說得聲淚俱下，要用頭臚來擔保。他一面覺得老友情面難卻，一面又覺得自己在這許多月來，己經立過不少功勞來贖罪了，何況他還有哥哥在共黨裡面。而當時舟山解放，游擊形勢又惡化，更削弱了他再拖上山去的決心，同時，他也知道，自己的部隊正在瓦解的狀態中。這一切因素，促使他神魂不定地脫離了部隊，走向治安會議的周浦市。在會議開完後，楊帆藉口會中的大多數人都要求看管他，他不能力排眾議，只好暫予看管，而他的隊伍，當晚也遭受到包圍，繳械，只有少數人冒死突圍，化整為零地再過游擊生活。他被押到上海，未經優待，便押到南市車站路看守所囚禁起來。

我由周浦到上海。不斷地跟楊帆爭辯了幾場，後來，我和他哥哥，一塊去找他，但他這樣教訓我們：

「陳同志、竺同志，我現在請問你們，你們是站在怎樣的立場來為他說話？是站在組織的立場呢，還是站在跟他的私人關係立場來為他求情呢？你們都是黨的老幹部，難道你們真會脫離黨的立場來為一個反動分子開脫。」

「………」我倆人給他以「立場」的帽子壓下來，突然呆住了。

「如果站穩組織的立場來看問題，就應該同意組織的措施，我既然批准了治安會議的多數要求，你們就應該擁護我的決定」，他繼續強詞奪理地說下去。

最後我和他哥哥悵然地走出來，我托病住進了警察醫院，開始了消極──我不但從竺飛的問題看到了這位領導者的凶險，背信棄義，感到萬分憤慨，同時，也感到我本身問題，也值得顧慮了。戈茅從前的話，又浮映在腦海，我也曾被他誣控過叛黨的，說不定在什麼時候，他也如對竺飛一樣，反臉不認得人，給我清算他認為被捕失節時的爛帳，那麽，我怎能吃得消，在醫院清靜中想了幾夜，寫了一封長信給戈茅，請他無論如何，幫助我設法調回中央去，同時，叫紫清不要調到上海來。在醫院時，接到竺飛的哥哥一封信，他請求我要用盡一切方法轉請楊帆保留他弟弟生命，如果確不能馬上恢復自由，那麽，最多給他短期教育改造。我打了一個報告，附上他哥哥的信，送給楊帆。過了一個時期，我又跟他哥哥再訪楊帆一次，楊帆才答應了保留生命是可以的，但要送過法院判刑。我知道他這案沒經過六十七號是由二室統辦的，我特陪著他哥哥到開原路田公館──即二室辦公處──去，提出有別的理由，請田主任在擬送法院審判的意見書中，可能下減少處分。但老田告訴我們說，楊部長已指示過，擬請判死刑以外的最重徒刑。經過我們苦苦請求，老田才答應在意見書中擬請判十五年以上無期徒刑以下重刑。送過法院後，又害得他哥哥不知費盡多少精神，去求審判員們關照，才幸運地獲判十五年有期徒刑，關進提藍橋監獄，長期享受鐵窗風味。現在不知是否還會翻案重判呢！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騙幹部，騙投誠，騙起義，騙立功贖罪的典型例子。

上海解放後，不到一年間，我所看到的，像葛尚材和竺飛這樣被騙的例子，就記不清楚有多少。據王寧說，光是經過六十七號被騙上當，致盡情坦白，被指為直認不諱，送上屠場或打入牢獄的就不下三千餘人。曾被共黨渲染得有聲有色的所謂「ＤＲＰ」特務組織的主持人狄憲章，不過是一個愛耍點玩意兒的糊塗蟲，因受育材中學政治教員添油加醋，誇大檢舉，致被關進六十七號來。開始他還露著一般讀書人的傲骨，後來被王寧一說：「我們是當你是一個有辦法的特務，才以上賓之禮來招待你，因為有辦法的人，只要肯坦白，肯向人民靠近，那麽，他在展開革命工作時還是有辦法的。假如我當你是一個小嘍囉，就送你到監獄去吃苦頭好了，你還不受抬舉，不肯把你領導的大系統坦白出來，那你就不配住在這自由自在的洋房裡──何況一經坦白，不但恢復你的自由，我還請你在這裡幫忙我們呢」。於是，狄憲章把十多年前跟軍統郭崎元曾一度建立過關係的歷史坦白出來，而這段歷史，不但公安部不知道，育材政治教員也無從瞭解。他十多年來已與郭斷了往返，在上海育材中學，過教書匠生涯已許多年了。而他更可憐的，是他在上海解放前後，為了同學們在戰亂中取得聯絡，因為當時國民黨宣傳要把上海守三年，要把它變成史大林格勒。市民都人心惶惶，學生們當然更多幻想，就請狄老師指導，建立同學通訊網。你想，一些乳嗅未乾的中學生，能幹得出什麼名堂呢？但他在王寧的欺騙宣傳下，為了顯得自己是一個「大領導長」，自己是一個「有辦法的」，竟如王寧所希望他一樣，把他平日的幻想和在生活中留下的一點點幻想的痕跡，像他在學校中做文章一樣，有聲有色地寫出來。四天後，就被押去南市，很快就把他槍斃了。那群育材同學通訊網的無知學生，也遭到池魚之殃，很多送到集中營去受改造教育。

但是，騙的伎倆，也遇過「其功效等於零」的時候，那就是我親眼見過的劉棠。他是一個少年老成，視死如歸的人物，王甯曾嘆息過「他是一塊頑固的鋼」。

他不過是廿幾歲的青年，解放後，繼續在儀韻女子中學教書，他原與校中一美貌女生相戀，但解放後來了個政治教員盧克緒，盧是盧志英案中獲釋的幸運者，自然他跟公安部有著密切聯繫。盧在解放前被捕時有一個做過舞女的太太已離婚，解放後，當然急於追求對象。湊巧他也看中了劉棠的戀人，漸漸地彼此爭持不下，盧後來追查劉的歷史，聽說他曾參加過青年團工作，跟蔣經國曾有過往還，於是，就大力向公安部告他，偽造函件，叫人寫些特務活動聯絡的暗語，郵寄到儀韻女中去，函件先由他檢拆，附上報告送入公安部。劉棠被抬舉為蔣經國派滬的第Ｘ潛伏組長。於是，他也就被送進「六十七號」三樓。這件案也由我與張君合辦，時間是在一九四九年末。

劉棠也是住在葛尚材住過的那間房裡，張君和我自然還是把那熟習了的一套騙術，如法表演，但一天，兩天直到七天，還是一點效果也沒有，經過情形，說起來會令人有點不相信。

從生活優待方面談，他始終沒有表示過滿足，他說：「兩暈一湯算得什麼，假如當我是客人般優待，就應該給我吃特灶飯，起碼要像百老匯大廈的客人們一樣，吃小灶飯」。他對於銀行牌香菸不高興吸，要吸白錫包，我們客氣的向他解釋：組織上沒有白錫包發下來，請他原諒。但有一次為了想要他樂意的坦白出來，王寧特地掏腰包給他賞了兩包白錫包，但結果還是一點效果都沒有。不管你如何地跟他談得□焦舌爛，半嚇半騙，但結果不出下面兩種：（一）他有時跟你口若懸河地辯論，從理論到實際，他也有相當的瞭解。在某一點上要把他說服，總要引經據典，嚕囌幾個鐘頭。要他坦白參加三青團匪特組織經過，他始終如一地說，三青團是參加過的，但卻是在中央大學時給同學代填寫去的，入團儀式他沒有參加，任何小組會他也不參加，這樣，他就等於沒有參加。但有得吃的時候則例外，免繳費而參加餐會或茶會，他是不敢後人的，但吃過便走，難道吃也有罪麼？這不成為罪的經歷。談談坦白是可以的，用筆寫下來坦白未免小題大做。他要拒絕！至於蔣經國，他是認識的，但為他做工作麼？盧克緒白天見鬼，你們也白天見鬼，告訴你，蔣經國是不配領導他工作的。認識個把戰犯便有罪麼？這是笑話，所以談談這情形是可以的。用筆寫出來是多餘的，所以，他也要拒絕。（二）他或者在你大嚇大騙下，一言不發，只叫你拿點紙來，讓他慢慢的寫，你催得急了，一定要他明天交，他也答應你，明天來取，只是明天去取時，卻不是他的自白書，而是劉棠獄中作：「人民公敵毛澤東」。他完全仿照存在他室中的陳伯達寫的「人民公敵蔣介石」的形式來寫，你超越六十七號辦案原則來罵他，他或者置之不理，一言不發，或者滔滔不絕，跟你爭辯得面紅耳赤。你警告他，這樣會招到殺身之禍，他卻說，他早就視死如歸，他一再強硬地指出，像他這樣的人也要被關起來，毛澤東是事實上的人民公敵了。要他不續寫下去，除非恢復他的自由，等到他第三次交卷給我和老張，還是「人民公敵毛澤東續作」時，我兩人已感到束手無策，只好在小組會提出來，讓王寧親自去嘗一下他底「頑固的鋼」底滋味。王寧和他接觸過一兩次後，也大呼一籌莫展，只好在第七天夜裡把他解走了──六十七號的犯人，非特殊必要的不會超過七天，但這種秘密，外界是鮮知的。

他被上手銬時，要掙扎，而且破口大罵，王寧不得不命行動員用棉絮把他口塞起來，手反銬著，推上汽車，解到愚園路青白小學去。在那小學原址裡，接收後，各種刑具設備齊全，後來，聽那邊「同志」說，他在青白小學還有更精彩的演出。所有刑罰，上老虎凳，放飛機，倒吊腳指頭，灌辣椒水，針刺指甲，燒紅鐵燙背，但一邊用刑，他一邊破口大罵，後用棉絮塞著口。他卻又容易昏絕，要他坦白什麼也寫不出。審訊人員當面監視著他寫，他還是寫些罵共產黨的字句。這樣鬧了一個月，一點結果也沒有，醫生驗過他腦袋，卻又證明他是正常人，並沒有神經病，但醫生卻證明他身體，已再受不起刑罰了，已被刑罰催殘得衰弱不堪了。最後，只好送到南市車站路看守所長期囚禁起來。

他到了南市看守所，審訊案卷又照例送回給我和老張，我和老張研商過，把他丟在牢裡休養一個月再說。但一個月後，我和老張去把他提到看守所的審訊室談話時，他一見我們，便破口大罵，氣得老張忍不住摑了他兩耳光，冷不提防，他也還敬老張一嘴巴，這樣竟動起武來，在上海犯人中，恐怕還是第一遭。幸虧警衛員上前把他兩臂扭反向後，再著人拿手銬把他反銬起來，否則，怕老張還要挨打幾下，這一次自然又是毫無結果。老張叫看守所王所長把他用棉絮塞口倒吊三天，回到六十七號後，他氣忿地對我說：「我們聯名簽呈把這王八蛋槍斃算了，他媽的，我真沒見過這種囚犯！」

「沒有一點事實，沒有一點口供，從外面也再沒法找到他一絲反動活動的證據，光憑盧克緒的報告，怎樣簽法？我看還是等等吧，你忍忍這口氣」，我勸阻著他。

「他媽的！這種囚犯我束手無策了，如果不簽請槍斃他，我也不管他了。」他無可奈何地說。

「對！我也無法處理他了，還是大家簽請另派人接理他，我們自認低能，拉倒算了」，我高興地同意了他。

後來，由王寧自己處理，一直到我離開上海時，他還這樣對我說：「劉棠那塊頑固的鋼還沒有溶化，還是一點東西也不肯坦白，見面就破口大罵，用棉絮塞起口來，用手銬反銬起手來，談也不行，寫也不行了，還坦白什麼，例外地給紙筆墨他帶回囚室，他又是寫「人民公敵毛澤東續作」。刑也不怕，打也不怕，說殺也不怕，這種傢伙，將來只有把他充軍到新疆去，所以，我也幾個月沒有去提訊他了」。

讀者們！你們看過這幾個例子，可以想到，被「騙」上當，坦白清楚，誠心向人民靠近的如葛尚材，狄憲章等一個個被指為直認不諱，罪有應得而被槍決了。但「頑固的鋼」劉棠卻迫得整個共特機關都莫內他何，一個個束手無策，只好打算把他「充軍」算了，你們看「坦白」是不是騙口供，催入鬼門關的法寶！

我是在一九五○年春天離開「六十七號」，奉調到善鐘路「二三七號」情報工作委員會去當情委的。在「六十七號」期間，除了當說服，審訊工作，而它內部情形及若干案情有所瞭解外，還可以加強了跟他有關的若幹部門的瞭解，而這許多部門，多數也非外間人所能知道清楚的，在香港的出版物中更未見透露過。因為共黨保密制度嚴密，被捕過關進去的人，所知者多僅一室內之事物，此外，他是無法瞭解的，所以，我打算在下面先給予披露，才敘到「情委會」的範圍。

上一篇：共特總部──中共中央社會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