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宣部密令：严控维权报道 政法委要逮贺卫方

 

坚持一党专政的中共，既要严密封锁消息，又怕落下把柄，有朝一日受到清算，所以偷偷摸摸传密令。一个统治集团已经虚弱到了这种程度，它的寿命还能长久吗？

一月二十一日，中国工商银行系统下岗职工全国各地代表四百余人，到全国总工会上访，一度围堵了地处北京复兴门外的全国总工会办公大楼正门。此事引起了国务院及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据悉，温家宝在国务院例会上不点名地指责工商银行"将本系统问题推给社会"的做法，同时警告大型国企应以此为戒，避免由小事引发社会骚乱。

中宣部借此事件不失时机地发出密令，要求各大媒体"不准擅自以做题材为由，报道维权事件；对擅自报道的报刊，予以责任人警告等行政处分，直至吊销刊号"

大媒体总编"分片"听令

一月二十五日，北京各大综合类媒体接到紧急通知，总编或主持工作的副总编按办公地点的所在区，到"指定地点"听取中宣部派员宣读密令。此举一改往日按专业对口并由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传达中宣部"圣意"的办法。

在"分片"听令会上，中宣部发布训令的官员对与会人员讲了"铁的纪律"：其一，每个与会人员对外严格保密，达到"只做不说"的程度；其二，传达密件当场阅后当场交回：其三，回单位后以领导谈心的方式对个别"爱出风头的记者"进行"关怀式教育"。关怀教育方式，没有任何具体所指。知情人表示，可能包括额外红包、延长带薪假期等。

密令会议的内容除了严格限制维权报道之外，还有另外三项"不准"：一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不得报道有关"改例为法"的提案或言论；二，不准对环保维权作深度报道，尤其记者与专家对话式采访，能停的一定要停；三，不准炒作"借政改之名行颠覆之实"的个别人言论。

政法委讨论逮捕贺卫方

其中，"改例为法"是指一些人士指出现行《新闻出版条例》已经不适合中国新闻出版的现状和市场化要求，应当由全国人大立法，通过《新闻出版法》约束新闻行政权力、废黜中宣部的"太上皇"地位。至於"个别人言论"问题，有中宣部官员透露：特别指的是贺卫方关于中共"没履行社团登记，是非法组织"的一系列法学论述。中央政法委已经在工作例会上三次讨论逮捕贺卫方的方案。另据消息人士称，对於先交书记处而后提交常委会的逮捕贺卫方的报告，习近平的批示为"不必交书记处和常委会讨论，按程序由政府部门处理"。李克强作为见习的常务副总理，"代温家宝"批示"情况有待进一步了解，并加强沟通"

李的批示大有"学问"，主语和宾语都不明确。是中央政法委和贺卫方加强沟通呢？还是中央政法委和政府部门（如公安部和国安部）加强沟通？乃至於政府部门加强与贺卫方沟通？都不明确，或者是都包括了。但是，在"非核心"政治结构中，倘使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不赞同中央政法委的报告，计划五一后、奥运前逮捕贺卫方的方案就将彻底流产。

北京大报知难而退

一贯以敢言著称的《新京报》、《中国青年报》，在中宣部的压力下率先作出内部明确规定：无论哪个记者或哪个部门的负责人，一律不准接收维权材料，要找出"合适的理由"回应社会。比如《新京报》一名记者对一份十分完整的维权资料表示"看好"，但直言告诉交寄材料者：社里接到上边命令，这类题材不能做。又比如《中国青年报》一位部门负责人回答维权人士电邮呈递材料的藉口，竟然是"邮箱已满"而无法接受。

一向敢言的某大财经综合杂志也对中宣部的压力做出了妥协，通过各种管道对维权信息做出"不处理，不反应"的策略性安排，比如声称"总编现在不在国内"。就是一直被中宣部视为嫡系的新华社一份周刊，也因在二OO八年一月十日（第二期）作劳资关系方面的系列报道，其专题负责人受到了中宣部约谈的"待遇"，并被告知："不要在这个基础上往下做了，不能受社会报刊的畸形商业化影响而忘记了自己的本分。"

欲维权见实效难於上青天

维权难，维权报道更难，要想得到实效更是难於上青天。二OO七年全国发生环境维权事件约七十万起，得到各级政府或总工会那样的"群众组织"答复的，尚不到十分之一。即便是诉至法院按法律程序维权的案件已有万件之多，而真正有判决或协调结果的尚不足一百件，即不足百分之一。

北京的国家机关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信访接待人员，视合法合理的维权群体为"不安定因素"，有时千里之外来京的上访人员整整一个上午也拿不到"接见单子"。凶恶的保安不时用橡胶警棒自击手掌，对上访的人们发出威胁性暗示。至於信访接待人员，除了互相闲聊以外，就是技术性应对"强势来访者"：对於那些材料准备充分、讲理清晰的维权人士，他们则变换语气与表达方式，把上访接待说成是回应政策谘询。目前，影响中国人权形象的 "截访"逐步变成了"磨访"，有关机构推来推去，既不否定上访者的合法性，也不正面答覆上访者的要求。

维权给大量的参与者带来破产的风险。有的维权人士在维权之初，家计日子尚可维持，但等到三、五年下来，不但维权没结果，反而弄到穷困潦倒的地步。如此以来，社会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大，维权人数已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规模。初步估计，常年维权的总人数在全国已经达到两千万人，在北京形成的长期上访团体超过百个。

维权群体的"等级"也出现了新变化：二OO七年以前主要以下岗工人、失地农民为主；进入二OO七年后，军转干部与银行下岗职员（其中大部分曾经有"国家干部"身份）积极介入；二OO八年初，农业银行被迫下岗的职工已达二十万，他们计划在全国成立组织、 "八年抗战"。

民粹化浪潮掀起

在民族主义情绪由狂热而暴跌之后，民粹主义已经形成了底层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或干脆"盼中国全面内战"的不良心理在民间迅速膨胀。其中很重要的诱因，就是维权群体的艰苦维权不见效果，进而在社会极度不公正的情况下，使仇恨情绪日益加深。

在社会处於可能的骚乱时期，几乎无法排除维权力量参与骚乱的可能。但当局在合理解决维权问题方面却是既无好的政策可依靠，又无完备的法案，难道只靠封锁消息来解决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