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憲法第35條明確規定了言論出版自由，這條規定對中國社會的長治久安及其重要不用多說了。剛才有媒體的朋友對自己的價值表示懷疑，認為現在許多事即使報導了也改變不了什麼，但是讓我們大家對這一點不要有任何懷疑：你們的工作是中國當前最有價值的工作，記者是中國挖掘真相、維護公正的先鋒。當然，新聞報導應該更加註重制度建設，但即使一時推動不了，將事情報導出來也是首功一件；否則，我們連發生什麼都不知道，「盲人騎瞎馬」，大家都生活在集體無意識之中，那哪能談得上解決任何問題呢？我們不要以為中央什麼都知道，許多發生在地方的事情恐怕都是通過媒體報導才知道的。 反過來說，即便報導不能改變現狀，也不能就此而不報導吧。報導揭露問題之後能否解決問題，不取決於你我，這是執政者的事情。執政者沒有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這是他的責任；但是如果發生了事情而沒有報導，就成了你的責任。也許在一個墮落的制度環境下，不僅政府墮落了，連人民也開始墮落了，但不要忘記我們自己也是這個「人民」的一部分。我一直主張每個人都首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然後才談得上工作的社會價值和作用。學者的責任是講真話，不講或不敢講真話是學者的墮落和恥辱；媒體的責任是發表和報導真話，不發表或不報導就成了媒體的墮落和恥辱。
今天的"記者權利保障機制"研討會有一個由頭，就是陝西渭南警方拘捕謝朝平案。謝朝平寫的《大遷徙》揭露了當地移民問題，他盡到了自己作為記者和作家的責任；這樣的作品不能發表，是生活在這個國家的我們大家的悲哀和恥辱。
謝朝平案件顯然是地方公權力的嚴重濫用，非法經營只是一個藉口。《大遷徙》是完全合法的出版物，它寫的東西完全是真實的，而這種報導對於中國真正的和諧是極其重要的，所以不能按照程序上的一點瑕疵就將其定性為非法的。在國外，只要他不是實際惡意，即使報導有錯誤也是合法出版物；即使是有實際惡意，如果報導涉及重要的社會公共的利益，也不能對其進行處罰。在中國，我們就不要求那麼多了，但是至少要允許真實、準確的報導吧？如果一個對社會有重要價值的真實報導被定性為「非法出版物」，那麼我們還能出版什麼呢？只有什麼國家才會這麼做呢？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一個民主和法治國家。
如何改善媒體環境？無非是兩種途徑：一種是民間途徑，一種是官方途徑，包括在適當時機推動新聞立法，目前時機可能還不成熟。但即使沒有新聞理髮，已有的法律對記者的行為已經構成嚴重的限制，譬如安全法、保密法、誹謗法等。這些法律必須得到適當的解釋，才能保證它們符合憲法第35條的要求。這些解釋要在社會上形成共識，也要讓政府理解：言論和出版自由不僅對國家、對社會是好事，對於政府也是好事；只有保護記者的這些憲法權利，才能真正維護社會穩定。現在動輒打壓記者和作家的言論出版自由，結果只能是越維越不穩。
當然，我們不能把希望全部寄託在上面，更重要的是聚集民間的力量、民間的資源，看看我們如何更好地保護自己。剛才大家都提了很好的建議，尤其是建立記者、律師、學者的「自由職業共同體」。在這三者當中，記者風險最大，因為是第一線的；律師次之，只有在記者「犯事」之後你們才發揮作用，但是風險也很大；學者風險最小，而我自己也經常感覺多數學者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但我相信許多學者還是想做一些事情，只不過不知道該做什麼，需要你們告訴我們做什麼。
我希望今後我們能加強彼此之間的聯絡，今天的"記者權利保障機制"研討會算是一次小小的聯誼。大家都知道在中國維權很艱難，但是我們在一起還是能做一些事情。讓我們認真對待每一個個案，這次就從謝朝平案做起。大家要相信，中國還是有前途的；明天終究會來臨，黎明就在前方！
張千帆 北大憲法學教授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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