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各種政治改革已有相當的積累，改革的深度和廣度遠比外界瞭解的要大。」這又是那個張維為，以「學者」名義，發布的最新「研究成果」。這位前鄧小平英文翻譯、中南海御用文人，再次被安排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文章，為中共現行制度與中南海現行政策辯護，否認中共只有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
張維為定義，社會主義國家變革有三種模式：第一種是「保守改革模式」，即政治體制完全不動，只對經濟體制進行有限的改革；第二種是「激進改革模式」，即對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都進行激烈的變革；第三種是「穩健改革模式」，即大規模的經濟體制改革與相對較小規模的政治體制改革。張某欣然把「中國模式」歸結為第三種，聲稱：「中國模式」無疑是最成功的。理由是：中國避免了大的動亂，經濟飛速發展，社會充滿活力，人民生活水平獲得了空前的提高……
這裡，暫且不說張某對「中國模式成功」的武斷定論，單說張某自我定義的「三種模式」。客觀而言，蘇聯與東歐屬於第二種。但中國究竟屬於哪一種？
鄧小平對中國經濟改革的定義，最早就是兩個字：「鬆綁」。換言之，鄧的出發點，是承認中共先前捆綁民眾，不讓民眾發展經濟；承諾改革，就是同意放開民眾手腳，但，僅限於經濟領域，在政治和其他領域，則繼續其捆綁政策。
具有重商文化傳統而人口眾多的中華民族，一經放開手腳，便以驚人的爆發力，創造和積累起巨大財富。這種重商傳統及財富創造力，早已在共產黨統治之外的華人社會顯露無遺，臺灣、香港、澳門、新加坡，都是明白的例子。顯然，「中國經濟飛速發展」，主要源於華人的民族性，而非中共所謂「經濟體制改革」。（此處不再贅述共產黨捆綁中國民眾手腳三十年期間，中國經濟如何遭到共產黨的蓄意破壞、以至於全盤崩潰，釀成曠古未有的大飢荒等人間慘劇。）
「中國模式」是否屬於張維為所說的第三種？吳邦國的「五不搞」，已經做出了明確回答，連私有化都「不搞」，何來「大規模的經濟體制改革」？符合邏輯的結論：「中國模式」，屬於張某定義的第一種，即政治體制完全不動，只對經濟體制進行有限的改革。
如果要牽強附會的扯「政治改革」，須知，在漫長的中國封建專制歷史上，每逢改朝換代，都可能帶來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然而，只要獨裁與專制的統治形式沒有改變，就談不上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改革」。改朝換代，甚至可能帶來相當一段時期的「太平盛世」，依靠的，也就是所謂「政治穩定」。然而，盛極一時，卻不能永續，穩定與崩潰，週而復始地循環。何以如此？就在於獨裁政治體制的「完全不動」。
張維為們振振有詞，其實，連封建專制時代的思維和語言都沒有超越，始終在「治」與「亂」的限定格局中說事，始終在「人治」的思維和語言系統中說事。
中國人熟知，中國原子彈爆炸成功（1964年，大躍進、大飢荒之後）、氫彈爆炸成功（1967年，文革中）、衛星上天（1970年，文革中），都曾被歸結為 「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今日，張維為們把中國經濟的表面成功歸結為中共現行制度的「優越性」和中南海現行政策的「成功」，又何足為奇？喋喋不休的張某，以為自己發現了什麼「真理」，其實，連中共本身的文革思維、文革語言都沒有超越。
張維為寫道：「中國人沒有傳教的傳統，但有很強的學習傳統。在中國世俗文化的氛圍中，學習別人之長是備受讚譽的。」張某如何解釋：中共不准民間傳教？又如何解釋：中共不准中國民眾「學習別人之長」？比如，不准中國民眾學習西方民主或推廣普世價值。張某的說法，忽而歪曲傳統，忽而抗拒傳統，思維邏輯之混亂，一至於此！
張文又說：「源於中國源遠流長的儒家強勢政府觀，即政府是必要的善，政府組成的基礎是’選賢任能’，畢竟中國在上千年前就創立了文官考試制度。中國今天的政治體制雖有不足，但不大會產生低能的領導人。」
一個專制到滴水不漏、最後連維權律師和行為藝術家都不放過的獨裁政權，居然侈談「政府是必要的善」；一個公開保舉「太子黨」繼位的世襲利益集團，竟妄言「選賢任能」。筆者說過：中南海任人唯親，不僅遠離現代民主選舉制度，就連古代科舉制度都不如。張維為妄自將中共統治與古代封建王朝相提並論，等於自曝其醜、自取其辱。
說到「低能的領導人」，試問：哪朝哪代哪國的暴君，比如商紂王或秦始皇，希特勒或斯大林，會是「低能的領導人」？問題在於，一個政治制度，能不能避免或拿下「殘暴的領導人」、「反人類的領導人」、「腐敗的領導人」？再說，人類已經跨入二十一世紀，一個不能在言論自由與公眾監督中從容施政的領導人，恰恰就是現代意義上的「低能」。
張某抱怨：「許多西方人只承認中國經濟改革成功，而不滿意政治改革。」「他們只認同西方政治模式，只要你的制度與西方所謂的民主體制不一樣，他們就認為你還沒有進行政治改革。」
在這裡，張維為暗示，中共領導人是國際間的「異議人士」，他懇請西方：「除了西方的民主體制之外，也允許探討不同形式的、符合各國自己特點的民主體制，」希望國際社會「能夠以寬容、平和甚至欣賞的心態看待中國的政治改革……」
如果張維為及其背後的中南海，要在這一點上取信於國際社會，何不首先在國內帶頭？允許中國各界異議人士，除了中共規定的政治體制之外，也允許探討不同形式的、符合中國或各地特點的政治體制，而中南海「能夠以寬容、平和甚至欣賞的心態」理解和看待中國民眾的不同主張。
實際上，張維為們自我吹噓的「中國模式」，乃是建立在不讓中國人議論、不讓中國人說話、甚至不讓中國人思考的基礎之上。張某費盡口舌，也只能代表中南海政治寡頭的自說自話，而與中國民眾毫無關係。孤立主義，中國特色的孤立主義，這就是張維為們連篇累贅的理論實質。
（2011年4月5日）
（文章只代表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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