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整個就是一段相聲(圖)

正遭到中共官方以反三俗名義封殺的相聲演員郭德綱。

在中國，沒人不愛聽相聲，侯寶林是世界少有的巨星──他少說也有幾億粉絲，連毛澤東都愛聽他的《關公戰秦瓊》，於是他又堪稱是一位「後極權藝術大師」，因為他講究說笑、調侃的技巧，叫你抓不住「右派」、反黨的嫌疑，居然可以出入中南海，存活於文字獄極酷烈的毛澤東時代，一個「箝天下之口」的世道；直到文革他才遭殃，而文革壓根是「霍布斯叢林」。而今忽然國內批相聲是「三俗」：庸俗、低俗、媚俗── 最後一「俗」，是「新馬」術語，未知是誰教給只曉得卓婭的胡錦濤。郭德綱栽觔斗，據說是「內鬥」，網上有個「辣手文章」的寫家說：「我覺得姜昆這個名字一點都不低俗，而有人拆字說：姜昆，就是美女曰比。看，此人多低俗。」這稱得上是一個段子了。

我這裡就想借這個由頭，說說「低俗」二字跟這個時代的姻緣，因為今日「盛世」，其實就是「低俗」釀造出來的，它是上層建築，ＧＮＰ連年以十增長，不過是被它「反決定」的經濟基礎。

靈魂紛紛熄滅的「痞子運動」

二十年的歷程始之於喜極而泣。一場嘉年華會式的革命倒在血泊裡，便需要某種低俗、輕薄的過度，來降溫和冷卻，這個當口，一切娛樂其實都是相聲。全中國的小說，有一陣子好像都叫痞子王朔給寫了，劉曉波誇他：「你的語言中有大量的政治詞彙，也有時髦的外來詞彙，你把文革式的革命詞彙和新時期的尼採們放進油滑的北京痞子腔的口語中，於是你的語言顛覆的毀滅性剩下的只是價值廢墟」。大眾的幻滅和失語，唯有藉著王朔「千萬別把我當人」的自嘲而獲得慰藉，這不僅是 「去政治化」，也是「去理想主義」、「去五四精神」、「去反體制」，痞子也未預期地與思想家的「告別革命」，在思想史的高度上合流。當中國人終於厭倦革命、好不容易去擁抱世俗的時候，全世界正巧在另一個節骨眼上：埋葬了共產黨體制。這還不夠編一出相聲嗎？

當時小說家韓少功有一文《逐漸死亡的小說》發表：「用存在主義的假大空代替庸俗馬克思主義的假大空，用性解放的概念化代替勞動模範的概念化......我們身處一個沒有上帝的時代，一個不相信靈魂的時代。周圍的情感正在沙化。博士生們在小奸商面前點頭哈腰爭相獻媚。女中學生登上歌臺便如已經談過上百次戀愛一樣要死要活。白天造反的鬥士晚上偷偷給官僚送禮。滿嘴莊禪的高人盯著豪華別墅眼紅。先鋒派先鋒地盤剝童工。自由派自由地爭官。恥言理想，理想只是上街民主表演或向海外華僑要錢時的面具。蔑視道德，道德的最後利用價值只是用來指責拋棄自己的情夫或情婦。什麼都敢干，但又全部嚮往著不做事而多撈錢。到處可見浮躁不寧面容緊張的精神流民。有政治痞子、商業痞子、文化痞子。有保守派的痞子，有新潮派的痞子。尼採早就宣布西方的上帝已經死了，但西方的上帝還不及在中國死得這麼徹底──靈魂紛紛熄滅的‘痞子運動’正在成為我們的一部分現實。」二十年後再去讀它，仍不失一段妙文。

侯寶林爬手電筒筒光柱的隱喻

一場流血政治之後就會「非政治化」，其實不過是異化為另一種政治，而那又跟電視劇的一個黃金時代結伴而來。先前黨文化的那點料兒，實在糟蹋了這個立體化的傳媒利器，雖然電視劇在全世界都是低俗的。「六四」後的意識形態總管是個木匠，他要低俗，外加一個政治頭箍──李瑞環喜歡「消費文化」，他保證不干涉思想無害、群眾喜聞樂見的玩意兒。第一個這種玩意兒是《渴望》，化文革為恩怨故事的一出肥皂劇，五十集把全北京城看得斂聲屏息、哭哭啼啼，有人感慨：「《渴望》早點問世，興許天安門不鬧騰了！」它替李瑞環「藝術地」說了一句話：好好過自個的日子比什麼都強。但是老百姓哪裡知道，那廂朱鎔基已經準備好把大夥兒全都「送回舊社會」去過日子。這情形，極像侯寶林的那出《醉酒》，話說兩個酒鬼打賭，一個拿出手電筒筒朝上打一光柱：「來，你順我這柱子爬上去！」那位說： 「別來這一套，我懂，我爬上去，你一關電門我掉下來呀？」

酒色財氣、笑貧不笑娼，都是先從電視螢屏上開始的，猶如「水中月，鏡中花」，大家過乾癮。忽然從螢屏上跑出來一群「哥哥妹妹」，國內的揶揄也頗辛辣： 「四個不道德的女人共同使用了一個不道德的男人及其財產的‘共產共夫’，叫做‘發生在我們身邊的平常人的動人的故事’（《來來往往》）；徐志摩的風流舊事，顯得比瓊瑤編造的「才子佳人」更真實，問題是如何再將其中的三角關係炒作得更玄乎（《人間四月天》）；黑社會頭子專橫殘忍，卻戴上了‘慈愛’的光環（《像雨、像霧、又像風》）；而《橘子紅了》分明是買一個小妾傳種接代，卻要說‘在你沒有說喜歡我之前，我是不會碰你的！’」。我的觀感比較簡單：社會主義崩解後，價值體系只會退回先前的舊禮教，毫無一絲「現代性」；另外，中國人看不來悲劇。所以最好還是相聲。

充斥螢屏的滿清宮廷戲及其格格們的嬌嗔，很容易被誤解成對「韃虜風俗」的艷羨，其實不妨解讀成對十七年「毛澤東時代」的一種懷舊，後來果然有一所謂 「血色系列」出現。「血色」一詞，系老鬼（《血色黃昏》）所創，背景是「紅衛兵暴力」，文革災難都成了「浪漫」，此基調反覆被多部電視劇輪番演繹，填補了 「知青文學」所忽略的城市幹部子弟階層和「大院文化」，正是現體制離棄「工農兵大眾」、轉而「只信任自己子弟」和權貴崛起的一個文化、美學折射。

口腔文化與人格「口腔期」

那時節，民謠時代尚未來臨，北京的政治笑話還比較青澀，諸如：文化部長是一個日本女人「賀敬之代」；胡錦濤有「兔子肉」之稱，意謂跟豬肉燉豬肉味，跟牛肉燉牛肉味；江澤民喜歡拽英語，見上海公園裡一對戀人親吻，對來訪的美國務卿說：「They are making love」......都是不錯的相聲段子，但最後那個只能算粗口，坊間所謂「葷段子」。民間的這點刻薄，也是電視和春晚教唆出來的。

有人說，從趙本山到郭德綱再到小瀋陽，個個都是滿清俗文化。這裡面的淵源也有人考證出來了：相聲是滿清韃虜藝術，起源於同治年間，由一個叫張三祿的起的頭，靠講黃色笑話、粗口，在劇場串場，逐漸演變成相聲。這點考證有多少價值無關緊要，但大的歷史背景沒有誤差，文字獄太猖獗了，而大眾的嘴巴不能閑著，則民間過嘴癮，注定會走淫穢、低俗的下三濫路線，以圖宣泄，這至少從滿清就開始了，有人概括為「口腔文化」，未知被魯迅列入他的各種「國民性」也稱「劣根性」沒有？他好像只說到「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由此寫出《狂人日記》。

所謂「食色性也」，本來是說「飲食男女」兩件事，中國人都搞得跟嘴舌有關，不妨改為「食色口也」。這食字與口，已不消說，中國人「口腹之欲」的陰慘怪誕，登峰造極，鐘祖康更從歷史上的「食人筵席」寫到現今的「嬰兒湯」；這色字與口，最現成的例子在用詞上，大凡「性幻想」都轉化成一個「吃」字，諸如佔女人便宜叫「吃豆腐」，女人漂亮叫「秀色可餐」，兩性之間的嫉妒叫「吃醋」，等等。

「口腔文化」說，與佛洛依德的「口腔期」交相輝映，這又從語言學轉向心理學，即玩笑有助心理健康。佛氏「人格發展五階段說」已是常識，其第一階段「口腔期」（oral stage），是說嬰兒主要靠吸吮、吞嚥等嘴舌部位的活動刺激，得到本能性快感。移用此說到傳媒學上來，你會發現妙極了：在沒有言論自由的社會裏，人性受到某種禁錮，社會人格的發展就被限制在一定的宣泄區域，並氾濫無度，以此解釋中國人靠低俗、下流過嘴癮靡然成風，再恰當不過；這現象，又在網際網路時代獲得長足發展，蔚為大觀。早在網際網路之初，我就寫過一點觀感：「被壓抑的交流欲、發表慾一時都借網路宣泄，人們下筆肆無忌憚，人人可以赤條條來去無牽掛......這時候你才終於知道，一個沒有聲音的族群居然是深仇大恨的。」所以，江澤民、胡錦濤也是某種語言暴力的受害者，而那正好是他們對大眾施行文化專制的報應。

中南海整體收買「嘴皮子」

不過，江胡對於暴力只停留在嘴皮子上，是不在乎的，因為他們雖然也強調所謂「兩桿子」（槍桿子、筆桿子），但曉得只有一桿子是要命的，另一桿子是「銀樣鑞槍頭」，還不要說他們也是不怕你罵的。

他們也不怕政權爛掉，再昏聵腐敗，還能甚過明末清末？就說清末，國事到了難以收拾的地步，連年乾旱、蟲災，許多地方顆粒無收，而各級官吏的征搜敲詐有增無減，飢民流離失所，赤地千里；道咸年間，九卿無一人陳時政之得失，科道無一折言地方之利弊，京官辦事退縮瑣屑，外官辦事敷衍顢頇......後來終於有太平天國造反，而清廷只需一點點不顢頇：啟用漢人辦團練剿長毛，就挽救了江山。鄧小平也如咸豐，只有一項「不顢頇」：對外開放，任西方資本大舉登陸，江山無虞也。

當然他們也要防「洪秀全」──一個屢試不第的讀書人是可怕的，而且這些人都是大嘴巴。中南海總結毛澤東的經驗教訓，箝天下之口，須得同時收買一部分 「嘴皮子」方能奏效，而且常常越是大知識份子，越好收買，如當時有所謂「京城四大不要臉」者（版本很多，皆以郭沫若為首，其餘三人中也必定有馮友蘭）。今天的收買，竟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應──只要有一小批人無恥，就會啟動賽著「不要臉」的競爭，因為江澤民以一點「不顢頇」糾正了老毛的舊政策，即不是把文人通通打成「右派」「牛鬼蛇神」，而是改為對知識份子「整體收買」──外匯存底世界第一了，這是一點小錢嘛。

國內有個文人朋友對我說，那種局面真是一言難盡，開始大多數人急著躲避，也罵無恥，慢慢就都下水了，跟「下海經商」一樣。中國文人的兩面性是：無恥與激憤，兩相激盪，但恰好激憤治不了無恥，反而讓無恥獲得「受難感」，變本加厲；激憤是把空間讓給無恥，使無恥大行其道。這讓人想起魯迅當年，難怪他那麼激憤和尖刻。我則在想，不知道當年侯寶林若拿魯迅編一段相聲，會不會好聽？反正魯迅的小說拍成電影，都不好看。

老百姓連笑都被控制了

侯寶林身後無人，預示中國相聲的衰微。老毛當年曾誇侯寶林要當「相聲博士」，後來真出了一位相聲博士，不叫侯寶林，叫薛寶琨，他說了一句很有批判深度的話：「歷史上還沒有任何一個統治者，能夠像按電鈕一樣，讓大家笑。而我們竟然能夠做到這個。」

其實這個衰微早就開始了。薛寶琨不把馬季列入「相聲大師」，讓人窺見端倪，他評說馬季的「歌頌型相聲」，指出他歌頌的那個對象，即「社會主義新生活」 垮掉了。這裡還涉及到一個美學問題：歌頌不是一種幽默，而是控制；喜劇的性格，往往要在嘲諷中達到極致，將嘲諷異化為拍馬屁，喜劇就死掉了。

這是「黨管文藝」的下場。侯寶林走到文革是盡頭，就因為江青只准文藝歌頌，八個樣板戲等於一個「馬屁精」。後來鄧小平雖然把江青關進了監獄，可他照樣需要「馬屁文藝」，還不斷「反自由化」，於是「樣板戲」來了一個「新時期轉型」，變成臭名昭著的「春節晚會」。年年在那個舞台上，年年相聲被小品擠兌；億萬中國粉絲在除夕夜被調教著笑了十幾年，最後製造了一個最爛的「小品王」趙本山。中國人出賣了自己的笑，也葬送了讓他們咯咯笑的相聲。

至於專拿農民尋開心的那個東北活寶，我們借用四川才子魏明倫的評論就夠了：「民眾對趙本山的批評實際上是對春晚的厭惡，趙本山壟斷春晚，春晚壟斷中國人的除夕，它們走到今天，已紅得發黑了！用過去戲行裡的話來說，就是‘一龍帶九蛟，九蛟帶八怪！’」

中國人還會笑嗎？對此，劉曉波有一個極到位的詮釋：「最初的反抗在社會整個氛圍中被抹去了，最後大家哈哈一笑就完了。像商品消費一樣，消費反抗，消費社會黑暗，消費苦難和不公。社會有閑階層把諷刺性笑話和民謠這種東西拿來作餐桌上的佐料，把它當作精神‘桑拿’。在這個背後是對整個社會的精神麻痺，人的精神或靈魂變成最粗俗最淺薄的喜劇舞臺，民族精神迅速墮落為春節晚會的小品化。」

 

（○六年底與藝術家孟煌的訪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