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席話說得鏗鏘有力。領導還沒遇到過這樣的事，那警察可能也沒見過這樣的右派，一時間他們愣住了，警察也不敢貿然上前抓我，體委的幹部們也都寂靜無聲啞然失色。大概靜了一兩分鐘，領導才說了一句：會就先開到這裡吧，叫李祥年先冷靜冷靜，回去考慮一下，明天再說。
明天?哪能等到明天!我估計散會之後他們就要請示上級，如果上級回答對不服從組織處理的右派強行扭送夾邊溝，明天可就晚了!散會之後我就去了火車站，買了車票。傍晚等到機關下班之後回到宿舍，把被褥捲起來，叫個三輪送到火車站，當夜就上了44次列車，直奔北京。到了北京姐姐家裡，我不敢說實話，就說是回家探親來的。為什麼不敢說呢?就因為我媽思想積極——她是街道居民委員會的幹部，就是人們常說的街道老大媽。她因為工作積極還戴過大紅花呢。我父親雖說賦閑在家，但膽子小得很。舊職員嘛，唯恐有什麼禍事臨頭。五七年我被定為右派之後，我曾寫過一封信給父親，說反右鬥爭激烈得很，我受批判了。我父親回信中就說過這樣的話：只要不定為右派，挨批判沒關係。我在家裡待著，心情不好，又沒事幹，就每天跟著父親出去，會他的那些票友，唱戲，消磨時間。在家裡待了一個月，蘭州市體委的公函寄到建工部設計院黨委了。領導就找我姐夫了。我姐夫是輔仁大學畢業的，家庭出身官僚資本家，這時在設計院當總工程師，膽子也小得很。領導對他說，林總，你思想挺積極的，政治上要求進步，家裡怎麼養了個不勞而獲的右派份子，還是勞教分子。我姐夫說我不知道這事呀。領導叫姐夫把我送走，接受勞動教養去。姐夫一回到家裡就說了這事，當時全家大驚失色啞口無言，我父親連晚飯都沒吃。到了晚上睡覺的時候，我母親和我姐姐跟我談話，說，你還是要回蘭州去，我們給你拿錢買車票。我當時沒說不回去，因為我知道，我住在家裡對姐姐姐夫不利，全家也要受牽連，他們保護階級敵人嘛。可是我心裏的確不想回蘭州去。
我在姐夫家又住了兩三天，姐姐和母親沒再逼我，但管莊派出所的警察找我來了。那是中午，我正在睡午覺，母親喊祥年，警察找你。我一下子驚醒了，嚇得驚叫起來，像是魘住了一樣呻吟不止。我母親當時安慰我：祥年，你怎麼啦，怎麼嚇成這個樣子啦?別害怕別害怕。那天警察跟我談話，說，你是怎麼回事，為什麼逃跑呀!我說黨的政策允許自謀生計，我是開除公職了，回家來了，這怎麼叫逃跑呀?警察說，勞動教養是經政法機關審批的，一旦批示了，就要強制執行的，你還得回去接受改造呀。警察走後母親跟我談，祥年呀，你還得回去呀，政府的決定是不能違抗的。轉天，母親給了我些錢，送我到管莊的汽車站。在車站等車，我跟母親說，娘，我真不想回去。勞教農場吃不飽，每天喝稀糊糊，勞動比勞改隊還要重。母親說哪能呢。共產黨是講人道主義的，是講思想改造的，哪能餓肚子呢。我說蘭州五七年底就送右派去夾邊溝了，親人們去探望，都知道吃不飽，不能去呀。母親說，你不去怎麼辦呀，不能離開組織呀。我說已經開除了，還有什麼組織呀。母親說，只要你好好改造思想，組織會在你改造好之後安排你的出路的。
車來了，離著還有二百米遠，我跟母親說，壯士一去不復還。母親是讀過大學的，她知道這句話的意思。她撲通一聲跪在地上，哭了，抱著我的腿說，兒子呀，你要聽黨的話呀……
復還是復還了，但卻是二十年後。蘇武牧羊十八年，薛平貴在西涼招為駙馬也是十八年，楊四郎失落番邦……我離開家後二十年又四個月以後才得以重返，那時候我母親已經作古了……
我和母親告別的一幕永遠地刻在我的記憶裡了。親媽。獨子，我的親媽把她的獨子攆出家去，叫獨子去接受非人的生活。
我當然沒聽我母親的話。我不能在家裡待了，但我決不回夾邊溝去。我拿母親給我的錢買車票到了天津。天津有很多親戚但我沒找。我想，我的母親和姐姐都不留我，親戚們能留我嗎?我找同學去了。我有個同學張金鑄當時在一個中學當老師，我住到了他家。他的表妹介紹我到新華造紙廠干臨時工，一天掙一元八角錢。我干了近兩個月臨時工又出岔子了：一天在街上走，遇到了我的親伯父，就是李鶴年的父親。他問我怎麼在天津上班?我說了瞎話，說工作調回天津來了。伯父問住在哪兒，我說暫時住同學家。伯父叫我回他家住去，我沒去，伯父便寄信給我父親，說在街上見到我了，為什麼不去家住而要住在同學家?我姐姐看了這封信，匯報了設計院黨委，黨委又通知了天津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的警察到造紙廠找到我，說跟我走一趟。我跟他去了，立即就被扣了起來，關到了看守所。過了幾天，蘭州市體委的辦公室主任和射擊教練來了，把我接回了蘭州。在火車上看得嚴，沒機會跑。到了蘭州，回到五泉山市體委的機關大院，藉著解手的機會我翻牆跑了，往五泉山的山坡上跑。結果射擊隊的小夥子們提著小口徑步槍追我，子彈打得身旁的土地冒煙，我嚇得腿都軟了，被他們抓回去了。轉天就把我送到了夾邊溝。
……由於有過一次回家的經歷了，這天走到了家門口，我就猶猶豫豫不敢敲門了。我怕過不了姐姐和姐夫這一關呀。上次我媽媽給了我車票錢，我沒聽人家的話跑到天津去了；這次回來沒有任何手續，姐夫姐姐猜都能猜出我是逃跑回來的，還能留我在家嗎?
我在家門口走過來走過去蹓躂，思想裡劇烈地鬥爭著進不進家。我的確想進家去呀，想看看親人；我的身心都疲憊了，真想在家裡睡一覺，休息休息，吃一頓飽飯。我卻又不敢進門。我逃出夾邊溝很不容易。可以說冒了很大的風險吃盡了苦，我可不願意叫我的親人們打個電話就把警察叫來，把我逮起來送回夾邊溝去。這次要是抓回去，可就不像上次了，說不定要「升級」的。
我在姐姐家門口走過來走過去，整整一夜也沒敢敲門。到六七點鐘天亮了，第一趟從通縣到北京市的公共汽車開過來了，我上了車。什麼母子情呀同胞情呀，就都結束啦。
汽車到了市裡，下了車，我開始琢磨下一步怎麼辦。我從夾邊溝出來的時候身上有七八十元錢，雖然整個路途幾乎沒買車票，但我身上的錢已經花光了。在石家莊買了兩隻高價雞就花去三十多元，其他的錢住旅社吃高價飯用了。我想找個臨時工干，北京卻沒熟人，而北京的戶籍管理是很嚴格的，市民們對外來人警惕性極高，我不敢自己去找工作。
我在街頭流浪了三四天，白天在街道上蹓躂，在商店裡站一會兒，暖和暖和身體，夜裡就去蹲火車站的候車室。正是春節運輸的高峰期，流動人口多，我在候車室坐著睡覺並未引起警察的懷疑和注意，但是身上就剩下兩三元錢了，我的內心很恐慌：怎麼辦，花完這兩三元錢後挨餓嗎?我想來想去，決定去偷了。我也看見了少數人伸著手向人乞討。這是不犯法的，我卻嫌丟人，張不開口向人乞討，再說，警察看見了就抓，抓住就收容，我還真怕被收容和審查。
我用身上的最後一點錢買了個電筒，又買了一把鉗子，鉗子插在衣裳裡邊的皮帶上。這天夜裡我闖進了北京市教師進修學院。白天偵察好的，進修學院放寒假了，門口和院子裡冷冷清清的，門房的門鎖著，沒有人。
我是夜間十二點鐘走進進修學院的，門大敞著，一個人影也看不見。進了院子我就東看看西走走，看能從哪兒下手。我想好了，如果遇到了人，問我幹什麼的，我就說找人。我穿著藍棉布的大衣，長毛絨的領子，裡邊是一套毛料的中山裝，不像個擰門撬鎖的。
我走來走去到了一棟平房跟前，看見一間房的門口挂了個牌子：教師進修學院伙食科。好呀，我找的就是這種目標。門上掛著個半大的鐵鎖，我用鉗子鉗緊了，用力一擰，鎖就開了。我推開門進去，又關上門，從裡邊上了鎖。——這樣，就是來人推門，也以為裡邊有人，就不會起疑心了。房子裡有四張桌子，其中的一張是寫字臺，掛著一個小鎖。我沒用力就把小鎖擰開了。拉開第一個抽屜，裡邊有七八十斤北京糧票，一百多元錢。這正是我需要的。拉開第二個抽屜一摸，有個公章。我用電筒照了一下——不敢多照，怕外邊人看見電筒的亮光——公章上一行字排列成半圓形：北京市教師進修學院，中間一個五角星，下邊橫著一排字：伙食科。這東西對我也是不可或缺的，住店要介紹信呀。正好抽屜裡還有一本教師進修學院便箋，我撕了點紙把伙食科三個字擋住，鐺鐺鐺蓋了五張，撕下來裝進口袋，把公章扔在桌子上——那東西我沒用，說不定還會招惹麻煩。然後我拉開門大大方方走了出來。
有了錢有了糧票，轉天我美美地吃了一頓館子，又買了二斤點心提著，隨時想吃就吃。唉，人要是吃飽了肚子心情都好，心情一好連煙都不想吸了。我買了一盒紅錫包香菸，三天才吸完。只是長期挨餓的肚子享受不了豐盛的炒菜和油水，拉了兩天肚子。
雖然有了教師進修學院的介紹信，我仍然不敢住旅店，因為內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那介紹信上蓋的公章是假的：上邊有弧形的一行字，下邊一半都是空白，空白的面積太大了。但我的生活總歸是有了很大的改善：晚上蹲候車室，白天到浴池去洗澡，在澡堂子短暫地睡上兩個小時三個小時。
這樣子過了近一個月，手頭的錢和糧票快用完了，我就又作了一次案：有一天夜裡我在動物園附近闖進一片燈光通明的樓群裡。當時我沒記下那是個什麼單位，只覺得那是個部隊的機關，我在院子裡偵察時發現有軍人在走動。院裡有一棟平房，一間房門口掛著個牌子：伙食管理委員會。我擰開門進去，偷了一大摞糧票，一百多元錢，還有十幾斤油票。
這一次作案之後我準備離開北京。我怕在北京街頭流浪的時間長了，引起公安的注意。誰知就在我離開北京的這天出事了。我偷了七八百斤糧票，在北京猛吃了幾天：下館子，或是花半斤糧票三五元錢買一斤高價糕點。有時為了省錢買平價點心，我也站在副食店裡向買食品的北京市民換北京市糧票。但這種時候總是擔驚受怕。怕有人追問我哪來的全國糧票……做賊心虛呀!我還把對我來說沒有用處的油票寄給了我們家。那次偷了一大摞糧票，但到底有多少斤，我始終沒數過，怕叫人看見和引起人的懷疑。這天準備要離開北京了，我想把口袋裡的錢和糧票清理一下，就去公廁解手，蹲在茅坑上數糧票。我正數著，突然覺得頭頂有什麼東西晃了一下，抬頭看時發覺隔牆那邊的茅坑上解手的一個老頭解完了手，站起來正伸著脖子往這邊看我。我立即把糧票裝進口袋，站起來走出廁所。後來我又去浴池洗澡睡覺，醒來之後去火車站買票。在售票處，我剛買完票，兩個穿便衣的人走上前來堵住了我的去路，說，同志，我們是公安局的，我們懷疑你，請跟我們走一趟。北京的警察是很文明的，他們還說，我們如果搞錯了，我們向您道歉。
原來，我在公廁解手，旁邊的那個老頭看見了我數糧票，出廁所後盯上了我，在我去澡堂洗澡睡覺的時候報告了警察。那時候的澡堂子不像現在，沒有放衣物的櫃子。我去洗澡的時候衣物和書包就放在一張床上，警察就檢查了我的書包和衣裳，看見了裡邊蓋著公章的空白介紹信和幾沓子糧票。
我被初步審訊後關進了看守所。第二天正式審訊時來了個軍官，我才知道那天偷的是國防部機關事務管理局。那軍官問我：櫃子裡還有三大摞糧票你怎麼沒拿?我回答，我不是慣偷，我是走投無路才偷糧票的，偷這一摞夠我吃一年的，我要那麼多幹什麼?
過幾天蘭州市公安局把我押了回去。沒有再叫我去夾邊溝而是直接由市中級法院判我6年勞改，把我送到了蘭州的八里窯，到六一年又轉往敦煌縣城郊農場勞動改造。
我後悔從夾邊溝逃跑嗎?不，不後悔。儘管我判了六年刑，但我一點兒也不後悔。如果我要是不逃跑，我會餓死在夾邊溝的。夾邊溝關了三千名右派份子，許多人家裡寄炒麵餅乾，到六零年的後半年也餓死了，我家裡的人沒寄過一斤炒麵一元錢，我能活下來嗎?就是在看守所和八里窯，我度過了餓死人最多的那幾個月。我的運氣真好。
1965年我從城郊農場被轉到十工農場。一年後勞改期滿不准回家也不准回蘭州，又轉到四工農場就業。從四工農場轉到下河清農場，然後又到了高臺農場、新華農場。1969年戰備，又從新華農場遷往五大坪農場。最後轉到北灣農場。連勞改帶勞教帶就業，我在農場總共干了十八年。
這十八年我是怎麼過來的?是這麼過來的：除去兩年勞教，再除去六年勞改，就業期間一月掙二十四元錢，伙食費十七元，剩下的七元錢買肥皂毛巾牙膏，還要穿衣，還要吸菸。為了節省每一分錢，一條毛巾剪成兩截使用，擦臉捨不得用中間擦，而是用邊緣和四個角。這樣用的時間長。節省了再節省，所有節省下來的錢都買了旱菸葉。人在憂愁、煩悶和焦慮的時候不停地吸菸，沒命地吸菸。煙成了最珍貴的東西，成了生活第一必需品。我經常一頓飯只吃一個二兩的饃饃，把另一個拿去換一撮菸葉。我吸過菜葉子，吸過向日葵葉子，吸過曬乾的駱駝蓬——一種非常臭的植物。我還吸過鋸末。勞動中能偷懶就偷懶，能裝病號就裝病號在宿舍睡覺。為了偷懶，有時必須撒謊：對管教幹部說，報告隊長，組長叫我去澆水。管教幹部說去吧。到組長那兒又說，報告組長，隊長叫我給北灣大隊寫毛主席語錄去。組長說去吧。好了，這一天哪兒也找不到我，我跑到北灣公社給農民漆棺材去了，能混兩頓飯吃。遇到要開大會，我主動要求發言，這樣就可以用寫發言稿的名義休息一天。但這些都不是主要的生存辦法，主要的還是我能寫能畫，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到結束，我經常畫主席像。給農場畫，借到外單位畫，給農村畫。借出去畫畫能把我當人，能混著吃幾頓飽飯，還能搞到點菸葉。人都說我是壓不碎夾不扁的李祥年，拴在石頭上餓不死的李祥年，就因為我能畫能寫能演能唱，到哪兒都是多干零活少下大田，我的身體始終沒有被摧垮。
未完待續.....
夾邊溝記事：李祥年的愛情故事（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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