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高岗受毛泽东重用时已有不祥之感(图)

1.关于捷沃西安（何文译为捷沃相）访华的情况及高岗为什么要去东北。

何文引用了毛泽东的话：“高岗在捷沃西安访华时想出一切办法到东北去，虽然中央是要李富春去的。”“事实上，高岗不仅与捷沃西安会面了，而且尤金也在场。”并说“在途中，高岗与我们谈了两次话。”

我要说明的是：

首先，在那个时期高岗曾不止一次作为中方代表去苏联，他与苏联人接触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奇怪的，完全没有必要故意寻找机会去接触苏联人。

1953年12月中旬，苏联派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来华，目的是参加鞍山无缝钢管厂等三大工程竣工投产典礼。这是当时苏联援华的标志性项目，双方都很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岗作为国家副主席、计划委员会主席和主管工业工作的负责人，无论从职位上，或是从工作性质与工作范围上来看，陪捷沃西安去鞍山，都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记得在12月17日上午，高岗与计委的两位副主席李富春、贾拓夫在计委办公室商量由谁陪同苏联客人去鞍山的问题时，他们三人都想去，争议了好久。按理说，李富春去比较合适，高岗不一定非去不可。最后还是李富春、贾拓夫让了步。后来才知道，高岗坚持要去东北，的确另有原因，但那不是想和苏联人接触，而主要是因为，一是由于他在毛泽东面前为饶濑石说话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二是在毛泽东离开北京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已成定局。因此，他想借此机会去沈阳向东北局的同志打招呼，消除一些过去对少奇不利的影响。

第二，1953年12月25日一早，高岗按照原定计划陪同捷沃西安去鞍山。当天下午3点到达鞍山。同行的有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翻译李越然、国家计委委员兼秘书长马洪和高岗的秘书赵家梁等。一路上我没有看到尤金。

在高岗的专用车厢里，除警卫、随员和高岗自己的卧室外，还设有一个较大的会客室兼作餐厅，因此他的一切活动都在这节专用车厢里。当天上午在车上，捷沃西安在伍修权和李越然的陪同下来到高岗的会客室。他们谈话时，马洪和我都在场，我没有看到尤金，也没听到高岗谈论有关中共中央的情况。关于这个问题，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多次有人来找我调查，我当时就如实写了证词。

其实，捷沃西安是苏联主管工业的部长会议副主席，不是苏共中央的领导人。高岗即使真的有什么话，也不可能向他说，更别说什么政治上的机密。再说，当时在车上，不仅是高岗与捷沃西安两人和翻译，还有我们三个人在场。高岗怎敢当着这些人的面说什么出格的话？更何况，当时高岗已经知道自己的处境十分不妙，正忙于想去沈阳“擦屁股”都来不及，哪里还有心思再去找苏联人惹麻烦！

第三，正因为如此，12月26日举行过庆典活动之后，高岗便急急忙忙赶到沈阳，于28日召开东北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加强党内团结的指示，一改往日对刘少奇的态度，强调刘少奇在历史上的功绩和在党内的重要作用，要求大家拥护刘少奇在毛泽东外出休养期间主持中央的工作；同时，也要求东北全党团结在以林枫为核心的东北局周围，搞好工作。

显然，他是在做补救工作，但为时已晚。他从沈阳回京以后，就不再上班，开始准备反省检查。至此，他给东北局打招呼的目的已经达到，所以也没心思再继续“接触”苏联客人。1954年1月初，一天半夜12点，周总理亲自给马洪打电话，说明天捷沃西安和尤金要去上海，你立即转告高岗，请他送他们上飞机，一定要去，这是中央的决定。

2.1954年1月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尤金和捷沃西安时的谈话。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

首先，尤金和捷沃西安是应召去杭州，而不是负命去杭州。也就是说，他们并非是为了向毛泽东“通报苏联情况（处决贝利亚）”而去见毛泽东的。其实，早在1953年6月中旬，苏共中央已经正式向我党中央通报了关于贝利亚事件的情况。那是财经会议召开（6月13日）之前（不是何文所说的7月7日），我党中央接到苏共中央的急电，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位负责人去莫斯科，有紧急事情通报，没有说明是什么事情。经过酝酿讨论，中共中央决定派高岗前往，陪同前往的有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和翻译师哲。党中央、毛泽东作出这样的安排是很有意思的。对苏共方面来说，派去了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两个同志，令人感到高岗是代表中共中央、毛泽东前去的，是够隆重够规格的。可是另一方面来说，毛泽东让自己的秘书和翻译陪同高岗前去，可以更好地了解高岗在苏的活动和苏共的意图，这至少是一种谨慎而警惕的措施。高岗很快就回来向中央汇报了关于贝利亚事件紧急通报的详细情况，并交上了有关的文件。这件事也成为财经会议期间一件引人瞩目的事。

值得一提的是，高岗当时的确有一种异常心态，他在临上飞机前，私下对妻子说：“这次去苏联，我担心有人要害我。万一出什么事，你要把孩子照顾好。”至于他为什么会在备受毛泽东器重的时候产生这种不祥之感，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毛泽东与捷沃西安和尤金的谈话内容。我认为，最直接而确切的叙述莫过于当时的翻译师哲先生的回忆。在这里引用于下：

1954年元旦刚过，毛泽东便邀请苏联客人捷沃西安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到杭州见面。

1月4日，见面后稍事寒暄，对若干问题作了一般了解后，便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党内和我们国内的一些情况。

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毛用手指着我），楚就是我们湖南（毛用手指着他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样？还要等等看。”

其实毛泽东所说的陕西是指高岗，但他没有明讲。捷沃西安和尤金似懂非懂地听完谈话后，回到自己的寓所，两人坐在一起嘀咕了整整一个下午和晚上，十分神秘，不让我听到，对我态度都变了，因为他们误解为是我要打倒毛泽东。……不仅他们，就连我当时也是在五里云雾之中，什么也不清楚。

3.高岗与贝利亚有关？

何文引用了1955年3月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其中两处使用了“可能”二字。这说明，无论高岗“与贝利亚之间有阴谋”也好，乃至“通过贝利亚与英国人有联系”也好，都是毛泽东的猜测和臆断。

其实，“高岗里通外国”的罪名至今广为流传，其由来是有人在中央高干座谈会上揭发说，在东北时期，高岗“与一个洋人单独谈了三天三夜”，引起与会者哗然。

事实并非如此。

那是在1947年与1948年之交，苏联的一个名叫卡瓦列夫的军事情报员来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找刘亚楼索取“关于东北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和增长的估计”等材料。当时刘亚楼是东北民主联军的参谋长，卡瓦列夫与刘亚楼有过工作上的联系。可是刘亚楼不在，便要找当时主持司令部工作的副司令员高岗。高岗让秘书刘家栋将其介绍给作战参谋处处长尹达接谈。在整个过程中，高岗根本没有和卡瓦列夫见面，哪来“谈了三天三夜”？更何况他不懂俄语，又怎能单独密谈呢？

1953年6月，贝利亚事件发生后，苏共领导人把一份资料交给中共中央代表，并说：“这些挑拨中苏关系的失实情报，就是贝利亚干的坏事！”

当时去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紧急通报的中共中央代表不是别人，正是高岗，翻译就是毛泽东的翻译师哲。高岗回国后即把文件和资料交给党中央，并如实作了汇报。如果他真的心里有鬼，怎敢将材料全部交出？

延伸阅读：《毛泽东谈高岗事件》，作者：保罗·温格洛夫，编译：何祚康

英国格林威治大学高级讲师保罗·温格罗夫得到不列颠科学院的资助，在莫斯科阅读了苏联外交部档案和俄罗斯人的回忆录，对高岗与苏联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认为高岗与苏联的关系远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密切得多，而中国领导人也多次与苏联领导人谈及高岗的问题。他在《共产主义研究与转变的政治杂志》中所写《高岗与莫斯科的关系：来自苏联的证据》一文颇有些新资料，大多数以前未曾透露过。

作者根据苏联外交部档案，认为陈健与杨奎松在1999年的书中所写中国领导人很少向苏联人士谈高岗一事不是事实。事实上，毛泽东多次与当时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及高岗事件。虽然毛与尤金的谈话，语多晦涩，但他要刘少奇与周恩来多次详细地向尤金通报了高岗事件的细节。

1954年1月4日，毛泽东在杭州与赴杭州向毛通报苏联情况（处决贝利亚）的尤金暗示了高岗事件。毛听取了尤金的介绍后问了几个问题，表示苏联揭露贝利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意义。然后谈到中国党内也有类似苏共的问题。尤金回忆说：“谈到中共内部情况时，毛泽东说最近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这种现象并不普遍，但由于这现象涉及中央委员，因而不可能不注意这现象。毛泽东说有某些人想挑拨政治局委员之间的关系，有人想对某些政治局委员的偶然失误与错误找出规律，从而贬损他们。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在研究这问题，始终牢记党员的团结是解决它面临问题的关键。中央现正就党的团结一致制定专门文件。这个文件不会公开发表。在今后两三个星期内即可完成这个文件。毛说在完成这个文件后，他会下令向我通报其内容。”

2月1日，杨尚昆向尤金提交了关于党的团结问题的文件，这文件将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讨论，形成决议。

第二天，刘少奇和周恩来向尤金作了详细通报，点了高的名字，相当详细地谈到事件经过。高的罪名是派性、有野心，过分抬高在中共党的历史上的军事传统的地位，诬蔑刘少奇等。周说在全会上，高可能承认错误，但可能不是真诚的，也可能以自杀威胁党。周还说“贝利亚事件迫使他们特别注意在党内提高警惕”，并将高岗事件与贝利亚事件相提并论。2月13日，即在全会结束后几天，刘与周又向尤金作了另一次详细的通报。他们说高的问题比饶濑石严重，因为他没有真诚悔改之意，并仍以自杀相威胁。高承认想推翻刘少奇，但声称他并无意占据仅次于毛的位置。作为悔过的姿态，他表示准备离开领导岗位，成为普通公民。但是党认为高没有作认真的坦白，必须再开一次会给他机会承认错误。到3月9日刘与周再次向尤金通报时，上述会议已开过，他们与尤金谈了5个半小时，详细通报了对高的指摘，内容基本与以前相同。

几周后，在3月毛再次与尤金会面。一开始，他否认外国传说他在杭州时病重，将为高岗所取代！然后他讲述了使他令高受党的全会批判的原因。尤金回忆到：“毛继续按照他谈到高岗时的思路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他感到党内党外都有什么不对劲。有一种地震正在发生的感觉，一会儿这里有震感，一会儿那里有震感，但就是说不出震中在哪里。去年六七月这种感觉特别明显，那时中共中央正在召开有关金融和经济事务的会议。然后自7月到12月，越来越明显感觉党内有两个中心，一个是中央委员会，另一个看不见，在地下。在党内，这种震感特别强烈。12月24日以后，在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后，许多问题澄清了。我们现在知道这种震动来自哪里，但这并不是说，在别的地方不会发生地震。”

毛继续说，高不仅是个阴谋家，还有别的理由使（他）不信任高：“在个人生活上，高岗是个荒淫的人，他有许多女人，现已明确其中有些人是敌对分子。现在中央正设法多方明确高岗是否与帝国主义分子有联系。”然后毛又给高的错误增加了令人惊异的一条，这一条也隐约指摘了苏联。尤金忆到：“毛泽东继续说，高岗因贝利亚事件飞赴莫斯科，回来后变得异常活跃。特别发人深省的是他从莫斯科回来后，从不对人谈到苏共决议中的两条极为重要的段落，即宣传个人崇拜的危害和党的集体领导的必要性。有特别意义的是，高岗从莫斯科回来后，没有回家，立刻去各省党的工作者因公来京下榻的北京饭店，开始对他们做工作。”

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中国东北任领事的列多夫斯基写道，7月7日苏联外交官瓦斯科夫转达苏方要求中方派一名高级官员赴莫斯科了解苏共最新情况。第二天，周恩来通知瓦斯科夫，中共中央委员会提名高岗赴莫斯科。列多夫斯基怀疑中共的用意，他说：“为什么选中了高岗？这是偶然的吗？不是……这是（高岗）的敌人的诡计。”

列多夫斯基在高岗访莫斯科的48小时内与高会晤了两次，一次是在高即将返回北京时。他说高的情绪低落，感到“云层正在他身边聚积，这次旅行没有给他带来好处。”

尤金认为毛暗示高与苏联新领导有分歧，并说“了解了苏联对贝利亚事件的最后处理方法，使中共中央找到了揭露高岗反党活动的正确道路。”这等于说如果苏共能将贝利亚清除掉，那么，中共也可以清除高岗，两党均不应过问别党的事。

尤金说：“毛察觉到高岗与科瓦廖夫（苏联在华总顾问———编译者注）之间建立了友谊，他问我，我是否看到过科瓦廖夫写给斯大林的信。我回答说，我没有见到信，但斯大林同志对我谈起过这封信。毛说他有这封信，可以给我看。在这封信里，高岗等于说在中共中央里，除了高岗外，没有一个同志是好的。高岗对科瓦廖夫说中央有些同志可以定为亲美，而其他人则是反苏。”

作者认为毛的这个评价所传达的意思是：今后不会容忍对党的不忠诚，毛不希望苏联再干预中国的事务。

虽然高岗于1954年8月自杀，10月，赫鲁晓夫到北京去改善中苏关系。但在1955年3月毛与尤金谈话时又谈到高岗。尤金报告说：“在这时，毛提出高岗可能与贝利亚之间有阴谋，贝利亚的代表到满州会见了高岗，但高岗没有向中共中央报告。毛同志说高岗可能通过贝利亚与英国人有联系，他当时正在认真地研究这问题。”

毛还说：“进城后，没有受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训练的党员受到城市资产阶级的腐朽影响。这些人丧失了革命精神、革命观点，滑回到小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这些人赞扬斯大林和毛泽东，但实际上是反对他们的。在革命中，他们跟着党走到一定程度，就离开了革命。高岗和饶漱石就是这样的人。”

两个月后，毛与尤金的谈话中再次提到高岗的私生活和与苏联的关系：“高岗是没有道德的人，想要夺权……毛同志说高岗在一个星期里就安排了8次舞会，只要他想跳舞，就下令去找女人。他说他接近一个神秘（原文为“影子”———编译者注）人物张门远（音译ZhangMenyuan），使张成为他自己与苏驻沈阳总领事之间的联系人。”

接着，毛在谈到1953年12月苏联副部长捷沃相访华时使尤金大吃一惊。这次毛（攻击）的目标似乎包括尤金本人：“毛同志说高岗在捷沃相访华时想出一切办法到东北去，虽然中央是要李富春去的。由于李富春感冒，高岗有机会和捷沃相一起去。”

事实上，高岗不仅与捷沃相会面了，而且尤金也在场，这点毛肯定是知道的。尤金吓了一跳，为自己辩护说：“我回答毛同志，我也是与捷沃相同志一起去东北的。在途中，高岗与我们谈了两次话，基本上是谈苏联的计划的，并没有与我们接近的特别行动。”尤金在报告中评论说：“毛同志谈到高与捷沃相一起出差，显然想要说明高想要与访华的苏政府负责人接近，以便从他们那里获得消息。”事实上尤金所提到的这两次谈话的官方记录里根本就没有对谈话者不利的材料。

5月25日的谈话是毛与尤金谈到高岗事件的最后一次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