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今年的「六四」二十二週年是尤為敏感的日子，從近期李方平，黎雄兵等維權律師先後被約談和恐嚇等動向看，中共政權的緊張程度如同緊繃的琴弦，不亞於以往任何時期，但意味深長的是，劉曉波還在獄中望斷天涯呢，「六四」四君子之一的侯德健卻忽然亮相，不論是偶然的巧合，還是國務院屬下的文化部有意所為，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歌聲喚醒了國人「六四」的記憶，或許開啟了中國政改的新契機。
據海外媒體報導，「六四」當年，天安門廣場學生「絕食四君子」之一的侯德健，「六四」之後被驅逐出境，二十年後的今天，侯德健再度在北京登臺獻唱。有人為侯德健解禁高興，甚至認為是傳奇式的政治事件，不過有分析人士認為，這可能是中共當局粉飾太平的作法。五月一日，侯德健在北京鳥巢參加了 「滾石唱片三十週年演唱會」，與《龍的傳人》原唱者李建復壓軸登場。
我想，分析人士可能是對的，但我們必須承認，他的再次露面本身就是重大的歷史事件，因為假如有人公開站出來，對「六四」事件稍微表達一點與官方不同的看法，都立即得遭到封殺，更不用說國內媒體的公開報導，而侯德健以歌唱家的身份出現，則成功而巧妙地繞開了敏感神經，卻向心灰意冷的民眾，提出了嚴峻的問題：拒絕遺忘，平反「六四」！
多年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較之過去，有大幅提高，於是，拜金主義瘟疫般地流行起來，人們漸漸地淡忘了「六四」，不，說是「塵封」可能更準確，因為八九「六四」 事件，以血與火的慘痛教訓，使小民百姓懂得了一個真理，要從中共手裡奪回民主權利，絕非易事，吃點喝點玩點無所謂，如果想搞「三權分立，多黨輪替」，必得叫你出血，所以，大部分人的民主熱情之洪水被官方逼進了「金錢至上，物質享受」的渠道，一發而不可收拾，這正是眼下社會道德淪喪，對弱勢群體冷漠，毒食品，毒奶粉等氾濫成災，群體性事件頻發的根源所在。
實際上，中國人並不缺乏政治熱情，不缺少同情心，也都嚮往自由和民主，但我們不得不承認，由於民族的劣根性，我們太自私，太狹隘，太小氣了，太熱衷於內鬥，也就太不幸了，總是不走運，如果我們的領導人當年剛看到學生們跪在人民大會堂的台階上「陳情表」時，就趕忙走出來扶起孩子們，接受他們關於「反腐敗，反官倒」的建議，該有多麽好啊！不用說國庫的錢可以更多地留下來，用在刀刃上，就是中共官員自身吧，多少人和家庭可以免於坐牢，掉腦袋和妻離子散；同樣地，假如「六四」前夜，群情激昂的孩子們，能夠聽取趙紫陽的含淚奉勸，見好就收，回校復課，中國肯定也會發生一定的變化吧，至少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
海外的報導說，香港《明報》表示，演出主辦方「在最後一刻拿到文化部的批文」，允許他在九萬觀眾面前上臺演唱。現場不少觀眾驚叫「他居然解禁了」，「簡直就是傳奇式的政治事件」。現年五十五歲的侯德健，因創作歌曲《龍的傳人》而聞名兩岸，他於一九八三年赴大陸發展。一九八九年五月，他在天安門廣場為聲援民主運動與另外三人發起絕食，被合稱為「四君子」，其他三人為劉曉波、高新、周舵。一九八九年「六四」凌晨，在戒嚴部隊大軍「壓境」就要「清場」的千鈞一髮時刻，侯德健和周舵等人挺身而出，和解放軍談判，從而避免了更大的流血犧牲。可是，在官方封鎖和洗腦下，中國民眾尤其是年輕人對於八九「六四」天安門事件所知甚少。
我想，最後一刻拿到批文，這說明上面有分歧意見，而文化部的部長恐怕也不能定奪，應當是國務院的主要領導點頭吧！因此，把它與《人民日報》的有關言論自由的社評，溫家寶關於政治改革的呼籲，朱鎔基贈送《中國農民調查》一書，李克強四月五日回北大談及民主，等等，聯繫起來看，我們已經清楚地悟出了一個道理：民間有什麽想法和訴求，黨內就有什麽觀點和希望，既使是「六四」這一敏感的話題，依然有一些中南海的領導人，傾向於撥亂反正，重新評價「六四」。
侯德健此時此刻的復出，通過他的歌曲《龍的傳人》不僅使年輕人重溫這段歷史，而且探尋它失敗的原因，記憶可能是苦澀和悲憤的，但理性和寬容必須佔據我們的心靈，現在，中國經濟形勢比較好，正是癒合歷史傷口的最佳時機，不妨先成立一個「六四」真相調查委員會，盡快公布事實真相，對死難者家屬予以經濟補償，在政治上恢復名譽，對罪行直接參與者予以訓誡和赦免，然後，以「六四事件」的教訓為鎖鑰，開啟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大門，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建立一個民主與法制的國家。
然而，之所以用文藝演出的委婉方式釋放善意，正說明黨內改革派不是中南海的主流，也就是說，溫家寶等人處於弱勢，也更急需民眾的支持。儘管侯德健的歌聲非常感人，但無法打動更強硬的權勢者的心靈，而他們本身也是中華民族「龍的傳人」，只不過繼承了糟粕和垃圾而已，「龍的傳人」有世代勤奮的優良傳統，也有你死我活，爭鬥不已的秉性，胡錦濤等中共領導人對這一套權術輕車熟路，對毛澤東的「鬥爭哲學」堅信不移。
打開浩如煙海的《二十五史》，我們看到的帝王將相，都在宮廷裡爾虞我詐，既使近現代的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華國鋒，鄧小平，江澤民，等等，都莫不如此，直到如今，領導人還是這樣地缺乏包容心，也就沒有和諧，以致連用藝術方式嘲諷中共極權專制的艾未未也面臨著監禁。
這就是說，經過「六四」血與火的考驗，中國的統治階級沒有多少長進，他們沿用鬥爭哲學，當出現不同聲音之時，不是用選票和討論，而是用刀槍和監禁，非要鬥個你死我活不可；同時，更為可悲的是，一些民運人士也由失望轉為悲情，主張以暴力對抗社會，他們不接受歷史的教訓，不回應黨內改革派的善意，不顧及普通老百姓的憂慮和利益，只是空喊嚇人的革命口號，和自負淺薄的蠻幹，因此，在社會裂變，民主轉型的新時期，再次與良機失之交臂。
海外媒體的報導說，「六四」後，侯德健被大陸驅逐出境，改為潛心研究《易經》，並在九二年移民紐西蘭，淡出了「民運圈」。後來，他在臺灣電視臺講風水、命理、占卜，徹底告別音樂、歌壇還有「民運」。儘管如此，侯德健的「北京登臺」還是引起了揣測：這一「六四」代表性人物重新被大陸官方容許，走入公眾視野，是否帶有政治信號？
讓我明確地告訴讀者我的想法：侯德健果真沒有白讀《周易》，他深知「變」的哲理慣穿於這部古老典籍的始終，中國的民主轉型不是哪個政治人物的靈感使然，它是人類社會潮流的指向，因此，我相信，這一事件正如去年溫總理公開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紀念胡耀邦一樣，都是中共黨內改革派的勇敢的博弈信號，它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喚醒社會良知，而且在於推動中國進步，並啟發民眾的思考，接受歷史性巨變的教訓，該出手時則出手，該妥協時則妥協，更不要因為我們處於最黑暗的夜晚，就失去了對星空和明月的渴望，每一個新舊時代的交叉點上，都會有血和淚，但願我們不要辜負了侯德健的歌聲，更不要誤判了形勢，只做了可憐的旁觀者，我們應當把自己的聲音匯進《龍的傳人》歌曲的海洋，讓海洋托起太陽！
2011年5月6日於多倫多。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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