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彥臣：大陸向香港轉嫁經濟危機

 

當美國次貸危機逐步演化為全球金融風暴之後，北京權力中樞聲稱："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抵禦經濟危機。"香港方面則信心十足地表示：不藉助北京的幫助，香港本身就可以獨善其身，因為香港不僅是全球金融中心之一，而且還有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對付亞洲金融危機時積累的經驗。但是，無論北京方面還是港府當局都忽略兩個重要的因素：其一，人民幣區域化對香港弊大於利；其二，香港本身的經濟學術反省能力十分低下。

之於前者，現在已經顯性化。大量國際資金以避險方式湧入香港，使香港有別於大陸的匯率與息率自動調解機制頓受巨大考驗，危機概率加大；其二，在人民幣與港幣共流通關係沒建立法律化安排的時候，其區域化勢頭必將削弱港幣本身的實力，即內地向香港轉嫁經濟風險。

聯繫匯率：港英當局的可貴遺產

香港最初的貨幣制度是銀本位制即一八六三年正式成立鑄造幣廠，發行"香港壹圓"銀幣。至一九三七年，銀本位的七十年歷史為香港經濟漸次現代化的準備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其間，"港元"概念產生於一九三五年並與英鎊掛鉤，宣布十六港元兌換一英鎊。此後雖然有日本佔領而廢除港元代以"軍用手票"之變故，但是港元（幣）國際化的鋪墊卻由此而始。時至一九七二年，英鎊改為自由浮動制，港幣與美元掛鉤，宣布五點六五港元兌一美元，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而後改為自由浮動。

由於經濟自由程度即港英當局經濟決策權相對於宗主國的獨立性以及港內經濟民主程度較高，香港在外匯管理方面的學習性與效能性高居亞洲後發經濟體之首。是為香港成為亞洲"四小龍"的決定性條件之一。在香港面臨重大前途選擇時，其經濟自由暨經濟民主的優點再次體現。一九八三年中英展開香港問題討論，導致全港信心危機，港幣對美元匯率一度跌至九點六。該年十月，港英當局宣布恢復有管理的浮動制，確定港幣對美元匯價為七點八比一。其機制一直實行至今。

可以說，英國政治統治雖然結束，其經濟自由暨經濟民主雖然含混了殖民主義成份，但確實為香港貨幣體系的彈性化與取得國際（至少是亞洲地區）硬通貨地位確立了不易之基。目前，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在遭遇雙重風險的情況下，對美元匯率仍然可以在七點七五至七點八五之間進行適時調控，使之保持七點八的平均點位上。這樣的狀況，應當促使負責任的經濟學家提出一個政治倫理問題--我們應當對港英當局的經濟制度遺產保持怎樣的敬意？

人民幣非規範區域化使香港受損

中國經濟體積膨脹與軍事能力的空前提高，使人民幣在中越、中港、中蒙、中俄邊疆貿易中漸成交易者認可的貨幣。其中：中港之間的限額人民幣過境已經法律化，大額資金流動仍靠地下錢莊來完成；中越邊境的人民幣結算既成事實已有十餘年時間，現在仍處於合理不法的階段。

初步估計，二〇〇八年人民幣在港的月平均餘額為兩千億。儘管這個額度及相應的流動規模並沒有衝擊港幣的本幣地位，但是，它實質上促成了香港貨幣二元化。這種狀況存在三種危險的傾向：

第一，破壞了香港發鈔行按指定匯率（即七點八比一）向金管局交納美元外匯基金的制度，簡單地說，人民幣在香港的存在是無擔保發行。

第二，人民幣在香港取得國際鑄幣稅之同時成為國際投機者囤積目標，轉而用來衝擊香港聯繫匯率的可能性急劇加大。雖然現在尚無相應動作，但是，國際避險資金在香港的擁擠現狀已是信號。二〇〇八年末，由於大量國際游資進入香港，致使港元匯率上挺至七點七五比一，金管局不得不分兩次共增發港元三十一億。

第三，中國與周邊國家（地區）形成的人民幣區域化市場沒有相應的法律規範來約束，即便是在香港高達兩千億的規模仍無確切的法律地位。這勢必造成港元承擔人民幣體繫在金融風暴中部分損失的後果，至少來說，人民幣藉此取得了緩衝空間--繞過人民幣必須自由浮動的國際難題暨壓力，並將部分壓力傳導給香港。

簡單地說，面對全球危機，不是大陸在幫助香港，而是香港在幫助大陸。當然，從經濟一體化的追求方面講，這樣的趨勢並不是絕對的壞事，但是，這個趨勢背後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卻十分可怕。首先是，有所謂的民間人士已經悄悄地鼓吹取消港幣，代之以人民幣的說法，其依據是歐洲貨幣一體化的經驗；其次，官方學者也有人變相支持取消（至少是弱化）港幣的說法，如北京師範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教授早在二〇〇二年就主張在香港建立人民幣離岸中心。雖然鐘偉認為"港幣和人民幣兩種貨幣在香港的合法流通也並不意味著港幣逐步退出流通體系"，但是，時至今日不僅人民幣區域化未得到合法性追認，而且"港幣逐步退出流通體系"已經成了先驗性概念。

政策倫理：京港急需調整的步驟

人民幣非規範區域化對香港經濟的影響--這樣一個重大課題與政策項目並未引起香港經濟學界的關注，亦未得到北京權力中樞的考量，實在是一大奇聞。這個奇聞的背後是香港經濟學術的反省能力不足，更反映出大陸對港政策的疏陋。所以說，就是完全不考量所謂制度差異，負責任的中國經濟學家應當向港學與京樞兩方面提醒：在二〇〇九年經濟危機加深導致可怕後果之前，應當採取積極策略，補償香港經濟自由度受損的狀況：

其一，香港經濟學術界應安排向港籍全國人大代表及時建言的機制，金管局應該不定期邀請前兩者進行三方會面、座談。

其二，港籍全國人大代表不能完全"赤化"，保持意見的獨立性不僅是道德責任所在，而且也是保護他們自己在港資產的必要條件。

其三，中央政府應該立刻向香港金管局撥補與在港人民幣月均餘額等量的美元，主動向其他發鈔行如匯豐與渣打看齊，繳足外匯基金定額。香港金管局以該部分撥入作為外匯儲備的核心資產，對抗可能發生的危機。

其四，中央政府應當量化人民幣非規範區域化的後果，比如對前文提的三十一億增發港幣中的一半予以承擔。承擔的辦法可以採取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式，比如向香港居民派發港幣計值的"回內陸購物券"，提前吸收一部分未來香港通脹的壓力。

（原載《爭鳴》《動向》2009年元月合刊號）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