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著名學者，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茅於軾認為，共產主義不再是普適價值，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也不相信共產主義，中國要避免和以民主、法制、平等、自由為內容的普適價值發生衝突。
2011年7月30日，天則經濟研究所在北京舉辦「地方治理與國家轉型——廣東模式、重慶模式對比」研討會。作為主持人之一，茅於軾在開篇發言《從世界大潮看國家轉型》中說，普適價值是當今世界潮流，而普適價值的內容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當前世界有各式各樣的矛盾，不管在中國，在利比亞，在突尼西亞，它的衝突就是普適價值和本地的傳統文化相衝突。拿中國來講，就是普適價值和中國幾千年皇權文化的衝突。本地文化要調整自己，適應普適價值，不放棄自己的文化和傳統，只是放棄自己文化傳統中與普適價值不相容的部分。
針對如何看廣東模式和重慶模式，茅於軾指出，要拿普適價值來衡量，哪一模式更接近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中國從滿清的封閉狀況走到今天，有沒有普適價值？現在還有爭論。有一段時間把共產主義看成是普適價值，全世界都要走到共產主義去。經過七八十年的實驗，共產主義失敗了，公有制、計畫經濟不行了，絕大部分國家放棄了共產主義。
緊接著，茅於軾說，中國現在不大會有人再要求共產主義，雖然還叫共產黨，「我相信胡錦濤也不見得相信共產主義，當然他沒有說過，相信的還是現代社會的制度」，中國憲法雖然寫公有制為主，但還是承認各種所有制，承認人權、法制。
中國對普適價值是不是有一個回歸，收斂到同樣一個認識。茅於軾認為，這個收斂的結果，就是人類最基本道德，所有違反基本道德的制度、做法、政策，通通要唾棄。文化大革命就是違反最基本道德，(1949年)解放後好多事都違背最基本道德，沒有寬容、沒有同情心、殘害人，走向了無產階級專政。
作為經濟學家，茅於軾說，人類一定會有一個市場制度，這一點他非常有把握。最近50多年，市場經濟的建立解決了資源配置問題，任何一個國家都可以通過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市場得到任何一種資源，不需要通過打仗。爭奪資源的戰爭一去不復返，除非一些國家的領導人煳塗得要命，用政治干涉市場、破壞市場。雖然爭奪資源的戰爭沒有了，剩下的戰爭就是和普適價值的衝突。中國將來走什麼道路，需要看清楚，要避免和普適價值發生衝突。
雖經三十餘年改革，中國迄今尚未完成轉型，而依然停留在中間狀態，舊體制與新制度犬牙交錯，不甚協調。過去十年間，嚴重的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問題日益顯現、爆發，改革卻基本處於停滯狀態。天則經濟研究所認為，在此萬馬齊喑之際，薄熙來治下的重慶模式「異軍突起」，引人注目，但其綱領和做法也引起廣泛爭議。與此同時，汪洋治下的廣東也以其開放的理念與務實的態度，在社會治理之諸多方面形成一系列獨特的制度，而隱然成為另一種模式。
與會學者縱論廣東模式與重慶模式
北京新時代致公教育研究院院長周鴻陵：廣東模式和重慶模式浮出水面，標誌著改革已死，標誌著傳統的發展模式走到了盡頭，標誌著傳統治理模式已經死了。理想模式就是多元共治。現代社會模式是多中心、多元的社會。政府提供公共產品，企業提供私人產品，社會組織提供准公共產品或者非公共產品。在這種模式下，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社會自治化，三元均衡發展。一個現代社會治理模式，就是政府管政府的事，市場管市場的事，社會管社會的事，並且分別依據民主、市場、自治的原則分別治理，共同創造社會和諧。除此之外，沒有什麼新鮮的，如果硬要搞出什麼新鮮東西來都屬於年少無知式的衝動，是對現代社會常識的顛覆。
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副主席秋風：從整個中國政治演進角度來看這兩個模式。我覺得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在過去半年的浮現以及他們隱約的競爭，其實對於中國現代政治的形成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我所指的現代政治，我在微博上曾經而過一句話，就是有意識形態動員大眾，然後分配資源，這就是現代政治。用觀念公開的唿吁支持、尋求支持，然後把這個作為自己力量的來源，這就是現代政治，然後相互競爭。以前我們很多政治，尤其是上一屆九個人，都是一些宮廷陰謀，都是私下分配這些東西。所以，在這樣架構下是什麼？我們中國在過去十年，我想其實是被耽誤的十年，為什麼被耽誤了？因為沒有政治。所以，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非常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他們非常鮮明的提出了自己的觀念，我想這點是非常值得我們觀察中國問題者關注的。
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教授蔡霞：「模式」二字我是非常反對的，提出模式二字，我認為這是有意的，外麵人吹我們，我們自己不能陶醉。如果自己陶醉，就此掩蓋問題、就此迴避問題。第二，故意談模式就是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就想把體制固定在現在的狀況。所以，今天談這個問題不是光講重慶和廣東問題，而是講整個國家怎麼走的問題。
南方週末高級評論員笑蜀：不客氣的說，最近十年越來越明顯，就是這個政權有統治沒有治理，統治上無所不能，治理上百無一用，治理上是徹底失敗的，因此在兩個地方的試驗都是解決治理失敗的問題，都是從自己角度進行有益的探索。按照原來的辦法已經沒有辦法繼續統治下去了，究竟怎麼統治下去？我們大家都不知道，中央也不知道，胡錦濤、溫家寶不知道，薄熙來和汪洋在做實驗。廣東實驗最大的特點、最大的貢獻、最大的突破在於四個字，就是社會建設。我們過去30年只有經濟建設沒有社會建設，我們是犧牲社會建設的經濟建設，我們今天以及將來都要為這一點付出一個巨大的代價。在這點上廣東把社會建設放在中心，放在首位，這是撥亂反正，根本的撥亂反正，這是廣東最大的貢獻，最大的意義。汪洋新政只是走到這一步才有真正意義上的汪洋新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教授高全喜：重慶模式，從現在來看依然是黨政主導。唱紅打黑且不說，民生建設，崔之元大力倡導的，也是政府主導。我認為，中國當今最根本的問題，不是經濟上的政府主導的扶助農工，而是政治權利的平等，公共資源包括官職等向社會開放，按照羅爾斯的兩原則，政治平等原則居於首位，其次才是差異原則。政府和黨來決定平等和差異性分配，扶助農工，決定平等，你壟斷權力，有什麼資格和能力來幹這些呢？王紹光的社會主義30版，說現在的重慶是既平等又有效益，第一個原則都沒有實現，何來平等，效益如何能持續。說到底，還是政府和黨為人民或工農大眾包辦，包辦分蛋糕，包辦國民經濟，這與計畫經濟時代有什麼本質區別呢？這是我的疑問。
原《中國稅務》雜誌社長張木生：薄熙成（薄熙來弟弟）告訴我，現在薄熙來最困惑、最頭疼的、覺得最沒有底氣的，他感覺最大的需求是理論的需求。就是我們的改革開放所依靠的「鄧、三、科」，就是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他感覺對於重慶下一步要搞的事情的實踐的理論工具，他是說自己理論修養太差，拿不出更多能夠解釋重慶現象的理論說明。
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田飛龍：茅於軾老師列舉了自由、民主、法治、平等諸多價值作為普適價值，現在能拿出來的好的東西都在裡面，這就有一個危險，因為這只是在最高規範層面承認了人類文明史上出現的價值，具體如何在特定的政治共同體內加以實踐，其間的張力（如自由與平等/民主與法治）如何紓解，並不清楚，因而對具體實踐的指導意義有限。價值本身的制度化要依附於具體的歷史社會條件，並且在這一過程中不同價值本身要穩妥地進行歷史實踐，存在階段性的重心選擇，這個需要藉助政治決斷和民主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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