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別中共和中國之後，很容易從別人論述中國的書籍中解讀出真知灼見。讀國際環保組織探索國際創始人勞倫斯•所羅門的評論《中國即將崩潰》就是如此。
一、「蘇聯」和「中國」是紅色邪教帝國，貧窮是其強盛時期。
1975年，所羅門旅行到蘇聯西伯利亞，發現：蘇聯的崛起完全是個假象。當時在蘇聯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城市，看上去很現代，可以與北美的城市相媲美。但是，從鬧市中心步行20分鐘就又是另外一個世界：人們拿著水桶在街角的公用水泵接水。這就是說。蘇聯發展的是櫥窗式的經濟，鬧市的櫥窗裡展示的是西方世界一樣令人眼花繚亂的東西，但普通公民的生活商場裡卻基本物質匱乏。這種經濟體制徹底崩潰，雖然到1990年後才掩飾不住地完全呈現，其實在1975年就已經破產。所羅門的《中國即將崩潰》所述的「中國」也像前蘇聯一樣，所謂繁榮是虛幻的櫥窗景象，由於窮人比蘇聯的窮人更窮更多，崩潰隨時可能發生。
在西方人關於國家的詞語裡，中國和蘇聯都是特定的政治實體，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蘇聯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各自以共產黨代替了以前的君主。所以所羅門等話語裡的蘇聯、中國只是共產黨專制獨裁的俄羅斯帝國和中華帝國，並非蘇共為紅色沙皇和中共為紅色教皇的魔怪似的東羅馬和西羅馬的邪教帝國。
無論蘇共還是中共，這兩個共同向古羅馬救世主信仰復仇的現代邪教帝國，貧窮都是其強盛時期，其共產主義鬥爭的革命和專政信仰，帶給工農窮人「將一生獻給黨，殺出共同富裕的血光新世界」的理想，激勵他們不怕共同貧窮。
尤其這種殺戮出新世界的紅色革命理想，跟中國從宋朝以來大約千年的「均貧富，等貴賤」的農民暴亂傳統相聯繫，所創建的中共邪教帝國在最貧窮的1959年到1979年的20年裡，卻是其統治力量和權威最強盛的時期：1959年到1961年三年餓死4500萬人（據趙紫陽的說法），城鄉居然都沒有一場飢民起義。而飢民在中國古代卻只要餓死成百上千，就會起義開倉搶糧活命，猶如活人不會讓尿憋死一樣。農民一年勞動沒有現金收入。工人20幾元的工資拿20年養活全家三口人，居然還要口口聲聲「感謝毛主席，感謝共產黨」，還要為黨鬥爭地富反壞右。因為工農群眾看到有錢的地主更貧窮，看到官員只略微好一點，就心理平衡——大家窮，再苦也心甘——不想造反，也不知道造誰的反，稍好就笑開顏。
二、中共亂黨邪教統治下，貧富鬥爭的社會已經潰敗，反極權專制乏力。
《中國即將崩潰》看不到這些，所述如同隔靴搔痒，也吱吱有聲卻並不貼切。當然《中國即將崩潰》隔靴搔痒，還是搔在經濟政治的痒處：3億人脫離了貧困，炫耀他們的財富，跟10億忍耐貧困的窮人的生活差距日益加劇，不滿在累積。
但隔著文化的靴子，所羅門沒能洞見中國凶神共工「將戰鬥進行到底」的暴亂精神跟西方邪魔撒但以表面真實遮蓋內在虛假的謊言理想相結合帶給「中國」的紅禍。所羅門看到的「中國是一個火藥桶，隨時可能爆炸」，真切的描述理應是：「中共亂黨邪教是個鬥爭的火藥桶，社會已被嫉恨雷管引爆炸毀而潰敗」。
（一）50萬200個富翁憑藉制度性腐敗和軍刀•獵槍現代化掠奪「人民」。
據所羅門的數據，約50萬個百萬富翁和200個億萬富翁憑藉制度性腐敗，掠奪「人民集體」名義下的公共資產和財富，使之變成高爾夫球場、水壩之類的項目予以強拆，剝奪了很多人的家園，毀掉了無數企業，摧毀了失去家園和企業的人們的生活、健康，乃至奪去他們的生命。如果這時候製造了毒奶粉醜聞和血液污染醜聞的奸商和貪官，在汶川地震中7000間因偷工減料而造成的劣質「豆腐渣校舍」活埋大約3萬（實際上可能更多）的孩子房產商，能夠像土改和鎮反那樣弄到批鬥台上讓這些受損害的人辱罵、打殺，全部分掉他們的財產，這些仇恨也就過去了。然而汶川附近為精英們建造的滿足建築標準的樓房，包括一個富人的子弟學校，都安然無恙。政府居然還試圖通過禁止遊行示威和審查網際網路來平息眾怒。這就適得其反，抗議者逐年增加到去年全國達到數千萬甚至上億。
脫掉黨文化的「共同富裕（實乃共同窮困）」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實乃讓權錢聯盟者永久富裕）」之類甜言蜜語裡的歪理邪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衣下包裹的實際上不過是中共1927年就開創的井岡山匪寨，只是擴大到全國範圍；是憲法規定了的共產黨為政治圖騰（領導一切，至高無上）、以工農聯盟的名義、以邪教教主與時俱進的思想理論通過學校教育、媒體文化、影視藝術全方位、全日制（仇恨「美蔣」，熱愛「我黨」）的洗腦的思想政治部落（簡稱「共工部落」）。
實際上從1989年六四「擁護共產黨的反官倒」學運被鎮壓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衣就被鄧小平、楊尚昆、王震等黨的軍頭們脫去，所謂四化建設蛻變為軍刀•獵槍現代化：軍刀鎮壓10億工農思想政治奴隸的反抗，維護3億中上富裕人士的現代化物質生活；音樂和統戰獵槍對付美國豺狼和臺灣走狗。
（二）中共盜匪強權的事業：將共工部民變人為鬼，讓他們「鬼咬鬼」。
共工部民奴隸們以黨文化灌輸的「人民」、「執政黨」、「中國」、「祖國」的詞語互相爭鬥、辱罵，底層的10億窮人視3億富人為不義之人，隨時尋找反蔣似的搶奪財富的內戰機會。中共盜匪強權自知從1927年到2011年的84年，先軍事搶劫（以工農聯盟名義），後經濟分贓（以改革開放名義）所犯下的邪惡原罪天理不容、不可饒恕，因此明確地決不放鬆權力控制，要將暴力和謊言合成的殺人誅心——培育全民患斯多哥爾摩綜合症——的變人為鬼的事業進行到底。
《中國即將崩潰》看到了權力在握的官員「可能面臨報應」的危險。但其「一個在各個方面越來越強的中國，也在變得越來越脆弱」的說法並不確切。事實上1949年之後，並沒有一天一小時一分秒的中國強盛和繁榮，只有1992年以後的中共的繁榮，具體為：50萬零200個富翁享受的繁榮，附帶著3億人衣食少憂。
問題的關鍵更在於：多憂慮自己和家人衣食住行生活的10億窮人，卻很少有古代庶民窮者思變造反和近代人民民主革命的觀念，而是將「人民」理解為自己的朋黨。要與之戰鬥的人，哪怕他比自己還要受壓迫，比如法輪功學員，那也不是人民而是敵人，人們根本不在法律意義辯識「人民」，只是根據共產黨的紅頭文件。紅頭文件上不是敵人的人，才是人民。實際上共同受中共政治奴隸主奴役的奴隸們，為了爭取做「黨的人民」，互相攻擊，猶如《讓子彈飛》中的鵝城「人民」，都共同受黃四郎的奴役，卻不敢反抗黃四郎，只敢欺負更弱的人。
1990年以來，大學生以中共為中國，敢跟父母叫板，卻沒敢進行過一次抗議中共極權專制的遊行示威，大都只關心自己將來的工作，基本丟失了中國人的傳統意識：信仁義道德、慈悲為懷、修道成神的人，而成了「黨說啥是啥」的蘇聯人。蘇聯亡國了，可中共的社會主義羊頭工農還要買，懷念毛澤東時代共同貧窮的比較「公平」。由於不再有仁義、慈悲、道德等衡量是非、好壞的標準，尤其跟共產黨走，以「真善忍」信仰為邪惡，以「假惡鬥」原則為正常生活，共工部民除了共產黨官員、軍警的強權，彼此之間誰也不服，互相猜疑敵視。
（三）中共繁榮使私有制文明死亡，社會潰敗人心散亂，沒勇氣上街反極權。
綜上所述，「中國人民」在黃河長江南北的大陸土地上業已消失了62年，被中共亂黨邪教的文化教育培訓成為對黨呈現奴性，卻又彼此斗性十足。私有制文明死亡，社會潰敗消散。沒有敬天知命行中庸正道的文化復興，即沒有中國人——周公、廉頗、陳勝、吳廣、李淵父子等——參與道德革命、知錯即改、敢反暴政的正氣和勇氣的復活，沒有清除或解體中共邪魔的思想覺悟，雖恨中共極權，卻只盼其放權，不敢學埃及人上街抗議，倒也會等待他人造反成功後參與搶劫。
《中國即將崩潰》裡包含的可以轉化成智慧的觀點是：中共貧窮是強盛，繁榮是崩潰。中華民國臺灣的正常社會，在大陸早已潰散。惟有三退人員達到3億以上，或許才有3萬人在某天一齊在北京或上海、廣州上街，匯成倒共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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