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羅錦：海外中共特工的生活

2007年, 自我1986年來德國, 已經是二十一年了。我不僅沒想去買電腦, 還幻想著有一天去美國中部的「阿密續」農村當農民, 好好體會那不要電, 不要機器的「原始」生活。

二十一年來, 我幾乎和中國人沒聯繫。突然有一天, 覺得自己真的成了外星人, 似乎有點不妙, 怎麼也得和一個地上的人通通話呀。

誰呢? 於是想起了一個叫「小鴨子」的。那是在一位臺灣朋友回臺的聚會上, 和他唯一的一次見面。當時大家都冷場, 唯有他「呱呱呱」地說個沒完, 褲角一高一低(那天下雨)還沾著泥; 他又對我說, 他在文革時去黑龍江省農村插隊, 聽說我和兩個弟弟就住在幾十里外, 有一次特別想去找我們。他的話一下子就拉近了我們的距離, 所以對他特別有好感。一晃又是十好幾年了, 卻不知他的電話號碼。於是拜託」歐華導報」主編錢博士轉信, 才得到了小鴨子的電話號碼。

乍一通電話, 他說了說這些年國內外名人的一些事情, 我除了「啊?!」, 「啊?!」, 「啊?!」之外, 簡直就不知該說什麼。

由於還想聽聽, 次日又給他打電話, 正說著, 身為「忙人」的他, 另一電話鈴聲響起, 他對我說:「別撂, 我這就完。」

於是我聽得清清楚楚---- 他對另一個人說:「我正和遇羅錦通電話呢…。。」

他返回來對我說: 「知道W嗎?」

「W?」

「就是那個大名鼎鼎的W呀!」

「可我不知道啊。」

「是呵是呵, 我忘了你是秦朝人了。他一聽是你, 忙說向你問好呢。他說是你‘冬天童話’的崇拜者呢。」

「他怎麼大名鼎鼎了呢?」

「他關在瘋人院裡十三年哪! 世界知名啊。他來德國之前, 海內外也是造了挺大的輿論呢。海外也是一個勁兒要求中共放人, 才把他放出來的。」

「他在哪兒工作?」

「德國人權協會。」

打完電話我就琢磨: 一個人在瘋人醫院裡十三年, 聽說在中國, 不瘋的人都會因被迫吃藥而變瘋, 他怎麼竟然能像一個正常人一樣工作呢? 而且還是在人權部門? 至於他是否是我的讀者, 我卻沒往心裏去。

第二天我又給小鴨子打電話, 他很快給了我W在單位的電話號碼。

「噢, 遇大姐, 大姐, 大姐, 想你想你! 今後就叫你大姐好吧, 想你想你!」 W的開場白竟是這樣, 高興得語無倫次。

他熱誠而又坦率地問東問西。聽得出這中年男子粗咧咧的話語, 不像是有太高知識的人; 好像是個小學水平的普通工人。

「我很好奇,」我開門見山地問道:「你在精神病院十三年, 都受過什麼罪? 為什麼你的神經這麼強健, 沒被逼瘋? 不是天天都得吃藥嗎?」

「你得順著他們,」他平靜地輕描淡寫地說:「不吃藥, 也睡不著, 也太吵。」

「怎麼吵呢?」

他再也不想為此多說半句話, 反而問我2001年去美國時的見聞, 都和誰見了, 住在誰家, 都說了什麼, 做了什麼; 又問國內的什麼地下教會和一個什麼黨……

我以為他要去美國找工作, 所以就有意識地說些那邊工作很不容易找的話; 至於地下教會和什麼黨, 我更是一無所知。他不置可否, 只是問問問……

瞎聊了好一會兒, 他給了我一個家裡的電話, 一再囑咐要我每週給他打兩次電話, 說最好往班上打。

結束時竟又是「想你想你想你」並伴隨著空中接吻式的幾聲。

打完電話我就回味, 他可一點也不像是精神有毛病, 但為什麼被關在了精神病醫院呢? 他只是問問問, 卻從不說自己。他除了那句「得順著他們」的話之外, 再也不想提半句關於十三年的精神病院的生活了, 這有點讓人奇怪。比如, 哪怕他說一句: 「大姐, 別提受的那個罪了!」 也符合實情啊。

次日, 我試著打他家裡的電話。通了之後, 沒人接, 兩響過後, 只聽輕微的「嘎嗒」一聲, 像是換了機; 聲音似乎比較遠了, 一聲又一聲地接著響, 還是沒人接。我只好撂下。因是手機, 好奇地去查看這幾響花了多少錢, 竟是三歐元!

我只好打W單位的電話。他說, 現在正忙著接待客人, 他約好今晚九點正, 讓我給他往家打。

「怎麼上午給你往家打時」---- 我說了那電話如何奇怪的經過, 並問他是怎麼回事。

「姐姐,」 他的語氣嚴肅而神秘: 「我要是說了, 會嚇著你。」

我噤聲, 也不再問。他無形中給我引入了神秘中。我昨天的半信半疑,像許多五光十色的閃亮的小燈, 只差沒有答案。

「姐姐,」 他親切地叫著: 「你不怪我這麼稱呼你吧?」

「不怪。」

「姐姐, 你的身世大概是個什麼情況? 能告訴我嗎?」

「那不是都在我的作品裡寫著嗎?」

「我忘了, 你的作品叫什麼來著? 叫---」

「 ‘冬天的童話’, ‘春天的童話’。」

「噢---, 對了對了, 它們寫的是什麼來著?」

他撒謊。他明明沒看過我的作品。我只好大概地說了說。

「噢---, 對了對了, 是是是, 我想起來了!」

但他關心的不是我的作品, 他關心的還是我見過誰, 說過什麼, 做了什麼……

我們提起了一個住在美國也算是很有名的做過牢的人, 我突然說: 「他是特務。」

W猛然卡住了; 他竟卡得不吭一聲, 像死了一樣。

我也卡住了, 我明白他的卡住意味著什麼--- 這突然使我想起一幅三十幾年前的圖畫: 我抱著剛出滿月的兒子住在北京婆母家, 無意中說了一句一位熟人「他是小偷」, 全家幾口人突然都卡住了, 屋裡死寂的氣氛凝固且敵視, 因為這個詞彙太忌諱了!

恰恰此時的「特務」一詞犯了大忌。我明白不能這麼僵持著, 於是裝做沒在意地趕緊說些別的, 扭轉了僵局……

我明白了他的真實身份。於是不再讓他老是問我, 我改為老是問他。

「你說你在德國打了幾年的黑工?」

「是呵。」

「我不太相信。德國是最重視這一點的, 何況你是在人權單位的事業單位。這怎麼可能呢? 警察就沒查過戶口?」

「查過。每次我說要去申請政治庇護。」

「那你為什麼不去申請?」

「我還沒考慮好。姐姐, 你說我應當申請嗎?」

「當然。既然當初海內外給你造了那麼大的輿論你才出的監獄, 你竟不去申請政治庇護? 你又靠的什麼留下來的呢?」

「人權協會裡有人嘛。德國負責人對警察說: 他如果回去, 就會受到迫害。」

「那你說的什麼呢?」

「我說, 還打算回國和中共對著幹。」

呵, 利用德國人最反感外國人政治庇護的心理, 他在德國人的眼裡成了真正的英雄。

「可你的德語不好, 怎麼就非要你不可呢? 一週才幹兩個半天, 才掙四百歐元臨時工的錢, 有多少大學生也可以勝任你的工作啊。」

「對, 姐姐, 我是特殊人物啊。他們沒有我的光輝經歷啊。」

「為什麼不做滿工時?」

「那就得報稅。我還沒居留哇。」

「永遠是臨時工?」

「不由我說了算哪。」

我又明白了: 沒出事便罷, 出了事拔腳就可以走人。

這人太傻, 不適合當特務。要是精明些的, 他一定會說自己做的是滿工時, 到了退休時會有多少退休金, 說的全像真的似的; 就連公安部讓他與」同工種」夥伴合住的大房子, 他也會說是自己買的(自然誰也不許進); 那種有心機的人不到最後一天都難露馬腳。而這W, 才兩個電話就露了馬腳了。

似乎他感到我知道了什麼, 於是不再問東問西, 只說他自己: 「姐姐, 你知道我最想做的是什麼?」

「不知道啊。」

「我最想做的, 就是希望有個人天天用靴子踩我的臉, 用鞭子抽我。」

「你說的是‘多米尼克’?」 (注: 在德國專門以「虐待人」為職業的妓女)

「是。我只要有點兒錢, 就全花在那兒。」

「聽說去一次很貴呀。」

「我女兒也掙錢。不夠我跟她要。」

「你太太呢? 她工作嗎?」

「不工作。她剛跟我分居了。」

「為什麼?」……。

電話打了兩個小時(我的手機很便宜, 打座機, 多久也是0.29歐分), 我們都累了。他最後傷感地說: 「姐姐, 我要是說點什麼, 你可不許生氣。」

「你說吧, 我絕不生氣。」

「姐姐, 你保證不生氣我才說。」

「我絕不生氣。真的。」

「姐姐,」 他沉痛又幻想地說道: 」我只想和你坐在半山腰的一片草地上, 周圍一個人也沒有, 我們看著遠處, 我把頭枕在你的懷裡, 你用手輕輕撫摸我的頭髮……」

聽完之後, 有一兩分鐘我們都沒話。我和他道了晚安。我知道這是我們的最後一次電話。

然而, 就是他那句最後的話, 竟使我一夜沒睡好: 他是特務。他的心是苦的。他的苦太深了, 他的恐懼太深了, 他的被迫和無奈太深了, 深得無法向人訴說。

次日一大早, 我不管小鴨子「上午不能打電話」的囑咐, 堅持要他聽完。我把斷定W是中共派進德國人權協會的特務一事的經過全告訴了他。

「呀, 呀,」他說: 「其實好多人早就懷疑他。他專門打聽別人的事, 所以我不愛理他。反正他問我什麼, 全不知道。他也就不愛來電話了。凡是在大家聚會的公眾場合, W就沒完沒了地給大夥兒照相, 有人不止一次看見他進了中國大使館。什麼人才進大使館哪? 有時候他還傻呼呼地跟別人說哪: ‘你要是不方便, 我幫你送進大使館去。’」

假如僅僅是與W的兩次電話, 我也不會寫這篇文章的。

給小鴨子打了電話的當晚, 約九點鐘, 電話鈴突然響了。

「誰呀?」

「你是遇大姐嗎?」

「是。」

「我是W的太太…… 大姐, 我太痛苦了!」

就因為她太痛苦, 她說W告訴她, 我是能聽她傾訴的人, 給了她電話號碼, 於是我播過去。下面就是她近三個小時的電話內容:

大姐, 我從頭跟你說吧。89年「六四」大屠殺的時候, W突然失蹤了。我四處找也找不到他。正好美國的「自由亞洲電臺」的記者在天安門採訪, 我就告訴了記者, 很快就全世界廣播了; 要說出名, 是我先於他。

我還是急著找他, 各派出所各公安局都問了, 哪兒也沒有。急的我就託人。我父母都是中共黨員幹部, 和高幹子女能說得上話, 終於托到了兩位高幹子女那兒, 她們說了一個地名, 是在北京遠郊區的一個醫院, 我去了, 可那醫院連個牌子也沒有, 戒備森嚴, 裡邊全是穿白大褂兒的大夫。但並不是瘋人醫院, 一個瘋子也沒有, 靜靜的, 一間間白色的屋門全關著, 不知是幹什麼的。W就一人住在一間屋裡。他說挺好, 沒受罪, 話也不多, 允許我一個月見他一次。

他當初只是因為支持大學生, 在大街上被抓進去的。進去之前他的工作是管倉庫, 一個普通工人, 文化不高, 後來海內外大造輿論說他的罪名是給趙紫陽上書, 其實連點兒影也沒有。因為他不在家時, 我翻遍了抽屜, 也不見他寫過什麼。從不知道他寫過什麼。一個字兒也找不著。關了一年, 他終於出來了, 人變得很厲害, 孤僻, 脾氣壞, 不愛講話。他必須每週去公安局匯報一次。

又過了一段時間, 有一天, 公安局找我們談話, 說希望我們一家三口全出國, 去德國。說先讓女兒出去學習, 然後是我出去, 然後是W出去。當時我還挺高興。唯一就這麼個女兒, 她先走了。誰做的安排, 一切都不要問, 不許問, 從經濟擔保到找房, 幾年後我出去也是一樣, 一切都有人管, 也不認識人家, 也不用知道是誰給辦的。後來W出來也是一樣。至今, 我家三口人是三種護照: 女兒的是「容忍居留」, 我的是「難民居留」, W的是沒居留, 是黑戶。(我插話: 「辦難民居留, 紐倫堡總部必須見見本人談了話才能給呀。」) 是, 只在那天, 一個女的中國人跟著我去辦的, 她既不跟我說什麼, 我也不敢問她什麼。

我到德國之後才知道, 女兒並沒被安排學習, 而是一出國就去了「夜酒吧」工作至今, 天天夜裡一點多才能回家。

三口人都到了德國之後, 突然有一天, 我們的一切個人證件全「丟了」。我急得不得了, 可W不僅不急, 還勸我不用急著找。是啊, 只有在需要辦理什麼時, 反正會有人出來跟著我們去辦。證件都在他們手裡, 什麼也不許問。

大姐, 我為什麼和W分居? 是我再不分開就會死了: 我有糖尿病, 心臟也不好, 一直不工作, 全靠救濟金, W的錢老不夠花, 老是朝我和女兒要。吃也吃不到一塊兒: 我先炒盤菜放在桌上, 正炒第二盤菜, 他先把第一盤全吃光了; 以前他可不是這麼古怪的。過也過不到一塊兒: 只要他在家裡, 就幾個電臺國內的, 國外的, 美國的, 德國的, 全開著, 聲音老大地整天地放著, 吵死我呀! 一分鐘不得安靜呀! 夜裡一兩點鐘, 我回回被驚醒--- 他在床上練俯臥撐! 氣得我說: 「要練, 去廚房練去!」就一間屋子, 怎麼辦? 天天折磨我, 不躲開他, 我會死定啦。我死活要跟他分開, 他也沒意見, 他們只好同意。

大姐, 我跟你說實話吧, 有一幫人在控制著他。有一天深夜了, 突然來了幾個我不認識的中國人, 把他的電腦般走了, 過了兩天, 檢查完了才又還給他。當時我質問他們, 你們憑什麼深夜闖進我家搬電腦? 他們不理我, W也不吭一聲。後來我覺得太怪, W什麼也不跟我說, 他脾氣性格都變了……。

她說著說著, 我才慢慢明白了: 他們在不知內情的中國人面前是一家人, 可是在德國的警察局和各局裡並不是一家人。

三口人三種護照, 每人的個人證件都不在自己手裡。但在有關當局檢查時, 卻又在他們手裡。原來, 這就是當特工和線人的下場: 他們已失去了自由, 被公安控制著, 監督著, 不管你是否在中國。

「你現在住的房子是誰給你找的呢?」

「他們找的。」--- 她只用「他們」代替。

我想: 是否已事先裝上了監視和竊聽器呢?

「你有朋友嗎?」

「沒有。」 她講了曾經有過一起學德語的女同學來她家串門的事, 可是過了兩天, 就有電視臺的信催她登記和付款。

「他們警告我,」她說: 「 ‘你再招生人來的話, 就是這結果, 一定是她檢舉你了’。我信了, 也就不敢招人來了。」

「你這麼給我打電話, 他們會知道嗎?」

「大姐,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想找個人說說。太苦悶了。」

我對她說了W在電話中他的苦惱。可我把最後一句話改了:

「他說, 他真想趴在一個人的懷裡大哭一場。」

沉默了好一會兒, 她說: 「大姐, 他是個好人哪!」

總共與這對夫妻的三次電話, 距今已有三年了吧。W還在德國的「人權協會」工作, 意外的是, 聽說他太太每次在大家的政治集會中, 也和W一樣, 沒完沒了地給大家照相。是否每一次送給中國大使館底片時, 就此能掙些外快呢? 那麼這對夫婦對我訴過的苦, 僅僅是為訴苦而訴苦嗎?

反而倒是我把電話插銷拔掉了(有了電腦, 手機就不用了)。我再也不想多聽, 也不想和誰打電話了。

但這件事一直在我心裏, 不吐不快; 豈止如此, 在如今線人和特工多得要命的今天, 在外國自由的土地上, 不寫出來, 就是對自由的背叛。

寫於2010。3。21。

首發Google博克: 遇羅克與遇羅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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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讀者來信

寫得很令我受教！我也碰到過一次：在香港開會，滿屋都是筆會會員，結果回來後我的一舉一動他們都瞭如指掌，而且還有照片，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是誰悄悄拍攝到我的。至今還是個沒有解開的謎。厲害啊！
一讀者

大姐，這一切太恐怖了。我的博客被封，至今還未重新開。
張然青

(博主回信)

恐怖的是我們連信也不能通。

看看每次你信下面的一片毒碼, 都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每次你的信都被電腦歸類為「巨毒」。

我就算公開了此事, 西方人的傻透透也無動於衷。線人們比咱們活得還神氣呢。

老童話

羅錦:
謝謝，已收到了，揭露的太有必要了，你把海外特務們的形象如此生動展現給大家，讓人們既看到特務們的無奈及苦悶，也更加清楚了惡魔黨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是怎樣挖空心思不惜代價操縱他人的。還可以提醒海外更多有良知的人的警惕之心。非常有意義！

(博主回信)

關鍵是: W會繼續沒事人兒似地工作。因為第一是沒人把這事講給德國人聽或讀; 第二是德國一來就什麼都得有證據; 第三是德國那協會的負責人, 不希望把自己的被騙公之於眾, 顯得自己太傻太無知。

至於老童話, 倒真不怕上德國法庭, 因為那又可以寫生動的自傳小說了。

但他們也不會告我。他們就那麼裝沒事人兒。不信你就看。

2010。3。22

原題目：遇羅錦：電話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