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天亮：中共看我的預言無奈地實現
大陸股市已經創出十連陰的記錄，上證指數跌至2800點以下，早已突破了大家普遍認為的"政策底"3000點。4月26日，我在發表"中共與達賴談判並不出人意料"一文時，大陸股市正在經歷著所謂降低印花稅後"報復性反彈"，而我則以為"中國股市會暴漲之後暴跌"。不出兩個月，這一預言就變成了現實，其暴跌的幅度遠遠超過當時的暴漲。
這次股市的暴跌其實並沒有像中石油上市、或中平安和浦發行天量融資的重大利空消息，它實際反映的就是投資者對中國經濟基本走向的絕望。這種絕望已經極難通過一兩個利好消息來解決。漫漫熊途，現在還看不到盡頭，更讓中共坐立不安的恐怕是，股民已經沒有耐心等待熊市的結束。
我並不是一個經濟學專家，但是預見中國股市的崩盤卻並不需要多麼高深的專業知識，而只需要知道一個常識--經濟和政治是不可分的，特別是在中國這種政治環境下。這個常識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推理（或曰預言）中國的經濟走向、社會走向，以及最終的政治走向。
中共改革開放三十年，走了一條極其錯誤的發展路線，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出口，而產業結構又以高能耗、高污染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為了維持出口，中共一方麵人為壓低工人工資，另一方面則強制壓低人民幣匯率。儘管如此，中國製造業由於處於產業鏈最低端，其利潤極少。連薄熙來自己都在2005年說"中國每賣出8 億件襯衫，才能進口一架歐洲空中客車公司的大飛機。"而製造八億件襯衫對於能源和生態的消耗與破壞，不知要超過製造一架空客飛機的多少萬倍。
1974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就曾在其著作《通向奴役之路》中指出，極權主義政府通過剝奪百姓的經濟權利來剝奪他們的自由思想。中共則一直在使用這一手段，它刻意不讓老百姓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其原因也部分由於民眾經濟實力的增長將給他們更多的機會關注政治權利，也讓政府更難通過卡住百姓飯碗的方式逼老百姓就範。而隨之而來的負面作用則是中國的經濟難以像美國、日本等國家那樣，通過拉動內需來維繫生產與消費的平衡，從而推動經濟的良性發展。
江澤民主政時期這種靠製造業和出口拉動經濟的政策只是把問題推遲到了胡溫這屆領導人手裡，中國生態資源的惡化和世界範圍的能源價格上漲已經蠶食了中國製造業的利潤空間，人民幣的升值則帶來了中國出口競爭力的急劇下降。胡溫上臺的時候就意識到這一點，只好無奈地提出"科學發展觀"，其實就是對江時代經濟政策的否定。
中共不敢對人民幣進行一次性大幅升值，因為這會一下子擊垮出口企業；但是緩慢升值，又帶來有保障的高利潤預期，比如去年6月到今天，人民幣升值已經達到 10%，這種幾乎無風險的高利潤使得國際熱錢大量湧入，兌換成人民幣後等待升值，然後再換回美元流到境外。由於熱錢湧入，中國出現貨幣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和股市、樓市等泡沫經濟。
製造業難以為繼、人民幣如何升值進退兩難、抑制通貨膨脹和維持經濟增長二者不可得兼，在此情況下，溫家寶也不得不承認2008年將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中國要走良性發展的路，必須將產業結構向知識密集型或金融密集型轉型。
這種轉型還沒有開始，就注定面臨著失敗，因為新的產業結構要求對智慧產權的尊重和開放的媒體、公正的司法體系來保障。在中共治下，開放媒體和司法獨立是絕對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遠的不說，中共甚至不敢兌現它的承諾，在奧運會期間哪怕短期開放媒體，就更遑論遠期的開放報禁。中共甚至不敢兌現申奧承諾，短暫改善人權，就更遑論遠期的兌現信仰、結社、集會和遊行示威的權利。
從中共對待奧運會這個"面子工程"上尚且對新聞自由和人權問題不顧臉面來看，它正在自毀經濟結構的轉型之路。
由是觀之，中國的經濟發展走入了一個死胡同，股市暴跌僅僅是經濟問題的冰山一角。許多人都對那些積極爭取自己的人權或政治權利的人橫加指責，認為經濟發展可以遮住百醜，然而今天，大家可能終於明白了，那些呼籲中國走向自由的人，爭取的不僅是自己的權利，也是國家的利益和民族的未來。
我們可以預見的是，中共只要存在一天，經濟結構的轉型就會被推遲一天，社會矛盾的積累也就會延長一天。現在已經有一億多股民（這其中也包括許多所謂的"中產階級"）被中共洗劫了超過50%的股市投資，而隨著房地產泡沫破裂和就業機會減少，總體經濟的惡化加上和中共憑藉不受制約的權力洗劫，越來越多人會陷入經濟困境，社會矛盾也會急劇積累。
我曾多次講過，"傳九評，促三退"的運動是在和時間賽跑，從淺層次上講，就是我們能不能趕在社會矛盾爆發前解體中共，實現中國的和平轉型，否則我們等來的就可能會是又一次流血的暴力衝突。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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