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政策失誤加劇中國通脹
目前,通脹失控風險正在急速上升,高通脹或許將全面裹挾中國經濟。官方新近發布的CPI已高達6.4%,超過了經濟學上定義的「嚴重通脹水平」,這是任何政府都極力避免的通脹數字。
而且,通脹預期亦已形成數年。不少民眾和專家學者,對於官方統計數字是否反映了真實物價的上漲水平,深表疑慮。7月9日,經濟學家許小年在其新書發布會上公開說,現在的通脹不可能只有6.4%,這一數字乘以2大概才能反映真實情況。
筆者認為,眼下通脹形勢愈發難以控制,根子在於政府不願承認過往金融政策、農村政策和產業政策已經犯錯的事實,不願正視通脹因素的客觀存在性,總是寄希望於通脹能自動回落,沒有糾正失誤的決心。而且隨著近些年市場經濟的倒退,行政干預力度過大,權貴資本主義開始發酵,複雜的利益糾葛,使得行政決策遲緩而錯亂,治理通脹成了「口號」式教條。
金融政策的犯錯已經無需過多闡釋,過去十年,尤其是剛剛過去的兩三年的信貸大躍進,基礎貨幣量的短時間內跳升,早已經為惡性通脹的發酵奠定了堅實基礎,各種分析汗牛充棟。
不過,就是在舉國上下,對貨幣超發已經漸漸形成共識之際,貨幣政策仍然是處於名義上緊縮,實際仍然寬鬆不堪的狀態。雖然央行幾乎月月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偶爾也提提存貸款基準利率,但是負利率依然高達2%以上,M2增速仍然維持為16%左右,遠超GDP增速,月度新增貸款動輒五、六千億元。現在中國M2高達78萬億元,按照現在的增長速度,兩年後就將跨過百萬億元大關,M2與GDP之比、信貸與GDP之比只會愈發離譜。如此調控之下,通脹怎會回落?
農村政策的失誤亦十分明顯。近期,豬肉價格之所以動輒以50%以上速度飆漲,固然一方面與豬肉市場供求週期密切相關,但更為本質的原因還是農村經濟的凋敝。由於這些年過於關注城市化,已使得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大幅度下挫,土地出現大量的荒蕪,富有體力的勞動力也大多不會留在農村。本來,農村應該成為城市糧食、蔬菜和食品的主要提供者,而如今不少農村也已成為農產品需求者,兩相重疊,使得供求關係加速失衡。要是在過去「自家有肉」「自家有糧」的情況下,豬肉價格、糧食價格暴漲的可能性會大幅減小。政府漠視「三農」,農產品價格只能以上漲來表達無聲的抗議。
最近,中央專門召開了水利工作會議,全國媒體也一片高調宣傳,但這一次恐怕又是只見「雷聲」,難見「雨點」。年初的一號文件重點也放在了農田水利建設上,但之後的半年多除了迎來一波水利板塊的炒作,未見對農村基礎建設有什麼明顯的效果。此次政府打算未來幾年投資4萬億元,大力興修水利,很難想像,在目前的官僚環境中,這筆錢有多少能真正兌現為實實在在的基礎建設。2005年之後,政府提出了新農村建設戰略,每年也有近千億元的新增資金投入,但農田水利建設並未得到改善。實際上,不少地區使用的農田水利設施,依然還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興修的,雖然已經千瘡百孔,但依然是抗旱、蓄洪的主體工程。尤其是,現在的縣級以下官僚系統,漸漸地趨於腐敗化和庸態化。沒有大力整頓吏治的前提,這次的4萬億元,恐怕不可能改變農村農田水利建設癱瘓的現狀。
產業政策的失誤更是顯而易見。過去十年,房地產長期霸佔支柱地位,不僅僅禍害了金融系統,蠶食了民眾的創造性,最直接的惡果是造就今日高通脹。由房價泡沫帶來的地租式通脹、產業空心化,已經成為拉升物價不斷攀升的重要力量。
而且,這些年決策層只知道出臺此起彼伏的產業規劃,所謂的「頂層設計」不斷,國進民退浪潮席捲各地,可就是見不著經濟效率的提升,真正有競爭力的、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匹配的企業遙遙不見蹤影。如此產業環境之下,自然沒有勞動生產效率的提升,只能不斷以消耗資源能源為代價,維持過往惡性的增長和通脹路徑。
隨著大量企業逃離實業,一方面不少民間資本以熱錢形式游離於資產市場,不斷炒高產品價格,另一方面製造業只能在夾縫中生存,社會總供給趨於縮減。成本推升和供給減少,兩個因素疊加,使通脹形勢更為嚴峻。雖然決策層亦對此也早有認識,但是在複雜的利益關係面前,尚缺乏「壯士斷腕」的勇氣。
中國通脹已出現失控風險。如果在接下來十年裡,不能系統糾正已犯的失誤,只是提提準備金率,連加息扭轉負利率都不願意,那麼從根子上打擊通脹,強力推進經濟轉型更只能是奢談。
筆者認為,雖然持續大幅加息,徹底逆轉貨幣環境這樣的治本性政策,短期內可能會造成經濟的「硬著陸」,惡化中小企業生存狀態,但如果不這麼做,只會進一步固化目前的「豪賭惡性通脹、依賴投資和房產泡沫」的不可持續發展模式。
過去十年,中國GDP翻了兩番,多數統計指標,都足以顯示這十年是中國經濟史上最繁榮的時期,但普通民眾則很難同步體會到自己生活水平的提升,面對不斷攀升的房價和通脹、不少人都陷入深度焦慮。新時代呼喚全新的發展思路。單憑GDP、單憑印鈔票,不是長久之策,中國需要找到真正能使經濟強大起來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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