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西郵報2009年7月3日達蘭薩拉報導』蠻難猜出班旦的真實年齡，這
樣的事常常發生在亞洲人種身上。當他轉頭朝向翻譯員說出他第一手的故事，精確的回憶起他的過往，其實他看起來不超過30歲。然而，當他面對聽眾，眼神卻透露著不同年齡的蒼桑，讓他似乎成了老人一般。
班旦出生於遍波村，他的父親是一名木匠。15歲時，他成為德恆寺僧人，並且繼承父親的手藝。"在寺院裡，沒有單純的宗教信仰自由，所以我們去抗議。"班旦解釋，1992年5月15日，如何與15名僧人走上拉薩的街頭。和平示威進行10分鐘後，他們被塞進一輛卡車，被帶到古薩拘留中心審訊。
"我們被迫面向牆壁，雙手舉高站立，然後我們大家，不論男男女女，全被剝光了身上所有的衣服。"他回顧歷經5個月酷刑、毆打的羞辱，這是中共公安慣用的手法，以瞭解示威者的姓名背景。
由於示威是自動自發的，並不是達賴喇嘛尊者在背後指使，所以在審訊過程中並沒有什麼可以多說的，但總是招致更為殘酷的毆打。根據班旦的說法，經過一個月每日的盤問後，與公安面對面的審訊漸漸減少，2天至5天一次，直到最後判決監禁至札基監獄為止，這座拉薩城裡最大的監獄。
"當時我手拿著西藏國旗，連同一名僧人被判了6年徒刑；另外2名僧人，領頭抗議，被判了8年；2人被判了5年；3人被判4年；2人被判3年；1人2年；2人1年，不等的刑期。班旦明確的算出刑期並表示，當他告訴外國人他的故事時，他們訝異的驚呼，在大街上大聲抗議10分鐘，竟然獲判8年的監禁。
班旦掰著手指回想在札基監獄，發給囚犯種種規定的小冊子，讓他們在一個星期內完全記住規矩，再以測驗來檢視他們到底記住了沒有，沒有通過的就是毆打侍候。2週內，每個人被編組送到一大、一小菜園溫室去工作。囚犯負責在菜園裡種植蔬菜，刑事犯則負責到生產場所以外販賣蔬菜。"監獄裡禁止談論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有時被毆打後開始竊竊私語。"班旦說。
經過兩年菜圃的工作後，轉為待在牢房裡研讀中共洗腦式的改造教條。"中國迫使我們寫下聲明書，說我們改變了關於西藏自由的想法，現在是全新的人了，當我們拒絕，他們就會毆打我們。"班旦回憶著。越來越多的政治犯被關進牢房，獄警則把大家分成2小組；一組是由"老"囚犯和新進囚犯組成，避免老囚犯受到"壞"的影響。"共有7隊囚犯；男、女、政治犯、刑事犯，獄警不斷努力讓我們彼此競爭：這天他們會說，某隊是好的，另一天，某支球隊是好的。"班旦說著。
1996年扎基監獄進駐了軍隊，強迫囚犯軍事操演，不從者處罰如下：冬季坐在冰上，夏季裹著毛毯在陽光下曝晒數個小時。班旦曾受過另一種處罰的手段，進行一個月的隔離，暗無天日的待在只有床和排泄洞的小牢房裡。
1998年，監獄發生規模最大的動亂，持續了4天，並有5名尼僧和3名僧人遭到槍殺。同時也有一名囚犯自殺，以死明志。伴隨著動亂而來的是，無止盡的公安盤問。那時，班旦尚餘13天，刑期就滿了；但因參加了動亂，他仍然遭到毒打。"佛法，在那個時候帶給我很大的幫助。"班旦強調說，"當然，我對獄警相當的憤恨，尤其他們不停的毆打我的時候。憤怒自然的生起，不過想想他們只是執行他們的責任，所以盡力的讓自己平靜下來。"據班旦說，西藏人承受很多的苦難，他們相信這是因為惡業所致："也許，前世我們做了非常惡劣的事。"他平靜的表示。
最後，5月13日班旦獲釋，並移交給他家鄉當地的公安局，轉回遍波，他在那裡待了一年的時間，只有獲得公安的許可才能離開當地。接下來幾年不平等和失業的日子，在前往尼泊爾然後到印度後結束，待在印度己經3年了。"我被關進監獄時，我的家人常常叫到公安局去；我來到印度，至今三年了，所以也沒有太多的問題，我偶爾會打電話給他們說。" 班旦輕鬆的說著。最近，他在九．十．三學校，完成了一年英語、藏語與計算機課程的學習，將要尋找工作，並期許家鄉的未來可以更為美好，雖然"這是我們年代裡，經濟極其困難的時候。"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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