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專欄】善良而受苦的忍者，才有真幸福

2011-05-26 22:40 作者:唐子

最近在網路論壇看人論「忍」，論得挺好，加以整理，連帶著我自己在「忍」這個問題上的認識，以《為善而忍苦者，才有真幸福》為題，發表出來。

一、胯下之辱和孺子可教是兩種級別的忍。

寶劍，不但有硬度，還有韌性，這個「韌」和人性中的「忍」是內涵是相通的。寶劍的韌性有品質區別，人心靈中的「忍」性，也有層次不同的內涵。《史記•淮陰侯列傳》所載，佩劍韓信不與頑劣年輕人賭命，從其胯下爬過，留下「胯下之辱」的典故。與此不同，《史記•留侯世家》還留下「孺子可教」的另一則典故，記載了張良承受黃石公老人刁難後得《太公兵法》的歷史故事。這兩種忍性不同。

韓信受「胯下之辱」這種忍，在當時被嘲笑為懦弱無能，可後來卻因此得到了被劉邦登壇拜將，成為漢王手下大將軍的機遇。由此可知，這種忍是人的一種大丈夫的剛強品質的韌性：能屈能伸，人生目標舍小求大，遭遇阻撓先退一步，於是挑釁少年得以活命，韓信則沒有像《水滸》裡的楊志那樣成為牢中囚犯。這種忍屬於儒家「小不忍則亂大謀」的有志之士的有求之忍，最終死在呂后手上。

張良「孺子可教」這種忍，卻是放下自我的無求之忍，因而成為得道之士。張良，戰國末期的韓國少年公子，為報秦滅韓國之仇，以重金訪求刺客在博浪沙狙擊秦始皇未遂，逃亡途中於下邳圯上，遇老人黃石公掉鞋於河堤下，命令他去撿上來，張良忍下的想打他的氣，撿鞋給老人，又被再讓給穿上，張良再照辦之後，黃石公笑著說「孺子可教」，讓他五天後來此相見，張良答應。約好的那天，張良來的時候，黃石公先在那裡，責怪他來晚了，讓後五日雞叫的時候來，張良守約再去，黃石公又早來了，責怪他來晚了，再約後五天的半夜，張良提前去了，黃石公高興地說：「這就對了」，於是授兵書給他，讓他讀，此後可憑此書指導君王建功立業。張良很相信，經常讀，此後在秦末亂世和楚漢戰爭之間，成為以道術「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謀士，輔助劉邦開創漢朝的功勞不在韓信之下，穩定太子劉盈的地位之後，經常稱病不出，自言：「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潛心學道，不問政事。劉邦去逝後，呂后強令張良食邑到離世。

容不下韓信做王侯的呂后，卻強要張良做侯，因為張良「無我無求」，看世間名利如浮雲不動心。忍是一種心智功夫，韓信為大謀而忍，忍功不如張良喪命。

二、中華忍功慈儉後與直方大培育善良的理性。

中華文化由黃老道家修煉時代到孔孟儒家修養時代，基礎就是「忍」，沒有忍就沒有「慈儉後」的無為不爭的自然之道，也不可能有「直方大」的仁義道德。

《老子》（《道德經》）第67章講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道家修煉聖人無為道之總的方法，我概括為「慈儉後」。《周易》（易經）坤卦二爻爻詞：「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儒家修養「厚德載物」君子品格之總的方法。從傳說中軒轅黃帝到清朝最後的宣統皇帝，中國人的忍，都是道家和儒家在展示。

傳說中黃帝、顓須、堯、舜、禹都是修道的帝君，如果像共工那樣將戰鬥進行到底，在四千年前中國就有今日美國的輝煌。當時的埃及人、阿卡德人、巴比倫人都比拚軍力，走馬燈似的你滅我來我滅你，最後到波斯興起時一個也不存在了。如果夏朝以前的炎黃子孫像埃及人那樣征戰和貪戀人間幸福，也可能早就被周邊野蠻卻有戰鬥力的東夷、南蠻、北狄、西戎給滅了，卻因為帝君修忍功，征戰適可而止，不掠地不滅族不搞種族奴隸制，使帝君時代一直延續到商朝。

周朝取代商朝，以王代帝，以宗法禮制封建型的等級倫理治國，可謂第一個新中國。兩百多年後中國轉入東周列國•半封建時代的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禮崩樂壞，篡權、淫亂，不斷開戰出現春秋五霸和戰國七雄，並帶出百家爭鳴：道家隱修顯身，留下《道德經》和《黃帝內經》，分化出儒家、兵家，再分出墨家、法家等諸子百家。經過諸侯兼併、卿大夫專權、士大夫專權，在戰國時代七個王國中，秦國最先實現完備的中央集權制，建立秦朝統治15年。統一基業被漢朝繼承，從東漢到西漢形成漢族國家，本土道家、儒家和印度傳來的佛教為儒家主導的「直方大」仁義道德，以君主制仁政理論模式，以皇朝為國家，傳承到清朝。

中國歷史從東周開始，呈現道家搭臺、儒家演戲的特徵。「慈儉後」的張良之類的忍，在輔佐君王、丞相的謀士、軍師中出現，人雖不多，卻唱的都是不平常的歌，從張良到諸葛亮、徐茂公、劉伯溫等，都能在衝突之際以冷靜的態度面對，先審視自己的過錯，分析究竟是怎麼回事，這就是理性、善良和不怕吃苦。

三、君臣不忍是明朝漢族亡國的根本原因。

劉伯溫是張良之忍的絕唱。從明朝起韓信的功利之忍越來越多，卻走向變異，忍的背後不再有「直方大」的君子品格，而是偽君子的陰毒：「今天忍你，十年後整你」，韓信之忍太監化。後人譴責朱元璋殘忍，卻寬容了鉅子不忍的強勢。

有網友指出，明朝大臣經常以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話指教皇帝，卻不知道孟子以客卿做帝王師的時代已過了1000年。戰國儒生「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用我的建議，我就留下做臣；不用，我就尊聖賢誦經，帶我的弟子去。春秋孔子主張「克己復禮」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制約諸侯兼併土地、貪戀女色的私慾。儘管諸侯急功近利沒採納，但都知道說得對，只是目前打仗暫時用不著，都敬孔子為大賢，魯國哀公尊稱孔子如父親。但宋元以後情況不同了，官員富難過三代，出生貧寒者靠科舉得到官職，很強勢，猶如今天應聘得到職位的公司員工，拿老闆（皇帝）的薪水卻說「我比你重要」，必然令老闆（皇帝）窩火：拿我的俸祿還教訓我？過分了吧！明朝皇帝當時就是這種心態。

明朝大臣以「民貴君輕」勸誡，站在國家的制高點上，讓皇帝做的很壓抑，有的學木匠去了，有的早朝時學商販做小買賣去了，有的游江南玩去了。「民貴君輕」是對有忍性和能力的聖君提的要求。秦漢以後聽得進並能身體力行的，只有唐太宗李世民。而明朝于謙、袁崇煥等大臣，清廉卻氣勢強過皇帝，皇帝沒有唐太宗的忍性和能力卻有殺他們的權力，於是雖然有功於社稷，卻被誣陷處死，袁崇煥甚至被老百姓咬死。李自城接管明朝皇帝權力，大將劉宗敏忍不住對名妓陳圓圓美色的貪慾，強搶而去。吳三桂則衝冠一怒為紅顏，投降清朝引清兵入關。明朝漢族從君臣到民眾都失德與天下，「己所不欲，強加於人」，背離儒家「直方大」恕道很遠。所以清兵只用18萬鐵騎就橫掃天下，強迫漢人男留長辮子、女裹小腳，這可謂上天借滿族的征服，教訓丟失了為善而忍而吃苦的美德的漢族。

明朝漢族儒生的重大變異是以講道理強勸皇帝講道德，卻不再有「邦無道，卷而懷之」的隱退灑脫。滿族的征服強迫漢人學忍，明朝巨姦強臣在清朝基本絕跡，才有林則徐、曾國藩、左宗棠等能忍的經國大材。清朝有一個大家族，老少100人左右，五世同堂。清朝皇帝問其家長治家的奧秘，他說：就一個「忍」字。

這卻是我40多年裡不理解也不接受的，認為：忍氣吞聲地活，不如不活。我曾經倡導「不管倫理，先幸福著」，卻不懂得幸福生活是「忍」中產生的，是清心寡慾的結果。幸福指數高，是忍痛割愛成就別人的結果。嚮往幸福的人是100%，能清心寡慾地受苦的人鳳毛麟角。所以，幸福成了成年人的童話。現實社會中想當好官的人很多，卻通常因為忍不住對名利情色的欲求，半途轉入貪官團隊。許多人在當老闆以前說：「以後有錢了，要對員工好」，但當了老闆以後，就跟以前他的老闆一樣了，甚至對員工更苛刻。有人說的好：好老闆是「忍」出來的。急功近利馬上求員工回報者，當不了好老闆。道德水準的高低與明辨是非的能力成正比。能真誠舍己為人的人心地善良，能夠吃虧。吃虧換來的是洞察人事的智慧：哪些人能信任，哪些人不能；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理性增進。

結語：善良而受苦的忍者，理性智慧，才有真幸福。

中華千古帝師孔子說：發乎情，至於禮。儒家禮教傳統是理性的橋樑。家人之禮使情感本能在家庭中培育仁愛、孝心、忠貞等，逐漸轉成清心寡慾的道德理性人。當今中國中年人不講仁愛、孝心、忠貞等，情感很容易氾濫，辦公室和社交場所的異性交往很容易成為念想，忍到難受時，心一橫不管那麼多，就越軌了。

為善而忍而受苦的道德傳統，使中華民族以朝代為國家，在上古時代，在上天注視下一齊邁步的古代埃及、兩河流域、印度河、愛琴海的四大文明消失後，還能繼續延續兩千多年。問題在於到明清時代禮教僵化，皇帝、族長、老師看到洋槍、軍艦打進中國，目睹租界和教堂修建，不知道是憲政文明時代來臨，普遍抵制。辛亥革命以共和制度推進西方傳來的民權憲政，以求公平。兒女、女人求公平，拋棄孝道、婦道投奔延安，理性棄善良而趨於邪惡，只求「槍桿子出政權」和「筆桿子搞統戰」，結果中共內戰勝利，以人民名義佔有國家，戰天鬥地整人。

共產黨講鬥爭哲學，最蔑視為善而忍而受苦禮教傳統，公然宣揚社會敵對主義，以黨性反人性、反道德，持續殘害善良。長期以來，我們一直以為自己所在的時代的最文明的制度最先進，其實每個時代實行的都只是與當時人的道德水準相適應的制度，如此而已。人的幸福指數，皆因失忍為惡，而降低再降低。為善而忍受苦難者大智若愚，在忍讓中，本能升華為理性，人格健全，才有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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