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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上當啊!中共特務的哄騙技巧

2012-01-24 14:40 作者:陳寒波 桌面版 简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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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書作者原為中共的老幹部,參與過中共在上海的特務核心工作,本書內容完全是報導他親身經歷的事實,揭發上海中共特務內部的種種機密和種種慘無人道的罪行。他雖參與實際特務機要工作,卻無法凶殘狡獪,心靈上的矛盾使他認清中共反乎人性的殘暴根性,因此憤而脫離中共。

三、海上地獄之一──福開森路六十七號

當我決定必須南下上海時,戈茅給我簽派充華東局社會部的設計委員,還是一名高級閑曹,但假如不是通過這位老友手裡解決問題,恐怕連這虛位也不可得,我臨行時他告誡我,華東楊帆對我不大好,而且,部裡給楊的命令是要他領導我作長期的工作考驗的,要我站穩組織立場勤謹工作,不要給他有找麻煩的空隙,最好立幾個大功,俾便利他設法把我調回中央,我當時對這位老友的話,真是百感交集,大約楊帆因為他先前誣控過我,始終懷著心病吧,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是不會這樣的。

到達上海後分別拜訪過負實際責任的楊帆,和老前輩李士英,和他們談過幾次話,覺得李氏還算剛直,而楊氏的言談,神態充分顯示出是一個典型的險惡的陰謀家,怪不得他以善於向中央社會部獻媚,善於拍陳毅、饒漱石的馬屁,善於任用私人,拉攏幹部,致後來者居上,使子氏大權旁落,楊氏由副部長而實際當了部長──多少年前,華東的幹部都以「楊部長」稱呼他了。他見到我,表面上雖表示得很好,但由於戈茅的警告,我是存著十二分戒心的。

「楊部長,我的缺點太多了,希望你以後能夠給我多多的批評和指導」我鞠躬如也地說。

「老同志不必客氣,有問題人家互相批評!」他裝著微笑地說「不過,接收大城市後,我們的責任更重了,工作上繁難了,假如我們稍有疏忽,便不能如期完成任務──,因而,中央決定了以城市領導農村的政策,陳毅同志親自兼任上海市長,饒漱石同志也親兼上海市政府的政治委員,我們華東局社會部的同志,除了繼續領導全華東區的保衛工作外,還要本部的全班人馬,大力搞好上海市公安部的工作,肅清反革命殘餘,建立起我們大上海的政治保衛,經濟保衛,武裝保衛的堅強的工作基礎,在華東起著模範作用,帶頭作用,使我們華東區能如期完成保衛工作的任務!」

他隨手在辦公桌上拈了一張圖表,折了一邊,指著對我說:陳同志,這些反動特務系統,以你在上海的經歷,總會有深刻的瞭解的,我打算決定請你協助王甯同志,對這些特務系統的被捕分子進行審訊工作,你覺得怎樣?」

「我很高興,我希望能勝利的完成一切審訊、說服的任務」。但我又笑著向他請示「那麽,我是否就永遠離開設委會?」

「也不是」!他像打點不高興地板起臉來「不過,設委會工作比較清閑,我必須根據現實需要,臨時請你參加迫切需要幹部的適當工作去,待一定階段的任務完成了,你自然是回到設委會去的。現在,我們在上海關起的匪特──連同各省區解來的重要分子,不下數千人,參加審訊,設服工作的同志,雖然不斷的參加,還是應付不了,上海解放一個多月了,有些犯人一解放便被關起來,到現在還有人未曾經過一次審訊的。所以,希望你能努力的去參加這項工作,使審訊,說服工作加強起來」。

他把話說完後,我自然只有連聲稱是。從這時起,我便搬進了六十七號,參加審訊說服的工作。

在日汪統治時代,上海極司非爾路七十六號,成了著名的恐怖窟,今天,在俄毛統治時代,上海福開森路六十七號,恰是當年恐怖窟的倒數,也成了今天上海秘密的恐怖窟。它是華東局社會部審訊委員會說服工作組之一的辦公地點,不過,這座花園洋房,是不大寬闊的,它不過是從前國民黨中統局局長葉秀峰的公館。除了住上一部分審訊人員外,三樓、樓下和後座的大部分都用來關犯人,其中有幾個關人的單人房,依然像過去的葉公館一樣,彈璜床,梳化椅,舒服的設備,原裝不動。住在三樓的連房門也不關,任由犯人進出,只是「請不要下二樓」,你到衛生間解手、洗澡都可悉聽尊便,不必事先報告,樓梯口坐著的衛兵,只在夜間稍為注意一點,白天是很馬虎的。三樓一共有四個房間,兩個住犯人,兩個給幹部住和辦公用,後座的小房間也用著關個別犯人。樓下一個大房間才用來集體關犯人,一般來說,三樓的犯人是最優待的,但有時候也是最危險的,最容易喪命的,在自由的人看起來,「六十七」號的犯人,關在樓下的是最苦的了,可是,身在樓下囚室中的人們、為了眼睛和耳朵都被封閉起來,他們根本不知道三樓和後座的難友們怎樣生活,而他們雖一大群睡在地板上,進出須受衛兵監視,只是每星期給在花園放風一二次,但「同志」們卻可以騙他們:「你們是最優待的了,還不趕快坦白」?

三樓的幹部住房,原先住著王大超和張XX(張君最近在整風中脫離毛派,逃往自由之地,動極思靜,欲過隱士生活,故暫緩披露),後我因工作便利,特由二樓搬上三樓,與張君同住一室,王大超是一個卓越的地下工作人才,由一九四一年便獲得中共中央社會部的批准,利用社會關係滲入國民黨特務機關,抗戰勝利後已當到中級幹部,破壞國民黨反共秘密鬥爭活動最利害的,要算他擔任中統局上海辦事處行動大隊長的時候了。要逮捕共黨地下人員的名單,只要交到他手上,他便設法使名單中的重要分子脫逃,只要捉些不大重要的角色來交卸責任便算了,他後來又當了該局京滬督導,直至江南解放,他還沒有出過毛病,竟能安穩地等待楊帆等到來,協助接收。不過,因為他跟楊帆只有平淡的組織關係,沒有絲毫的私人關係,更談不上有什麼感情,所以,地下功臣的他,並沒有得到楊帆任何的厚待和重用,只不過當了一名可憐的副科長,跟我一樣是王寧身邊一個無權的助手。而王寧呢,黨齡雖不長,年紀他輕,能力更比他弱,可是,因為王甯是楊帆由山東帶來的嫡糸幹部,私人關係根深,就可以對他寄予心腹了。在「六十七號」這個工作組裡,臨時調到協助他的人就有數十名,大小幹部都有,表面上是說臨時工作,事實上是移給王甯來領導工作,像王大超和我這一流人,心裏都是感到非常不舒服的。

在上海逮捕到的所謂「匪特」分子,掌理初審的地方有幾個,但最重要的還是這一個了。凡是移到這裡的案件,都可能是由開始到終結也由它掌握著的,所謂終結,是指犯人的被釋放,判徒刑,秘密處決或公開處決。公開判徒刑或處死開始假公安局之名義審判,後來人民法院成立,工作開展後,便由這個秘密機構擬好一份審判某犯人的意見書,如根據怎樣的罪行,擬請法院判決怎樣的刑罰等。法院便依照著這意見書判幾多年徒刑或死刑,審判員絕對不會推翻這原則。所以,表面上某某人是人民法院判他(她)徒刑或死刑,事實上他(她)早經這種秘密機構判決了,不過為了向「匪特」們,尤其是向市民們進行神經戰,才把那些已經全案破獲,再無隱秘必要的案件,借法院這種所謂合法機構公開出來而已。

有人說,共產黨的成功秘訣,第一在「騙」,這一點確是不錯的。在宣傳工作方面,在群眾工作方面,甚至在行政工作方面,人們早已有目共睹了,只有在特務工作方面,非經辦過的或經受過的人,是不能深刻感受到的,可惜經受過的人,一經被騙上當,被捕後照實坦白出來,全部罪行,被指為「直認不諱」,那麽,毫無疑問的,在所謂「政府可以寬大,但人民要求懲辦不能拒絕」的藉口下,只好引頸就戮,或被打進十八層地獄,不能再見人世了。所以,我覺得詳細地把這種「騙」的技巧描寫一下,是很有意義的。「六十七」號的特點,是在「騙」的技巧上要耍得花樣百出,「罵」和「刑」這裡是禁止使用的,假如有一個幸運的被捕者,能夠在六十七號便解決了問題,便恢復了自由,他是可能會把共產黨對「囚犯」的優待,永遠讚揚著的。可惜沒有一個人能夠在這裡解決自由的問題,除非由這些優待室直接提到刑場去解決了他(她)生死的問題。

我曾協助過同室居住的張君,辦理過浦東奉賢地主葛尚材窩藏匪特的案件。老葛年才卅多歲,抗戰時期因激於義憤,參加了對日汪特務的鬥爭工作,因而,也就曾側身於國民黨特務機關,CC的和軍統的都搞過,他原業是藥劑師,因而,他過去是曾以配製為特務工作用的毒藥和麻醉藥為中心工作的,可是他在抗戰勝利後,據他自供,是完全因為對國民黨感到失望,尤其是對國民黨特務機關感到失望才悄然停止了工作,再靠他的醫藥技能去謀生了。可是,當上海解放後,在短短的一二個月裡,共黨底喪失人性的措施,又像日本人一樣,把他激惱了,他拒絕到公安局去登記,他要隱匿到奉賢鄉中。恰巧這時他遇見了一些過去的老上司,和一般的老同寅,他們也為共黨的暴政所激反了,有的也曾去登記過,知道上當後,還要在被嚴密的管制中冒險脫逃,置家小於不顧。有些根本沒有去登過記的,便跟社會部的特務們展開捉迷藏般的戰鬥,由零星的戰鬥,慢慢的便發展成一個小集團的戰鬥,而這些人雖然都曾在國民黨特務機關裡逗留過,但很多早就斷了關係了。有的根本就好像葛尚材一樣,跟國特機關斷了關係三五年,甚至十年八年了,起碼,也會是當國民黨撤退臺灣時,有一些人上了共黨「寬大」宣傳的當。同時,又對國民黨感到過份的失望,就決定跟他斷絕關係,打算待共黨到來時,「重新做人」。也許有些人還夢想得個立功者「賞」,那曉得共黨到來後,所做的跟宣傳上的一套,完全相反,寬大就等於殘酷,去登記的人,多數當天是可以回家的,但經過嚴厲管制,經過「立功不能贖罪」後,便跟著失蹤了。假如這位失蹤者,不是秘密被處決,而是要公開懲辦的話,那麽,報上登出來的罪名,卻是罪該萬死的「偽裝自首」。這樣,從共黨迫害中興起的反共怒潮,馬上與葛尚材的反共情緒結合起來,不過,他還算謹慎,他還不肯參加到便際反共行動裡去,只是,當他遭遇到一個也是姓葛的老上司,和姓符的老同事,在共特的搜捕下乞求借他鄉間的農莊躲避一下時,他毫不遲疑的接受了,而且,把老葛和老符親陪到鄉間,好好的掩蔽起來。

共產黨人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過人之處,更不會有三頭六臂的廣大神通,不過,它確有它特長,這特長是它高度的組織制度和訓練制度。在腐朽的國民黨,是有組織的形式,沒有組織的內容的,是有訓練之名,而無訓練之實的。但在共產黨,不管它組織工作是怎樣的充滿了專制,強迫,不管它訓練工作是怎樣的充滿了欺騙,矇蔽,但無可否認的,是一種科學性的實事求事的精神,充溢在組織與訓練的業務間。因而,各種性質的組訓工作──文運、青運、婦運、工運、農運等種種部門中,顯示在鬥爭的考驗中,是不斷的奔向進步、堅強、嚴密,成長為一種驚人的力量,而在腐朽的集團,卻是不斷的暴露著倒退、腐化、鬆懈、脆弱。現在,葛尚材等人,便遭遇到共黨這種一般性的組訓力量底致命的打擊──當這兩位元被搜索追捕的物件,在一個黑夜裡僭進他底農莊躲藏起來時,馬上便給農會的爪牙所發覺了,雖然他們進村來沒有出過門,老是躲在房間裡,但他在鄉間的家庭很簡單,男子只有他一人,其餘便是妻兒。村人知道他在抗戰時曾幹過特務工作的除了嫡親叔侄外,別的幾乎沒有,共黨當時統治不久,還未能達到發動嫡親鬥爭的階段,而他為人沉著,不誇張,不胡鬧,抗戰勝利後與友人在滬合資開一小藥店,村人多隻知他是個藥劑師,回到村中,還可以治點小病的「大夫」。不過,他底地主身份,在村中是無法隱形的,而根據共黨理掄,地主階級因為他底利益關係,解放後都可能與反革命分子繼續勾結,企圖作垂死的掙扎。因而,成立不久的村農會,除了對他展開一連串的經濟攻勢,如徵糧、獻糧等外,對他這個家庭,是經常加以偵查、監視的,雖然他在夜裡,帶著他們兩人,不敢由村大門入村,轉從村背突破竹林鑽進村裡,走進家門,半夜裡的犬吠聲,驚醒了村內「聞聽隊」的注意力,特務到他這座房屋邊來──因為農會組織了一批貧雇農專做輪流偵查,監視村內地主,富農及可疑的人家的工作,除了民兵兼任和青壯男子擔任外,有些貧雇農老幼及婦女都被組織起來,參加這種偵察監視的工作,日夜輪班,到處跟查,偷聽,半夜三更,常貼耳於人家的門縫屋角,偷聽屋內的談話,甚至夫婦床頭細語,亦被一一轉報去,故俗稱「聞聽隊」。在這一剎那,葛尚材屋裡有幾個男人的談話聲,便被「聞聽隊」聽得清清楚楚。雖然他警覺很高,話不多說便安排睡覺,但第二天,農會長便查問他:「昨夜幾時回來?由那個村門入材,為什麼他們底民兵,巡邏沒碰見?有沒有帶客來村投宿?」他存心不報這兩個外鄉友留住村內,因為報出去,可能惹出更大麻煩,所以,他推說昨晚村閘未關便進村了,是由東門進的,湊巧沒有碰上巡邏民兵,只有自己一個人回來。但農會長「唔」的一聲:我待你很客氣,你「要坦白才好」。

於是村農會便立刻將葛尚材的情況反映到鄉區政府去,一面加強嚴密偵查。深夜裡,他聽著屋外的腳步聲,他的心兒便在胸中跳上跳下,他耽心著,一旦來搜屋怎麼辦?第三夜,他便跟一個家道中落已久,被認為中農成分的堂侄子商妥,夜間把這兩個朋友接過他家裡去躲藏,事先佈置好反釘梢的守望工作,才提心吊膽的轉移了躲藏地點,並留函囑他侄子再在一兩天內,把他們轉送到一個親戚的漁船上,他準備三四天內再潛回上海。但在第五夜,區政府已派了幹部秘密到村上,在農會開了半夜的會,就帶了一批民兵和農會長,把他底屋子包圍起來,破門進去,搜查了通宵,雖然人找不到,但發覺屋角穢黑的閣樓上,原是結滿了蜘蛛網,卻露著曾鋪過被席,印著唾沫的痕跡,一部分蜘蛛網被挑掉了,這就說明,這地方是曾給人睡過覺的。雖然當時他矢口否認,他太太也沉著過人,嚇不出口供,一歲的小孩子又不會說話,他還是被押到了區政府去,太太受農會管制著。他堂侄子聽到消息,也就躲在漁船上,不敢回來。他們相信葛尚材不會說出來,在漁船中總是安全的,他在區政府審了一頓,不得要領,當天被解到縣公安局裡去。

縣公安局是跟上海公安部每天有情報往還的,縣公安局剛接到公安部這樣的情報:「滬市金陵東路百甯藥局股東葛尚材,平日交遊複雜,行蹤詭秘,正予秘密監視偵查,突於數日前離店,據店夥言與朋友二人回奉賢縣橋亭村故鄉,應即嚴密監視其行蹤,並隨時具報」。這一個情報,剛剛與農會,區政府的報告情況配合,於是,就酷刑拷打了一頓,但頑強的他,不但對留宿朋友事守口如瓶,而且,對身世自白,也把反動經歷隱蔽得一乾二淨,滬方就命奉賢縣把他解到了「六十七號」來。

他被解到三樓,我和張王等正在開飯,王甯和張君耳語數句,張君立刻走進關他的房裡,拍拍他肩膊,拉了他出來。

「大約你還沒吃晚飯,我們是無所謂的,你就跟我們一塊吃,不過,菜太壞了」,老張拉著他坐下來。

「不敢,不敢」,他戰戰兢兢的說。

「沒有關係!也許你今天是我們懷疑的敵人,明天會變成我們親密的同志。我們共產黨和蔣匪幫是兩樣的,我們只對事,並不對人,假如你曾幹過壞事,只要坦白,認錯,便沒有問題,如果沒有幹過壞事,而是我們下級同志一時的誤會,粗率,那麽,待我們調查清楚後,也就沒有問題了」!老王也含笑地對他說,而且,還催著他用飯。

「手上,頸上,臉上的傷痕!怎麼來的?」我驚奇地問他。

「是在奉賢被……被……下刑的」。他顫慄地說。

「唉,農村裡下級幹部同志們太粗暴了,太不行了!這是違反政策的,我們一定要設法糾正。」老張裝得十二分同情地撫摸幾下他的傷痕,搖搖頭。

「真的,我們定要設怯糾正。」老王和我都同樣地說,你吃過飯,我們馬上給你去請醫生來」!

老王再補充一句,立刻放下筷子,便搖電話,請醫生即晚到「六十七號」來!

他看到這樣情形,先前未被捕時對共黨的滿腦袋狐疑,猜忌,被捕下刑後,滿肚子惱恨,這一剎那像消去一半了,而從前一點一滴地滲進他腦海的共黨寬大,和種種美好的欺騙宣傳,又在他的思潮裡膨脹起來,臉上頓然流露出一脈感動的表情。用過飯後不久,醫生也來了,我跟老張把他的案卷研商過後,便陪著醫生進了他的房間。

「葛先生,醫生配了這些藥,你好好的服用和塗抹,傷只在皮肉,沒有多大關係,我們已向上級反映,要處分奉賢那邊下刑的同志了」我出面來跟他談話了。

「不要處分,我受罪是應該的。」他誠惶誠恐地說。

「不,這不光是你個人的問題,是整個政策的問題。因為革命不是為了報復──何況你也不一定是報復的物件──而是為瞭解決社會問題,像國民黨般濫施肉刑,我們是堅決反對的。假如某人罪該處死,我們便判他死刑算了。我剛才將你的案卷已研閱過,奉賢和上海兩地合攏起來,關於你的反革命歷史和最近的活動情況,已經收集得很充分了。不過,罪惡的造成,時代是應該負大部分的責任的。假如像你這樣聰明能幹的人,是生長在一個合理的新社會裏,早就可以成為人民的功臣了,現在你還年青,只要翻然悔悟,回頭是岸,重新做人,前途還是遠大而光明的。你今天很疲勞了,你好好的休息一下,大力的反省反省,明天該走那條路呢?如果是走一條馬上恢復自由,立功贖罪,為革命效命的光明大路,那麽,請你好好的坦白一切,否則,就根據現有的資料,按照懲治反革命辦法,你還是必然被處死的。我們處理案件是很迅速的,絕不像國民黨那樣拖泥帶水。你要走一條光明的路或者黑暗的路,就該在這三天內選擇好。在這個任由你選擇的時間裏,我們是把你當客人一樣招待的。因為,你或者會成為我們的革命同志,或者把你處決。你介乎這兩者之間。我就是跟你說一句不客氣的話,也是不願意的」。

「葛先生」我停歇一下後又繼續說,「你看,這裡是彈簧床,梳化椅,門可以不關,你要到衛生間,要洗澡,可以自由去好了。你跟我們居在鄰室,大家不是好像朋友一樣麼?只因二樓是大辦公廳,所以你不方便下去。現在,讓我把紙筆留給你,你早寫遲寫都由你自己決定──你早點遲點決定向人民靠近,坦白自新,該由你自己決定,不然太遲了,便會自絕於人民了」。

「你瞧」!老張捧了一木貼照相簿,翻開一頁給他看,「這是我跟軍統一批頭目合攝的照片,那是老王和中統一批頭目合攝的照片,我們都是不久前由國民黨特務機關投過來的。只要坦白過去,誠心誠意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不是一樣把我們當自己人看待?所以,你坦白是不必有絲毫顧慮的,我倆可以保證你,坦白後立刻可以恢復自由。只要努力立功贖罪,我倆人同樣可以保證你底光明的前途,你看相片中的我和老王像不像」?

「像,這照片還好像攝了不久呢」,他驚奇地注視著照片內有些熟識的人的面孔,他的臉低沉了。

「照片內你有熟朋友麼?」老張低聲問他。

「唔……」他猛然提高瞥覺,「沒有,照片內沒有熟朋友。」

「有也沒有關係,何必這麼多顧慮呢?」我笑握著他的手,「你還是一個人好好的休息,反省一下再決定寫吧,把自傳和最近的活動情況,詳細點坦白出來,好便你的問題早日解決,好使你早一天跟你的妻兒團聚,不要讓他們吊著心肝盼望,好,祝你晚安」。

當我說到末後的幾句話,他一陣感觸,眼眶潤濕了。老張回到房間裡欣欣地對我說「陳同志,你真行,這個頑固堡壘三幾天準可以把他突破了,看他政治經驗不夠老練,是經不起三騙兩騙的」。

第二天開中飯的時候,我又跟老張走進他的房間裡。這時,是由勤務將他一人的飯菜送到他的房間裡的,一盤炒蛋,一盤炒肉絲,一個湯,這是上面決定的在「騙」的階段裡使用的兩葷一湯的優待餐。

「因為我們把你當客人看待,所以你用的比我們還好得多的客飯。而我們卻要恪遵陳市長的號召,一律吃大灶飯,今晨我向上面報告時,已說你已有充分的悔過表示,因而,更加強了優待你的措施,希望你不要辜負我和上級的好意!」你反省了一夜又半天的結果怎樣?」我溫和的對他說。

「讓我再考慮一下可以麼?不過,我事實上也沒有什麼真正的罪過呵!」他一邊已顯示著動搖,但一邊又為恐懼的情緒所阻擋著。

「讓你再考慮一下是可以的,不過,你思想上是否有什麼顧慮?你也可以向我提出來,你是否懷疑我們也跟國民黨一樣,騙到你的口供就殺你。我們是不會這樣的,要殺你,光根據現有的材料──過去,你曾參加過匪特組織,現在,還參加反革命活動,隱藏兩個匪特在你奉賢故鄉,進行非法活動,這就可以用不著你承認的口供,就可以槍斃你!但是,我們共產黨是要改造社會呀!我們認識到,殺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我們要你坦白的用意,第一是進行思想鬥爭,要你檢討過去的錯誤,承認錯誤,才會勇於重新做人。第二是要根據你坦白的經過,尤其是你最近非法活動經過,那兩個匪特現在隱藏到什麼地方去?好使我們幫助你立功贖罪。但是,假如你不坦白呢?第一便表示你不肯承認錯誤,不肯悔過,反面,便是表示你還打算反動到底,頑固到底。第二,當然是表示你更不肯誠心誠意向人民靠近,更不肯為我們共產黨效命,去努力立功贖罪,反面,自然還是決心繼續著反革命活動。你想,由你來處理前後兩種不同的方向,你要怎麼辦?對後種傾向,你覺得應該把他殺掉麼」?

「……」他沉吟著「,那當然是應該殺的!但是……」

「但是什麼?你隨便說,沒有關係」。

「但是,你們真的是脅從不問,立功受賞,既往不咎嗎?」他顫抖地,興奮地瞪著眼睛向著我。

「我們共產黨,向來是號召與實踐一致的,這一點顧慮,你可以完全消除,我可以向你保證,只要你坦白,必能既往不咎,立功後必能受賞,你現在答應我,你今天睡覺前,可以將你的自白書交給我麼?

「讓我試試看!」他的顧慮已消除大半了。

這樣「騙」的說服,恐嚇工作,由我跟老張輪班耍弄著,表演著。當天晚上他交來了一分自白書,只坦白了他在抗戰期間因激於愛國熱情,參加國民黨特務機關工作,對最近的活動,輕輕抹煞了。第三天,又經過一頓半嚇半騙後,又交出了一分補充的自白書,但只說兩個過去特務機關的老朋友,偶然相逢,要到他家鄉去玩兩天,他一時疏忽,沒有向村干報告,他們兩人現不知往那裡去了,他把那葛某和符某的名字寫出來,正是我們急迫追索的重要物件,便更大力地向他下功夫了,銀行牌香菸,一包包的叫勤務送給他。第四天晚上還給他燒了半斤紅燒豬肉,我和老張拍拍他的肩膊說:你好好的想清楚,再坦白清楚,過幾天你便可以返奉賢去看你的太太孩子了」。

經過五次坦白書的補充後,老張,王寧和我研究的結果,還認為不能滿意,後來,還是經過老張耍了一大套大嚇騙的把戲,才使他吐出了葛符二人躲藏的去處。於是我們立刻派人馳往奉賢,再抓著他的妻和堂侄媳婦,引向漁船上,把符葛二人捕到上海,再根據他們兩人吐出的線索,前後關起了三十多人。而對於葛尚材,他就在第六天的晚上,把他上起手銬,押往南市車站路看守所去了。全案經過四五個月的偵查搜索,一絲一毫都肅清了,才在上海解放日報公布出來,後來,葛尚材及同案十多人,終於由王寧擬稿簽請槍斃了。當他在「六十七」號受著優厚的招待時,也許連夢也不會夢到,會有這樣的下場的──這就是中共政策號召與實踐執行的一致真相,這就是中共的脅從不問,立功受賞的最好榜樣,這就是今天上海福開森路「六十七」號騙人技巧的典型例子。

共特機關,光是騙人民,騙政敵還是不夠的,它對幹部還是一樣騙呢。

一九四九年初冬的一個晚上,楊帆約我去晚飯,他除了虛偽的讚揚我幾句外,跟著和我談起問題來。

「陳同志,現在要請你冒險去完成一項任務」。他鄭重地對我說,隨手攤開一幅精細的軍事地圖,他右手拈著鉛筆指向東奉賢,南潞、川沙、沿海和長江口外的嵊泗列島,在地圖上早已圈滿了一個個小紅圈,一邊指劃著,一邊向我解說。

「你瞧,這些地區,現在是武裝匪特騷擾得最厲害的地點之一了。我們的解放軍和公安部隊屢次進剿,還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就在要進行車軍與政治相結合,進剿與招撫相結合,殲滅與瓦解相結合,就在這地區中流竄的武裝匪特中,有一支由竺飛領導的,開始只有十幾桿槍,但數月來,已嘯聚成擁有百餘桿槍的烏合之眾了。他們行蹤飄忽,而且,控制著幾隻帆船,遇到我方兵力大時,他們便越海到嵊泗列島去,他們知道那處防衛力弱,便又轉來突擊,搶掠,流竄。我知道,你從前曾領導過竺飛,他對你有著相當的信仰與感情。我已跟情委會,二室,三室等有關部門研究過,你是可以設法爭取他回來的,如果約他到上海會談不可能,你要冒險深入他的隊伍中去說服他,我們可以不究辦他,可以給他相當的地位,他的胞兄現在在華東空軍部工作,也是一個立場很堅定的共產黨員,我們可以通知空軍部暫請他來協助你,你覺得怎樣」?

「為了革命,我個人任何犧牲都可以的」!我機械地把黨八股搬出來,「只是,他是受了刺激才從上海逃去打游擊的,現在他底武裝剛剛壯大起來,他怎肯放下武器。假如答應他,委他當一名公安大隊長,全部武裝不用改編,只派黨委,政治指導員去加強政治領導,駐浦東沿海一帶協助剿匪,他本人也不必調來上海,待我起程前往時,連委令公事都帶去了,這樣,完成任務的可能性比較大,否則,恐怕是徙勞而已。部長覺得我的意見怎樣?

「就決定依你的建議進行」。他陰沉沉地思索了十多分鐘,才決斷下來,「那麽,你回去準備一切,明天到秘書處拿公事,要跟他哥哥詳細的商討一下」。

於是,在將近一個月的時間中,我和他哥哥,冒盡危險,往返於浦東沿海及附近島嶼與上海之間,前後達三次之多。有一次幾乎給別一部游擊隊幹掉了,後來,終於照著我的建議原則,完成了協議,他接受了名義上的改編,大隊及各中隊都派了政治指導員去,這一支隊伍立刻投進了「剿匪」的行列。幾個月中有了很大的貢獻,而在幾個月中,他底隊伍已暗中受到政治人員們在進行著秘密的瓦解工作了。雖然他行動還非常謹慎,隊伍經常在備戰狀態中,駐地必須與共軍保持相當距離,出席任何會議都派營指導員或副大隊長參加,本身絕不肯離開隊伍。楊帆始終似乎對他莫內何。但在舟山群島解放後,楊帆特然約我隨往浦東,秘密召開治安會議,要各公安單位首長,各公安部隊首長親自參加,在每張通知書中註明任何單位不得派代表代理出席。當時,他曾很為難,楊帆派我去促駕,我對楊帆說:「假如保證不扣留他,我才能去,否則,我不但對不起他,連他哥哥我也不能見面了」。楊帆卻向我萬分確切地說:「我向你負責說一句,我絕不會扣留他,我絕不會使你太為難,只要你用盡一切方法,請他親自出來參加會議便行了。他老是不敢露面,這是不好的!」

「部長,你是我們非常信仰的領導長,說一句,當然是負責一句的,不過……」我萬分遲疑地要把心裏的話吐出來,但卻又給什麼東西作梗在喉裡似的,臉上充滿了陰鬱。

「陳同志,你放心好了,你是我的心腹幹部(?),我作為一個領導長,我能向自己幹部喪失信用麼?我以後還能派遣你進行工作麼?你一切顧慮都可以不必的,而且,他在這許多月來,都表現得不錯,我為什麼要干他呢?」。他溫和而嚴肅地說,顯示著無限的誠懇。

「命令只好服從」,我心裏這樣想著,悶悶的走向竺飛的隊部,費盡了唇舌,有時說得聲淚俱下,要用頭臚來擔保。他一面覺得老友情面難卻,一面又覺得自己在這許多月來,己經立過不少功勞來贖罪了,何況他還有哥哥在共黨裡面。而當時舟山解放,游擊形勢又惡化,更削弱了他再拖上山去的決心,同時,他也知道,自己的部隊正在瓦解的狀態中。這一切因素,促使他神魂不定地脫離了部隊,走向治安會議的周浦市。在會議開完後,楊帆藉口會中的大多數人都要求看管他,他不能力排眾議,只好暫予看管,而他的隊伍,當晚也遭受到包圍,繳械,只有少數人冒死突圍,化整為零地再過游擊生活。他被押到上海,未經優待,便押到南市車站路看守所囚禁起來。

我由周浦到上海。不斷地跟楊帆爭辯了幾場,後來,我和他哥哥,一塊去找他,但他這樣教訓我們:

「陳同志、竺同志,我現在請問你們,你們是站在怎樣的立場來為他說話?是站在組織的立場呢,還是站在跟他的私人關係立場來為他求情呢?你們都是黨的老幹部,難道你們真會脫離黨的立場來為一個反動分子開脫。」

「………」我倆人給他以「立場」的帽子壓下來,突然呆住了。

「如果站穩組織的立場來看問題,就應該同意組織的措施,我既然批准了治安會議的多數要求,你們就應該擁護我的決定」,他繼續強詞奪理地說下去。

最後我和他哥哥悵然地走出來,我托病住進了警察醫院,開始了消極──我不但從竺飛的問題看到了這位領導者的凶險,背信棄義,感到萬分憤慨,同時,也感到我本身問題,也值得顧慮了。戈茅從前的話,又浮映在腦海,我也曾被他誣控過叛黨的,說不定在什麼時候,他也如對竺飛一樣,反臉不認得人,給我清算他認為被捕失節時的爛帳,那麽,我怎能吃得消,在醫院清靜中想了幾夜,寫了一封長信給戈茅,請他無論如何,幫助我設法調回中央去,同時,叫紫清不要調到上海來。在醫院時,接到竺飛的哥哥一封信,他請求我要用盡一切方法轉請楊帆保留他弟弟生命,如果確不能馬上恢復自由,那麽,最多給他短期教育改造。我打了一個報告,附上他哥哥的信,送給楊帆。過了一個時期,我又跟他哥哥再訪楊帆一次,楊帆才答應了保留生命是可以的,但要送過法院判刑。我知道他這案沒經過六十七號是由二室統辦的,我特陪著他哥哥到開原路田公館──即二室辦公處──去,提出有別的理由,請田主任在擬送法院審判的意見書中,可能下減少處分。但老田告訴我們說,楊部長已指示過,擬請判死刑以外的最重徒刑。經過我們苦苦請求,老田才答應在意見書中擬請判十五年以上無期徒刑以下重刑。送過法院後,又害得他哥哥不知費盡多少精神,去求審判員們關照,才幸運地獲判十五年有期徒刑,關進提藍橋監獄,長期享受鐵窗風味。現在不知是否還會翻案重判呢!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騙幹部,騙投誠,騙起義,騙立功贖罪的典型例子。

上海解放後,不到一年間,我所看到的,像葛尚材和竺飛這樣被騙的例子,就記不清楚有多少。據王寧說,光是經過六十七號被騙上當,致盡情坦白,被指為直認不諱,送上屠場或打入牢獄的就不下三千餘人。曾被共黨渲染得有聲有色的所謂「DRP」特務組織的主持人狄憲章,不過是一個愛耍點玩意兒的糊塗蟲,因受育材中學政治教員添油加醋,誇大檢舉,致被關進六十七號來。開始他還露著一般讀書人的傲骨,後來被王寧一說:「我們是當你是一個有辦法的特務,才以上賓之禮來招待你,因為有辦法的人,只要肯坦白,肯向人民靠近,那麽,他在展開革命工作時還是有辦法的。假如我當你是一個小嘍囉,就送你到監獄去吃苦頭好了,你還不受抬舉,不肯把你領導的大系統坦白出來,那你就不配住在這自由自在的洋房裡──何況一經坦白,不但恢復你的自由,我還請你在這裡幫忙我們呢」。於是,狄憲章把十多年前跟軍統郭崎元曾一度建立過關係的歷史坦白出來,而這段歷史,不但公安部不知道,育材政治教員也無從瞭解。他十多年來已與郭斷了往返,在上海育材中學,過教書匠生涯已許多年了。而他更可憐的,是他在上海解放前後,為了同學們在戰亂中取得聯絡,因為當時國民黨宣傳要把上海守三年,要把它變成史大林格勒。市民都人心惶惶,學生們當然更多幻想,就請狄老師指導,建立同學通訊網。你想,一些乳嗅未乾的中學生,能幹得出什麼名堂呢?但他在王寧的欺騙宣傳下,為了顯得自己是一個「大領導長」,自己是一個「有辦法的」,竟如王寧所希望他一樣,把他平日的幻想和在生活中留下的一點點幻想的痕跡,像他在學校中做文章一樣,有聲有色地寫出來。四天後,就被押去南市,很快就把他槍斃了。那群育材同學通訊網的無知學生,也遭到池魚之殃,很多送到集中營去受改造教育。

但是,騙的伎倆,也遇過「其功效等於零」的時候,那就是我親眼見過的劉棠。他是一個少年老成,視死如歸的人物,王甯曾嘆息過「他是一塊頑固的鋼」。

他不過是廿幾歲的青年,解放後,繼續在儀韻女子中學教書,他原與校中一美貌女生相戀,但解放後來了個政治教員盧克緒,盧是盧志英案中獲釋的幸運者,自然他跟公安部有著密切聯繫。盧在解放前被捕時有一個做過舞女的太太已離婚,解放後,當然急於追求對象。湊巧他也看中了劉棠的戀人,漸漸地彼此爭持不下,盧後來追查劉的歷史,聽說他曾參加過青年團工作,跟蔣經國曾有過往還,於是,就大力向公安部告他,偽造函件,叫人寫些特務活動聯絡的暗語,郵寄到儀韻女中去,函件先由他檢拆,附上報告送入公安部。劉棠被抬舉為蔣經國派滬的第X潛伏組長。於是,他也就被送進「六十七號」三樓。這件案也由我與張君合辦,時間是在一九四九年末。

劉棠也是住在葛尚材住過的那間房裡,張君和我自然還是把那熟習了的一套騙術,如法表演,但一天,兩天直到七天,還是一點效果也沒有,經過情形,說起來會令人有點不相信。

從生活優待方面談,他始終沒有表示過滿足,他說:「兩暈一湯算得什麼,假如當我是客人般優待,就應該給我吃特灶飯,起碼要像百老匯大廈的客人們一樣,吃小灶飯」。他對於銀行牌香菸不高興吸,要吸白錫包,我們客氣的向他解釋:組織上沒有白錫包發下來,請他原諒。但有一次為了想要他樂意的坦白出來,王寧特地掏腰包給他賞了兩包白錫包,但結果還是一點效果都沒有。不管你如何地跟他談得□焦舌爛,半嚇半騙,但結果不出下面兩種:(一)他有時跟你口若懸河地辯論,從理論到實際,他也有相當的瞭解。在某一點上要把他說服,總要引經據典,嚕囌幾個鐘頭。要他坦白參加三青團匪特組織經過,他始終如一地說,三青團是參加過的,但卻是在中央大學時給同學代填寫去的,入團儀式他沒有參加,任何小組會他也不參加,這樣,他就等於沒有參加。但有得吃的時候則例外,免繳費而參加餐會或茶會,他是不敢後人的,但吃過便走,難道吃也有罪麼?這不成為罪的經歷。談談坦白是可以的,用筆寫下來坦白未免小題大做。他要拒絕!至於蔣經國,他是認識的,但為他做工作麼?盧克緒白天見鬼,你們也白天見鬼,告訴你,蔣經國是不配領導他工作的。認識個把戰犯便有罪麼?這是笑話,所以談談這情形是可以的。用筆寫出來是多餘的,所以,他也要拒絕。(二)他或者在你大嚇大騙下,一言不發,只叫你拿點紙來,讓他慢慢的寫,你催得急了,一定要他明天交,他也答應你,明天來取,只是明天去取時,卻不是他的自白書,而是劉棠獄中作:「人民公敵毛澤東」。他完全仿照存在他室中的陳伯達寫的「人民公敵蔣介石」的形式來寫,你超越六十七號辦案原則來罵他,他或者置之不理,一言不發,或者滔滔不絕,跟你爭辯得面紅耳赤。你警告他,這樣會招到殺身之禍,他卻說,他早就視死如歸,他一再強硬地指出,像他這樣的人也要被關起來,毛澤東是事實上的人民公敵了。要他不續寫下去,除非恢復他的自由,等到他第三次交卷給我和老張,還是「人民公敵毛澤東續作」時,我兩人已感到束手無策,只好在小組會提出來,讓王寧親自去嘗一下他底「頑固的鋼」底滋味。王寧和他接觸過一兩次後,也大呼一籌莫展,只好在第七天夜裡把他解走了──六十七號的犯人,非特殊必要的不會超過七天,但這種秘密,外界是鮮知的。

他被上手銬時,要掙扎,而且破口大罵,王寧不得不命行動員用棉絮把他口塞起來,手反銬著,推上汽車,解到愚園路青白小學去。在那小學原址裡,接收後,各種刑具設備齊全,後來,聽那邊「同志」說,他在青白小學還有更精彩的演出。所有刑罰,上老虎凳,放飛機,倒吊腳指頭,灌辣椒水,針刺指甲,燒紅鐵燙背,但一邊用刑,他一邊破口大罵,後用棉絮塞著口。他卻又容易昏絕,要他坦白什麼也寫不出。審訊人員當面監視著他寫,他還是寫些罵共產黨的字句。這樣鬧了一個月,一點結果也沒有,醫生驗過他腦袋,卻又證明他是正常人,並沒有神經病,但醫生卻證明他身體,已再受不起刑罰了,已被刑罰催殘得衰弱不堪了。最後,只好送到南市車站路看守所長期囚禁起來。

他到了南市看守所,審訊案卷又照例送回給我和老張,我和老張研商過,把他丟在牢裡休養一個月再說。但一個月後,我和老張去把他提到看守所的審訊室談話時,他一見我們,便破口大罵,氣得老張忍不住摑了他兩耳光,冷不提防,他也還敬老張一嘴巴,這樣竟動起武來,在上海犯人中,恐怕還是第一遭。幸虧警衛員上前把他兩臂扭反向後,再著人拿手銬把他反銬起來,否則,怕老張還要挨打幾下,這一次自然又是毫無結果。老張叫看守所王所長把他用棉絮塞口倒吊三天,回到六十七號後,他氣忿地對我說:「我們聯名簽呈把這王八蛋槍斃算了,他媽的,我真沒見過這種囚犯!」

「沒有一點事實,沒有一點口供,從外面也再沒法找到他一絲反動活動的證據,光憑盧克緒的報告,怎樣簽法?我看還是等等吧,你忍忍這口氣」,我勸阻著他。

「他媽的!這種囚犯我束手無策了,如果不簽請槍斃他,我也不管他了。」他無可奈何地說。

「對!我也無法處理他了,還是大家簽請另派人接理他,我們自認低能,拉倒算了」,我高興地同意了他。

後來,由王寧自己處理,一直到我離開上海時,他還這樣對我說:「劉棠那塊頑固的鋼還沒有溶化,還是一點東西也不肯坦白,見面就破口大罵,用棉絮塞起口來,用手銬反銬起手來,談也不行,寫也不行了,還坦白什麼,例外地給紙筆墨他帶回囚室,他又是寫「人民公敵毛澤東續作」。刑也不怕,打也不怕,說殺也不怕,這種傢伙,將來只有把他充軍到新疆去,所以,我也幾個月沒有去提訊他了」。

讀者們!你們看過這幾個例子,可以想到,被「騙」上當,坦白清楚,誠心向人民靠近的如葛尚材,狄憲章等一個個被指為直認不諱,罪有應得而被槍決了。但「頑固的鋼」劉棠卻迫得整個共特機關都莫內他何,一個個束手無策,只好打算把他「充軍」算了,你們看「坦白」是不是騙口供,催入鬼門關的法寶!

我是在一九五○年春天離開「六十七號」,奉調到善鐘路「二三七號」情報工作委員會去當情委的。在「六十七號」期間,除了當說服,審訊工作,而它內部情形及若干案情有所瞭解外,還可以加強了跟他有關的若幹部門的瞭解,而這許多部門,多數也非外間人所能知道清楚的,在香港的出版物中更未見透露過。因為共黨保密制度嚴密,被捕過關進去的人,所知者多僅一室內之事物,此外,他是無法瞭解的,所以,我打算在下面先給予披露,才敘到「情委會」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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