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殘生----一個黑四類分子的離奇遭遇（七）

2010-06-08 13:00 作者:呂維

（原名：行路難---平民自傳）第七章 荒村沉思錄

第七章 荒村沉思錄

三十七

過年後，正是一年裡最消閒的日子，照舊五點左右起床。母親問我，為啥起的這樣早，天還未亮哩，我說習慣了，在學校和工廠都是這樣。獨自走到村邊，在通往縣 城的土路上來回漫步。這時已經完全冷靜下來，開始思考一些最近以來困擾我的問題。

首先想到的是和王世禎老師的關係。王世禎，先前當過兵，那時凡從部隊下來 的人，都被認為是最可靠的骨幹，因此做了我們的班主任，專管政治思想工作。他同時兼管著兩個班，我和崔培畢所在的班級都屬他領導。和我們初中時的紅旗班主 任大體相彷彿。這種人，文化水平不高，說話粗野，行政命令的作風很濃厚，往往不為學生們歡迎。王世禎，雖不像我初中時的班主任元子忠那樣粗野，平日裡總是 給人一種笑裡藏刀的感覺，許多同學盡量躲著他。

每天下午的課外活動和自由活動時間，代課老師，如果有哪一位來到教室，同學們總是緊緊圍在四周，問這問那， 每個人的面部表情都帶著尊敬。這些教師，大都畢業於名牌院校，知識豐富。相比之下，王世禎來到教室，除了極少數爭取入團的積極份子和他打招呼，多數人該干 什麼還幹什麼，不大理睬他。這種時候，他的政治優越感一定會受到挫傷。特別是我們這個班，班長和團支書都是在職職工，他們來校培訓前已經是廠裡的骨幹，有 的早已是黨員幹部，這些或許會造成他某種自卑感。要樹立自己的威信，只能靠少數幾個積極份子。加之那時打小報告，暗裡匯報他人，早已成為人們靠近領導的十 分流行的作法，無形中給一些慣於拉一夥，打一夥的政治思想工作者提供了便利的機會。像我這類家庭出身不好，又整天埋頭於書本之人，自然成了他們匯報的對 像。

而我，從未主動到王老師的辦公室找過他。一則，因為沒有那些富余的時間；二則，也實在沒有什麼可談的。他是那麼喜歡別人圍著，向他匯報班裡的情況。我 呢，從不喜歡在背後說別人的壞話。加上埋頭於讀書，對他人的言行一貫不去留意，無疑使我們的關係越來越疏遠。曾聽一位同學說過，王世禎認為我是一個極其高 傲的人，而且懷有很大的野心，把誰都不放在眼裡。所以積極給班裡辦牆報只是為了顯示自己，突出自己。聽了他給我的評價，起先也曾惱火過，想把辦牆報的工作 推了不干，怎奈班裡對我很信任，又不好意思，只能由他說去。在我心裏，覺得和他的關係，說到底只是疏遠而已，談不上瞧起瞧不起。及至後來，他屢次向我發起 攻擊，我也只是心平氣和地作了說明，口氣中絲毫沒有鄙視他的意味。對於他的不學無術，我能夠理解，人家是專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又不是給我們代課。

只是後來覺得，當時不應該當著眾多同學的面給他做解釋，任他批評，過後再做說明更為合適。我畢竟年輕氣盛，涉世未深，遇事不夠冷靜。當時也的確為他的偏聽偏信，未 作任何調查瞭解就信口開河地批評而不平，因此當即作了說明。過後想來，這或許會使他感到難堪，愈發遷怒於我，對我造成更大的不利。其後的事實也證明了我的 不慎，給自己帶來了多麼嚴重的後果！但僅僅因為這些，就可以使用惡毒的手段，將一個人的一生毀滅掉嗎？我感到大惑不解。

臨近畢業前的那個學期，當王世禎主動找我，承認對我的誤解，表示要消除我們之間的隔閡時，我何嘗未懷疑過他的動機，只是他以組織上的名義，要求我寫一份思 想匯報，我無法推托，寫了歷年來通過學習如何提高思想認識的材料交了上去。

再以後，他又以組織上的名義要我徹底交心，交出日記時，我也產生過更大的疑慮， 他是不是想陷害我？當崔培畢被開除後，他在我面前曾幾次顯出得意的樣子，那種皮笑肉不笑的嘲諷表情，早就感覺到此人心術不正。

日記是個人生活和心路的記 載，按理說，作為組織不能要求誰交出自己的私物，但他再三催促，加上當時一位姓劉的同學曾悄悄告訴過我，王世禎已經偷看了我部分日記。

我在學校時既沒有一 個箱子，也無提包，書籍、衣物都在床上推著，日記本就放在枕頭旁。自從劉同學告訴這個消息後，便把所有日記本藏在褥子下面。如今，他接二連三要我向組織交 心，再要推托，顯得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反而不好。總覺得自己的所作所為都是光明正大的，縱然有過一段未成熟的戀情，也沒有任何越軌行為，讓他看看又何 妨，同時也可解除他對我的懷疑，於是交了上去。自認為沒有什麼錯誤的東西，你能把我怎樣！誰想他竟掐頭去尾，斷章取義，無限引申，秘密做成材料，在我工作 後告到公安局，給我造成如此惡劣的後果。

每個早晨，獨自徘徊在村外的道路上，不斷向自己發出提問：「王世禎和我有仇嗎」？答案肯定是沒有。

如果一個人和另一個人本沒有什麼深仇大恨，怎麼會用如此 毒辣的手段去陷害對方，難道他連做人的起碼良心都沒有！他不怕損陰德嗎？僅僅因為彼此間有些睚眥，或者連睚眥也夠不上，只是疏遠，便陷人於不義，犯得著 嗎？答案同樣是否定的。即使最壞的人，當你絲毫未損害他的利益，也不會平白無故地加害於你。思考著這一切，慢慢終於理出一條新的思路。當元子忠、王世禎之 流如此行事之時，他們或許早已喪失了做人的起碼道德準則，他們只不過是一條警犬而已。只要嗅到一股不喜歡的氣味，便要無限放大，認為這是敵情，不必向主人 請示就可咬你，哪怕咬的皮開肉綻，血肉模糊也在所不辭。

自上初中以來，看到不少的所謂「小集團」，充其量也就是幾個人在一起議論過某個老師或領導，便斷送 了青春。聯想到「反右」時的情景，漸漸看清了政治思想工作者的本質，他們的職責便是想方設法整人，尤其對於歷史上有問題的人、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曾經犯過 錯誤的人以及讀書人。凡他們看著不順眼的人，怎麼做怎麼像。因為他是一個政黨的代表，有黨做後盾，任何肆無忌憚的迫害，都可以名正言順地說成是為了鞏固政 權，為了維護社會主義，因而永遠是正確的。

終於理清，這是一個時代的特點，是所有政治思想工作者的共性。也可以認為，是一種政策性的導向。如果不是這樣，作為執法機關的公安局，為什麼不經調查，完 全按照控告方的觀點加罪於被害者，又絲毫不聽當事人的辯解？可見他們的出發點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對於他們認為不可靠的人，即使你沒有任何犯法的事實，也 可以按有罪論處，因為你不是這個社會依賴的對象。正是基於這樣的理念，對於地富子弟，只能給你碗飯吃，讓你夾著尾巴做人，戰戰兢兢過日子，如果誰要認不清 自己的身份，偏要有什麼理想，不滿足做一個螺絲釘，那麼只有讓你連螺絲釘也做不成，社會主義國家自始至終把你當做不可靠分子，所以該到打擊時，寧可錯判， 決不手軟。

正因為如此，思想上的困惑越來越多，我有原罪嗎？莫非生下來就是不為社會容納的一分子？當初分爺爺的財產給窮人，是為了均貧富，我也從內心裏贊成這種做 法，堅決認為是社會進步的體現，可為什麼對我還要如此不放心？究竟是我犯了什麼忌諱，還是你們自己心虛？小時候看小說，有的人無端殺了人，甚至像曹操殺呂 伯奢，本來是多疑誤會，卻還要一不做二不休，連人家的子弟也斬盡殺絕，怕的是日後遭到報復，至於人家是否報復，或者能否報復，還是未知數呢。何況，我的爺 爺還健在地活在世上，怎麼可以毫無根據地認定我要和這個社會為敵？這樣的做法，實在無異於為淵驅魚，故意樹敵，好給階級鬥爭的理論找個依據。

經過一段時間的苦苦思索，總算認清了自己的身份，這些都是生來注定的。一切只能怨自己，當初為什麼要有服務社會的理想呢?如果及早撒泡尿照照自己，也不會 那麼廢寢忘食地去讀書。這時候，又想起了牛老師對我講過的話，也想起了劉紹棠、劉冰雁、王蒙等一批才華橫溢的年輕作家，後來無端成了「右派」……
我算什麼呢？什麼都不是的無名之輩，還有什麼好怨天尤人的！一個古老的聲音在耳畔響起，這一切都是上蒼的意志，請接受命運的安排吧。

三十八

正月十五剛過，隊長安排我出糞，也就是掏茅廁。從此，每年開春後，便和糞打起交道，並且結下了不解之緣。或許，是臭氣相投的緣故吧。我們這裡的人家，家家 戶戶院子的角落裡，有一個用石頭或磚砌成的圓形大茅廁，也叫茅圊。夏天放滿雨水，等水漚好後，陸續把髒土、炭灰和畜類糞便倒入裡面。
茅廁的上面，有的人家 用木頭做成方形檔子，有的人家乾脆只用一根較粗的樹幹靠邊橫著，留出尺把寬的空隙作為人們大小便的地方。平日裡，掃完院子的髒土、爛草、做完飯的泔水等廢 物，全部倒入其中，真可謂藏垢納污的總匯。

農曆正月，陽曆已進入二月，但雁門關外還沒有絲毫春意。茅廁的上面依舊凍得硬邦邦，鎬頭下去，只有一個淺淺的印 痕。這時，須得從大隊場面上抱些柴禾點燃，大火過後，再覆蓋一層厚厚的糜谷之類的滓子慢慢煨著，第二天消開了口子便可掏挖。這種活兒，一般由兩人合干，一 個在下面往上撩，一個在茅廁邊通過牆上留有的孔洞往街外仍。和我搭檔的是一個五十歲開外的老漢，名叫黃裕明，富農分子，一天沒有幾句話，只管幹活。

無論做 什麼，老是那麼不緊不慢的樣子，顯然是個慢性子的人。由於很少休息，人們都說他是「動牛常不閑」。掏第一個茅廁時，首先安排我在上面，他在下面。下面比上 面費力，而且髒。我當即表態：「大爺，您五十多歲了，我才二十幾歲，咋能讓您在下面」？他用懷疑的眼光看了我片刻後說：「那娃，你在下面能行」？「能」！ 回答的語氣中充滿了自信，他不再堅持。就這樣，一個月裡，掏了一個又一個，直到全小隊的茅廁被掏光為止。

其後幾年，凡髒活、累活、難活都由我倆領銜，一老 一少，竟成了忘年交似的搭檔。二月中旬，掏到一個非常難操作的罈狀茅廁，上口直徑一米半左右，中間和下面的直徑兩米還多，裡面糞便又帶有過多的水分，呈漿 狀，下面撩時，臭糊糊順著鍬把往下流，濺了一身不說，弄得滿頭大汗，衣服全部濕透，汗往下淌時，連同頭上的糞點，有時竟流到嘴角。黃裕明幾次要和我對調， 都被我婉拒，這是我回村以來干的最髒的一次活兒，然而沒有退縮。我知道，今後在隊裡，凡是沒人願意幹的活兒都將歸我，我已成了印度的賤民，如果不能拿得起 放得下，必將受到喝斥、嘲笑，甚至羞辱。

這當兒，表姑夫張瑞從矮牆外走過，看在眼裡。隨即進到裡面，對我說：「那娃，看你熱成這樣，還不如把頭髮都剃了呢，以後是社員了，要那麼多長頭髮幹啥 呀」！我停了下來，笑了笑說：「是啊，過兩天就剃，干農活兒還是光頭好」。表姑夫又說：「出了那麼多汗，保準不用熱水洗，」接著又用商量的口吻說，「要 不，這會兒就剃了吧，我給你剃」。我馬上應允。肯定是看我不像農民的樣子，用這種方式委婉地來提醒。不一會兒就拿來了剃刀，我也上到茅廁上面。趁著大汗， 三下五除二剃了個淨光，頓時感到十分愜意，從此成了光頭。黃裕明卻很不以為然，不住搖著頭說：「唉，不該剃光呀，你咋能和我們一樣，往後還要找對象哩」！ 「大爺，您說我還能娶媳婦嗎」？我打趣地問道。「咋不能，莫非你要當和尚」！黃裕明隨口答道。「大爺，您不想想，有哪個姑娘會找一個‘現行反革命’分子做 丈夫，除非眼睛瞎了一胳膊深」。我一邊說，一邊摸著剛剃過的頭，滑溜溜的，接著又對他說：「人家是削髮出家當和尚，我是回家削髮受管制」。見我說得這樣輕 巧，表姑夫和黃大爺都笑了。最後，表姑夫收起剃刀，說了一句「莊戶人就得有莊戶人的樣子嘛」，然後走了。我和黃裕明老漢接著再干。正由於我的肯干，黃裕明 對我很信任，以後無論兩人搭檔幹什麼，他都十分放心。

春分過後，播種陸續開始。我們這裡最早種的是春麥，每個小隊，按大隊規定種不多一點，每人每年只能分得幾斤，我和黃裕明開始抓糞。耕地的人前面耕一犁，抓 糞的人緊跟後面，挎著糞笸籮往墒溝裡揚糞，要揚的均勻，後面的人跟著溜籽種。不用說，抓糞的人最苦重，每過一個糞堆，需要往糞笸籮裡添糞。糞笸籮呈長圓 形，橫在胸前，用繩子套在雙肩上，兩手不斷從裡面將糞土順壟溝揚出。種小麥僅僅是揚，只要均勻就行。種山藥和玉米，則要把握好株距，一把一把地抓出去，下 籽種的人須得將籽種放在糞上。只是種山藥和玉米由於行距大，抓糞的人更累些，每次，糞笸籮要撮得滿滿的。

抓糞的工作一直進行到小滿前後、芒種來臨之際，播種基本結束了。

三十九

鄉村裡的生活漸漸習慣了，畢竟從小在這里長大。除了每天按時出工外，早晚時間大部分用來經營自留地和小塊地。五點左右起床後，臉也顧不得洗，扛起鐵鍬到村 東南的溝裡去翻地，傍晚回來再匆匆擔一兩次糞。
自我回來，母親再也不用幹這些活兒了，她較前輕鬆了許多，這正是我最大的安慰。小塊地是大飢荒那兩年，為緩 解餓死人的現象，上級允許自由開墾的荒坡和溝溝窪窪等小片土地，大的有二三分，小的只有炕那麼大，都是牛犑無法達到的地方。那時父親正在生病，又不能經常 請假，母親和大妹竟也一鍬一鍬地開出五片，總計七分左右，雨水勤趁的年月，最多可收二百多斤糧食。我必須珍惜他們的勞動成果，多運點糞，盡量種好。整個春 天在忙碌的勞動中過去了，很快成了一個地道的農夫，連父親生前留下的幾件破衣服也披掛在身，甚至把他的煙袋也由我繼承過來。

隨著天氣的漸漸轉暖，家裡一鋪炕實在擠得難受，搬到一位本家叔叔新券起的窯裡去住，人家準備乾透了第二年搬進去，頭年嫌潮濕暫不住。好在炕已乾透，一個人 住著，也不用燒火。每天儘管很累很累，煤油燈下仍然堅持看書兩小時左右。

自己也清楚地知道，看書已經沒有什麼用處，此生此世眼看著徹底完蛋了，但還是想 看，說不清是一種習慣使然，還是借書籍來消愁解悶。總之，每天能讀一兩小時的書，心裏覺得踏實，也不寂寞。期間還寫過一組小詩，描寫婦女們在下雨天，圍著 針線笸籮，邊納鞋底邊閒聊的場景，生活情趣多一些，沒有什麼重大意義，寫好後寄給崔培畢。不久接到他的一封信，極力稱讚這一組詩，並鼓勵我寄給《火花》雜 志社。我覺得只是一組陶淵明式的田園詩，政治意義不強，哪能發表呢？緊接著他又來一信，催我寄去，並說這或許是我的一條出路。我的心被他鼓動得活泛起來， 抱著試試看的態度寄了出去，也沒有當回事。

半個月後，一次正和民兵連長曹建忠一起幹活，他突然問我：「你是不是給《火花》雜誌社寄過稿子」？我用驚奇的目 光看了他一陣，隨口問道：「你咋知道」？他接著說：「前天我去大隊部，親眼看見《火花》雜誌社給黨支部的一封信，說你寄去幾首詩，準備發表，人家寄來一張 八開大的表，調查你的政治面貌，怎麼樣，還不承認」？我說是有這麼回事，只是想試試。隨即岔開話題，和他談起別的閑事，他也不再問下去。
回家的路上，懊悔 極了，本打算韜光養晦，在村裡度日，讓人看我是一個死心塌地的莊戶人，這樣一來，保不准以後會給自己帶來麻煩。與此同時，又一次陷入深深的絕望之中，就連 發表幾首小詩，還要如此鄭重其事地進行調查，我還能做什麼呢？崔培畢在信中還建議，要我找一些初中時的老同學幫忙，哪怕能謀到一個代課老師的位子，雖然也 是掙工分，畢竟有時間可以繼續學習，看來也只能是妄想。育人，從來就是一件大事，關係到後代的成長，誰會交給「反革命」分子去幹！

此生此世，唯一的出路怕是只有靠苦力了。
 

四十

夏天的日子，大部分營生是鋤地。小時候，父親在外做買賣，農忙時，山藥、糜黍、豆子等好鋤的作物由我完成。都是順壟背鋤，只要把地皮鋤得鬆軟，將雜草鋤死 就行。但從未鋤過穀子，這一帶人，把鋤頭遍穀子稱為鋤小苗，不僅僅是鋤地和鋤草，更主要的是用鋤尖去間苗。據說，沒有從小練就的苦功，幹這活兒往往費力不 討好。自留地裡的穀子，是母親跪到地裡，一株一株用手間好，三四寸一株，然後由我順壟背鋤一下即成。大地裡都是邊鋤邊間苗。而且鋤小苗要求用短鋤把，腰彎 到不能再彎的程度，方能清清楚楚看到那細線一般的簇簇谷苗，然後用鋤尖輕輕撥開，留下其中一棵，將其餘鋤掉。為此，腰疼得難忍。

每次，當別人鋤到地頭都在 休息時，我還在半地裡。等我到了地頭，人家又開始動身，只好做短暫停留，跟在大家後面繼續去鋤，簡直沒有一刻喘息的機會。有一天收工後，同小隊的丁三叫住 我，要我和他相跟著走。丁三和我同齡，小時候常在一起玩耍。看看人們前邊走了，他說：「咋那樣死相，有你那種鋤田的嗎？又不是自留地，這是公家的地，鋤小 苗要看哪個好留留哪個，不好留的一鋤砍死拉倒，管它離多遠哩」！「那苗子不少得多啦」？我反問道。「管他多少哩，」丁三滿不在乎地說，「對得起那兩碗糊糊 就行了，多收了又不給多分，還不是都讓公家拿走！你也不看看，誰不是我說的這個鋤法」！第二天對別人的鋤法進行了仔細觀察，果如丁三所言，我的速度也跟了 上去。只是覺得株距那麼大，許多不好鋤的苗子一齊砍去，委實有些可惜，心裏總有一種過意不去的感覺，久而久之也就習以為常了。

不僅鋤穀子，鋤其它莊稼時，人們的鋤板輕輕往土裡一劃，只鋤薄薄的表層和雜草，地並沒有因鋤過變得鬆軟多少，一切都是應付。尤其隊長不在的場合，不僅質量 差，數量頓時減少，到了地頭，坐下後很久不起來。老人們談論著過去當長工時，每天吃莜面餄餎，如今卻只能喝糊糊，大有一種今不勝昔的感慨；年輕人則總愛談 及娶媳婦之類的話題，有人甚至板著指頭數說，村裡已有五十二個光棍漢，我也成了其中之一，在附近的村莊中，可能已經夠得著冠軍。這一切，毫無疑問地影響著 人們的情緒。原來，集體的觀念，在人們的心目中如此淡薄，與我從前在書本上看到的相差甚大。

最讓我難忘的是一次追肥。那一天，趕小平車的張二病了，讓我臨時代替，車上放著大隊分配下來的一大鐵桶氨水。按照隊長吩咐，先趕著車到達指定地點等著，他 說隨後就會有婦女們來追肥。早早到了地裡，把毛驢拴在附近的一棵小樹上，獨自坐在地邊抽煙。大約一小時後，隊長方才來到，滿臉怒氣，可能遇到什麼不順心的 事了，我也不便去問。他坐下來，要過我的煙袋，一古腦兒地抽起來。大概過了半小時，也不見婦女們出來，我問道：「咱這化肥咋追呀」？「追個屁」！隊長還在 生氣，原來他向婦女們派工時，比往日晚了一些，大多數人已出到地裡去割草，沒有人拿盆或小桶來，氨水實在無法灑到地裡。再加上這塊地種的是糜黍，又不像玉 米那樣，可以一株一株地去追，只好耐心等著隊長的吩咐。又過了半小時左右，他霍地站起身來，順手把大鐵桶下面出口處的皮管拔開，裡面的氨水「唿嚕」「唿 嚕」往外流，一直流完，又把皮管掖住，吩咐我：「趕著車回去吧，今天後晌啥也不幹了」！我從樹幹上解開韁繩，一屁股坐在車轅上，趕著毛驢往回走，只聽隊長 一人在那裡罵道;「真他媽的操蛋」！

這件事過去了很久，我常常在想，隊長尚且如此，難怪社員抱著湊合的態度，如此經營，能有何種效果？當然囉，此事只我一人知道，從未對任何人講過，包括母親。知道自己的身份，凡事把自個兒管好就夠啦，其他人，哪怕是再明顯的錯誤，也輪不到我去說三道四。

初中時放假回來，只給隊裡割草，不和別人接觸。如今不論播種、鋤地，還是其他事情，大夥兒在一起幹活的時候居多，仔細觀察他們的行動，很少有人為集體操 心，大家都像工具一樣，隊長讓幹啥就幹啥，讓咋干就咋干，消極應付，敷衍了事。「對得起那兩碗糊糊就行了」，成了許多人的口頭禪。與此相反，每天的一早一 晚，人們在自留地裡，在小塊地裡，簡直像女人們繡花那樣精心照料自家的莊稼，發現哪兒有一棵草，趕忙走過去用手拔掉，路邊偶爾有一株苗子被人或牲畜踩倒， 慢慢扶起，再給根部培上土。

實在沒有活兒干的時候，也愛圍著自家的田地四面轉悠，真像父母對待孩子那樣，處處關照，百般呵護。怪不得靠近村子四面的田地， 片片都是墨綠色，苗子稠而粗壯。遠處的大田裡，則是一片淡淡的黃綠色，苗稀而瘦小，與耕種它們，長期缺乏營養的農人們倒很匹配。相比之下，自留地裡的莊 稼，宛若大腹便便的富翁，正在嘲笑遠處那些不爭氣的禾苗，簡直就是一群流民或乞丐。許多農民，包括村幹部對此種現象早已見怪不怪。而我，卻常常為此陷入沉 思。這一切，雖然與我關係不大，只是想探索一個問題，一個有關社會方面的非常沈重的大問題。農業合作化究竟給國家、給社會、給人民帶來了什麼好處？它的存 在是否真正地合理？

四十一

回到村裡，漸漸學會了串門。大家在一起幹活，有時路過同伴們的門口，他們招呼進去，怎能拒絕？況且，自己也充分意識到，再不能像做學生時那樣孤僻，應該和大家打成一片，丟掉學生時代的種種毛病，成為一個地地道道的農夫。

有一次，天陰的黑沉沉，西面的雲雨已遮住山頭，地裡的人們馬上往回跑，我和曹建忠相跟著，正好跑到他家附近，大滴大滴的雨落了下來，只好到他家避雨。曹建 忠比我小一歲，上小學時兩人很要好，常到他家玩耍。自從我到外面上學後，就很少來過。他家住著三間土窯，中間堂屋裡安有一盤石磨，後面牆根處有兩個大瓮， 其它傢俱什麼都沒有。裡屋裡也只有幾個瓮，分別放水、咸菜和一些糧食。炕上角落裡堆放著三張破被，蓆子隔不遠有著大小不等的破爛處，竟露出炕皮，一切給人 家徒四壁的感覺。我坐在後炕的炕沿邊，有話沒話地說：「大娘，還沒燒火」？「不忙，黑夜飯吃得遲些倒睡得安穩」。曹建忠的母親有氣無力地答道。這是一個四 十三四歲的寡婦，和我母親年齡差不多，但看外表，簡直像是六十開外的老嫗。她的丈夫在七八年前給隊里拉炭，下坡時驚了牛，憑一身力氣企圖把快速下行的車抵 住，使速度有所減緩，以免翻車，結果搓倒在車軲轆下面，當場被碾死，留下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我回村後，聽說女兒已經嫁到山裡，如今母子四人一起過日子。

等我點起一鍋煙，又問道：「大娘，日子還可以對付吧」?「對付啥呀，我的娃，」她深深嘆了口氣，接著說：「老二老三也都半大娃子了，人常說，半大小子，吃 窮老子，分的口糧年年不夠吃，錢一個也沒有，你看曹建忠也不小了，連個說媒的人都沒有！現如今和過去相比差遠啦，那時候他爹給你爺爺做營生，每年掙些現錢 不說，自家地裡產的糧食夠吃，日子比如今寬裕多了」。因為他提起丈夫過去給我爺爺當過長工，不便再說什麼，等外面的雨下得稍為小些時，便匆匆離去。

這樣的串門和閒聊有過多次。我們小隊的人家，每家有一個茅廁，整個春天，和黃裕明老漢挨戶進行掏糞，大多數人的家裡都去過，情況大致相彷彿。從聽到的和看 到的，深深感到，大家對今後的日子都沒有什麼期盼，灰心與無奈的情緒隨處瀰漫著，特別是中老年人，個個酷似魯迅先生筆下的閏土。報刊上常說他們是社會主義 的新農民，為建設人民公社如何如何地積極勞動著，我曾努力尋找這樣的人，卻始終未能找到一個！

為什麼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如此低落？歸根到底是因為他們的待遇太差。人們常說，窮則思變，越窮越革命。這話，並不完全對。有時候，窮困使人失掉了信心，乾脆 破罐子破摔，也是常有的事情。面對這樣的情景，我的心裏，逐漸產生了懷疑：人民公社是不是真的優越？中國農民到底喜不喜歡這個制度？革命的口號喊得響徹雲 天，難道就是為了貧窮？瞧瞧周圍的人家，大都住著祖上留下的破土窯，過去整齊的院牆，坍塌的這裡一個口子，那裡一個豁子，年復一年無人修葺。大門大都破 損，形同虛設，的確到了夜不閉戶的時代。

每戶人家，月月分來的那一點糧食，全放在住人的家裡頭，還用得著防賊嗎!誰也沒有一點積蓄，大家一樣的吃不飽。就 連每人每年發的七尺布票，竟然無法全部花掉，衣服補了又補。這一切，在前幾年的困難時期尚可理解，那是蘇聯修正主義者們向我們逼債。現在呢，債也還了，為 什麼依然這樣窮？在學校時，曾經對未來充滿了美好的期望，如今卻像海市蜃樓一樣從眼前漸次消失，真不知道寫在紙上的和實際情景為何有如此大的差別？報刊上 常說，如今是工農當家作主，大家的日子過得很好，可我看到的卻是另外的一種情景，遠不如合作化前。宣傳和現實嚴重脫節，不說真話，互相欺瞞，長此下去，問 題將如何解決？社會將怎樣走向進步？人民生活何時能得以提高？……

在困惑中思考著，巨大的反差，使我茫然不知所從。

四十二

回村後的第一個冬天非常平靜。這裡所說的平靜，主要指未遇到任何麻煩，除了出門請假，回來銷假外，其他方面與別的社員並無多大差別，只是少掙點工分而已。

秋收過後，搞了一個多月農田基本建設，大家在地裡不停地疊圪塄，也叫打地框，為未來的灌溉作準備。等到冰凍三尺，一切農活都停下來時，只好呆在家裡看書， 也間或到頊懷老漢家裡坐坐。頊懷老漢是一個七十多歲的孤老頭子，一輩子沒有結過婚，住在我二爺的院子裡。

農閑時，附近的老漢們幾乎都在他家裡，炕上地下坐 滿了人，我的幾位尚在人世的爺爺們和幾位伯父們，是他家的常客。頊懷老漢當過多年的兵，人們都說他是一個標準的「兵痞」，走過很多地方，見過各式各樣的 人，因此，吹起牛來分外吸引人。有一次講到他曾經侍候過一位軍長，這軍長得了瘩背，不久化了膿，他給往外擠膿，一晚上竟倒了十二帽子，據說用的是那種青緞 瓜殼帽。為什麼不用器皿，非用帽子倒膿，他沒有解釋，人們也不去多問。我聽後忍不住笑了起來，隨口說道：「十二帽子，怕連五臟也給倒得差不多了」。他很生 氣，當即把我訓斥一頓：「你這娃，見過個啥呀，我親自倒的不比你清楚」！我沒有再說什麼。一則，他是有名的犟嘴老人，人們背後稱他為太原的老干醬；二則， 他是長輩，我叫他四表爺。偶爾來這裡一次，多是想瞭解他們在談些什麼。

有一次，我把話題故意引到糧食產量方面，問他們單乾時，全村大體上能產多少糧食。這 些老者們倒挺認真，大家板著指頭數著，呂家打多少，黃家、李家、白家、張家、劉家各收多少，加上一些獨門小戶人家，大約在八九十萬斤左右。也有人乾脆，說 全村近七千畝土地，好地三成，每畝收二百多斤；中等地四成，每畝收一百三四十斤；賴地三成，每畝也能打六七十斤；平均畝產一百三十斤上下，估計好年景能打 九十萬斤。年景差一些也收六七十萬斤，特別嚴重的荒年除外。聽了他們的估算，略一尋思，相信大體上八九不離十。正打算問他們現在為什麼總在三十萬斤左右， 轉念一想，話傳出去，要是有人找碴兒，說我在搞煽動，將何以辯解？因此，話到嘴邊又嚥了回去。誰想他們竟肆無忌憚地議論起來，一古腦兒怪怨合作化，我便悄 悄退了出來。

摸清這個數字後，進一步陷入沉思中。過去單干，連化肥都未聽說過，怎麼打得糧食比現在多出一倍，甚至兩倍，到底是什麼問題呢？對照前面說過的自留地與大地 的截然不同景象，說到底還是人們的積極性不高，湊合思想在作怪。人和其他動物一樣，生來是自私的，每個人的所作所為，總是朝著為自己謀利益的方向努力。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極端自私行為，固然為大多數人所不齒，但合情合理的為衣食住行而奮鬥，連我們的古聖賢哲怕也未必反對。「民以食為天」的古訓，早 已深入人心。為了維持溫飽，甚至為了享福的自私，只要不損害別人的利益，歷來都為人們所接受，也許這就是私有制幾千年來得以存在的理由，它符合人性。
而公 社化後的農村，公有制驟然間代替了私有制，人們一下子失去了奮鬥的目標，傳統的固有的私有觀念，還牢牢留在每個人的頭腦裡，要他不顧個人得失，甚至飢腸轆 轆時也要為國家去努力，能做得到嗎？違背基本的人性原則，企圖一夜進到共產主義的急於求成的做法，注定不會有理想的結果。糧食產量銳減了一半還多。同樣的 土地，同樣的人，怎麼會出現判若雲泥的差別呢？這情況老百姓自然懂得，只是說了不頂事；各級幹部也都知曉，誰也不敢說，說了怕丟烏紗帽，怕戴「反黨分子」 的帽子，以至於造成如今的局面。

在學校時，愛讀俄羅斯大師們的名著，沙俄時代的農奴，曾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懶散、自私、缺乏上進心，都是些渾渾噩噩的芸芸眾生，頓不頓就跑到鎮上的酒店 裡，喝得酩酊大醉，嘴裡不斷說著胡話。公社化後的中國農民，不也一樣是懶洋洋地出工，無精打采地幹活，長吁短嘆地度日麼！所不同的是，他們很少有人像俄國 農奴那樣跑到鎮上去酗酒，因為他們根本掏不出酒錢，也拿不出糧票，他們已經窮到了骨髓！在學校時，同時讀過一些描寫合作化的作品，像《創業史》，曾被人稱 為當代的史詩，說的是農民如何積極走合作化道路云云，那時也真相信。及至回到家鄉，所看到的現實竟是如此大相逕庭。合作化、公社化分明是上級強加在農民頭 上的枷鎖，並非廣大農民的自願選擇。所以，他們對於自己不喜歡的東西，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只能消極抵制，勉強應付，毫無主人翁的態度。這正是產量上不去的 真正原因。

還是在上學時，熱衷於讀書，一有空閑就埋頭於各種各樣的書籍中，卻疏于思考。回到家裡，讀書的時間越來越少，無端卻又增添了勤于思考的嗜好，這或許與年齡 有關，也與所處的環境有關。在生活的海洋裡，已經沉到了最底層，在各色各樣的人群中，身份比印度的賤民還低，還有什麼顧慮呢。反而使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 清醒，都要無所顧忌，早已摒棄了種種關於個人前途的幻想，有餘暇也有興趣來沉思默想一些民生問題，以便更深地瞭解眼前這個社會的本質，進而解析自己受迫害 的更深層次的社會緣由。

寒冬的一天晚上，弟弟妹妹們早已熟睡，母親獨自在昏暗的煤油燈下為他們做鞋，縫補衣服，我一個人在小院里長久地徘徊著。鄉村的冬夜異常寂靜，簡直是萬籟俱 寂，而我的腦子裡卻翻騰著驚濤駭浪，在苦苦思索著，根本沒有一絲睡意。突然，有三個大字清晰地浮現在腦際，先是一陣興奮，接著又是恐懼，怎麼會有如此可怕 的想法呢？難道一年的農村生活，使我真的變成了「反革命」？略一定神，它更加清晰地再次出現在腦海裡，這便是「農奴制」三個大字。是的，「農奴制」成了許 久以來深思熟慮的結晶，成了爾後歲月無論如何也揮之不去的幢幢鬼影！

農民，自古以來和土地緊緊相連，他們的自由、幸福，一切的命運，無不體現在土地上。當他們擁有自己的耕地時，便擁有了相應的一切，而當失去土地時，自由隨 之而去，其他一切最終必將消失殆盡。過去擁有自己的土地，哪怕給人家當長工，打短工，他們有充分的選擇自由。吃的不好，不去幹；給得工錢低，可以不做；東 家過於摳門兒，還可另擇良主，根本不存在誰強迫誰的問題。公社化後的社員，土地全部歸公，加上戶口制度和糧食供應政策的限制，每個農民，被劃地為牢地固定 在一個極小的活動範圍內，連外出打工和流落他鄉的機會也極少，只能給公家永遠當長工。而大東家又偏偏吝嗇的要命，連肚子也不給填飽。每年，只能眼巴巴地看 著人家，將一車一車的糧食拉走，自己卻無可奈何，這難道不是一種奴隸般的境遇嗎？曾聽鄉親們這樣描述自己的現狀：「如今的社員，咋吃也不飽，咋忙也不跑， 咋罵也不惱」，又說，「如今的社員，穿得沒鞋，吃得沒鹽，花得沒錢」。

真想不到，搞了許多年社會主義，人們的處境竟是這樣！上初中時，歷史課老師給我們講 述古代的奴隸社會，奴隸沒有土地，沒有生產資料，沒有人身自由，每年的收穫，絕大多數被奴隸主掠奪而去，只留給他們少量的勉強可以維繫生命的物資。公社化 後的廣大社員，不又重新淪為這種奴隸嗎？要不，他們咋會常常懷念昔日當長工時的美好情景呢。所不同的是，那時有許許多多的東家，如今卻只有一個，叫做國 家。在國家的冠冕堂皇的神聖名義下，將歷史上的奴隸制，經過一番精心包裝，於是成了社會主義的人民公社制，最高統治者正是坐在金字塔尖上的獨一無二的奴隸 主！更準確地說，這種體制應該稱作國家農奴制，人民公社只不過是它的華麗的外套而已。

四十三

臨近年關的時候，崔海瑞（回村後，他又恢復了原來的名字）再次催我到他家相會，向治保主任請了假，前往山陰縣。他住的村莊叫高山疃，在縣城東北方向，離城 大約十五六里。這是一個比較大的村莊，進得村來，首先看見一所院落，門上有「進士第」三個大字，黃色，外面鑲有黑色的框子，早聽海瑞說過，早年間，他們村 出過一位姓崔的進士，看來這就是進士當年的故居了。問清他家所在的方位，便急匆匆地奔了過去。最後在一位中年婦女的指點下，走進崔家院裡。院子倒也不小， 除了兩間正房，看不到其他建築。進了屋子，裡外除了幾口瓮，別無任何擺設。看來，雁北地區的農村，多數人家相差不了多少。

其時傍晚尚未到來，海瑞不在家， 崔大爺一聽說兒子的老同學來了，急忙跳下地出外找人，我和伯母閒聊著。崔大娘是一位面色蒼白的老人，長期患病在身，精神有些不振。就在她向我講述家裡的境 況時，崔海瑞回來了，見我來到，十分高興，我們一起脫了鞋坐在炕上，大娘忙去收拾柴炭，準備燒火。崔海瑞先是打量著，然後說我比先前黑了許多，我隨即答 道：「那是自然的嘛，整天風吹日晒，原本就不白，這會兒更黑啦」！「還是每天在地裡受苦，也沒想辦法找個教書的地方」?他還在關心這件事，我笑著說：「除 非世上識字的人死光，要不誰會找一個‘反革命’去教書」？說過這話，又問他：「你教書的情況怎麼樣」?他說：「一般唄，只是代課老師，按本村社員掙得平均 工分給我，另加六塊錢補助，也是臨時的，先幹著，以後慢慢再說」。接著我們各自把回村後的情況詳細介紹給對方，末了，他問我：「這一年還不受制吧」？我 說：「還好，雖說是管制，基本和其他社員一樣，只是每月例行開一次會，由治保主任主持，被管制人員各自匯報一下自己的情況，也沒啥說的，走走過場罷了」。 「這還行，這還行，只要不受制就好」！他不住重複著，對我的處境表示放心。

晚飯後，他提議出去走走。他家住在村子的東北邊，出得村來，在一條小路上漫無目的地走著。前不久下過的一場雪，還沒有完全融化，兩人併肩走在雪路上，不斷 發出「咯吱」「咯吱」的響聲，很容易使人想起幾年前在學校時，沿著那條污水河的河堤踏雪漫步的情景。那時，對未來有著多少憧憬啊！年輕的心，把以後的歲月 想像得十分美好，準備著將來如何如何。而今天，僅僅相隔兩三年，彼此困滯在窮鄉僻壤，經受貧窮的煎熬。許多同學都已走上工作崗位，只有我倆，當時被大多數 同學認為最有才氣的兩個人，卻是窮愁潦倒，一副狼狽相！我們走了很長的一段路，誰也不想多說什麼。

彼此的心情，無法用言語表達。這裡雖然不是學校，但這並 肩同行，引起的種種回憶卻是不言而喻的。返回來的時候，他終於開口問我：「你今後到底打算怎麼辦，難道甘心當一輩子農民」？我長長嘆了口氣，對他說：「你 想我還能幹什麼，地主出身，本人又是‘現行反革命’，此生此世注定是這樣了。有時，只覺得自己的生命彷彿走到了盡頭，所以能苟活下來，也完全是為了我的母 親。她是個非常不幸的女人，自從我父親去世後，含辛茹苦地拉扯著四個年幼的孩子，窮困自不必說，受人欺凌更是家常便飯。我們村大隊長的哥哥妻死後，幾次托 人說媒表示要娶她，大隊長甚至還用威脅的口吻逼她就範，如果不嫁他哥哥，將來受制可不要後悔。母親就是不答應。她覺得，兒子已經二十多歲，不能給我丟這個 人，再則也怕弟弟妹妹們跟上受制。
等我回來後，雖然頭上戴了一頂沈重的帽子，她似乎並不在意，一方面根本曉不得這帽子的厲害，反正成分不好，一萬和二萬一 樣啦，另一方面，她的確有了依靠，把我視為家裡的頂樑柱。正是基於這一點，我必須堅強地活下去。初步打算，和母親共同把弟弟、妹妹們拉扯成人。妹妹好說， 找個人家比較容易，至於弟弟，將來的條件如果有所改善，力爭給他們娶過媳婦，各自過日子，我則準備一人承擔對母親的贍養，一直把她養老送終。這樣，既對得 起死去的父親，又可以保證母親晚年不受制。

至於其他，關於個人前途什麼的，早就把它置於九霄雲外，一切聽天由命吧」。聽了我的述說，沉默一陣後，他又問 道：「難道以後不準備成家」？「想也不想」，我接著說：「像我這樣的人，還有成家的必要嗎？本人已經是地主加‘反革命’的雙料貨了，結婚必然生子，將來有 了孩子，保不定還會成為三料貨或四料貨。為了不給社會再添麻煩，寧可斷子絕孫。如果說，將來真有那麼一天，進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我給國家減少了專政的麻 煩，說不定還算個有貢獻的人哩」。聽到最後這句話，他不禁笑了。

我們的談話暫時終止，因為已經走回村邊。他遲疑一下，徵求意見似地對我說：「要不，咱們再 走走，如何」？我說：「好的」。於是返身又向適才經過的路段慢慢走去。這回，他主動談起自己的情況，他說：「自回村以來，的確未像你一樣受苦，擔任代課教 師，倒也比較輕鬆，只是我的心情好像比你還要沈重，無日不在思念著小肴。兩年了，不知她在幹什麼。還是剛回來那陣，她來過兩封信，表示要跟我一起過日子。 我堅決拒絕了，人家大城市長大，母親又是幹部，從小到大，過著怎樣的日子，哪能受得了咱這窮困！過去已經非常對不起她，再讓人家跟咱一起受窮，良心無論如 何過不去，所以拒絕她來。但拒絕歸拒絕，卻永遠不能將她忘記。相反，隨著時間的推移，思念也在與日俱增，每天晚上很久不能入睡，想著她對我的種種情意。的 確是太喜歡她了。

假使將來有一天，我和另外一個女人結了婚，恐怕也不會有多少幸福，因為我不可能把小肴忘掉，她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兩年來，有著滿肚子 的話想說，可又對誰說呢，除了你，誰還能理解我，又有誰知道我的苦楚！唉，全是我害了她，怪只怪自己當初不慎，她一個女孩子從此背上惡名，今後的路真不知 咋走？有時，也想瞭解一下她的情況，幾次拿起筆要給她寫信，結果還是下決心不寫，必須控制自己的情緒，不能再去打擾她。但願她能重新振作，今後有份工作， 再找一個愛她的人，日子過得幸福」。他突然停下來，看了我一眼，隨即問道：「你看這樣做對嗎」？「對是對，但你可要在感情上受煎熬了」我邊點頭邊答道，接 著又補充說：「無論如何不能讓人家來咱這裡，咱們這地方確實太苦，這樣做很對。」「是啊，我正是這樣考慮的」，崔海瑞接著又說了下去，「回來兩年多，父母 開始催我結婚成家，我呢，心裏更加不安，你說我該咋辦？說句心裏話，這輩子不大可能再對另一個女人產生過去那種刻骨銘心的愛，即使有一天結了婚，我敢斷 定，也只是徒有其名。

今年以來，已經有人提親，都被我推辭，但這不是長久辦法，看著年老的父親和多病的母親，能推辭到何時呢」？說到此，他不再繼續往下 講，我也默默無言。安慰他吧，我們之間似乎用不著說那些虛話。夜已深了，兩人轉過身，又一次向著村子的方向返回。深暗的夜空裡，有一顆流星從東北向西南飛 逝而去，不久又一顆沿著同樣的方向劃過長空，慢慢消失在夜幕下。我不由得打了個寒噤，此時此刻，我倆不就是那兩顆流星嗎？

第二天上午，兩人一起前去探望幾位老友，他們都是在包頭時的同學。下午到他所任教的小學校裡轉了一圈，也只是走走，更多的是我們之間那說不完的話語。兩年 的離別，雖然一直頻繁通信，互相的情況比較瞭解，但還是說個不停。順便把他們班和他要好的幾個同學的分配地址告訴了他，他也不大在意。與我一樣，自回村以 後，和所有同學斷絕了通信。忽然間，他竟提到我的案子，有些不解地說：「在校時，你經常積極閱讀馬列著作，毛澤東著作，又非常注重自我改造，從未流露過對 社會的不滿，怎麼一夜之間就成了‘反革命’，我實在想不通」。我說：「這世上，想不通的事情實在太多了，別的咱先不提，就說咱倆合寫的那首長詩，你一定還 記得吧，是由你提議寫的，以越王勾踐復國的故事為題，旨在進行練習寫作，檢驗我們寫詩的水平。
處理我時，硬說那是寫給蔣介石的，把復辟的希望寄託在蔣介石 身上。你是當事人，你說咱們當時有過哪怕是萬分之一的這種想法嗎？真不知道，咋就和蔣介石扯上關係」？「簡直是胡扯」！崔海瑞當即表示十分氣憤，「怎麼能 這樣胡亂引申」？我又接著指出：「其他所謂的罪狀大抵如此。

等我回村後，聽一些人傳言，村裡早想把我弄回，曾以黨支部的名義三次給學校寫信，說家裡沒有勞 動力，地主階級家庭的人，還要貧下中農養活等等。你還不瞭解我們村，我是頭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到外地上學的人，隊裡支部書記乃至大隊長們的子弟，連小學畢 業的都沒有，我一個出身不好的人能念到中專，他們不嫉妒麼！農村裡，常常有這樣一種怪現象，期盼別人倒霉，比希望自己發跡的心情還要急迫，一旦有人落了 難，他們會幸災樂禍地說：‘我早就知道他不會有好結果的’，不知道你們這裡是不是也有這種情況「？崔海瑞馬上點點頭說：「一樣的，農民中此種心態極為普 遍」！我接著說下去：「有人說我是被裡應外合弄回村的，也許，裡應外合用在這裡不夠恰當，但村裡人們卻這樣說。真不明白，自己從小到大，沒有做過任何損害 他人的事情，別人為什麼要加害於我呢？固然，我出身不好，但那的確不由人選擇。政府也多次講過，唯成分論，又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說到這裡，長長 出了口氣，把話題打住。最後，崔海瑞用一種帶有總結性的語氣說：「總根子還在家庭出身上，這一點應該是毫無疑問的」。

傍晚時回到他家的院子裡。晚飯後，和頭天一樣，依舊漫步在村外的滿是積雪的小路上。

為了緩解我們那濃重的懷舊氣氛，崔海瑞建議談些今後的打算或努力方向，首先對我講了近半年來的景況。他曾自編了一些應時的節目，帶頭在村裡搞起俱樂部，活 躍了農村的文化生活，受到縣裡表彰，還登了省報，準備以後進一步擴展俱樂部的活動內容。我很贊成他的做法，覺得他出身好，犯的錯誤又是生活小事。
可以預 見，不久就會被人發現，受到重用。他提議我也應向這方面努力，使自己重新爬起來。聽了他的話，只有苦笑，我們雖然同樣落難，各自的性質完全不同。他像一塊 木頭被丟在水裡，一時短暫沉沒下去，很快就會浮出水面。我卻是一塊石頭，只能沉到水底，深陷淤泥中。

接著向他講了如下一件事：「還是在夏天的時候，有一次 下雨，在家看書，村裡的團支書李錄來找我。李姓和我們呂姓，何時有過親緣關係，我已不曉，只是到了我們這一代，我叫他六表兄。他比我大四歲，小時候一起上 學，兩人十分要好，那是個很聰明能幹的人，只可惜上完小學，再未繼續深造。他找我，是要我幫他寫一份民兵練武的總結材料和一’篇通訊報導，公社武裝部指名 要我村參加全縣的民兵比武總結表彰大會。說真的，實在不想幹這種差事，跟上這支筆，已經把一生的前途毀了，還寫什麼呢？萬一再被人斷章取義地去分析，麻煩 不就更大了麼！不過，因為兒時兩人關係甚好，實在不好意思推托，便答應他。寫好後交給他，他看了很滿意。幾天後，鋤地歸來，在大隊部門口正好相遇，他特意 叫住我說：‘真有你的，到底是秀才，好筆桿子呀，咱們的匯報材料受到縣委書記的指名表揚，那篇通訊報導在縣廣播電臺連播了三天，咱村被評為民兵工作的先進 隊，還得了一面錦旗哩’。說完後，一轉高興的神態，深深嘆口氣並搖搖頭：‘唉，只可惜你戴了頂帽子，要不然會幫咱村做好多事呢’。李錄和我關係較為不錯， 還這樣說，你想其他人會怎樣看待我呢」。聽了我的敘述，海瑞不再做聲，他能理解，情況既然如此，再說什麼鼓勵的話也是枉然。

這一晚，只來回走了一趟。由於頭天晚上兩人都未休息好，彼此都有睏倦的感覺，因此早早睡了。

第三天上午，告別了崔大爺和崔大娘，踏上歸途。崔海瑞把我送出村外仍不罷休，一直陪我走了三四里。在我再三勸阻下方才停住，互相握著手，淚眼相向。許久許久，還在相互叮嚀著。

一路上，腦子裡時不時地湧上白居易那著名的詩句：同是天涯淪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