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被酷刑失蹤：中國公權力加快黑社會化

*滕彪、江天勇律師被失蹤已一個多月，律師被酷刑維權人士失蹤個案仍在增加*

2月19日北京維權律師滕彪和江天勇分別被警方和身份不明者綁架失蹤，二位律師至今下落不明。他們失蹤前十天，美國「對華援助協會」網頁公布了山東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夫婦近期五段視頻講話，談他們夫婦被嚴密監控處境危難，呼求救助。 江天勇律師和法學博士滕彪律師參與聚餐商議救助陳光誠之後被失蹤。2月16日參與同一聚餐被警方帶走失蹤多日的唐吉田律師受酷刑後被遣送原籍。近期維權律師、人權活動人士和推特推友被警方帶走、被失蹤個案繼續增加。

在前面的「心靈之旅」節目中，採訪了滕彪律師的太太王玲和江天勇律師的太太金變玲，她們分講述了丈夫失蹤經過。滕彪律師被帶走後，北京市公安局來人抄家拿走了電腦、文字材料和光碟等。江天勇律師是在家中接到一通電話後出門即被身份不明者抓進車裡帶走的，家人攔車未果。

*再訪滕彪律師的太太王玲：沒新消息，沒什麼法可言了*

一個多月過去，我再次採訪了滕彪律師的太太王玲。

主持人：「有沒有什麼新消息？」
王玲：「沒有。」

主持人：「這些日子您有沒有向有關方面詢問？」
王玲：「上週給國保打過電話，但他們也是一句話，還在依法審查階段，沒有結果，有結果自然通知我。」

主持人：「什麼地方，哪一級國保？」
王玲：「北京市公安局原來看著（監控）滕彪的。」

主持人：「是否確認滕彪律師就在他們手中？」
王玲：「不在他們手裡，在北京市公安局哪個部門沒跟我講。」

主持人：「發生這樣的事您怎麼看？」
王玲：「對我來說很難評價，是我不能接受的。」

主持人：「到目前為止有沒有什麼書面東西給過您？」
王玲：「沒有。」

主持人：「搜查時出示的什麼？」
王玲：「搜查證和工作證。」

主持人：「寫什麼緣由搜查了嗎？」
王玲：「沒有。」

主持人：「有沒有落款他們是什麼地方的？」
王玲：「北京市公安局。」

主持人：「到現在已經一個多月，沒有進一步消息，能不能講講您的心情和要求？」
王玲：「我要求讓他回來。」

主持人：「這件事與中國現行法律有多大程度不符？」
王玲：「這得問專業律師，我也不知道。沒什麼法可言了。就希望他盡快回來。」

*再訪江天勇律師的太太金變玲：一點消息也沒有，什麼手續也沒有，希望大家多關注聲援*

江天勇律師的太太金變玲連日來在推特上發推文表達她的心情。她在3月19日的推文中說：「今天是江天勇失蹤第30天了，還沒有消息！天勇，你還好嗎？你在哪裡？我和孩子等你等得好著急，你快回來吧。」她3月21日的推文說：「江天勇失蹤已經第32天了，還沒有消息！天勇，他們究竟要關你多久！為什麼什麼手續也沒有？我到底去哪裡找你呀！」

本節目第一次播出前，我再次撥通了金變玲的電話。

主持人：「請問有沒有關於江天勇律師的進一步情況？」
金變玲：「還是沒有消息。」

主持人：「您有沒有向有關部門詢問過？」
金變玲：「我剛出差回來，好多工作，孩子要上學，我先把這部分事處理完之後，再去找他們。」

主持人：「到目前為止您有沒有接到他們任何通報通知？」

金變玲：「沒有。」

主持人：「事情發生一個多月，您有什麼要說的？」

金變玲：「不知道當局是怎麼想。江天勇要是犯什麼罪了，最起碼應該按照法律程序給我個手續。現在什麼都沒給我，人一點消息也沒有，所以我也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在家裡等待。希望當局趕緊把他放回來。一個多月了，也沒有換洗的衣服，也沒有藥（降血壓）吃。他六十多歲的老母親現在身體不怎麼好，也為他的事擔心，吃不下飯，失眠，漸漸消瘦。所以我希望江天勇趕緊回來。

我希望大家都關注一下江天勇，我自己也知道壓力很大，但是我還是要堅強，也沒有別的辦法。大家關注一下吧！多聲援一下，希望他能早日回來。」

*何俊仁律師：事態非常嚴重，更多不同地方的律師、異見人士失蹤，國安國保違法*

接下來我採訪了香港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主席、香港立法會議員、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律師。

主持人：「能不能請您就滕彪、江天勇律師被失蹤一個多月，及其他一些法律人目前處境談談您的看法？」

何俊仁：「我對滕彪博士、江天勇律師個人安全跟他們的狀況感到非常擔憂。我跟江太太聯繫過，知道他們家人也非常擔憂。現在完全沒什麼消息，時間已一個多月，哪個應負責任的部門對幾位法律界人的失蹤應該有個說法和交代。現在看來沒有哪個單位部門願意承擔責任，我覺得事態非常嚴重。

我知道不但這幾位，更多我們認識的不同地方的律師，還有其他異見人士失蹤，在‘兩會’開始之前已經給帶走。我們在香港這方面已準備有所行動，到中聯辦提出我們的抗議、我們的問題，希望他們馬上有個回應，當然我希望馬上把這些律師、法律界人士和其他異見人士釋放。我們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已發出聲明，非常嚴肅清楚要求中國政府馬上放人。」

主持人：「您剛才談到還有其他律師、法律人和異見人士失蹤。高智晟律師多次被酷刑，再次失蹤已經快一年；有報導說上海律師李天天被警方帶走後下落不明，不知近況；廣州劉士輝律師被毆打後現在下落不明。對以上三位不同時間失蹤的律師，您是否知道他們進一步的情況？」

何俊仁：「我也收到有關消息，差不多。他們都是受到國保、國安機構人員滋擾，也有一些人受到暴力對待。現在看來全國不同地方都發生同樣的事情，當局採取這樣的行動當然完全是沒有根據，也是違法的。我覺得現在中央政府要正視這件事。我們還在努力收集各方面有關證據。剛才你提到的幾位律師，我們也收到有關投訴，好像也是在同一背景之下發生這樣的情況。事情確實非常非常嚴重。」

*何俊仁律師：唐吉田律師遭酷刑，整個國家現在非常黑暗，要求中國政府停止白色恐怖*

主持人：「唐吉田律師在2月16日被抓之後，我所看到的報告是他被遣送到原來工作居住的省份，後來又有報告說他受到了酷刑，您是不是知道一些他確切的情況？」

何俊仁：「我知道。他是受到非法暴力對待，甚至是酷刑，我們收到這樣的投訴。現在最新消息是他已經放出來了。但其他人還是完全沒有消息，當然最長時間失蹤的就是高智晟。其他給關在家裡的，比如陳光誠等等，他們都沒有辦法跟普通人一樣過正常生活。整個國家現在是在非常黑暗的時候，都是在警察、秘密警察，或國安人員全面施用白色恐怖的時候。所以，我們現在確實應該發出我們的聲音，要求中國政府馬上停止這樣的白色恐怖行動，馬上釋放這些律師和異見人士。
我們香港正在準備行動，要進一步清楚表達我們強烈的抗議。」

*何俊仁律師：中國法律回覆到七十年代成打壓工具，離文明自由法治越來越遠，前景堪憂*

主持人：「事情到這一步，一些維權律師到今天的處境，您是怎樣評價今天中國法律方面狀況？」

何俊仁：「現在看來，中國共產黨已經用他們的強暴政策，嚴重傷害了國家法律制度和他們說的要建立法制的基礎。我相信國家要走向真正的法治，不但是越走越遠，而且現在看來這幾年很明顯的逐漸倒退。

你看，現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根本不是律師；司法部部長，也不是受法律訓練出身的法律工作者。他們現在整個法律制度看來。。。連同法院，好像是回覆到以前七十年代的時候，變成一種差不多是打壓工具、統治者維持政治控制的工具。對國家走向真正比較文明自由的法治社會，走向民主憲政制度，現在是越來越遠。我們感到非常擔憂，非常憤怒！

這些律師本身受到法律訓練，主要是希望在法律工作上透過他們的工作來建設一個法治社會。他們從根本上在訓練和思維上雖然有一些基本價值觀念，就是對人權的尊重，但基本上還是維持整個制度，維持這個社會的安定。但是他們現在反而成為被打壓對象。我們感到非常難過，也覺得前景使人非常擔憂。」

*傅希秋牧師：公權力嚴重黑社會化，對法制和促公民社會建立有巨大貢獻者受當局殘酷迫害*

多年關注中國人權和依法維權活動的美國民間機構「對華援助協會」主席傅希秋牧師就目前中國大陸一些律師、維權人士和推特上的推友先後失蹤狀況，發表談話說：「我們一直非常非常關注最近這幾個月中國當局對維權活動人士，尤其是法律維權方麵人士，像滕彪、江天勇，還有李天天。。。超過一百多人處於被軟禁的狀態，或者被強迫失蹤。滕彪、江天勇律師失蹤已超過一個月，我們非常關注。

我認為這是在2008年奧運會之後，中國目前整個人權和法制狀況最惡劣時期。甚至現在很明顯當局在對高智晟律師強迫失蹤之後，要把這種模式強迫推廣，表現出公權力嚴重黑社會化，並且對法制完全罔顧和蔑視。如果對這些推動中國法制和人權以及公民社會建立有巨大貢獻的人士進行這樣殘酷的對待，那麼何況處在弱勢階層的千千萬萬訪民和底層民眾，更可想而知。所以，中國現在到底失蹤了多少人？到底被強迫酷刑了多少人？軟禁了多少人？很難作出統計。」

*傅希秋牧師：憂慮中國公權力黑社會化變常規，我們在國際上多方呼籲，作外交努力*

傅希秋牧師表示，擔憂黑社會狀況在中國變成一個常規。他說：「在江天勇律師失蹤期間，我們在一次與他太太通話時，她提到向北京市公安部門查詢江律師下落，國保部門給她的一個答覆中說‘現在有六、七萬人被抓起來，誰知道你丈夫現在在哪裡呢？’這是中國官方公權力方面的人說的數字，就是在那很短一段時間內所抓的，看來數目巨大。

為什麼說中國現在所謂「維穩」（公共安全費）經費竟然超過了中國軍費，高達六千多億人民幣，我想這對中國目前無論法制還是公民社會建立都是極大倒退。

我們也看到對山東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和他全家的迫害有增無減，到目前沒有任何人能夠得到他的最新消息。所以我們也在國際上努力為他們獲得真正的自由多方呼籲和作外交努力。目前為止我比較憂慮，照這樣，黑社會化的狀況會不會在中國變成一個常規？」

*傅希秋牧師：中國民眾維護公民權利意識覺醒，國家蔑視自定的法律，喪失公權力合法性*

傅希秋牧師也看到近年中國民眾維護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他說：「當然，我知道中國過去十幾年公民權利維權意識是在很大覺醒，包括網民在內很多人在積極爭取法律給予他們的規定權利，也在積極維護這些權利。一個國家如果蔑視自己所制定的法律，當然它的整個公權力存在的合法性會越來越受到質疑，並且會逐漸在民眾當中喪失合法性，所以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信號。

當然，滕彪、江天勇失蹤之後，我們積極地跟歐盟和美國國務院相關部門一直保持密切聯繫。美國國務院也以發言人身份特別對這些在法制外強迫失蹤和任意抓捕提出了非常嚴正的警告，並且敦促中國立即釋放他們。這是我們在外交方面作出的一些努力。」

*邵江：中國從1954年憲法到1982年寫入「四項基本原則」，保護專制，箝制公民權利*

在英國的人權活動人士，威斯敏斯特大學博士候選人邵江先生，就滕彪、江天勇律師失蹤一個多月，以及中國大陸法律工作者、維權人士近期失蹤案例迅速增加，接受了我的採訪。

主持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當局常常說‘民主與法制’，請問您怎麼看目前到底向前走了多少？現在是什麼狀態？」

邵江：「我想，中國的法制從共產黨第一部憲法模式就是專制的憲法。從1954年憲法，即使按照這個憲法的精神，也沒有真正執行，而且一直在強調‘工農聯盟’、‘階級鬥爭’，這實際上是為文革期間的‘公安六條’。。。都是一個發展的必然模式。從司法角度來講，實際上就是從1978年到現在所說的1982年憲法後，加入‘四項基本原則’，實際上是把‘法’當成一個統治的手法，這跟我們講的Rule of Law （法治）是不一樣的，它更像是Rule of Bylaw （法規，規則附例）。

實際是中國法家以這種法的東西來控制整個社會，基本前提是如果這個法好用，他就用來控制；如果不好用，他就不用。所以一方面把憲法中三十五條包括規定公民權利的這些條款寫入，另一方面這個憲法前言就直接開宗明義‘四項基本原則’，更希望保護他的專制政權。這三十五條更像什麼呢？在1982年憲法時，是希望跟毛時代有些不同，但不想根本性改變這個體制，把這個專制徹底改掉，留這個東西，實際上還是箝制公民的權利。」

*邵江：近年中國民間希望用法律方式維權壓縮統治者濫用權力，而當局已不願使用法律方式*

邵江先生認為，當局曾以「司法姿態」保留很小他可控制的法律空間，而現在已經不願使用法律方式。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的公民權利，當局根本就不願意實行。他說：「這麼多年下來，整個中國社會的人慢慢覺醒，中國民間希望用法律方式壓縮統治者濫用權力，包括不受限制的權力。這是民間好的願望，而且希望用這種動機去完成一種改革。實際上這些年從‘六四’後相當一段時間來看，包括‘六四’前定的一些更多更積極的法律方面的（條文）。。。‘六四’後實際整個是個倒退。維權人士、維權律師還是希望通過法律逐漸改變這個國家的政治結構，希望逐漸通過具體個案去維權，統治者當時也有擔心，如果全部路都堵死，就使火山爆發。所以他還留一部分小空間，認為這個空間是他可以控制的。所以你說‘依法維權’，包括當時大規模下崗工人、民告官等案例，他們也作個司法姿態，可說有些少量可以接受。當大多數人發現這個司法程序實際是被他整個控制，而且有個統計，大概只有千分之零點幾‘民告官’案子才可能告贏。

他給你這種期盼，給你一種法律空間，讓你維權人都進入其中，實際這二十年能看出的一個現象是，共產黨連自己都不願意再用這個方式。像外交部發言人姜瑜說 ‘不要拿法律當擋箭牌’，明確說出來了，你說你維權律師、維權人士拿憲法精神、公民權利來維護公民權利的時候，如果當局認為已經威脅到共產黨絕對權力或共產黨全面控制社會的能力，那他就說，你不是個擋箭牌，我就不拿你當回事了。憲法第三十五條根本就不是一個願意實行的。」

*邵江：這個政權六十二年不間斷向人民宣戰，現在公權力撕下面具向希望當公民者挑戰*

邵江先生認為，中共當局現在已經撕下曾經戴著的憲法法律等面具。他說：「現在憲法三十五條也罷，還是他簽訂的這些國際公約也罷，從這二十年來實踐來看，中國當局是把它作為一個公共關係，一方面對外可以作為一個宣傳、一個門面，對內盡量不實行這些東西，還是用非常傳統的鎮壓手段。當然現在鎮壓面目多一些，有些時候你聲音吵得大些，他可能用收買多給些錢，這樣的方式也會出現。但是他總體原則是，你維權範圍他如果認為你侵害他控制社會的能力，侵害他絕對權力的話，那他絕對是把這些維權律師都抓起來。

他現在是把面具撕下來了，就是說‘我就是這樣一個黨，我就是這樣的統治方式，你們怎麼辦吧？實際是向全中國希望當公民的人作的挑戰，我想這是根本性的東西。從統治方法來說，一些基本方式是沒有變的。這個政權六十二年不間斷地對人民宣戰，不間斷地對人民進行戰爭。」

*邵江：共產黨設置道德兩難困境恐嚇整個社會：為人辯護自己被迫害，沉默使環境更壞*

主持人：「滕彪律師和江天勇律師都是在參與聚餐研究如何救助陳光誠之後被失蹤的。而陳光誠既是一位用法律幫助農民維權的人士，同時又是一位盲人，這樣無論是在法律層面還是人道層面。。。陳光誠因為冤獄，在證人被綁架不能出庭的情況下被判刑四年零三個月，服滿刑後還像今天這樣被重重包圍，他的家變成了監獄，從人道層面，陳光誠個案這樣擺著，您覺得意味著什麼？」

邵江：「我覺得陳光誠這個案子特別典型。他本人作為特別草根的維權人士，出來幫助這麼多受‘計畫生育’迫害的農民，實際是整個社會最底層一部分人。共產黨非常擔心你有這種維權意識，去幫助那些人維權，當局重點打擊的就是這個。打擊完這些人，實際是給整個社會一個示範‘你看，你們不要學他’。

如果你想作個公民，實際是給你‘兩難’的選擇——當局打擊一個維權律師、維權人士，你要不要為他的權利去伸張辯護？如果你去辯護了，你就被政權打壓，然後影響到你的處境，你就被社會邊緣、被迫害；你要是沉默，可能覺得能過去，別人的處境可能更壞；你要幫了別人，家庭也會受迫害。

所以，共產黨在設置你的道德困境，實際是把整個中國的人的道德。。。讓你適於這種道德下降狀態，然後讓你這樣活下去，而不是讓你質疑說，你活著是為什麼？而且你看到這麼多周圍人受到人權侵害，受這麼多迫害，你要做什麼？當局讓你沉默，讓你不要管，實際是把整個中國人的精神狀態和生活方式全都帶到一種徹底跟從當局意識形態，對這些社會災難和人權迫害保持沉默。所以整個情況就越來越壞。

制度是越來越壞，也讓人的狀態越來越壞。官員只有打擊維權人士、系統屠殺人權人士，或者去製造那些社會災難。。。你只對上面負責，這樣的人才可以得到提升。然後，這個制度整個就是逆向淘汰，鼓勵的就是惡的東西越來越多。

人心向善方面的東西，你希望要保護。。。依照一些現代司法精神、對國家權力進行一些限制、踐行公民權利，這些是極力限制你。所以我想，滕彪、江天勇他們做的。。。當局恰恰覺得，你真正要叩問社會危機來源，你要去關心那些維權人士受迫害的案例，就打擊你。實際這是在恐嚇整個社會，要引導整個社會跟他一起， ‘今天災難不到你頭上你就別管’。我想，這個統治的內在邏輯沒有太多變化。」

*邵江：阿拉怕革命給中國人信心和啟發，當局如不主動改，將面對一場徹底革命*

主持人：「以您看，這樣下去對近期或更遠一點的未來，可能會帶來什麼樣後果？」

邵江：「現在中國人權捍衛者和維權人士狀況越來越糟糕。從一方面講，阿拉伯革命和阿拉伯人民的抗爭，給中國人民很多信心。而且他們也覺得很多以前很困難的事情，現在通過阿拉伯人民的革命，對大家實際上是個很好的鼓勵。從包括嚴密控制、秘密警察殘酷折磨當地維權人士，長期系統迫害持不同政見者，他們都發現了一些新的方式。我想，對中國受壓迫的人民都有非常重要的啟發，就是通過網路或其它一些方式，與傳統組織方式已經不一樣。

共產黨從這個革命中也學到東西，非常擔心波及到中國，用的也不是什麼新控制手法。從毛時代就用的這些，比如‘反右’期間，大規模鎮壓活動分子，包括實踐公民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的人。重點打擊這些人，然後讓這些人在社會上消聲。但實際上你看發生了什麼？‘反右’後，你看整個社會，敢言的那部分人失去了聲音，都被弄到勞改營裡，但是讓整個社會喪失了批評統治者和抗爭的活力，所以緊接著大飢荒就出現了。

鄧小平‘六四’屠殺也同專制統治邏輯一致，用所謂‘殺二十萬人，換取二十年安定’，這些都是出於他統治的一種恐懼。現在看到面對的是更大的社會問題。尤其是阿拉伯革命的起因又跟中國非常相似。

中國也面臨這些問題——大規模腐敗，失業狀況越來越嚴重，貧富差距非常大，還包括中國這些嚴重社會問題、社會危機。這些方面當局自己都非常清楚，統治方法就是將這些維權人士提前消聲，然後讓社會其他人不敢再說話，不敢再提出挑戰。

但你可以看出來，這種控制鎮壓手法實際不起作用。中國社會矛盾和社會危機已經到了不可防範的地步，不作根本的社會制度變革，我想等待的就是革命了，只不過是時間早點晚點的問題。

現在引爆時間也到了，其實就缺那麼一個‘蝴蝶效應’那麼一個突發的、全國性的引爆點。當局只能掩耳盜鈴，把這些人都抓起來，這些制度造成的社會危機不僅沒有減少，更加重了。

另一方面，我覺得在國際上，包括‘六四’天安門屠殺和‘六四’以後當局製造的大大小小屠殺模式看，這種鎮壓模式在世界上越來越孤立。而且當局也知道，從人道迫害角度，直接參與人道迫害的人，一定會受到懲罰。」

邵江先生的看法是：「我覺得中共現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己主動改，不改的話，沒有其它途徑，面對的就是一場徹底革命。」

以上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訪談節目由張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採訪編輯、主持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