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變對立兩行為五行
如果薑湯能夠治感冒，我想就不一定要去挂吊瓶。但如果把挂吊瓶當炫耀另當別論。富人到西醫院看病我不是特別羨慕，因為我知道西醫的發展也是靠在活人身上反覆摸索和試驗實現的，既便是西醫，傳統的治療方式不僅是安全的也是價格低廉的，我何不讓富人花大錢去當實驗品，而我選擇保守療法呢？中國人明白偏方治大病、四兩撥千斤的道理，知道人不可貌相，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知道有藏龍臥虎的事和一物降一物的道理，所以並不因中醫從門前拔兩把草藥治病而小瞧它，也不像有的人那樣認為這是欺騙而悲哀。
中醫的可貴之處還在於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以審視西醫的立腳點，中國文化對世界文化的作用也是如此，這是很難得的。為什麼非要把我們研究傳統文化的行為理解為是光大國粹呢？難道醫生研究病毒是為了傳播病毒？如果我說，我研究中國文化的目的是為了用中國之石，攻西方科學之玉行不行？我打磨一個中國金剛鑽想攬西方的瓷器活可不可以？捍衛科學可以，但不是這麼個捍衛法。把西醫的人體純淨思維方式用在捍衛科學上就會把中醫理論當成是與科學理論尖銳對立的敵人。
以科學名義對中醫趕盡殺絕是陷科學於不仁不義之地，非真正熱愛科學之士所為。批判的邏輯把人分成對和錯，智和愚，好和壞。貴和賤，其功能不是知識和理論的互補，而是排除異已，外帶價值評判。所以，我們經常會看到，在學術之爭中充滿了諷刺、譏笑，污辱和漫罵。一開始我還認為這是修養問題，後來認識到這是邏輯問題。這個邏輯所犯的最大錯誤是不尊重人，否定別人的生命價值和人生意義。難道一個理論是正確的就可以是反人類的？
對中醫廢醫驗藥派之偏可以從治國之理上看出。目前中國的社會問題正是一段時間以來側重用藥，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形成了藥物迷信和藥物依賴的治療結果。在我們的潛意識中總認為世上存在一種靈丹妙藥，只要找到這種藥，就能把中國的病治好，很多人相信自己找到了這一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結果全用在了祖國母親身上，直治得母親心虛氣短，有氣無力。如果這時有人說，停藥，休息養生，恢復陽氣，只用點健脾胃的藥調養。你是不是認為這人不是醫生，不科學？如果我們把醫理解為藥，那麼就會藥外無醫、治外無醫，我們就將陷於藥和治中不能自拔。
正因為中醫有理論，所以他才能在用藥時是醫，不用藥時也是醫。古人為什麼把醫生和宰相相提並論是有道理的。
中醫的合理性是隨人類的發展走向而變化的。可以說，人類讓它合理它就是合理的，讓它不合理，它就不合理，這要看人類向哪個方向發展。
當科學有一天基本取締人的身體時，中醫也真就沒有什麼用武之地了。女兒摸脈有時會感到困惑，看到她迷惑不解的表情，她師傅就接過手來摸，問病人：「做過手術？」「出過車禍？」師傅告訴我女兒，手術和車禍都可以改變人原有的氣血運行方式，遇到這種情況就給以脈診病帶來很大困難。如今手術使用的如此頻繁，最終會使氣運學說在人體上失效，當人的身體器官被摘除太多，移植太多，放置塑料、金屬太多時，中醫還如何診斷，還調什麼氣血？那時中醫還不滅亡？
可以說，我對陰陽五行的認祖歸宗是從西方繞了一圈轉回來的。中國人講「根」，根是歷史，是傳統，埋在土裡的歷史是無枝無葉的，必須要得當代的陽光和雨露才有枝有葉，枝繁葉茂時我們只覺得與當代有關係而不覺得與根有什麼關係，只有當這一代的枝葉凋零時，我們才會在葉落的過程中認識到什麼是歸根。
西方不是把陰陽的內在動力解析為五行而是直接把矛盾的兩個方面轉化為「水」、「火」兩行。「水」與「火」沒有「木」來「通關」就只有克而沒有生，只有鬥爭而沒有調和，只有否定之否定沒有肯定之肯定。只講兩行不講五行，水火就只有你死我活的衝突、對立和鬥爭，而沒有通過木的生和助，通過金和土的宣泄和抑制，而沒有五行週轉這一「永動機」形成的「生生不息」就不會有「水火相濟」的景象。用陰陽學說容納矛盾論，把對立的兩方面作為兩行再加上三行成五行，會使理論更豐滿。
我認為人往往是無可選擇，所選擇的不過是自己的本質。好多數學家在解題時不是難於題解不開，而是想尋找一種自己認為是美的解法。從這個意義上說，解法已存在於他的頭腦中，他不是在尋找外在的解法，而是在挖掘內在的已有。陰陽五行也是這樣一種已有，所以，在我們尋求對這個世界的解釋時，不僅要尋求對的，還要可心的，不然，「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
（六十二）人與醫一體
在中醫理論中，不是中醫拒絕使用邏輯，而是使用邏輯的效果與目的南轅北轍。
比如用現代方式編寫中藥教材，講藥性時，把退燒藥歸為一類，這石膏、地龍等退燒藥有好多種，但只能有一個共同的藥性——退燒。至於它們有什麼不同，現代教材無法用邏輯區分。所以用教材學習中藥的藥性並不能達到會使用中藥的目的。
如果按中醫的表述方法，這退燒藥各有各的作用，區別是很大的。當把發燒視為火時，不同的藥對付火的方式不一樣，有的是澆水，有的是抽薪，有的是止沸，有的是吹熄。要因情況的不同選用不同的藥物。如果柴多火大，用吹的方法豈不吹得更旺了？如果是草地上的野火，又怎麼抽薪？所以，是中醫使用中藥的方法決定了中醫的表述方式。
如果論述像棋，可以從車的作用、馬的特點、炮的功能進行論述，邏輯可有用武之地。如果論圍棋，單拿出一個棋子怎麼論？拿出所有棋子怎麼論？只有在棋局中，在上下左右的關係中，棋子才有它確定的真正的意義。
我從來不說中醫「深奧」、「博大」和「神奇」。正如中國沒有大哲學家一樣，中醫也是一個灰姑娘。它要被人推崇，得需要一些外在條件，如城堡、臣民和僕人，還得有一個王后的頭銜。如果在灰姑娘挎著籃子買菜時，我就稱讚她高貴、美麗、典雅，怎麼能不遭到人們的嘲笑呢？
中醫如圍棋，不可抽象，不能客觀，它的生命力就在於它以現實性取代客觀性。把它從現實中，從上下左右的關係中，從一個局勢中抽取出來，剝離出來，它就失去了確定的意義和價值。非要把中醫客觀化從而論述它，如同脫離棋局論圍棋子，既無法論述也沒有意義。不是所有事物都可以被絕對清晰地界定，不是所有事物都有可以被用非此即彼的實證方法來判斷或演繹。法律是一門概念必須清晰的學問，剛學法律的人會覺得一切都是清楚的。可學上二十年之後，你會覺得一個最簡單的概念都是不清楚的。在當今時代，讓人們承認不能被客觀化的理論是門學問的確是很困難的。
中醫不把自己客觀化，它不定義對象，也不定義自身。它在闡釋病理的過程中闡釋自己。當你理解了它，它就是你的思想，你也就可以用自已的方式闡釋它。中醫在現代環境中闡釋自己是對其現代價值的實現，也是對自己現代存在的表述。
醫不存在於人之外，人本身就是醫，人與醫是一體的，而人一旦變成物，中醫就失去立身之本。陰陽五行理論可能不夠理想，但他卻是僅有的將人與物統一而不是分離的理論。中醫的珍貴之處是，它是做為人的醫學而不是對於人的醫學。
能把事物客觀化固然是好，但客觀化的前提應該是有意義，意義是對人講的。從人的觀點解釋世界高於從物的觀點解釋世界。世界因被人解釋而有意義。
我曾經在北京向一位西醫專家求教：為什麼一個看似很簡單的醫學問題就沒有一個普遍適用的解決辦法呢？比如。感冒、避孕……專家告訴我說，任何一種醫療方法也不可能適宜所有人群，總有「漏網之魚」，所以還要不斷發明新方法，這樣一來，西醫治一種病的方法也越來越多。但西醫目前的問題是，並不能一開始就知道究竟哪種方法有效，得一個方法一個方法地挨個試一遍。很可能是九種方法失敗之後，才能找到第十種有效方法。我說：這樣說來我們患者豈不是試驗品？專家說，從某種意義上說來是這樣的。我問：如果我試驗遍了所有方法都失敗了，我豈不是試驗的犧牲品？專家笑說：正因為有「犧牲品」的存在。才使西醫不斷去發明新方法。
西醫曾給過我們醫療上一勞永逸的希望，比如青黴素當年的殺菌效力，可很快人就有了抗藥性，一勞永逸的希望破滅了。如今西醫對治病是苦於在眾多方法中不知哪種方法能有效，那麼西醫下一步是不是得想法子學會中醫的「辯症施治」呢？對各種抗生「素」的使用，是不是也得作中醫式的「澆水」、「抽薪」、「此沸」、「吹熄」的藥性分類呢？不然，我的一個同事發燒，前後用了二十多種抗生素也沒退下燒來。現在可以做菌培養了，把菌從你身上取點，不在你身上試了，在試驗室裡試，用各種抗生素噴它，看它怕誰。
當西醫擔當起全人類的醫療重任時，我們看到，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趨同中醫的方法，不管人們嘴上是否承認這一點。當西醫面對十個病人而有十個辦法卻不知怎樣避免每個人身上用十種方法共一百次的話，中醫的個體性的治療思想是不是有可借鑒之處？
（六十三）理性的瘋狂
每當幫高考生報考時，常遇到一些孩子不知學什麼專業好。一時決斷不下來，我就扔給他們一套表格————心理測試，看看適合從事什麼行業。
女兒學心理學時，給我拿回來的測試表厚厚的一疊，讓我不由地感慨，如今心理學發展的真是很像樣了。
不過，我給孩子們選專業時，常常遭到拒絕：「不學心理學，我不想和瘋子打道」。「不學法律，不想和壞人打交道。」「不學醫學，不想和病人打交道」，「不學師範，不想當孩子王」……我不明白，哪兒來的這麼多禁忌？把有「問題」的人全排除掉了，還有人了嗎？我們不想和人打交道？但孩子們都不拒絕當科學家，和物打交道。物是客觀的，服從理性。
理性真的是正路麼？
一般說來，精神病人和正常人的最大區別恐怕就是他們失去理性了吧？理性的可貴，可能就是在與精神病人對比時是最明顯的吧？
可是，人真的可以很「理性」，「理性」可以讓人逃離精神病嗎？
由於母親有許多精神病患者，我接觸的精神病人比較多，後來又認識和交往了一些精神病醫生朋友，其中有一位還是專家。我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同他接觸時就問他一個問題：「恕我冒昧，我怎麼看你和你的病人一樣呢？」他很坦率地告訴我，他本人就患有精神病。我從他這裡知道，精神病醫生的職業病就是精神病。他從書架上捧下一本本厚厚的專著，指給我看一個個作者的名字，名子上是黑框。他說這些作者都是他已故的老師。「知道他們是怎麼死的？」他問我。我當然不知。他告訴我「全死於自殺。」這讓我不解，精神病專家死於自殺，他們那套學問解決不了他們自己的問題？他告訴我，這些人非常理性，身上帶著遺書，工作證等，盡最大可能把後事料理好。他們不是瘋狂了去死的，而是「理性」地死。
這個專家也是非常「理性」。知識淵博，思維慎密，邏輯性強。我和他談話時發現，他幾乎容忍不了人們的語言。下判斷？錯誤；描述？不準確，怎麼說也不能達到他的邏輯要求，弄得我不敢開口說話。沒辦法，有一次我對他說「我不敘述，我給你表演吧」。他竟非常高興，認為是找到了最好的交流方式，因為這樣一來他就可以通過觀察、發現，自己去下判斷。
當時，他身邊跟著一位年輕人，是一位在部隊上當衛生員的轉業兵，分配到精神病院工作。他想要學專家的真本事，寧可伺候專家，為的是看他怎麼治病。二十多年過去了，這個勤奮刻苦的轉業兵也白了頭，獲得了專家頭銜。
在我辦公室的抽屜裡有好多瓶抗精神病類藥物，如果吃上幾粒就可以見上帝了。這都是 「轉業兵「給我幾個朋友開的。藥不能放在病人處，只能放我這。如果你看見我一早一晚急匆匆地走，那不是在鍛練身體，而是去給朋友服藥。
許多病人是不肯去精神病院的，所以，我有時要把「轉業兵」請到我的辦公室來做客。別人看我在和兩個朋友閑談，其實我是在掩護醫生診病。
看著「轉業兵」，讓我想起當年的那個專家。「轉業兵」和那個專家一樣的理性。我承認他現在的水平的確達到了專家的高度。我的病人朋友一個個都是刁鑽古怪的，對「轉業兵」的態度好像不是我請來給他們看病的醫生而是為他們找到的敵人，千方百計地刁難他，可都難不倒他。當他的治療使我的朋友病情穩定時，我的朋友往往要請他吃飯。
在酒桌上，他一口飯不吃，一口酒不喝，甚至不喝一口水，至始至終，筷子不曾拿起過。而我要做的是，讓這一切顯得正常、自然。他只做一件事——說，不停地說。這張說話的嘴絕不能為吃而停頓。朋友看我那麼「自然」，都分外懂事，絕不勸他停下來吃一口菜。過後會奇怪地問我「我怎麼看醫生比我病的還重啊？」「轉業兵」和他的專家老師一樣患上了他們的職業病。
有時，路過精神病院我會進去和醫生們聊會天。有一次，我拍門，一個穿白大褂的年輕人瞪著一雙典型的神經質的眼睛看著我。他在審視我的神經正常度，我快樂地與他打招呼，微笑……可他無動於衷，不開門。我斷定他是病人，拿出醫生對病人的架勢，一瞪眼，一聲吼，他就給我開了。進去後，我到醫生辦公室說：「你們怎麼讓病人看門，還讓他穿白大褂？」大家笑說，那是新分來的醫學院本科大學生。我聽了感到不可思議，怎麼剛來就得職業病了？
醫生們聊天時喜歡為人做精神分析。有時也給我做，結論是我也有精神病，我並不生氣，因為在他們眼裡無人不是精神病。我聽他們分析希特勒是輕燥狂，我點頭。接下來他們分析列寧也是輕燥狂，再接下來……我想，耶穌、釋加牟尼，誰也跑不了精神病的命運。既然無人不「精神」，我又能逃到哪裡？
於是，從中醫，也就是我母親那裡，我不覺得精神病是什麼改變人本質的病。從西醫那裡，也沒有得到一個明晰的界定。如今，西方對精神類疾病的看法也發生了改變。有一部叫《美麗心靈》的美國電影，歌頌一個「美麗的大腦」，大腦的主人翁就是諾貝爾獎獲得者納什（John Nash）————一個終生精神病患者。他來中國參加世界數學家大會時，中國記者被告之不能用閃光燈晃他。影片結尾表現他領獎時，看到他的幻覺人物也都來參加他的頌獎晚會，他平靜地看著他們……
如果說瘋狂的人是感性的，那麼精神病醫生的極為理性怎麼也使他們精神出偏呢？
經常，醫生不是愁治不好精神病，而是犯愁治好了放還社會不行。現實，是許多人的致病原因。有的人之所以瘋，恰恰是身體啟動了自我保護機制，逃避社會現實。人本身並不是理性動物。我的一個朋友開車躲對面突然出現的車時，本能反應左打舵，結果坐在副駕馭位上的他母親被撞死了。他親眼看見他母親死在他面前，可他卻失憶了。只失去了這一小段記憶。他認定是他哥哥開的車造成他母親的死亡，時不常地關愛他哥哥以減輕哥哥的「內疚」。我天天和他在一起，觀察到，除了失去這段記憶外他沒有其它異常。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痛惜大學生跳樓，反對以「精神病」為藉口對大學生跳樓無動於衷。因為精神病人也一樣可以擁有美麗的大腦。我們不應找醫學理由放棄對他們的關心、愛護。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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