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歷史，太近了容易在情緒上出偏差，而太遠了又容易在細節上出問題。在六四屠殺過去二十年之際出版的《天安門對峙》一書可以說兼具了不遠不近的長處。
這本書算不上是整個天安門事件的歷史，因為政府那面的決策記錄至今仍然多數停留在傳說與猜測上，也許其中幾個最主要的人物已經將最主要的細節——比如他們做決定時的動機——帶進了墳墓，而比學生人數多許多倍的普通民眾的參與和組織只留下了一點零星的、多數是側面的記錄。Eddie Cheng二十萬字的《天安門對峙》（原著為英文 Stand Off At Tiananmen）告訴世人的是發生在示威學生中間的詳細的故事。該書追溯了那次震撼世界的從學生示威演變至人民起義的運動中的核心人物——一批突然之間被推到國家乃至國際舞臺中心的年輕的大學生領袖們——如何以激情開始，以想像力為號召，以勇氣同時又帶著過分的固執己見而將示威運動變成對天安門廣場長期的佔領，卻在真正的鎮壓到來時潰不成軍。
《天安門對峙》中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與故事，為讀者描繪出了一場歷史轉折點上的宏大的悲劇。人們看到，一個在試圖推動改革的專制政權是如何無法擺脫自身意識形態、語言、行為方式的窠臼，是如何在居高臨下的慈祥統治者與面目猙獰的暴君之間進行非此即彼的搖擺抉擇，而最終在無法和平控制局面的時候又是如何大開殺戒。人們也看到，這些同樣的窠臼又是如何制約著抗議者的一方，使得政府對立面的領袖們搖擺在激動得近於語無倫次的青年鼓動家與試圖建立起以小范圍的自封社會精英為基礎的權力謀略家這兩種吃力不討好的角色之間。
事實上，在示威的領袖中間也有一些長期在推動建立民主制度的活躍份子和領袖人物。他們中的大多數在這次運動之前已經吃過了共產黨長期的苦頭，甚至還有些人為進行政治抗議而坐過牢。《天安門對峙》選擇了其中一些有影響的人——比如北京大學的胡平、王軍濤、劉鋼——進行介紹。可嘆的是，他們對廣場上的示威學生只具非常有限的影響。當時的天安門廣場上瀰漫著一種奇怪的混合氣氛，既有狂歡節般的興奮，也有颶風臨近前的驚恐，而興奮與驚恐的交集在年輕的示威者的心中提升為一種悲壯的使命感，促使他們在想像中去迎接甚至擁抱那種過去只停留在傳說中的偉大而血腥的時刻。他們不允許那些因在政治上傷痕纍纍而變得小心謹慎的人來奪走他們的這份榮光。他們將自己的領導機構稱作「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一個充滿了戰爭年代的軍事化涵義的名字。在這樣的結構中，民主制度——學生示威者們聲稱要爭取的目標——根本無從談起。
偉大的軍事家威靈頓公爵說過，英國的民主制度是在伊頓中學的球場上訓練出來的。也就是說，現代民主制度的成功秘訣，在於有規則的競爭與對抗。這種習慣，是從小就在學校和社區中培養出來的。在美國經常能看到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抗議者們會咬牙切齒地發誓說：「下次選舉一定要將這個（些）狗娘養的趕走！」 於是，他們在遊行之後回到自己的社區，或是建立起一個委員會，或是加入到「狗娘養」的對手的陣營那裡，去籌款、去拉票、去動員、去組織那些無數回合而往往是平淡甚至無聊的競選辯論。人們的共識是，無論那些個「狗娘養的」多麼令人憎恨，人們尊重他（她）的任期與職務，因為那是民主競爭的結果。
誰也不能說，發動大規模的抗議運動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民主制度的建立要艱難何其一百倍。建立民主制度需要勇氣與犧牲精神，但更需要自我克制與尊重他人。前一種素質並不見得不能在專制及其追隨者身上看到，而後一種素質則為民主的擁躉所專有。《天安門對峙》中所描寫的對峙，令人們看到了天安門廣場悲劇的內在原因：一個完全不懂得需要克制與尊重人民的專制政府在面對一群渴求自由卻完全沒有受過真正民主教育的年輕人無休無止的挑戰時，最後只有失控垮臺與血腥鎮壓兩種選擇。政府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從那以後，中國現行體制下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設就被排除出了發展的日程。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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