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怡楷問我，在受了十年的磨難之後，我有沒有懊悔過回祖國來。我說："其實沒有。面臨死亡的恐懼的折磨，我也有過短暫的痛苦的悔恨。但是一瞬即逝，當我記起有多少人，比我更冤枉，已經餓死或正在餓死。在北大荒大雪封門的日子，我有空閑反思十年來我自己走過的人生道路。在我回國以前，看上去好像有幾種途徑可供取捨，但我不可能作出其它選擇。我的決定是我的一生丶我的夢與幻想丶我的長處和短處丶以及因緣際會的自然結果。當然啦，最好能讓我免喝苦杯，但是喝苦杯肯定勝過與狗腿子們同流合污。不管怎麼說，如果我不回來，我就決不會找到你的。"
"現在你又拿我開心了。"她輕輕地說。
"豈敢，豈敢。我實在感到難過，我讓你為我的一些選擇付出 沈重的代價。但是對我自己來說，我倒覺得近幾年的經歷激勵我向 上，而不是使我墮落沉淪。我還講不清它們對我的全面影響。但是我敢肯定我決不會徒然受難。毛澤東也為自己的嚴重錯誤付出了沈重的代價，可是現在還看不出來他是否從中吸取教訓。我們唯有希望事情往好處發展。"
為了克服飢荒，黨號召大學教師，像其它政府工作人員一樣，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光榮傳統"，用自己動手生產的食物補充口糧定量。報刊大力宣揚"偉大領袖"的光輝榜樣，他親自動手，把中南海的御花園改成了菜園。校園周圍沒開懇的空地分給了全校教職工。我在分給怡楷的一小塊地上種了大豆。夏末秋初，我的體力進一步恢復，我常抱著一把鍬尋找沒人要的小塊荒地，種上蠶豆或綠豆。不久以後，我的行動引起了怡楷一些同事的注意。其中有一位姓劉的英語教師好打抱不平，他公開說："巫寧坤抱著鍬在校園裡開荒，這是對黨的知識份子政策活生生的諷刺。應當讓他教書，不應當浪費他的才能種綠豆。"由於"大躍進"彰明較著的失敗，有些知識份子的嘴巴又放肆了。我有話也沒處說，得慶更生就該知足了。怡楷的一些同事倒羨慕我活著回家，因為當時他們的親人在鄉下人民公社餓死，他們在學校連黑袖章都不敢戴。
二
1962年春節假期，我回家八個月後，二舅從天津把一毛送回來了，因為兩年來姥姥把自己的飯食盡量省下來餵這個孤兒般的外孫女，結果自己因嚴重浮腫病倒了。我們對姥姥作出的犧牲感到內疚，但是歡慶全家四口四年來第一次歡聚一堂。
春天一到，瑰麗的玉蘭花為死氣沉沉的景色增添了一點生趣，我的健康也更有起色。星期日上午，我們帶一丁丶一毛去逛市內唯一的公園逍遙津，相傳三國時代曹操的部將張遼以八百人在這裡破孫權十萬之眾。歷史是無情的，成王敗寇同樣化為糞土，今天生殺予奪的姦雄到頭來也無法逃脫同樣的命運。對於安大許多人家，逛逍遙津是家常便飯，而對於我們卻彷彿是珍貴的生活的饋贈。
其實這公園沒什麼好玩的。可是，難得逍遙，怡楷和我在兩行盛開的白玉蘭和紫玉蘭之間來回漫步，看著兩個孩子在近處的沙坑裡玩耍丶或者笑著喊著打滑梯丶或者在曹操的點將台上互相追逐。我們倆邊走邊談，心情比較舒暢，有時談到我是否有可能早日重上講臺。儘管我的賤民地位造成明顯的困難，怡楷知道英語專業急需高年級教師，便鼓起勇氣把我們的想法向外語系黨總支書記兼系主任提了出來。沒料到，李主任不但同意我們的想法，而且幾天之內就光臨我們的陋室了。
他開門見山就很客氣地說："巫先生，我早該來看你的。但是，如果沒有黨在知識份子政策方面的新變動，我來一趟也不會有什麼實際用處。最近召開的廣州會議的情況，你一定從報上看到了吧 ？"
"看到了。"
"好。知識份子現在要算作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更受到黨的信任，享受更好的待遇。這個對你也適用。1957年你給整得很慘，那已經是歷史了。現在要向前看。你有什麼意見嗎？"
"沒有，什麼意見也沒有。我很感激。"我急忙回答，生怕又上鉤。
"那就好。我喜歡你的態度。有些知識份子不明白我們黨的政策一向是左右交替的。1957年，我們左了，現在我們向右轉。這要看情況而定。那天俄語組冒教授用我們黨今天右的政策攻擊昨天左的政策，我馬上警告他：‘老冒，你小心點兒。也許明天你就會因為今天講的話給揪出來。'我十幾歲就參加革命，見過的可多啦。"
"我十分感謝您對我的幫助，"我答道，衷心感謝他對黨的變化無常的政策所做的出乎意料地坦率而簡潔的分析。"我過去在政治上很幼稚，現在也一樣。"
"所以你才碰上那麼多麻煩。你是受過專門訓練的英國文學專家，我們正缺像你這樣稱職的教師。你管你的教學，我們管政治。你頭上還戴著兩頂帽子，‘極右份子'加‘勞教分子'，目前還不可能恢復公職。我們想讓你先當臨時工丶合同工。這還得由校黨委正式批准，不過我想不會有什麼問題，既然黨有新政策，你又有真才實學。"
第二天，英語教研室主任楊教授來訪，用流利的英語和我討論英國文學。這次專業性的拜訪實際上是一次口試。過了幾天，系裡就通知我九月起當臨時工，合同每三個月簽一次。每月工資六十元，不到我當年工資的三分之一，而且不能享受一般教職工的福利，包括大學生都享有的公費醫療在內。為了我備課的方便，住房增加半小間，搬到132樓20號。好在我們早已能身體力行"知足者常樂"的格言。
又過了幾天，楊教授再次光臨，給我分配了新學年開始後的教學任務。一門課是四年級的高級英文作文，學生二十多人，後來我才知道那是一門其他教師拒絕接受的課。另一門課是三年級二十多個學生的泛讀課，他還帶來兩本書給我作教材。一本是捷克共產黨革命烈士伏契克的遺著《絞刑架下的報告》，當時中文譯本廣為流傳，作為革命英雄主義的證言。另一本是近代英國小說家希爾頓的中篇小說《別了，契普斯先生！》兩本書我以前都沒讀過，雖然當年我在昆明上大學時看過根據小說改編的影片《萬世師表》。我很高興有新的養料滋潤我飢渴的心靈，不過二者的結合倒似乎有點不倫不類。
伏契克的《報告》，據說是他被關在布拉格蓋世太保監獄裡寫在一張張小紙條上偷偷送出來的，簡略地記下了他所經受的種種酷刑，和他在必死無疑的情況下英勇獻身的精神。我往往為他夜以繼日的身心受難感動得淚如雨下，但也無法不感到歷史的諷刺：伏契克和其它烈士所作的壯烈犧牲，不過為建立一個在摧殘人性方面不亞於納粹黨的政權鋪平了道路。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偏偏輪到一個共產黨勞改營的倖存者來為一個在納粹酷刑室受害的共產黨人作證！契普斯先生是完全另一種的英雄。在他畢生為學生獻身的精神中，我看到一種無限溫和丶無限高貴的情操，可以引導我和學生交往，儘管我的身份很曖昧。伏契克和契普斯都使我在面臨新的挑戰中感到謙卑。
我用家裡唯一的一張椅子當"書桌"，坐在一張小木凳上，一面揮汗如雨，一面為兩本讀物編寫詳盡的註釋。這時候，其他教師正在度暑假。我把兩本註釋送給楊教授審查批准，然後交打字室列印。九月初開學上課，第一次走進教室上英三的泛讀課，面對二十幾個男女青年學子，恍若隔世。顧不上猜測學生怎樣看待這個戴著兩頂"帽子"的老師，我把精神集中在講課上面。所謂泛讀，作為精讀課的輔助性課程，一向不受老師和學生重視。首先，由於受從"老大哥"引進的教學法的影響，英語閱讀課早已被簡化為學習詞彙和語法重點。精讀課要求學生死記硬背單詞和一大堆分析語法結構用的專門名詞。課文在這個過程中不見了，因此學生並不真的學會怎樣讀書。泛讀課的要求更低，學生只要記幾個新單詞，會作簡單的複述就行了。當年我說過，這種機械的方法是培養學究和奴才的最佳途徑。
現在既然在教育原則上沒有發言權，我至少可以認真對待我自己的教學工作。我已經為學生準備了詳盡的註釋，沒有必要再在課堂上花時間講解生詞和語法。想到我在勞改營裡如何與《哈姆雷特》丶杜甫的詩篇丶和沈從文的小說相依為命，我就有意探索一種明智而敏感的讀書方法，通過對人文理念和感情的敏銳感應，培育獨立思考，從而有助於一個自由心靈的成長。我朗讀《絞刑架下的報告》，聲淚俱下，使一個共產黨的自由戰士在一個共產黨的勞改營囚徒身上再生。作為一個熱愛學生又深受學生愛戴的老師，契普斯的形象無形中使我的學生更親近我，儘管政治輔導員一再警告他們不得與階級敵人"親如一家"。學生交來的作業中有時夾帶一些表示欽慕的字條，情意那麼感人，害得我這"孤家寡人"不禁潸然淚下。一個叫小張的男生聰明好學，他感謝我的"詮釋和分析"為他"展現了一個充滿奇蹟的新世界"。小徐總是沉默寡言，面無笑容，在信裡說他非常同情我，因為他教中學的父親也被打成右派，又說我的講授"照亮"了他壓抑的生活。我撕毀了這類字條，又警告他們千萬不能再做這種魯莽的事，否則我們都會在政治上"犯錯誤"。
同時，一經我班上的學生宣揚，其它班級的學生丶青年教師丶甚至合肥師範學院的青年教師，都來旁聽。有時候，來晚的人就得站在過道裡，從開著的窗戶聽課。怡楷提醒我，"樹大招風"。我發現自己進退維谷。一方面，我得滿足僱主的期望，他們給我這個寶貴的飯碗，僅僅因為他們相信我是個稱職的英語教師。另一方面，我也得躲開同行間的妒忌和政治問題的激流險灘。處於這種情況，孔夫子的中庸之道也許最符合我目前的需要，可是，天哪，如果我停止把語言作為人文學科講授，我對這些如飢似渴的莘莘學子還有什麼用處呢？得啦，不管怎樣，我也只能根據我自己的認識行事，儘管我已經如履薄冰了。
另一門是四年級的寫作課，我每週要批改二十多篇英文作文。我們小屋裡只有一張從安大租用的小書桌。這時一丁已經上小學，他每晚要做家庭作業，等他九點鐘上床才輪到我用書桌。等我坐下開始看作文，我的眼睛已經快睜不開了。為了提神，我開始抽起煙來，我抽的是最便宜的丶九分錢一包的"大鐵橋"，楊教授和冒教授抽的煙要貴五丶六倍。有一天夜晚，怡楷和孩子們都已熟睡，一個點燃的煙頭從我沒知覺的手指間掉落鋪在我腳下的丶一塊怡楷從天津家裡帶來的小地毯上。她給地毯冒出的煙嗆醒，一骨碌跳下床，把我推醒，踩滅了剛燒起來的火。她果斷地說："馬上上床睡覺。從今以後不許再開夜車，放煙火。"儘管這工作很辛苦，有時在學生的作業中碰到一個新鮮的想法或者說法，好像突然打開一扇窗戶，可以看到一顆年青的心靈，使我感到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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