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良言：中醫向何處去（十九）
(五十五) 要腦也要心
這麼說來，親人、朋友得了憂鬱症我們這些非專業人員還幫不上忙了？因為專家說作「思想工作」沒用。據資料統計，憂鬱症在人群中的人數比可近百分之二十。專家說，對憂鬱症的最有效治療方式是電擊，把人擊昏了，擊得在昏迷中抽搐，還要防止他在昏迷中因嘔吐而窒息。
我想，如果我的同事正在我們工作的緊要關頭，他對我說：「我犯病了，要去做電擊」。我就得放下工作陪他去，剛擊完走不了路是不是得有人扶他上車回來？如果我說：「你先挺一挺，等把這件工作幹完了再去」可他要是轉身就跳樓了怎麼辦？
按比例，五個人裡就有一個憂鬱症，和我關係最密切的同事中就應有幾個憂鬱症者，我應聽從專家建議，以平常心看待他們，百分之四的同性戀能正常看待，百分之二十的憂鬱症不正常看待？他們憂鬱他們的，我樂我的，因為我想我能做的只有思想工作，而這又被說成是沒用的。——他要跳樓呢？我說「請便」？我要是拚命阻止他自殺，和招來許多同事和我一起阻止，那這些憂鬱的人會不會上街遊行，高呼：「我們要自殺！給我們自殺的自由？」
好在我們單位沒有按比例出現二十個憂鬱症。這使我提出一個問題：「我們單位為什麼沒有按比例出現應有成分呢？」
其實，經過我觀察，我單位人員中不是沒有相應氣質的人，也就是說我們有相應的可能成分，但卻沒有把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我認為是集體性的社會生活框正了他們。如今很多人都認為集體對個性是抑制的從而加以反對，而我認為社會與個人聯繫的過於鬆散也是個體精神偏差的原因之一。
美國有位臨床醫生我認為他觸摸到了憂鬱的本質，他認為憂鬱症可能是思維方式的問題。
我那個得了白血病的同事，她就沒有按照醫囑療養，做過手術後就上班了。很多人都把她的存活當做奇蹟，記者也來採訪。後來有一位上級領導認真研究了她的情況後得出一個結論並向她宣佈道：「你非常有幸地生活在一個好的集體中，如果換一個環境就不會有你的今天。」有些記者總是不解，再三追問：「你們領導怎麼會這麼殘酷，讓一個剛做完移植手術的病人上班，難道不知道白血病人需要無菌環境嗎？」這樣問題讓我們一時真是難以回答，讓我這位同事上班的確是件十分冒險的事情，而事實上我這位同事又真是三天兩頭感染，搞得動不動就生命垂危，假如她就這麼死了，真要是有人就這件事追究責任的話，這話還真不好說。因為我們的做法既沒有遵醫囑，還頗違反科學，又不好解釋動機。可如果讓她躺在床上像她一起做手術的那些人一樣靜養的話，我想，她很可能也像他們一樣早不在人世了。
到單位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用她的話講她可以一整天沒有機會想到自己的病。我不知道什麼樣的養病環境能達到這樣一個效果。她最有得憂鬱症的條件，事實上，她的病友中就不乏跳樓者。她前兩天還說到一個病友，在家人商量他的病是否復發時他從九樓跳下，家人還沒發覺，回頭卻不見他在床上，只有窗戶是開著的……
想不到自己的病，而只要活著就能品嚐到活著的樂趣，這樣一來，人就不會憂鬱，又怎麼會要尋死呢？而做到這一點僅僅通過她個人的努力是做不到的，需要一個集體的共同努力。
時候不理解我奶奶的很多思想。我奶奶無比地強調家族，強調家人的親情，強調利他和無私，強調責任和奉獻，總之，都是老一代人的舊思想。當有人強調為自己而活時，我奶會蔑視地一笑說：「如果要是為自己而活，可能會活得很好，也可能早就不活了。」小時我只聽懂了前半句，因為我奶奶為了她的子孫，讓自己吃苦挨累，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可為了自己為什麼就可以不活了呢？這後半句是我成人之後才理解的。
我對白血病同事說：「你可別想死，你說你要是死了會造成幾大人生悲劇？你兒子是早年喪母，你丈夫是中年喪妻，你父母是晚年喪子。而我們是賭輸了錢。你這手術可是我們大夥捐款給你做的，你要死了，我們的錢豈不是打水漂了？」所以，她肯忍受排異反應的巨大痛苦，其精神支柱也絕不僅僅是為了自己。如果是為了自己，人的一生會撒手多次，一條命可能不夠自殺的。
現在的人過於強調自我，心裏沒有別人，完全以自我為中心了，卻輕易地就撒手生命了。這說明以自我為中心時，「我」不是擴大了而是縮小了。「我」是一個集團軍，你的父母身上有你，你的兒女身上有你，你的兄弟姐妹身上有你，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所處的社會都有你的成分，失去哪一部分「我」，你都會感到失去一部分自我生命，如果丟失了太多的「我」，雖然你沒有自覺，可你的「我」卻不受欺騙，他會不快樂、鬱悶，乃至憂鬱。把「我」全部回收的思維方式就是自殺性的。
無論是人的腦還是人的心發展都是不平衡的，過於強調人的社會性和過於強調人的個性對人都是有害的。人的腦和心就是在人的個性與人的社會性之間尋求平衡。
（五十六）「看」見病了
有專家分析美國孩子之所以抑鬱是由於大人換工作和住所比較頻繁，許多孩子的童年都是在搬遷中度過的，致使他們從小就缺少固定的玩伴，加上美國家庭的離婚率比較高，孩子有個心理適應的問題。這個問題的實質在我看來就是建立不起來穩定的社會關係。
儒家文化作為一門社會學，對這類問題的確有比較好的處理方式。真正的社會學不是建立一套獨立在人心之外的所謂正確的理論，而是協調種種關係。
總有人找我傾訴些什麼，求我幫拿個主意。女兒觀察久了說：「你幫人出的主意並不是正確的和最好的，也不是你的主意，你實質上是告訴了人家內心最想做的。你不是幫人出了你的主意，而是幫人明確了人家自己的主意。」我說，對，算你看明白了。因為我認為是正確的和好的主意對當事人本身並沒有多大意義。一個違逆當事人內心情感的主意再好，也不是好主意。大學生為什麼憂鬱？他們難道不是按父母、按老師的要求考上大學了嗎？他們不是成功了嗎？可他們為什麼還要憂鬱，還要跳樓？
當一個道理是十分明白的時候，我們頭腦能夠理解，可這不代表我們的心能夠接受。歸根到底，我們不光是用頭腦活著，更是用心活著。再明白的道理，頭腦壓制著心去接受，一天兩天可以，天長日久，這心就要疲憊，要病。
對自殺的研究，僅僅有醫學家是不夠的，需要社會學家、哲學家、心理學家等專家的多角度投入，僅僅有西方也是不夠的，對於他們思維方式的產物，他們恐怕是個人刀削不了個人把。
目前，我國衛生總費用只覆蓋20％人口的衛生服務。在這種現狀下要取締中醫，如同讓中國人一天不是吃三頓粗糧而只吃一頓細糧。
中國人現在有近一半的病人應就診而未就診。有官員說：「中國的經濟能力不可能滿足所有醫療衛生需求。」說到底，還是一個字「窮」。如果我奶奶還活著她會說：窮有窮的過法，窮就不過日子啦？窮就讓一半中國人不治病？從什麼時候開始只會過富日子，不會過窮日子了？
僅僅討論是中醫好還是西醫好我認為並沒有多大的意義。就算西醫是百分之百的好，可它在中國佔有全部醫療經費，卻只給百分之二十的人服務，這不是貴族醫學？我估計，反對中醫的人也是百分之二十。醫院總是蓋更大的樓，進更好的設備，給更貴族化的人服務。科學在不停地發展，為了追上科學發展的腳步，醫院只能一再投資高科技，在貴族化的路上越走越遠。
看病和治病在西醫這裡是分開的，如果治病需要十元錢的話，「看」這個病可能得需要九十元。只要你有錢，把各種檢驗做一遍，雖然你不是醫生你也看到了你的病，如果全部檢查完了，你沒看到你的病，那麼，對不起，醫生也沒法看到。
記得剛有核磁共振時，醫生讓我做個檢查，價格是我月工資的兩倍。我問，這機器能治病嗎？說是不能，只能讓醫生看到我的「病」而已。醫生要看我的「病」讓我花錢，難道醫生要是近視，我還要給他配副眼鏡？
上醫院看病，我的感覺就是我一會掏錢給醫生戴上X鏡，一會戴上超聲鏡，還有什麼CT，什麼核磁共振等等。如果我不投幣給醫生戴眼鏡，醫生就無法工作。我覺得我的病很具有觀賞價值，我還是留著不給醫生看好。
我問醫生，如果瞧見「病」了怎麼治呢？醫生說目前沒法治。我問，那做這個檢查有何意義？醫生說可以弄個明白。這讓我想起了死後的解剖，對醫生和醫學有意義，對死人沒有意義。我不掏自己的解剖費。
「五四」時期的一些中國人，曾為終能看到「病」而欣喜，便是治不了，也心裏透亮高興。可現在，花了很多錢，卻只是看到「病」，讓許多國人不甘。他們希望把錢花在刀刃上，也就是治病上。所以，醫院中的檢驗費是很讓人望而生畏的。
西醫的貴族性表現在離開大醫院、離開設備，醫生就很難說是個醫生，醫院中許多有高級職稱的醫生是只會操縱一種儀器的技術人員。讓他們到沒有儀器的鄉鎮醫院，到社區門診，他們就不是醫生了。光說醫生們拚命往大醫院擠，沒有可調動的儀器，光桿醫生還叫醫生？光說百姓趨高，現在醫生這個名字不再是個體意義的，而是整體的，是一個大醫院中的人和儀器的總稱。
可這個佔有全部醫療經費的大「醫生」只能給百分之二十的人治病，這百分之二十的人還必須是有錢人，因為這個大「醫生」的新陳代謝功能特別強，消耗量很大。於是，惡性循環，大醫院之外無醫生，百姓進不去大醫院就只有等死。我一個同事最近做了胃賁門癌手術回來，他花了近三十萬元。他說，病人可以三分，三分之一的人治不起，三五萬元錢幾天就沒了，也就不治了；三分之一的人忍受不了治療的痛苦，或不治了，或被治死了；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完成治療。他求我寫篇稿子「表揚」一下他妻子。看到我奇怪，他告訴我說，看到許多病人被配偶拋棄了他很感慨，覺得很感謝妻子。他一再感慨治病難，他說「難於上青天」。他這還是能得到醫治的百分之二十的人。
（五十七）窮日子也是日子
母親有個綽號叫「於大頭」。「大頭」，在我們的方言中是傻瓜的意思。這源於母親給人治病常往裡搭錢搭藥。可我現在想，母親為什麼搭錢搭藥？她這一做法是從她師傅那裡承傳下來的。我是母親的藥劑師，她賠不賠錢我知道。中醫，在社會上可以充當殺富濟貧的調劑角色。為什麼中醫對窮人和富人一視同仁，不把富人拒之門外？因為富人有點小病就看，平時注意養生，為什麼中醫有許多補養和調養方劑？那就是中醫的貴族醫療。總有一些相對富裕的人要無病防病，小病大養，養生保健，母親把治貴族病掙來的這部分錢用在窮人的救命上，這樣就不會出現見死不救，拒醫停藥這種違反醫德的事了。
我在有的城市看到一種公告，公告說，請不要向乞丐施舍，如果你同情乞丐，請你往如下號碼打電話，救濟站會來人提供救濟。我想，這救濟站提供食宿，基本上是來者不拒，但作為星級賓館怎麼養得起乞丐？要飯到賓館的乞丐是要被打出去的。如果所有旅店都是星級賓館，讓窮人住大街上？
所以，母親為窮人提供救濟性治療，為富人提供貴族式治療。我沒有看到母親因為病人無錢看病而拒絕給予治療的，如果病人得的不是不治之症，母親總是按需舍醫舍藥。要知道，母親可是以私人之力在這麼做，這絕不是母親高尚，我說了，我母親是個極單純的人，她沒那麼高的思想境界，是中醫的本質決定了她的本質，因為他的師傅就是這麼做的。給富人以充分治療，給窮人以必要治療，中醫在歷史上是一直這麼做的。中醫的社會及利人屬性看來也大大超於西醫了。
所以，中醫在歷史上沒有遭過唾罵，中醫被罵是在西醫東進之後的事。
女兒說她將來就到鄉鎮衛生院行醫，覆蓋幾萬人口，以中醫的指導思想，中西醫結合的技術，開展醫療工作。投入少、效益好，以預防為主，在確保所有人基本需求的基礎上，再儘可能滿足更多人的更高需求。
就像美式民主我們有點用不起一樣，大「醫生」我們也不能養得太多。用三分之二的錢養大醫生，用三分之一的錢養一些像中醫這樣靈活機動、平民性強的醫生。中醫就是在過窮日子歷史中發展起來的醫學，我們還沒得到麵包呢，先把窩頭扔了，來個吃不到麵包勿寧死，這是什麼邏輯？
女兒說，百分之八十的病都可以用普通方法醫治，可大醫院壟斷了人才、設備、技術、價格，卻效率低下，普通病到醫院去看，往往與其說是去治病，不如說是去受宰割。這也是人們怨聲載道的一個原因。
雖然醫療本身具有趨高性，都想找最好的醫生，用最好的藥，事實上，人們真正需要的是最好的建議，人們需要信得過的醫生朋友。女兒努力學習西醫，廣交西醫朋友，為的就是瞭解西醫學前沿的情況，以便給病人提出最佳建議。
在這種情況下，培養中西醫的通用人才，是件意義重大的事。
由於少年時挑水、擔柴，過於負重，造成我脊柱側彎，用X光看是S形的。我調侃說，歪脖樹也是樹，歪著也能活，要是把歪脖樹整直了，會要它命的。十幾年前走路時被迎面而來的一個彪形大漢猛地撞了一下，當即貼在牆上就不會動了，站著緩了好一會才慢慢蹭著回家去，至此，左半身就不靈便，尤其是左臂麻痺、無力，隨之失去了痛疼感、溫度感等感覺。我認定是那一撞，把我本來就已改變生理彎曲的頸椎給撞出毛病了。看別人治療頸椎病效果也不好，加之沒有時間看病，這一拖就是六、七年。
有一次在醫院抽血，護士是個新手，連扎三針沒回血，就有些慌。我勸她別急，慢慢扎，說我這條胳膊不疼，她不要有壓力。一個從我們身邊經過的醫生就批評我說：「你這人太嘎咕了，她給你扎不上，本來就慌，你用這種方式挖苦她，不如直接批評她。」我大呼冤枉，申明我這條胳膊真的是沒有疼痛感，跟一條木頭胳膊差不多……醫生奇怪了，問是什麼病？我說是頸椎病。醫生說，笑話，你們這些病人就能自己亂起病名，頸椎病怎麼是這症狀？他便給我做了一番檢查，斷定我是腦袋里長瘤了，讓我做CT。那時做CT很貴，我不肯做，反駁他說：「這瘤子是突然長在腦袋裡，又六、七年不再長大？」他覺得我這話有道理，於是說，這麼著吧，你別在咱們這裡檢查了，我就是這的最高水平，你去找專家看看。他給我寫了一個人名，讓我到另一個城市去找一位神經專家，回來把診斷結果告訴他。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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