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工程的負面效應終於被官方承受,國務院會議首次表態,「三峽工程在發揮巨大綜合效益的同時,在移民安穩致富、生態環境保護、地質災害防治等方面還存在一些亟須解決的問題,對長江中下游航運、灌溉、供水等也產生了一定影響。」
如此表態,使得公眾重新懷念起黃萬里其人其事,在網間引發悼念高潮。黃萬里,1911年生於上海,著名水利專家、民主人士黃炎培之子。早年曾經留學美國,1936年獲水利工程學博士學位,1937年春學成歸國,也被認為中國首個學習過水文學的水利專家。
今天我們記住黃萬里,並非其主導的水利工程,而是因為他對於三門峽工程以及三峽工程的異議。上世紀50年代,在蘇聯專家幫助下,中國決定動工黃河三門峽大壩,力圖以人力一清黃河。當時水利部召開討論三門峽水利規劃方案之際,參會有70多位專家學者。迫於「聖人出,黃河清」的言論環境,唯有黃萬里反對三門峽水庫,他公開表示:「你們說‘聖人出,黃河清’,我說黃河不能清,‘黃河清’,不是功,而是罪。」期間,他進行了長達7天的辯論,無果而終。
最終,三門峽大壩上馬,而其後造成的斷流、洪災危險影響無數人生活,幾十年並未好轉,無一不如黃萬里所預期。事後,黃萬里曾經多次表示,技術上說明三門峽大壩不該建並不難,可惜眾多專家無人敢於堅持。對此,黃萬里未能釋懷,寫了小說《花叢小語》,1957年發表於《新清華》。
小說直接諷喻三門峽之事,借人物之口直舒胸襟:「文人多無骨,原不足為奇,主要還是因為我國學者的政治性特別強。你看章某原來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黃河的意見,等到三門峽計畫一出來,他立刻敏捷地放棄己見,大大歌德一番。並且附和著說:‘聖人出而黃河清’,從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棄了水流必然趨向挾帶一定泥沙的原理,而靦顏地說黃水真會清的,下游真會一下就治好,以討好領導的黨和政府。試想,這樣做,對於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還是有害?他的動機是愛護政府還是愛護他自己的飯碗?這些人也就是我們的黨和政府最喜愛的人才。」
這番言論,被毛澤東批示「這是什麼話?」甚至開創了《人民日報》批判右派的文體。黃萬里不僅劃為右派,而且下放多年,在政治運動中甚至被誣為「貪污」。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重見天日。根據黃萬里長子黃觀鴻回憶,黃萬里在上世紀60年代曾經有「摘帽」機會。當時,毛澤東曾在新春座談會上對黃炎培說:「你兒子黃萬里的詩詞我看過了,寫得很好,我很愛看。」據說,當時只要寫份檢查即可「摘帽」,但是黃萬里並不願意。
黃萬里因為不肯寫檢查,右派帽子一戴很多年,摘帽之後仍不改風骨。上世紀80年代起,他屢屢就三峽工程之事再度挺身而出,預言「三峽高壩若修建,終將被迫炸掉。」也正因此,黃萬里建言多達6次,屢挫屢上,「我要求中央領導給我30分鐘的時間,聽我匯報就可以把問題講清楚,可惜無此機會。當年三門峽還讓公開辯論7天,現在沒有人和我辯論,雜誌上也不刊登我的不同意見,我是看不到三峽建成後的後果了。你們還能看見,幫我記著看看,但願我的話不要言中,否則損失太大了。」
於是,直到黃萬里2001年離開人世,仍舊對於三峽工程念茲在茲,所留遺書,也與水利有關,「治江原是國家大事,蓄、攔、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應以堤防‘攔’為主。漢口段力求堤固。堤臨水面宜打鋼板樁,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萬全。盼注意,注意。萬里遺囑2001年8月8日。」
當然,三峽工程與三門峽不同,目前尚未到蓋棺論定時候。學術可以存在異同,但是前提在於出於本心而非政治、權貴壓力。當前種種神化黃萬里的言論更是另一種荒謬,也違背了他的初衷。但是,作為一名學者,對於自身理念的堅守,體現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無論在什麼時代,都應該得到應有的尊敬。
世間已無黃萬里。諷刺的是,當年之所以批判黃萬里,因為他的「不識時務」,為反對三門峽工程以及三峽工程遭遇諸多冷遇;今天,人們之所以記住黃萬里,也正是在於他的堅守,然而這位科學家一生良知所追求的意見,仍舊未能抵禦時代大潮的無情衝擊。
黃萬里詩詞俱佳,曾寫下《夢吟絕筆》: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但教莫絕廣陵散,枉費當年勞苦工。其孤獨姿態躍然紙上,有如魯迅所謂的「戰士」:「我不過一個影,要別你而沉沒在黑暗裡了。然而黑暗又會吞併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
行文到此,不得不掩卷反思。種種重大公共政策,其效應往往難以在短期之內展現,但是卻直接影響了幾代人的生活,不可不慎。馬寅初之於人口論的「異議」如今已成為常識,而當時卻絲毫不見容於世。我們感謝馬寅初、黃萬里之輩的堅守,然而如果把13億人的未來,押寶於這些不世出的孤獨鬥士的成功,那麼民族希望何其渺渺;再堅韌的脊樑如黃萬里,一己之力也撐不起如許之大的國民期待。
公共政策最大風險或許就在於信息不透明,當黃萬里等人遠去之後,我們是否應該反思盡力回歸公共政策的本義,也就是「公共」的題中之義,拓展公共空間,包容異見,如是,才有可能延展出更多類似黃萬里式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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