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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破空 :中共领导人是国际“异议人士”?

2011-04-06 23:52 作者:陈破空 桌面版 正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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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种政治改革已有相当的积累,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远比外界了解的要大。”这又是那个张维为,以“学者”名义,发布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位前邓小平英文翻译、中南海御用文人,再次被安排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为中共现行制度与中南海现行政策辩护,否认中共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

张维为定义,社会主义国家变革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保守改革模式”,即政治体制完全不动,只对经济体制进行有限的改革;第二种是“激进改革模式”,即对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都进行激烈的变革;第三种是“稳健改革模式”,即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相对较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张某欣然把“中国模式”归结为第三种,声称:“中国模式”无疑是最成功的。理由是:中国避免了大的动乱,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充满活力,人民生活水平获得了空前的提高……

这里,暂且不说张某对“中国模式成功”的武断定论,单说张某自我定义的“三种模式”。客观而言,苏联与东欧属于第二种。但中国究竟属于哪一种?

邓小平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定义,最早就是两个字:“松绑”。换言之,邓的出发点,是承认中共先前捆绑民众,不让民众发展经济;承诺改革,就是同意放开民众手脚,但,仅限于经济领域,在政治和其他领域,则继续其捆绑政策。

具有重商文化传统而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一经放开手脚,便以惊人的爆发力,创造和积累起巨大财富。这种重商传统及财富创造力,早已在共产党统治之外的华人社会显露无遗,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都是明白的例子。显然,“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主要源于华人的民族性,而非中共所谓“经济体制改革”。(此处不再赘述共产党捆绑中国民众手脚三十年期间,中国经济如何遭到共产党的蓄意破坏、以至于全盘崩溃,酿成旷古未有的大饥荒等人间惨剧。)

“中国模式”是否属于张维为所说的第三种?吴邦国的“五不搞”,已经做出了明确回答,连私有化都“不搞”,何来“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符合逻辑的结论:“中国模式”,属于张某定义的第一种,即政治体制完全不动,只对经济体制进行有限的改革。

如果要牵强附会的扯“政治改革”,须知,在漫长的中国封建专制历史上,每逢改朝换代,都可能带来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然而,只要独裁与专制的统治形式没有改变,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改朝换代,甚至可能带来相当一段时期的“太平盛世”,依靠的,也就是所谓“政治稳定”。然而,盛极一时,却不能永续,稳定与崩溃,周而复始地循环。何以如此?就在于独裁政治体制的“完全不动”。

张维为们振振有词,其实,连封建专制时代的思维和语言都没有超越,始终在“治”与“乱”的限定格局中说事,始终在“人治”的思维和语言系统中说事。

中国人熟知,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1964年,大跃进、大饥荒之后)、氢弹爆炸成功(1967年,文革中)、卫星上天(1970年,文革中),都曾被归结为 “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今日,张维为们把中国经济的表面成功归结为中共现行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南海现行政策的“成功”,又何足为奇?喋喋不休的张某,以为自己发现了什么“真理”,其实,连中共本身的文革思维、文革语言都没有超越。

张维为写道:“中国人没有传教的传统,但有很强的学习传统。在中国世俗文化的氛围中,学习别人之长是备受赞誉的。”张某如何解释:中共不准民间传教?又如何解释:中共不准中国民众“学习别人之长”?比如,不准中国民众学习西方民主或推广普世价值。张某的说法,忽而歪曲传统,忽而抗拒传统,思维逻辑之混乱,一至于此!

张文又说:“源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儒家强势政府观,即政府是必要的善,政府组成的基础是’选贤任能’,毕竟中国在上千年前就创立了文官考试制度。中国今天的政治体制虽有不足,但不大会产生低能的领导人。”

一个专制到滴水不漏、最后连维权律师和行为艺术家都不放过的独裁政权,居然侈谈“政府是必要的善”;一个公开保举“太子党”继位的世袭利益集团,竟妄言“选贤任能”。笔者说过:中南海任人唯亲,不仅远离现代民主选举制度,就连古代科举制度都不如。张维为妄自将中共统治与古代封建王朝相提并论,等于自曝其丑、自取其辱。

说到“低能的领导人”,试问:哪朝哪代哪国的暴君,比如商纣王或秦始皇,希特勒或斯大林,会是“低能的领导人”?问题在于,一个政治制度,能不能避免或拿下“残暴的领导人”、“反人类的领导人”、“腐败的领导人”?再说,人类已经跨入二十一世纪,一个不能在言论自由与公众监督中从容施政的领导人,恰恰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低能”。

张某抱怨:“许多西方人只承认中国经济改革成功,而不满意政治改革。”“他们只认同西方政治模式,只要你的制度与西方所谓的民主体制不一样,他们就认为你还没有进行政治改革。”

在这里,张维为暗示,中共领导人是国际间的“异议人士”,他恳请西方:“除了西方的民主体制之外,也允许探讨不同形式的、符合各国自己特点的民主体制,”希望国际社会“能够以宽容、平和甚至欣赏的心态看待中国的政治改革……”

如果张维为及其背后的中南海,要在这一点上取信于国际社会,何不首先在国内带头?允许中国各界异议人士,除了中共规定的政治体制之外,也允许探讨不同形式的、符合中国或各地特点的政治体制,而中南海“能够以宽容、平和甚至欣赏的心态”理解和看待中国民众的不同主张。

实际上,张维为们自我吹嘘的“中国模式”,乃是建立在不让中国人议论、不让中国人说话、甚至不让中国人思考的基础之上。张某费尽口舌,也只能代表中南海政治寡头的自说自话,而与中国民众毫无关系。孤立主义,中国特色的孤立主义,这就是张维为们连篇累赘的理论实质。

(2011年4月5日)

(文章只代表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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