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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密令:嚴控維權報導 政法委要逮賀衛方

2008-03-11 07:37 桌面版 简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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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一黨專政的中共,既要嚴密封鎖消息,又怕落下把柄,有朝一日受到清算,所以偷偷摸摸傳密令。一個統治集團已經虛弱到了這種程度,它的壽命還能長久嗎?

一月二十一日,中國工商銀行系統下崗職工全國各地代表四百餘人,到全國總工會上訪,一度圍堵了地處北京復興門外的全國總工會辦公大樓正門。此事引起了國務院及中共中央的高度關注。據悉,溫家寶在國務院例會上不點名地指責工商銀行"將本系統問題推給社會"的做法,同時警告大型國企應以此為戒,避免由小事引發社會騷亂。

中宣部藉此事件不失時機地發出密令,要求各大媒體"不准擅自以做題材為由,報導維權事件;對擅自報導的報刊,予以責任人警告等行政處分,直至吊銷刊號"

大媒體總編"分片"聽令

一月二十五日,北京各大綜合類媒體接到緊急通知,總編或主持工作的副總編按辦公地點的所在區,到"指定地點"聽取中宣部派員宣讀密令。此舉一改往日按專業對口並由國務院新聞出版總署傳達中宣部"聖意"的辦法。

在"分片"聽令會上,中宣部發布訓令的官員對與會人員講了"鐵的紀律":其一,每個與會人員對外嚴格保密,達到"只做不說"的程度;其二,傳達密件當場閱後當場交回:其三,回單位後以領導談心的方式對個別"愛出風頭的記者"進行"關懷式教育"。關懷教育方式,沒有任何具體所指。知情人表示,可能包括額外紅包、延長帶薪假期等。

密令會議的內容除了嚴格限制維權報導之外,還有另外三項"不准":一在全國人大開會期間,不得報導有關"改例為法"的提案或言論;二,不准對環保維權作深度報導,尤其記者與專家對話式採訪,能停的一定要停;三,不准炒作"借政改之名行顛覆之實"的個別人言論。

政法委討論逮捕賀衛方

其中,"改例為法"是指一些人士指出現行《新聞出版條例》已經不適合中國新聞出版的現狀和市場化要求,應當由全國人大立法,通過《新聞出版法》約束新聞行政權力、廢黜中宣部的"太上皇"地位。至於"個別人言論"問題,有中宣部官員透露:特別指的是賀衛方關於中共"沒履行社團登記,是非法組織"的一系列法學論述。中央政法委已經在工作例會上三次討論逮捕賀衛方的方案。另據消息人士稱,對於先交書記處而後提交常委會的逮捕賀衛方的報告,習近平的批示為"不必交書記處和常委會討論,按程序由政府部門處理"。李克強作為見習的常務副總理,"代溫家寶"批示"情況有待進一步瞭解,並加強溝通"

李的批示大有"學問",主語和賓語都不明確。是中央政法委和賀衛方加強溝通呢?還是中央政法委和政府部門(如公安部和國安部)加強溝通?乃至於政府部門加強與賀衛方溝通?都不明確,或者是都包括了。但是,在"非核心"政治結構中,倘使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不讚同中央政法委的報告,計畫五一後、奧運前逮捕賀衛方的方案就將徹底流產。

北京大報知難而退

一貫以敢言著稱的《新京報》、《中國青年報》,在中宣部的壓力下率先作出內部明確規定:無論哪個記者或哪個部門的負責人,一律不准接收維權材料,要找出"合適的理由"回應社會。比如《新京報》一名記者對一份十分完整的維權資料表示"看好",但直言告訴交寄材料者:社裡接到上邊命令,這類題材不能做。又比如《中國青年報》一位部門負責人回答維權人士電郵呈遞材料的藉口,竟然是"郵箱已滿"而無法接受。

一向敢言的某大財經綜合雜誌也對中宣部的壓力做出了妥協,通過各種管道對維權信息做出"不處理,不反應"的策略性安排,比如聲稱"總編現在不在國內"。就是一直被中宣部視為嫡系的新華社一份週刊,也因在二OO八年一月十日(第二期)作勞資關係方面的系列報導,其專題負責人受到了中宣部約談的"待遇",並被告知:"不要在這個基礎上往下做了,不能受社會報刊的畸形商業化影響而忘記了自己的本分。"

欲維權見實效難於上青天

維權難,維權報導更難,要想得到實效更是難於上青天。二OO七年全國發生環境維權事件約七十萬起,得到各級政府或總工會那樣的"群眾組織"答覆的,尚不到十分之一。即便是訴至法院按法律程序維權的案件已有萬件之多,而真正有判決或協調結果的尚不足一百件,即不足百分之一。

北京的國家機關如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信訪接待人員,視合法合理的維權群體為"不安定因素",有時千里之外來京的上訪人員整整一個上午也拿不到"接見單子"。兇惡的保安不時用橡膠警棒自擊手掌,對上訪的人們發出威脅性暗示。至於信訪接待人員,除了互相閒聊以外,就是技術性應對"強勢來訪者":對於那些材料準備充分、講理清晰的維權人士,他們則變換語氣與表達方式,把上訪接待說成是回應政策諮詢。目前,影響中國人權形象的 "截訪"逐步變成了"磨訪",有關機構推來推去,既不否定上訪者的合法性,也不正面答覆上訪者的要求。

維權給大量的參與者帶來破產的風險。有的維權人士在維權之初,家計日子尚可維持,但等到三、五年下來,不但維權沒結果,反而弄到窮困潦倒的地步。如此以來,社會不滿情緒也越來越大,維權人數已經達到了一個驚人的規模。初步估計,常年維權的總人數在全國已經達到兩千萬人,在北京形成的長期上訪團體超過百個。

維權群體的"等級"也出現了新變化:二OO七年以前主要以下崗工人、失地農民為主;進入二OO七年後,軍轉幹部與銀行下崗職員(其中大部分曾經有"國家幹部"身份)積極介入;二OO八年初,農業銀行被迫下崗的職工已達二十萬,他們計畫在全國成立組織、 "八年抗戰"。

民粹化浪潮掀起

在民族主義情緒由狂熱而暴跌之後,民粹主義已經形成了底層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或乾脆"盼中國全面內戰"的不良心理在民間迅速膨脹。其中很重要的誘因,就是維權群體的艱苦維權不見效果,進而在社會極度不公正的情況下,使仇恨情緒日益加深。

在社會處於可能的騷亂時期,幾乎無法排除維權力量參與騷亂的可能。但當局在合理解決維權問題方面卻是既無好的政策可依靠,又無完備的法案,難道只靠封鎖消息來解決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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