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高崗受毛澤東重用時已有不祥之感(圖)

1.關於捷沃西安（何文譯為捷沃相）訪華的情況及高崗為什麼要去東北。

何文引用了毛澤東的話：「高崗在捷沃西安訪華時想出一切辦法到東北去，雖然中央是要李富春去的。」「事實上，高崗不僅與捷沃西安會面了，而且尤金也在場。」並說「在途中，高崗與我們談了兩次話。」

我要說明的是：

首先，在那個時期高崗曾不止一次作為中方代表去蘇聯，他與蘇聯人接觸並沒有什麼特別值得奇怪的，完全沒有必要故意尋找機會去接觸蘇聯人。

1953年12月中旬，蘇聯派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冶金工業部部長捷沃西安來華，目的是參加鞍山無縫鋼管廠等三大工程竣工投產典禮。這是當時蘇聯援華的標誌性項目，雙方都很重視。從這個意義上講，高崗作為國家副主席、計畫委員會主席和主管工業工作的負責人，無論從職位上，或是從工作性質與工作範圍上來看，陪捷沃西安去鞍山，都沒有什麼不合適的。記得在12月17日上午，高崗與計委的兩位副主席李富春、賈拓夫在計委辦公室商量由誰陪同蘇聯客人去鞍山的問題時，他們三人都想去，爭議了好久。按理說，李富春去比較合適，高崗不一定非去不可。最後還是李富春、賈拓夫讓了步。後來才知道，高崗堅持要去東北，的確另有原因，但那不是想和蘇聯人接觸，而主要是因為，一是由於他在毛澤東面前為饒瀨石說話而受到毛澤東的批評；二是在毛澤東離開北京期間，由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已成定局。因此，他想藉此機會去瀋陽向東北局的同志打招呼，消除一些過去對少奇不利的影響。

第二，1953年12月25日一早，高崗按照原定計畫陪同捷沃西安去鞍山。當天下午3點到達鞍山。同行的有當時的外交部副部長伍修權、翻譯李越然、國家計委委員兼秘書長馬洪和高崗的秘書趙家梁等。一路上我沒有看到尤金。

在高崗的專用車廂裡，除警衛、隨員和高崗自己的臥室外，還設有一個較大的會客室兼作餐廳，因此他的一切活動都在這節專用車廂裡。當天上午在車上，捷沃西安在伍修權和李越然的陪同下來到高崗的會客室。他們談話時，馬洪和我都在場，我沒有看到尤金，也沒聽到高崗談論有關中共中央的情況。關於這個問題，在 「文化大革命」期間，曾多次有人來找我調查，我當時就如實寫了證詞。

其實，捷沃西安是蘇聯主管工業的部長會議副主席，不是蘇共中央的領導人。高崗即使真的有什麼話，也不可能向他說，更別說什麼政治上的機密。再說，當時在車上，不僅是高崗與捷沃西安兩人和翻譯，還有我們三個人在場。高崗怎敢當著這些人的面說什麼出格的話？更何況，當時高崗已經知道自己的處境十分不妙，正忙於想去瀋陽「擦屁股」都來不及，哪裡還有心思再去找蘇聯人惹麻煩！

第三，正因為如此，12月26日舉行過慶典活動之後，高崗便急急忙忙趕到瀋陽，於28日召開東北局會議，傳達了毛澤東關於加強黨內團結的指示，一改往日對劉少奇的態度，強調劉少奇在歷史上的功績和在黨內的重要作用，要求大家擁護劉少奇在毛澤東外出休養期間主持中央的工作；同時，也要求東北全黨團結在以林楓為核心的東北局周圍，搞好工作。

顯然，他是在做補救工作，但為時已晚。他從瀋陽回京以後，就不再上班，開始準備反省檢查。至此，他給東北局打招呼的目的已經達到，所以也沒心思再繼續「接觸」蘇聯客人。1954年1月初，一天半夜12點，周總理親自給馬洪打電話，說明天捷沃西安和尤金要去上海，你立即轉告高崗，請他送他們上飛機，一定要去，這是中央的決定。

2.1954年1月4日毛澤東在杭州召見尤金和捷沃西安時的談話。

這裡有兩個問題需要澄清。

首先，尤金和捷沃西安是應召去杭州，而不是負命去杭州。也就是說，他們並非是為了向毛澤東「通報蘇聯情況（處決貝利亞）」而去見毛澤東的。其實，早在1953年6月中旬，蘇共中央已經正式向我黨中央通報了關於貝利亞事件的情況。那是財經會議召開（6月13日）之前（不是何文所說的7月7日），我黨中央接到蘇共中央的急電，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位負責人去莫斯科，有緊急事情通報，沒有說明是什麼事情。經過醞釀討論，中共中央決定派高崗前往，陪同前往的有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和翻譯師哲。黨中央、毛澤東作出這樣的安排是很有意思的。對蘇共方面來說，派去了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兩個同志，令人感到高崗是代表中共中央、毛澤東前去的，是夠隆重夠規格的。可是另一方面來說，毛澤東讓自己的秘書和翻譯陪同高崗前去，可以更好地瞭解高崗在蘇的活動和蘇共的意圖，這至少是一種謹慎而警惕的措施。高崗很快就回來向中央匯報了關於貝利亞事件緊急通報的詳細情況，並交上了有關的文件。這件事也成為財經會議期間一件引人矚目的事。

值得一提的是，高崗當時的確有一種異常心態，他在臨上飛機前，私下對妻子說：「這次去蘇聯，我擔心有人要害我。萬一出什麼事，你要把孩子照顧好。」至於他為什麼會在備受毛澤東器重的時候產生這種不祥之感，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毛澤東與捷沃西安和尤金的談話內容。我認為，最直接而確切的敘述莫過於當時的翻譯師哲先生的回憶。在這裡引用於下：

1954年元旦剛過，毛澤東便邀請蘇聯客人捷沃西安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到杭州見面。

1月4日，見面後稍事寒暄，對若干問題作了一般瞭解後，便向他們介紹了中國黨內和我們國內的一些情況。

毛澤東說：「我們黨內，或許也是國內要出亂子了。自然，我今天說的只是一種可能性，將來情況如何變化，還要等等看。這個亂子的性質用一句話來說，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們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秦滅六國，秦滅了楚。秦就是他們陝西（毛用手指著我），楚就是我們湖南（毛用手指著他自己）。這是歷史上的事實。那麼現在怎樣？還要等等看。」

其實毛澤東所說的陝西是指高崗，但他沒有明講。捷沃西安和尤金似懂非懂地聽完談話後，回到自己的寓所，兩人坐在一起嘀咕了整整一個下午和晚上，十分神秘，不讓我聽到，對我態度都變了，因為他們誤解為是我要打倒毛澤東。……不僅他們，就連我當時也是在五里雲霧之中，什麼也不清楚。

3.高崗與貝利亞有關？

何文引用了1955年3月毛澤東與尤金的談話，其中兩處使用了「可能」二字。這說明，無論高崗「與貝利亞之間有陰謀」也好，乃至「通過貝利亞與英國人有聯繫」也好，都是毛澤東的猜測和臆斷。

其實，「高崗裡通外國」的罪名至今廣為流傳，其由來是有人在中央高幹座談會上揭發說，在東北時期，高崗「與一個洋人單獨談了三天三夜」，引起與會者嘩然。

事實並非如此。

那是在1947年與1948年之交，蘇聯的一個名叫卡瓦列夫的軍事情報員來東北民主聯軍司令部找劉亞樓索取「關於東北敵我軍事力量對比和增長的估計」等材料。當時劉亞樓是東北民主聯軍的參謀長，卡瓦列夫與劉亞樓有過工作上的聯繫。可是劉亞樓不在，便要找當時主持司令部工作的副司令員高崗。高崗讓秘書劉家棟將其介紹給作戰參謀處處長尹達接談。在整個過程中，高崗根本沒有和卡瓦列夫見面，哪來「談了三天三夜」？更何況他不懂俄語，又怎能單獨密談呢？

1953年6月，貝利亞事件發生後，蘇共領導人把一份資料交給中共中央代表，並說：「這些挑撥中蘇關係的失實情報，就是貝利亞干的壞事！」

當時去莫斯科聽取蘇共中央緊急通報的中共中央代表不是別人，正是高崗，翻譯就是毛澤東的翻譯師哲。高崗回國後即把文件和資料交給黨中央，並如實作了匯報。如果他真的心裏有鬼，怎敢將材料全部交出？

延伸閱讀：《毛澤東談高崗事件》，作者：保羅·溫格洛夫，編譯：何祚康

英國格林威治大學高級講師保羅·溫格羅夫得到不列顛科學院的資助，在莫斯科閱讀了蘇聯外交部檔案和俄羅斯人的回憶錄，對高崗與蘇聯的關係有了進一步的瞭解，認為高崗與蘇聯的關係遠比人們所想像的要密切得多，而中國領導人也多次與蘇聯領導人談及高崗的問題。他在《共產主義研究與轉變的政治雜誌》中所寫《高崗與莫斯科的關係：來自蘇聯的證據》一文頗有些新資料，大多數以前未曾透露過。

作者根據蘇聯外交部檔案，認為陳健與楊奎松在1999年的書中所寫中國領導人很少向蘇聯人士談高崗一事不是事實。事實上，毛澤東多次與當時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談及高崗事件。雖然毛與尤金的談話，語多晦澀，但他要劉少奇與周恩來多次詳細地向尤金通報了高崗事件的細節。

1954年1月4日，毛澤東在杭州與赴杭州向毛通報蘇聯情況（處決貝利亞）的尤金暗示了高崗事件。毛聽取了尤金的介紹後問了幾個問題，表示蘇聯揭露貝利亞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具有重大意義。然後談到中國黨內也有類似蘇共的問題。尤金回憶說：「談到中共內部情況時，毛澤東說最近出現了一些不健康的現象。這種現象並不普遍，但由於這現象涉及中央委員，因而不可能不注意這現象。毛澤東說有某些人想挑撥政治局委員之間的關係，有人想對某些政治局委員的偶然失誤與錯誤找出規律，從而貶損他們。毛澤東說，我們現在還在研究這問題，始終牢記黨員的團結是解決它面臨問題的關鍵。中央現正就黨的團結一致制定專門文件。這個文件不會公開發表。在今後兩三個星期內即可完成這個文件。毛說在完成這個文件後，他會下令向我通報其內容。」

2月1日，楊尚昆向尤金提交了關於黨的團結問題的文件，這文件將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討論，形成決議。

第二天，劉少奇和周恩來向尤金作了詳細通報，點了高的名字，相當詳細地談到事件經過。高的罪名是派性、有野心，過分抬高在中共黨的歷史上的軍事傳統的地位，誣蔑劉少奇等。周說在全會上，高可能承認錯誤，但可能不是真誠的，也可能以自殺威脅黨。周還說「貝利亞事件迫使他們特別注意在黨內提高警惕」，並將高崗事件與貝利亞事件相提並論。2月13日，即在全會結束後幾天，劉與周又向尤金作了另一次詳細的通報。他們說高的問題比饒瀨石嚴重，因為他沒有真誠悔改之意，並仍以自殺相威脅。高承認想推翻劉少奇，但聲稱他並無意佔據僅次於毛的位置。作為悔過的姿態，他表示準備離開領導崗位，成為普通公民。但是黨認為高沒有作認真的坦白，必須再開一次會給他機會承認錯誤。到3月9日劉與周再次向尤金通報時，上述會議已開過，他們與尤金談了5個半小時，詳細通報了對高的指摘，內容基本與以前相同。

幾週後，在3月毛再次與尤金會面。一開始，他否認外國傳說他在杭州時病重，將為高崗所取代！然後他講述了使他令高受黨的全會批判的原因。尤金回憶到：「毛繼續按照他談到高崗時的思路說，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以來，他感到黨內黨外都有什麼不對勁。有一種地震正在發生的感覺，一會兒這裡有震感，一會兒那裡有震感，但就是說不出震中在哪裡。去年六七月這種感覺特別明顯，那時中共中央正在召開有關金融和經濟事務的會議。然後自7月到12月，越來越明顯感覺黨內有兩個中心，一個是中央委員會，另一個看不見，在地下。在黨內，這種震感特別強烈。12月24日以後，在政治局討論這個問題後，許多問題澄清了。我們現在知道這種震動來自哪裡，但這並不是說，在別的地方不會發生地震。」

毛繼續說，高不僅是個陰謀家，還有別的理由使（他）不信任高：「在個人生活上，高崗是個荒淫的人，他有許多女人，現已明確其中有些人是敵對分子。現在中央正設法多方明確高崗是否與帝國主義分子有聯繫。」然後毛又給高的錯誤增加了令人驚異的一條，這一條也隱約指摘了蘇聯。尤金憶到：「毛澤東繼續說，高崗因貝利亞事件飛赴莫斯科，回來後變得異常活躍。特別發人深省的是他從莫斯科回來後，從不對人談到蘇共決議中的兩條極為重要的段落，即宣傳個人崇拜的危害和黨的集體領導的必要性。有特別意義的是，高崗從莫斯科回來後，沒有回家，立刻去各省黨的工作者因公來京下榻的北京飯店，開始對他們做工作。」

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中國東北任領事的列多夫斯基寫道，7月7日蘇聯外交官瓦斯科夫轉達蘇方要求中方派一名高級官員赴莫斯科瞭解蘇共最新情況。第二天，周恩來通知瓦斯科夫，中共中央委員會提名高崗赴莫斯科。列多夫斯基懷疑中共的用意，他說：「為什麼選中了高崗？這是偶然的嗎？不是……這是（高崗）的敵人的詭計。」

列多夫斯基在高崗訪莫斯科的48小時內與高會晤了兩次，一次是在高即將返回北京時。他說高的情緒低落，感到「雲層正在他身邊聚積，這次旅行沒有給他帶來好處。」

尤金認為毛暗示高與蘇聯新領導有分歧，並說「瞭解了蘇聯對貝利亞事件的最後處理方法，使中共中央找到了揭露高崗反黨活動的正確道路。」這等於說如果蘇共能將貝利亞清除掉，那麼，中共也可以清除高崗，兩黨均不應過問別黨的事。

尤金說：「毛察覺到高崗與科瓦廖夫（蘇聯在華總顧問———編譯者注）之間建立了友誼，他問我，我是否看到過科瓦廖夫寫給斯大林的信。我回答說，我沒有見到信，但斯大林同志對我談起過這封信。毛說他有這封信，可以給我看。在這封信裡，高崗等於說在中共中央裡，除了高崗外，沒有一個同志是好的。高崗對科瓦廖夫說中央有些同志可以定為親美，而其他人則是反蘇。」

作者認為毛的這個評價所傳達的意思是：今後不會容忍對黨的不忠誠，毛不希望蘇聯再干預中國的事務。

雖然高崗於1954年8月自殺，10月，赫魯曉夫到北京去改善中蘇關係。但在1955年3月毛與尤金談話時又談到高崗。尤金報告說：「在這時，毛提出高崗可能與貝利亞之間有陰謀，貝利亞的代表到滿州會見了高崗，但高崗沒有向中共中央報告。毛同志說高崗可能通過貝利亞與英國人有聯繫，他當時正在認真地研究這問題。」

毛還說：「進城後，沒有受過很好的馬克思主義訓練的黨員受到城市資產階級的腐朽影響。這些人喪失了革命精神、革命觀點，滑回到小資產階級立場上去了。這些人讚揚斯大林和毛澤東，但實際上是反對他們的。在革命中，他們跟著黨走到一定程度，就離開了革命。高崗和饒漱石就是這樣的人。」

兩個月後，毛與尤金的談話中再次提到高崗的私生活和與蘇聯的關係：「高崗是沒有道德的人，想要奪權……毛同志說高崗在一個星期裡就安排了8次舞會，只要他想跳舞，就下令去找女人。他說他接近一個神秘（原文為「影子」———編譯者注）人物張門遠（音譯ZhangMenyuan），使張成為他自己與蘇駐瀋陽總領事之間的聯繫人。」

接著，毛在談到1953年12月蘇聯副部長捷沃相訪華時使尤金大吃一驚。這次毛（攻擊）的目標似乎包括尤金本人：「毛同志說高崗在捷沃相訪華時想出一切辦法到東北去，雖然中央是要李富春去的。由於李富春感冒，高崗有機會和捷沃相一起去。」

事實上，高崗不僅與捷沃相會面了，而且尤金也在場，這點毛肯定是知道的。尤金嚇了一跳，為自己辯護說：「我回答毛同志，我也是與捷沃相同志一起去東北的。在途中，高崗與我們談了兩次話，基本上是談蘇聯的計畫的，並沒有與我們接近的特別行動。」尤金在報告中評論說：「毛同志談到高與捷沃相一起出差，顯然想要說明高想要與訪華的蘇政府負責人接近，以便從他們那裡獲得消息。」事實上尤金所提到的這兩次談話的官方記錄里根本就沒有對談話者不利的材料。

5月25日的談話是毛與尤金談到高崗事件的最後一次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