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專欄】善良而受苦的忍者,才有真幸福

最近在網路論壇看人論「忍」,論得挺好,加以整理,連帶著我自己在「忍」這個問題上的認識,以《為善而忍苦者,才有真幸福》為題,發表出來。

一、胯下之辱和孺子可教是兩種級別的忍。

寶劍,不但有硬度,還有韌性,這個「韌」和人性中的「忍」是內涵是相通的。寶劍的韌性有品質區別,人心靈中的「忍」性,也有層次不同的內涵。《史記•淮陰侯列傳》所載,佩劍韓信不與頑劣年輕人賭命,從其胯下爬過,留下「胯下之辱」的典故。與此不同,《史記•留侯世家》還留下「孺子可教」的另一則典故,記載了張良承受黃石公老人刁難後得《太公兵法》的歷史故事。這兩種忍性不同。

韓信受「胯下之辱」這種忍,在當時被嘲笑為懦弱無能,可後來卻因此得到了被劉邦登壇拜將,成為漢王手下大將軍的機遇。由此可知,這種忍是人的一種大丈夫的剛強品質的韌性:能屈能伸,人生目標舍小求大,遭遇阻撓先退一步,於是挑釁少年得以活命,韓信則沒有像《水滸》裡的楊志那樣成為牢中囚犯。這種忍屬於儒家「小不忍則亂大謀」的有志之士的有求之忍,最終死在呂后手上。

張良「孺子可教」這種忍,卻是放下自我的無求之忍,因而成為得道之士。張良,戰國末期的韓國少年公子,為報秦滅韓國之仇,以重金訪求刺客在博浪沙狙擊秦始皇未遂,逃亡途中於下邳圯上,遇老人黃石公掉鞋於河堤下,命令他去撿上來,張良忍下的想打他的氣,撿鞋給老人,又被再讓給穿上,張良再照辦之後,黃石公笑著說「孺子可教」,讓他五天後來此相見,張良答應。約好的那天,張良來的時候,黃石公先在那裡,責怪他來晚了,讓後五日雞叫的時候來,張良守約再去,黃石公又早來了,責怪他來晚了,再約後五天的半夜,張良提前去了,黃石公高興地說:「這就對了」,於是授兵書給他,讓他讀,此後可憑此書指導君王建功立業。張良很相信,經常讀,此後在秦末亂世和楚漢戰爭之間,成為以道術「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謀士,輔助劉邦開創漢朝的功勞不在韓信之下,穩定太子劉盈的地位之後,經常稱病不出,自言:「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潛心學道,不問政事。劉邦去逝後,呂后強令張良食邑到離世。

容不下韓信做王侯的呂后,卻強要張良做侯,因為張良「無我無求」,看世間名利如浮雲不動心。忍是一種心智功夫,韓信為大謀而忍,忍功不如張良喪命。

二、中華忍功慈儉後與直方大培育善良的理性。

中華文化由黃老道家修煉時代到孔孟儒家修養時代,基礎就是「忍」,沒有忍就沒有「慈儉後」的無為不爭的自然之道,也不可能有「直方大」的仁義道德。

《老子》(《道德經》)第67章講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道家修煉聖人無為道之總的方法,我概括為「慈儉後」。《周易》(易經)坤卦二爻爻詞:「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儒家修養「厚德載物」君子品格之總的方法。從傳說中軒轅黃帝到清朝最後的宣統皇帝,中國人的忍,都是道家和儒家在展示。

傳說中黃帝、顓須、堯、舜、禹都是修道的帝君,如果像共工那樣將戰鬥進行到底,在四千年前中國就有今日美國的輝煌。當時的埃及人、阿卡德人、巴比倫人都比拚軍力,走馬燈似的你滅我來我滅你,最後到波斯興起時一個也不存在了。如果夏朝以前的炎黃子孫像埃及人那樣征戰和貪戀人間幸福,也可能早就被周邊野蠻卻有戰鬥力的東夷、南蠻、北狄、西戎給滅了,卻因為帝君修忍功,征戰適可而止,不掠地不滅族不搞種族奴隸制,使帝君時代一直延續到商朝。

周朝取代商朝,以王代帝,以宗法禮制封建型的等級倫理治國,可謂第一個新中國。兩百多年後中國轉入東周列國•半封建時代的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禮崩樂壞,篡權、淫亂,不斷開戰出現春秋五霸和戰國七雄,並帶出百家爭鳴:道家隱修顯身,留下《道德經》和《黃帝內經》,分化出儒家、兵家,再分出墨家、法家等諸子百家。經過諸侯兼併、卿大夫專權、士大夫專權,在戰國時代七個王國中,秦國最先實現完備的中央集權制,建立秦朝統治15年。統一基業被漢朝繼承,從東漢到西漢形成漢族國家,本土道家、儒家和印度傳來的佛教為儒家主導的「直方大」仁義道德,以君主制仁政理論模式,以皇朝為國家,傳承到清朝。

中國歷史從東周開始,呈現道家搭臺、儒家演戲的特徵。「慈儉後」的張良之類的忍,在輔佐君王、丞相的謀士、軍師中出現,人雖不多,卻唱的都是不平常的歌,從張良到諸葛亮、徐茂公、劉伯溫等,都能在衝突之際以冷靜的態度面對,先審視自己的過錯,分析究竟是怎麼回事,這就是理性、善良和不怕吃苦。

三、君臣不忍是明朝漢族亡國的根本原因。

劉伯溫是張良之忍的絕唱。從明朝起韓信的功利之忍越來越多,卻走向變異,忍的背後不再有「直方大」的君子品格,而是偽君子的陰毒:「今天忍你,十年後整你」,韓信之忍太監化。後人譴責朱元璋殘忍,卻寬容了鉅子不忍的強勢。

有網友指出,明朝大臣經常以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話指教皇帝,卻不知道孟子以客卿做帝王師的時代已過了1000年。戰國儒生「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用我的建議,我就留下做臣;不用,我就尊聖賢誦經,帶我的弟子去。春秋孔子主張「克己復禮」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制約諸侯兼併土地、貪戀女色的私慾。儘管諸侯急功近利沒採納,但都知道說得對,只是目前打仗暫時用不著,都敬孔子為大賢,魯國哀公尊稱孔子如父親。但宋元以後情況不同了,官員富難過三代,出生貧寒者靠科舉得到官職,很強勢,猶如今天應聘得到職位的公司員工,拿老闆(皇帝)的薪水卻說「我比你重要」,必然令老闆(皇帝)窩火:拿我的俸祿還教訓我?過分了吧!明朝皇帝當時就是這種心態。

明朝大臣以「民貴君輕」勸誡,站在國家的制高點上,讓皇帝做的很壓抑,有的學木匠去了,有的早朝時學商販做小買賣去了,有的游江南玩去了。「民貴君輕」是對有忍性和能力的聖君提的要求。秦漢以後聽得進並能身體力行的,只有唐太宗李世民。而明朝于謙、袁崇煥等大臣,清廉卻氣勢強過皇帝,皇帝沒有唐太宗的忍性和能力卻有殺他們的權力,於是雖然有功於社稷,卻被誣陷處死,袁崇煥甚至被老百姓咬死。李自城接管明朝皇帝權力,大將劉宗敏忍不住對名妓陳圓圓美色的貪慾,強搶而去。吳三桂則衝冠一怒為紅顏,投降清朝引清兵入關。明朝漢族從君臣到民眾都失德與天下,「己所不欲,強加於人」,背離儒家「直方大」恕道很遠。所以清兵只用18萬鐵騎就橫掃天下,強迫漢人男留長辮子、女裹小腳,這可謂上天借滿族的征服,教訓丟失了為善而忍而吃苦的美德的漢族。

明朝漢族儒生的重大變異是以講道理強勸皇帝講道德,卻不再有「邦無道,卷而懷之」的隱退灑脫。滿族的征服強迫漢人學忍,明朝巨姦強臣在清朝基本絕跡,才有林則徐、曾國藩、左宗棠等能忍的經國大材。清朝有一個大家族,老少100人左右,五世同堂。清朝皇帝問其家長治家的奧秘,他說:就一個「忍」字。

這卻是我40多年裡不理解也不接受的,認為:忍氣吞聲地活,不如不活。我曾經倡導「不管倫理,先幸福著」,卻不懂得幸福生活是「忍」中產生的,是清心寡慾的結果。幸福指數高,是忍痛割愛成就別人的結果。嚮往幸福的人是100%,能清心寡慾地受苦的人鳳毛麟角。所以,幸福成了成年人的童話。現實社會中想當好官的人很多,卻通常因為忍不住對名利情色的欲求,半途轉入貪官團隊。許多人在當老闆以前說:「以後有錢了,要對員工好」,但當了老闆以後,就跟以前他的老闆一樣了,甚至對員工更苛刻。有人說的好:好老闆是「忍」出來的。急功近利馬上求員工回報者,當不了好老闆。道德水準的高低與明辨是非的能力成正比。能真誠舍己為人的人心地善良,能夠吃虧。吃虧換來的是洞察人事的智慧:哪些人能信任,哪些人不能;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理性增進。

結語:善良而受苦的忍者,理性智慧,才有真幸福。

中華千古帝師孔子說:發乎情,至於禮。儒家禮教傳統是理性的橋樑。家人之禮使情感本能在家庭中培育仁愛、孝心、忠貞等,逐漸轉成清心寡慾的道德理性人。當今中國中年人不講仁愛、孝心、忠貞等,情感很容易氾濫,辦公室和社交場所的異性交往很容易成為念想,忍到難受時,心一橫不管那麼多,就越軌了。

為善而忍而受苦的道德傳統,使中華民族以朝代為國家,在上古時代,在上天注視下一齊邁步的古代埃及、兩河流域、印度河、愛琴海的四大文明消失後,還能繼續延續兩千多年。問題在於到明清時代禮教僵化,皇帝、族長、老師看到洋槍、軍艦打進中國,目睹租界和教堂修建,不知道是憲政文明時代來臨,普遍抵制。辛亥革命以共和制度推進西方傳來的民權憲政,以求公平。兒女、女人求公平,拋棄孝道、婦道投奔延安,理性棄善良而趨於邪惡,只求「槍桿子出政權」和「筆桿子搞統戰」,結果中共內戰勝利,以人民名義佔有國家,戰天鬥地整人。

共產黨講鬥爭哲學,最蔑視為善而忍而受苦禮教傳統,公然宣揚社會敵對主義,以黨性反人性、反道德,持續殘害善良。長期以來,我們一直以為自己所在的時代的最文明的制度最先進,其實每個時代實行的都只是與當時人的道德水準相適應的制度,如此而已。人的幸福指數,皆因失忍為惡,而降低再降低。為善而忍受苦難者大智若愚,在忍讓中,本能升華為理性,人格健全,才有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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