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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毛澤東一九二七年曾經被捕 被判了死刑

 2007-10-22 21:19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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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 毛澤東

一、為陳公的事去找樊公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下旬的一個星期天,陳佑華(解放前上海市黃浦區區長)打電話來,約我到他家吃晚飯。我早早地就去了,為的是可以跟他多說一會兒話。

陳太太和大阿姐都不在家。問起來,才知道一個去了南京,一個去了金華,任務則是一樣的:賣房子。陳老在南京有三處房產,在金華有一處房產。問他為什麼急於出售,陳老長嘆了一口氣兒,心情沈重地說:「從跡象上判斷,我的處境不怎麼美妙呢!共產黨口頭上說的是要搞統一戰線,實際上是緩兵之計,最終還是要把我們這些歷史上反對過他們的老傢伙趕盡殺絕呀!我們上海房地產部門,一共八個民革成員,已經有六個不知道下落了,現在只剩下我和樊公(樊崧甫,字哲山,國民黨軍長,上將軍銜)兩個。哲山還是老脾氣,一身傲骨,寧折不彎,什麼都不在乎,近來連班都不上了,也不知道在家裡幹些什麼。他殺人如麻,我殺人也不少哇!可是回顧自己一生,‘濫殺無辜’的事情,好像還沒有過。當年國民黨執政,共產黨是要造反的‘匪’,按照當時的法律,必然是‘殺無赦’的。我們執行命令的人,充其量不過是個職業犯,這和國共兩軍在戰場上廝殺拚命是一個道理,無非各為其主而已;如今共產黨執政,國民黨成了‘匪’,我們這些國民黨的軍政人員,就成了‘反革命’,按照共產黨的政策,既可以‘殺無赦’,也可以作為‘統戰對象’養起來。怎麼處理,人嘴兩片皮,怎麼說都有理,這就是‘辯證法’。當年李濟深、黃紹竑再三勸我留在大陸,跟他們一起組織民革,跟共產黨搞統一戰線,為祖國、為人民做點兒好事。當時想想,他們的話很有道理,自己一生作惡多端,罪孽深重,晚年醒悟過來,能保持晚節,也不算遲,所以拒絕了二陳(指陳立夫、陳果夫)的頻頻召喚,沒去臺灣。現在看起來,似乎想得過於天真了些,把共產黨的胸懷也看得過於寬闊了一些。別說是我這樣的人了,就是李濟深、黃紹竑他們,也是有職無權,不過是個擺設,弄得不好,就是泥菩薩過河,自身尚且難保,談何保護我們這些小兄弟?何況他們遠在北京,就是有力量保護,也是鞭長莫及。歷史是無法改變的,我在劫難逃,也不幻想共產黨能夠對我慈悲。我們軍校出身的人,視死如歸,倒還做得到,什麼時候拉出去殺頭,眉頭皺一下的都不是好漢。不過這不等於我們這些人沒有七情六慾,沒有兒女之愛。我的幾個孩子還都太小,也不怎麼懂事。我打發她們去處理房產,就是想在我入獄以前,把房子變成金子,存進孩子們的戶頭裡,也好讓她們繼續求學,不至於流落街頭。一旦被捕,如果把我的房產都定為敵產加以沒收,就晚了一步了。今天把你請來,就是想借重你,萬一我出事兒了,給我辦理一下善後事宜:趕緊給我太太打一個加急電報,叫她盡快把房產處理掉,不要計較房價的高低。我已經是個年逾花甲的老人,死不足惜,只要孩子們都能長大成人,都有謀生的技能,不再參與黨政之爭,我也就死而無憾了……」

我嗯嗯地應著,心裏在想:我雖然沒有參加黨政之爭,命運還不是一樣?彼此都是前途未卜、朝不保夕的人,還不知道誰先進監獄呢!不過這時候跟他說這個,徒增煩惱;說幾句不著邊際的空話安慰他,與事無補,所以乾脆什麼也不說,只請他放心,只要我在,他家的事兒就是我的事兒,一定盡我力量幫他妥善處理。

草草吃過晚飯,就告辭匆匆回到家裡。心情不好,一連幾天沒有出門。星期四晚上九點多鐘,大小姐打電話來說:爸爸一早去上班,直到現在沒有回來。我心裏咯噔一下:莫非那不愉快的事情果然來了?我叫她不要著急,我馬上過去。放下話筒,跟家裡交待了幾句,就跑下樓去,喊了一輛三輪車,直奔茂名南路。

我到陳家,已經過了晚十點,陳老還是沒有消息。三個孩子加上一個小大姐兒桂英圍著圓桌坐了半圈兒,八隻眼睛睜得老大地盯著我,要我拿主意。我先打個電話到陳老的單位地政局去問,傳達室的人說:他值的是夜班,白天的事情,他不知道。我估計陳老準是出事兒了。共產黨抓人,有公開的,有秘密的:公開抓人,警車呼嘯,警察出動,手槍、手銬一起亮出,弄得四鄰八舍人人皆知;秘密逮捕,只說請你到黨委辦公室或人事處有點兒事兒,一去就不回頭了。我估計陳老已經秘密被捕,就按照他事先的吩咐,以大小姐的名義草擬了一張電文,給她們看過,準備自己立即到電報局去發,叫她們不要著急,今天太晚了,什麼事情也辦不成,只好先休息,明天一早讓大小姐到地政局去找黨委問清情況,再作處置。幾個孩子都是沒經歷過大事的,除了會抹眼淚,也沒有別的辦法,只好聽我的。

第二天一早,我就趕到陳家,打發大小姐到地政局去,二小姐非一起去不可,只好讓她也跟著。我和桂英、少爺坐在家裡聽消息。十點鐘左右,兩位小姐回來了,進門就哭,說是見到了黨委書記,證實陳老是下午四點被叫到市府人事局去談話的,到那裡就宣布逮捕,如今關押在什麼地方,他們也不知道,估計可能在車站路監獄裡。黨委書記還說:這事情事先他也不知道,還是今天早上上班才接到通知的,正想到家裡來做思想工作,兩位小姐就到了。

我知道,上海有三座監獄:車站路監獄專門關押比較嚴重的反革命分子,思南路監獄關押一般刑事犯,提籃橋監獄則關押比較輕的反革命和比較重的刑事犯。陳老既然被關在車站路監獄,可見問題是嚴重的。這座監獄不許家屬探視,但可以送東西。我讓桂英收拾出陳老的換洗衣服和毛巾、肥皂、牙膏、牙刷之類,包成一包兒,叫大小姐送去。二小姐依舊跟著。直到十二點鐘過後,兩位小姐回來,說是東西送到車站路監獄大門口,傳達室翻了名單,檢查了東西,就收下了。──這叫投石問路,至少知道陳老關押的地方了。

一直到星期六下午,陳太太才回上海。我問她怎麼這麼晚才回來,她說:「三處房屋,都有了買主,只是價錢和條件怎麼也說不攏。因為先生有話在先,第一,無論如何要把房子賣出去,第二,最好要條子。如今銀行裡條子有牌價,可是只進不出,買主一聽要條子,價錢壓了一半兒還多。我正猶豫,接到電報,只好拿人參當蘿蔔乾兒賣,賤價處理了,這才回來。」我問她陳老的事情怎麼辦,她就說:「先生的意思,是把房子賣了留給孩子們讀書,他自己豁出去了。我想孩子們都不會這樣沒良心,要錢不要爸爸。哪怕砸鍋賣鐵,傾家蕩產,也要把先生贖出來。只是我和共產黨官場沒有來往,這事兒還要你出面替我去辦。」

我苦笑一聲:「共產黨不比國民黨,凡是牽扯到政治問題的案子,花錢是贖不出來的。唯一辦法,就是請求民革組織出面,以統戰對象為理由,爭取寬大處理。陳老是李濟深和黃紹竑動員他留在大陸的,如今共產黨要拿他當反革命,民革總不能袖手旁觀吧?明天一早我就去找樊崧甫,通過他才能跟北京聯繫上。另外,吳山(字一峰,樊崧甫的同鄉,曾任樊的軍法處處長,解放後兼任樊的私人秘書)先生通過民革市委的推薦,現在在上海市第一法律顧問處當律師,還是上海市政協政法研究小組成員之一。小組一共九個人,只有他一個不是黨員,可見政府對他還是比較重視的。明天是星期日,我也去看看他。如今他也是司法界人士,這方面的政策、消息,總比咱們知道得多一些。」

事情也只能商量到這裡為止。

星期日一早,我先到川公路去看吳先生,但還是晚了一步,他已經到樊崧甫家裡去了。據師母說,他近來天天下班就到樊家去,都要到很晚才回來。星期日整天都在樊家,說是有十分重要的事情要商量。

我心裏納悶兒:陳老也說,樊崧甫已經好久不上班了,結合吳師母剛才說的,難道樊崧甫也要出問題了不成?要是連他也難倖免,陳老的這場劫難,恐怕再也躲不過去了。

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急急忙忙趕到樊公館。樊夫人出來開門,看見是我,一面說我好久沒來了,一面又面有難色地對我說:「哲山近來有十分重要的事情要辦,任何客人都不見。」我反問她:「那麼吳山先生怎麼天天來呢?」她苦笑一聲說:「吳先生是來幫哲山辦事兒的呀!」我告訴她:「我有十分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打攪一下樊先生。陳佑華陳先生前天被捕了。」樊夫人也吃了一驚:「那你等一下,我去給你問一聲。」

我只好站在樓下等,心裏有些反感:樊、陳兩家關係不比一般,發生了這樣重大的事情,難道還要通報麼?」

正想著,樊夫人在樓上招呼我。我急忙登樓,只見樊、吳兩位隔著寫字臺一人端坐一邊兒,桌子上攤滿了寫得密密麻麻的稿紙。見我進門,同時問我陳老的事情。我詳細說了。樊崧甫連連嘆氣,說近來形勢確實非常緊張,不過他一定要把情況反映到民革上海市委,同時寫信給李濟深和黃紹竑。陳佑華的歷史,和他樊崧甫一樣,是盡人皆知的,無所謂隱瞞,既然已經列為統戰對象,就不應該算老賬。怕就怕他還有秘密身份沒有說清楚,或者解放以後還有新的反革命活動,那可是誰也沒有力量保他了。我說:「據我所知,他的歷史問題是已經寫過材料交待清楚了的,是不是還有秘密身份沒有交待,這個我可說不清楚;至於解放以後是不是還有反革命活動,我估計不會。因為從他的言談話語中可以聽出,他已經對黨政之爭十分厭倦甚至反感,一點兒興趣也沒有了。要說跟國民黨的聯繫,倒是確實有過,那就是陳立夫、陳果夫曾經派人到上海來跟他接頭,要他到臺灣去。他聽李濟深和黃紹竑的話,留了下來組織民革,連面都沒去見。應該說,他這樣做是對的……」

我的話還沒說完,吳先生搖了搖頭,把話接了過去說:「你認為他這樣做是對的,按共產黨的說法,這就是大錯而特錯了:他明知道特務混進大陸來了,怎麼不向組織上反映,一網打盡呢?」

我說:「兩方面都是朋友,即便分手,總也不能幹賣友求榮的事兒吧?」

吳先生說:「這可就是立場問題,也就是新的罪行了。按照統戰政策,既往可以不咎,但絕不許有新的活動,一旦發現,兩罪俱罰,加重處理。」

樊崧甫說:「這就是剛才我說的,如果有什麼新的罪,那就是國家副主席說情,也沒有用了。當然事情不一定就是這樣。也許這事兒他已經向組織交待過了,也許這事兒至今組織上還不知道。總之,是要先弄清他的問題在什麼地方,然後才可以考慮怎麼營救他。」

吳先生說:「按照陳佑華的歷史罪惡,處理起來,伸縮性很大,多則判二十年、無期,中則十五年、十年,輕則五年,輕重的關鍵,在於解放後的表現,特別是被捕後的坦白程度。從政策上說,凡是判處十五年以上的反革命罪,要沒收財產,如果只判五年徒刑,財產可以不沒收。事到如今,只能盡量爭取從輕處理,爭取不沒收財產,就算萬幸了。」

我一聽,最輕也要判處五年徒刑,心裏涼了半截兒。陳老已經年過花甲,享福慣了,五年牢獄生活,他能不能平安度過,恐怕都很難說。但事情也暫時只能商量到這裡為止。

談完了陳老的事情,我忽然想起吳師母和樊夫人說的話來,就問樊崧甫有什麼十萬火急的大事,既不去上班,也不會見任何客人。樊崧甫還沒回答,吳先生卻一本正經地說:「這事兒與你不相干。你自己的事兒加上陳家的事情,就夠你忙一陣子的了,跟你沒關係的事情,你還是別操那麼多心的好。」

我碰了一鼻子灰,白了吳先生一眼,有點兒不高興。樊崧甫覺察到了,笑了笑說:「你別怪一峰說話不客氣,實在是這事情非比一般,保密程度,已經超過了國家一級……」

「那麼是世界級絕密囉?」我橫插一句。

「不妨可以這麼說吧!」他點了點頭。「即便不是世界級絕密,至少也是國家級保密事件。我估計,這件事情,至少三十年之內,是不會公開的。」他沉默了半晌,突然問:「你聽說過毛澤東被捕的事情麼?」

我笑了起來:「毛澤東一九二七年曾經被捕,被判了死刑,就在押赴刑場的半路上,他用事先準備好的大洋賄賂了行刑劊子手,買回來一條性命。這件事情,即便不是人人皆知,至少已經不屬於保密的範疇,有什麼可以大驚小怪的?」

他神色嚴肅地表白:「我說的是他當了中華蘇維埃主席以後的事情;也就是蔣介石圍剿江西蘇區以後。」

我一愣:「五次圍剿以後,中央紅軍就開始了兩萬五千里長征,特別是遵義會議以後,他成了中共紅軍的總頭目,怎麼可能被捕?被誰逮捕了?」

吳先生急忙用眼色阻止,樊崧甫分明看見,卻管自說下去:「當然是我囉,要不然,我們兩個何至於天天為這事兒絞腦汁兒傷腦筋?」回過頭去,又對吳山先生說:「我是故意說給他知道的。咱們兩個,第一是都老了,第二是都有可能為這件事兒捲進去,有一個第三者知道,不見得是壞事兒。我對阿慶還是信得過的。萬一咱們倆為這事兒掉了腦袋,至少也還有一個人知道是死在誰的手上嘛。」

我睜大了眼睛:「有這麼嚴重?」

他慢慢地說:「這種事兒,說嚴重就嚴重,說不嚴重就不嚴重。你害怕了?」

我連忙說:「我才不怕哩!一個人一生只能死一回,我不是已經死過一回了麼?」

「那我就臨死再拉一個墊背的吧。簡單地說,就是半個月以前,一輛汽車在我家門口停下,進來兩個高級軍官,拿著中央軍委的介紹信,沒有通過任何部門,直接來找我,開口就問我當年在江西圍剿中央蘇區,是不是逮捕過毛澤東。一句話把我悶在那裡,半天說不出話來。這事兒,我以為世界上只有我和毛澤東兩個人知道,是我們倆人之間的絕對秘密,沒想到突然有人來問起我這件事情,既然我沒說過,可見毛澤東已經把這件事情說出來了。那麼,他的目的是什麼,今天來找我,又是為了什麼?是要找我算這一筆老賬?還是要我給他證明這一段歷史?我琢磨了很長時間,最後狠了狠心,點頭說是有這麼回事兒。他們兩個也不多說,只叫我把這一段往事如實寫出來,他們過一個月再來取。我把一峰找來商量對策,他的意見是:既然毛澤東自己把這件事情說出來了,我這裡就沒有必要再給他保密。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對策只有一條,那就是一切照實寫,絕不杜撰。寫出來了,這是一段歷史。他要殺人滅口,也只好聽他的高興了。難的是:事隔二十多年,具體細節,要仔細回憶,怎樣措辭,要慎重斟酌。這半個多月來,我是閉門謝客,天天在家裡冥思苦想,想一點兒,寫一點兒,一峰是天天來給我整理,字斟句酌,比他從前當大法官寫判決書不知難多少。你不見我們兩個,眼睛都瞘了進去,人都瘦了一圈兒了麼?」

我仔細看看,他們兩個,果然面容都消瘦了許多。

接著,他就把當年怎麼逮住了毛澤東,毛澤東又怎麼用他的三寸不爛之舌說服了樊崧甫,最終拿他當老百姓發給路費放了的故事簡要地說了一遍。看起來,樊崧甫比宋希濂聰明。宋希濂逮住了瞿秋白,打電報通知了蔣介石,結果失去了主動權,蔣介石下令槍決,宋希濂只得照辦。樊崧甫和蔣介石面和心不和,辦事留一手,像逮住了毛澤東這樣的大事,也秘不上報,而且賣了個人情,給自己留了一條後路。難怪上海一解放,陳毅市長就指名召見他,像他這樣血債纍纍的人,也給安排了工作,而且有許多兼職還是身份很顯赫的。要是他當年也和宋希濂一樣,一逮住了毛澤東,就喜不自勝,趕緊打電報通知蔣介石,那整個政治局面就會發生根本的變化:毛澤東永遠也到不了陝北,中國革命的勝利也可能要推遲若干年,上海解放之後,樊崧甫也就別想再活了。

最後,他問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問我是福還是禍。我考慮了半天,結論是福。因為逮捕毛澤東,是樊崧甫的手下,釋放毛澤東,卻是樊崧甫本人,評論起來,這是對共產黨有功,而不是有罪。事實上解放以後毛澤東也是報恩,而不是治罪。如果毛澤東要殺人滅口,上海一解放,根據樊崧甫三次圍剿蘇區、殺人如麻這一條,早就可以把他槍斃了,何必要等到四五年以後?

我的看法得到吳先生的贊同。但是樊崧甫卻說:「儘管毛澤東這個人江湖氣很重,當年我們倆也有過君子協定,不過搞政治的人最善變,從來不講‘信義’二字的,何況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就拿上海市房地產部門來說,所安置的八個統戰對象,當時不是全宣布‘既往不咎’麼?現在怎麼逮走了七個只剩下我一個?怎見得不會連鍋端?如果毛澤東要恩將仇報,藉此為由殺了我,也只得由他。我實際上已經是俎上肉、階下囚了,還能有什麼辦法?」

「所以你今天要把這一特級絕密事件告訴我,意思是萬一你們被殺,也好有個人知道是為什麼被殺的,是麼?」

他點點頭:「但願這是我的過慮。如果我安然無事,你可要絕對保密呀。」

「多少年?」

「他們說,三十之內,不許提起。我已經六十多歲,也許他們算定我活不到九十多歲吧。」

「好,那麼咱們也一言為定,三十年之內,我絕不向任何人提起,三十年之後,要說的話,就向全世界公開,好麼?」

樊公也笑了起來:「但願你能活到三十年以後吧!」

節自陳鴻年、吳越著長篇紀實回憶錄《九死還魂草》


三,

解密:「四人幫」中有三個是叛徒
李 喬

  「文革」時大抓「叛徒」,無數冤獄遍於國中。劉少奇被誣為「大叛徒」,薄一波等61人被誣為「叛徒集團」,瞿秋白也被掘墳揪出,誣為「叛徒」,連「無產階級司令部」裡的周恩來也因「伍豪事件」險被誣為叛徒。可誰又能想得到,當時正大紅大紫、領導著大抓「叛徒」的陳伯達、江青、張春橋三人才恰恰是真正的叛徒呢?

  一直到特別法庭審判林、江兩個反革命集團,我也不知道這個歷史真相?只是略知一點江青的情況 。因為特別法庭的審判,並未涉及這三個人的叛徒問題。我是近年來讀了幾本關於「文革」史的書,才確切瞭解這三人是叛徒的,同時也知道了他們為什麼雖是叛徒卻仍然能身居高位,大抓「叛徒」。

  還是抄幾段書來看吧。

  關於陳伯達是叛徒,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在《忠直坦蕩昭日月》一文中寫道:

  1983年2月10日,我去看望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叔叔,他談起一件事:我知道陳伯達立了自首書,我向組織反映了,就是向少奇同志反映的。當時還有彭真同志在場,你父親就當面問陳伯達,說:「你對黨必須誠實,說清有沒有。」陳伯達不承認,少奇同志就相信了。我與少奇同志說,不能這樣就算完了。你父親說,伯達年輕,工作積極,又能寫,他不承認就算了。?(《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頁) 

  這段話還有這樣一個腳註:

  《陳伯達遺稿》,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版,陳承認自己未經任何組織批准,寫自首書出獄。

  劉源看望的那位老同志顯然是很瞭解陳伯達自首叛變的情況的,他向劉少奇做了匯報,並建議應徹底查清,但少奇同志受了陳伯達的矇騙,相信了陳伯達。從腳注看,陳伯達晚年在文稿中承認了自己是有自首變節問題的。

  陳伯達自首變節的具體情況是怎樣的?還要抄一段書:

  陳伯達被捕後,就投降叛變了。據國民黨天津市公安局特務總隊隊長、審理王通?陳伯達)案件的主要負責人解方說:「王通這個人很熊,一問就供」。「他供認了組織關係,供認了他是黨員,主要是在文化教育界進行宣傳工作」。「我們就利用他的弱點,讓他充當了‘臥底’時候的‘眼線’,叫他在現場指認了」。「他印證了許蘭芝、史連甲等人的組織身份和活動情況」……1932年2月陳伯達出獄時,向敵人辦了手續,在改過書上蓋了指印。(周國全、郭德宏《動亂中的陳伯達》,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 

  陳伯達不僅自首,還充當鷹犬,指認其他共產黨員,幫助敵人破獲共產黨組織。他是一個地道的叛徒,與甫志高同類。

  關於江青、張春橋是叛徒,多種書上有記述。這裡引兩種書。

(1974年)在周恩來到長沙之前,慣於投機的陰謀家康生,突然到醫院看望周恩來,向他談了江青、張春橋的政治歷史問題。後來,康生又把王海容、唐聞生找到釣魚臺8號樓,向他們談了江青、張春橋的政治歷史問題。康生說:「張春橋是叛徒。江青曾經給我看過張春橋的檔案。」接著,康生又說:「江青也是叛徒。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過,叛變自首。」康生並且一再責備自己,過去對江青使用不當,不應利用她做情報工作,不應在延安派她在黨校、魯藝學習。康生還幾次高喊:「江青是叛徒?」「江青是叛徒!」(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報老記者的筆記》,人民日報出版社2001年版,第656頁) 

  康生與江青、張春橋在整人、亂國上本是一夥人,此時為了各自的利益已勢同水火。康生的揭發之舉,肯定是出於一己之私,屬投機行為,但由於他身居高位,長期管情報,管審干,又與江青有淵源甚深的特殊關係,所以對江青、張春橋的歷史情況瞭如指掌,因此,他的揭發,應該是準確無誤的。他向兩個最重要的人物做了揭發,一是周恩來,一是毛澤東?通過王海容、唐聞生 ,目的顯然是為了徹底搞掉江、張二人。

  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也談到了江青、張春橋是叛徒的情況:

(1973年)4月9日下午五時,鄧小平夫婦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去看望在那裡進行治療的周恩來和他的夫人鄧穎超。……周恩來為人向來嚴謹,對事物從不妄加評論,更不會隨便議論他人。不過,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鄧小平談話,他要把蓄積在心中多年沒有說出的話講出來。周恩來首先沒有談他的病,也沒有談今後的工作,他對鄧小平說的,是埋藏在心裏多年的話。他說:「張春橋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讓查。」講完後,他對著卓琳特別囑咐:「卓琳,你不要說出去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頁) 

  這段記述只提到了張春橋是叛徒。同書另一處則談到了江青、張春橋兩個人的歷史問題:

(1974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八十一歲生日。這一天,毛澤東與周恩來單獨談話……周恩來知道,以後,可能再也沒有這樣的機會與毛澤東推心置腹地長談了。一向顧全大局的周恩來,坦誠而嚴肅地向毛澤東談了江青和張春橋的歷史問題。

  毛澤東表示,他已經知道有關江青、張春橋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情況。(同上330頁) 

  毛毛的記述,應該說很可靠。周恩來先是與鄧小平談了張春橋是叛徒,又直接向毛澤東談了江、張二人的嚴重歷史問題,這表明,周恩來是掌握了確鑿證據的,否則他決不會向鄧小平直至毛澤東談這個問題。

  關於江青、張春橋的叛徒問題被揭發和被提出來,根據以上所引的幾條材料,可以排出這樣一個時間順序:

  1973年4月9日鄧小平夫婦到玉泉山看望周恩來時,周告訴鄧:張春橋是叛徒。

  1974年12月23日周恩來乘飛機到長沙會見毛澤東之前,康生向周恩來揭發了江青、張春橋的叛徒問題,後來又請王海容、唐聞生向毛澤東轉達他的揭發。

  1974年12月26日毛周單獨會談時,周恩來向毛澤東談了江張二人的嚴重歷史問題。

  從這個時間表可以看出:在康生向周恩來揭發江、張之前,周恩來已知道張春橋是叛徒,鄧小平也從周恩來那兒瞭解了這一情況:毛澤東在周恩來向他談江、張歷史問題之前就已經知道了這一情況。

  毛澤東是什麼時候知道江青、張春橋的歷史問題的呢﹖如果毛澤東的信息來源只是王海容、唐聞生轉告的康生的揭發,那麼他也只是在周恩來向他談這個問題之前不久才知道的。但實際上毛澤東可能很早以前就知道江青、張春橋有歷史問題了。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寫道:「是的,毛澤東早就知道江青和張春橋有歷史問題。當初,為了用江青和張春橋等人發動‘文革’,毛澤東不讓提這個問題。」毛毛的這段話,當是有根據的。照此看來,早在「文革」發動之初,毛澤東就已知道江青、張春橋有歷史問題了。又據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記述:

  王海容、唐聞生這次到長沙時,把康生反映張春橋的情況,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說:「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講過。」(657頁) 

  這段記述,表明毛澤東在聽到康生的揭發之前,就已知道張春橋是叛徒了。但這段記述沒有提到江青。是王海容、唐聞生沒有把江青的問題反映給毛澤東,還是紀希晨的記述有誤,待考。

  對於康生的揭發,對於周恩來的當面匯報,毛澤東的態度怎樣呢?他是如何處理這個重大問題的呢?前引書中的材料有兩處已做了介紹:

  一是對於周恩來的匯報,「毛澤東表示,他已知道有關江青、張春橋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情況」。?(《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330頁) 

  二是對康生的揭發,毛澤東說:「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講過。」?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第657頁)後來的事情就是,江青仍當她的政治局委員,張春橋則由毛澤東提議,兼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怎樣認識毛澤東沒有接受周恩來的提醒,進而去清查江青、張春橋的歷史問題,反而繼續重用此二人呢?我覺得,還是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的解釋符合實際,合情合理。她寫道:

  是的,毛澤東早就知道江青和張春橋有歷史問題。當初,為了用江青和張春橋等人發動「文革」,毛澤東不讓提這個問題。到了現在,事情發展到這樣地步,毛澤東更不會提這個問題了。要是換了別的人,如果有所謂的歷史「問題」,早就會被批判打倒。可是在「文革」中,根本沒有什麼衡量是非對錯的統一準則。政治的需要,就是標準。(331頁) 

  「政治的需要,就是標準」。這是一語中的的點睛之筆。什麼政治需要?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結果,陳、江、張三個叛徒成了文革小組大員,有組長,有旗手,有酷吏,他們手握重權,指鹿為馬,直攪得周天寒徹,天下大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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