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中共的早期「革命史」——抗戰前

中共掌權半個多世紀以來，政治運動不斷，迫使人民與天斗與地斗與人鬥，鬥得國家元氣大傷，百姓痛苦不堪。「文革」後，中共迫不得已搞起了「改革開放」，雖然經濟放開了，但大大小小的中共官僚卻乘機化公為私，中飽私囊，貪污腐化，整個社會被搞得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因此，提起今天的共產黨，大陸民眾罕有說好話的，大多數人都是罵不絕口。然而，一旦話題轉到從前，就會有不少人開始感嘆，「今天的共產黨早已不是從前的共產黨了」。言下之意，早年的共產黨是好的，只是後來特別是當政後才變壞了。

持上述看法的人顯然不少，筆者也曾是他們中的一員。但在接觸了大量有關中共早年歷史的內幕資料後我才發現，這種看法其實完全與事實不符。不信，就讓我們來看看近年來眾多專家學者所揭密的中共早期「革命史」吧。

一

首先要揭密的是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運動」。因為正是它開了中共暴行暴政的先河，樹立了中共紅色獨裁的第一個榜樣。它也是國共兩黨幾十年仇殺的源頭。

在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運動」起來之前，當時的中國鄉村不是沒有矛盾，但基本上是平靜而穩定的。

中共成立後不久，它的頂頭上司共產國際就告訴它：「只有把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即小農吸引到運動中來，中國革命才能取得勝利。」「全部政策的中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為此，它要中共「進行反對封建主義殘餘的農民土地革命。」中共領導的農運便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根據有關專家的研究，一般說來，中國的傳統鄉村裡都包含著三種不同的社會成分。一個是地主了，或者講叫士紳。另一個是老實巴交的農民。再一個就是閑雜人等，如二流子、走卒販夫之類。這後一種人大都游離在鄉村結構主體之外，參加不了任何意義上的村社治理，而且通常都是鄉村中最為人所不齒的人物，有的學者把他們命名為鄉村中的「邊緣力量」，中共則常稱他們為「流氓無產者」。在鄉村平靜如常時，沒有這個力量的發言地位。

為了打破平靜穩定的傳統鄉村秩序，中共賴以發動農民最常用的方法是，先由幾個經過培訓的農運幹部進入鄉村，憑三寸不爛之舌，聚集流氓無產者徹夜談心，向他們灌輸諸如「人人都有手腳，可是農民的手腳一年到頭不停的勞動，卻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勞動，有腳還坐轎子，卻吃大魚大肉，穿綾羅綢緞」，「地主飯桌上的白面饅頭是從你這兒剝削去的，」以及「造反有理」等一類「革命思想」，挑起鄉村痞子們對富戶士紳的不滿和仇恨，鉤起他們人性中惡的那一面。試想，對這些沒有文化、頭腦簡單、性格粗獷、敢打敢沖、目光短淺，僅僅關心眼前一己之私利，容易隨眾盲從的鄉村流氓來說，還有什麼比名正言順地把地主家裡的大魚大肉、綾羅綢緞奪過來供自己享有，到地主家小姐的牙床上去肆意的打幾個滾更讓他們感到刺激與神往的呢？！於是，不用費太大的勁，很快他們便被中共派來的農運幹部發動起來了，成了所謂的「革命先鋒」。

在「農民運動」的開始階段，一般農民都害怕出頭，於是中共的農運幹部便唆使「革命先鋒」打頭陣，捆綁地主士紳，衝進他們家裡打砸搶抄，殺豬出谷，大吃大喝，胡作非為。眼見有利可圖，場面熱鬧，許多貧苦農民於是也開始跟著起鬨鬧事。就這樣，鬥爭地主士紳的聲勢越來越大，捲入的人也越來越多。正如有學者所分析的那樣， 「在鄉村的共同體的傳統作用下，這種暴力的場面會造成一種你必須置身於其間，否則連命也不保的局面，這就是脅迫。於是參加的人就越來越多，被衝擊的人也就越來越多。」

中國的軍閥混戰到1926年時起時伏已進行了十年，自1912年民國成立以來，北京政府也改組了四十多次，但軍閥們都沒有改變固有的社會結構，老百姓生活照舊。但自從大規模的農民運動興起後，原有的社會架構崩潰了，暴力橫行，到處是一片混亂，整個鄉村陷入了血腥的赤色恐怖之中。與此同時，農會的暴行也迫使鄉村中的地主士紳不得不起來反抗，以暴抗暴，以惡還惡。

中共領導的農民運動最早發端於廣東的陸海豐，隨著北伐的勝利進軍，農運的中心很快轉移到了湖南。

湖南農運始於1925年春天，到1927年5月達到高峰，其時全省農會會員人數號稱有200多萬。湖南農運興起不到一年就開始失控了。各地農會私設公堂，酷刑逼供，燒屋分地，勒索錢財，無所顧忌地揪鬥槍殺鄉村中的地主士紳，還強姦人家的小姐、兒媳婦。牆壁上到處刷寫著「殺盡土豪劣紳及一切反動派」、「實施紅色清鄉」、「實施赤色恐怖」。農會不僅奪了鄉村基層自治組織的權，而且把各縣的政權機構也打掉了。農運所及之處，村莊燒成廢墟，百裡無雞嗚，到處是焦土，啼號不絕於耳，蒼生痛苦，骨肉離散……發臭的屍體橫在野地任狗扒狼叨，無人過問。發展到極端時，農會在長沙城裡也大開殺戒，就這樣，從鄉村到縣城上演了一幕幕極度血腥、混亂和瘋狂的鬧劇，鬧得湖南全省，尤其是長沙，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在這樣的形勢下，毛澤東作為農民運動的領導人被邀請回鄉「指導一切」。

他看到基層農民協會辦事人，大都是所謂的「痞子」：「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閑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他們現在有了權：「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協之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裡弄成很凶的東西了」。他們任意給人定罪：「這出‘有土必豪，無紳不劣’的話，有些地方甚至五十畝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長褂子的叫他劣紳」。他們「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總之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

毛看到痞子們很喜歡玩弄手裡的犧牲品，比方說戴高帽子游鄉，「這種處罰最使土豪劣紳顫慄，戴過一次高帽子的，從此顏面掃地做不起人。」「有一個鄉農會很巧妙，捉了一個劣紳來，聲言今日要給他戴高帽子，劣紳於是嚇烏了臉。嚇了他結果又不給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紳不知何日要戴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臥不寧。」

巡視中，農協會向毛報告說有人被打死，問毛怎麼辦。毛說：「打死個把，還不算了。」這之後，更多的人被打死。毛巡視以前，湖南農運領導人曾著手約束暴力，扣了些打死人的人。毛命令他們放人，批評他們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湖南農運領導人作了檢討，執行了毛的命令。毛還格外欣賞一種凶器——梭鏢，「使一切土豪劣紳看了打顫的一種新起的‘東西’。」他要求湖南當局把梭鏢「確實普及於七十五縣二千餘萬農民之中」。

當時中共與寧漢分裂後的國民黨左派汪精衛尚是革命的盟友，汪控制的國民革命軍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他們在前線與軍閥作戰，他們的家屬在後方卻受到農會打土豪分田地的迫害。國民黨元老，同情共產黨的譚延愷也因女婿（長沙大資本家之孫）受到農會勒索而不得不發電報向共產黨說情。國民黨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為國民黨左派唐生智部下，馬日事變前兩日他在河南作戰時，長沙總工會，抄了他在長沙的家並逮捕了他的父親遊街。何鍵聞訊後急電湖南省政府，大罵總工會搗亂後方。甚至連當時中共領導人李立三給湖南農會寫信求情，讓他們不要把他父親打成土豪也不管用，沒幾天農會照樣還是砍了他父親的頭。

而最叫國民黨震驚的是農會殺湖南大知識份子葉德輝。葉當時是湖南的名士，看不慣農會的暴民作風，在農會開會時送了一幅對聯意涵譏諷：

「農運久長，稻梁菽麥黍稷，一班雜種；會場廣大，馬牛羊雞亍犬，都是畜生。」

中國傳統讀書人有了名，鬧點小脾氣社會一般不以為忤，統治者也不敢隨便殺他們。但葉德輝一代名士，竟因一幅對聯被農會以「封建餘孽豪紳領袖」的罪名公開處決了。

即便是中共總書記陳獨秀當時在致共產國際的電文中也承認湖南農運過激了，說，「當時北伐軍官家屬土地和財產被沒收，親戚被逮捕，平白遭受拘捕與懲罰，米的運輸受阻，向商人勒捐，農民搶米糧，吃大戶，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數金錢均被農民沒收與瓜分。」早期中共領導人之一的瞿秋白也指責「農民運動居然侵犯到了革命軍官的田產。」

當年北伐軍的大部分軍官都是地主出身，或者與農村士紳有著千絲萬縷的血緣關係。農會打殺地主士紳及其家屬、親友，當然激起了他們的義憤：「老子在前方與軍閥打仗，出生入死，你們在後方殺我爹娘、親友，老子不幹了！」

不但農村士紳和北伐官兵不滿農會和中共的暴行，許多本分的農民也十分反感農會和中共的所作所為。

為了瞭解農民對農會和中共的看法，當時住長沙的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第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曾親自訪問了當地的一些農民。他說，「有一天，我率領士兵到長沙附廓作野外戰鬥演習，事畢以後，士兵由團副率領返防，我乘便到一個原來很熟的農人張春生的家裡去談天。

我問：‘老張，你的東家對你怎樣？現在湖南各鄉村農民協會都成立了，要向你的東家清算，把他的田分給你們，還要把他掃地出門，活活的餓死，你的感想怎樣？’

張春生遲疑了多時，將我引入他的內房，才低聲的對我說：‘我與我的東家，相處幾十年，素來相安無事，如今農民協會的一班地痞流氓，橫行無忌，只有他們的世界，要我發動向地主清算，把他活活的餓死，未免太殘酷了！我不能做，中國固有道德，是講人道的，農人要吃飯，地主也應該使他有生路。我們做佃農的只要勤儉，將來都有做地主的日子，共產黨這種流血的土地改革，我們農人是絕對不同意的。現在正是春耕時候，田間工作忙得很，偏要在這個時候，成立什麼農民協會和赤衛隊，整天整晚叫我們農人去開會，不到會或到會稍遲一點的，就誣為反動派，要受處罰，甚至於挨打和罰跪，共產黨這種作法，實在大多數農民的內心厭惡極了！但現在的政權被他們所竊據，我們被它們所脅迫，真是莫可如何，希望你們軍人設法解救我們啊！……’

說至此時，他形色上忽露出惶恐的樣子，他繼續的說；‘我剛才和你所談的話，你千萬不要泄漏，以免我遭受意外的禍害。’

我便安慰他說：‘你不要性急，好好的應付環境，總有解脫枷鎖的一天。’

嗣後我更暗中訪問許多農民，其答覆均與張春生所言大同小異。至此我已經徹底明瞭農人的內心，是絕對厭惡共產黨的。」

不久，農會的胡作非為，終於激起了軍隊嘩變。

1927年5月21日，許克祥得到消息，中共準備組織農民協會赤衛隊和工會糾察隊員，在各人自己家鄉實行一次大屠殺，以此造成人與人間的深仇大恨，讓他們再也不能在家鄉立足，從而死心塌地地跟著它跑。當晚上，許克祥與湘軍將領何鍵密謀後，率部隊千餘人，在長沙包圍了國民黨省黨部、省工會、省農會，一舉解除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隊的武裝，並逮捕中共黨員及有關人員，當晚打死30餘人。軍隊奉命即時打開牢門，釋放所有被關押的「土豪劣紳」。這些受盡折磨的地主士紳，對農會恨得咬牙切齒，回鄉後立即組織武裝，瘋狂報復。凡被他們抓獲的中共黨員、農會幹部，不是受到嚴刑拷打，就是被凌遲處死。只要是參加過農會的，他們不問青紅皂白，抓了便殺。據不完全統計，僅長沙及其近郊，就殺了萬餘人，包括中共幹部500餘人，其狀之慘烈可以說也毫不遜於之前農運的血腥。這就是當年中共掀起的「湖南農民運動」帶給農民立竿見影的「回報」和「好處」。

幾千年來，中國一直是文明禮義之邦，受儒家傳統道德的教化與熏陶，在農村中，上下不相慕，貧富兩相安。地主士紳與農民之間雖有矛盾，但更有彼此依賴、和睦共處的一面，根本就不存在所謂你死我活的仇恨與鬥爭。但中共一手發動的農民運動，卻人為地製造和挑起了鄉村貧富階層之間的極端仇殺，使得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輪番交替，把昔日平靜自足的農村一下變成了刀光劍影血肉橫飛的人間地獄。在不斷上演的循環仇殺中，失去生命的不僅是成千上萬的地主士紳，人數更多的是大量無辜的農民。

二

提起中共的早期「革命史」，如今四十歲以上的大陸人，多半頭腦中都會閃出國民黨和地主武裝殘殺共產黨和工農群眾的種種場面，因為我們從小就是在描寫這些場面的文藝作品的熏陶和教育下長大的，但這其實並不是歷史的全部真實。

從實際情況看，北伐戰爭時國民黨與共產黨之所以會從合作到分裂，最後兵戎相見血腥仇殺，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國民黨代表的階級是中共革命的對象，合作只是中共的權宜之計，而中共領導的工農運動的暴力恐怖則是促使國共提早分手的直接導因。就起因而言，不是國民黨和地主武裝先殘殺共產黨和工農群眾，而是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運動先屠殺地主鄉紳，破壞北伐，才引發了國民黨和地主武裝的血腥報復，而中共回應這種報復的則是更可怕的血腥屠殺。凡是中共所到之處，必定都要輪番上演這種冤冤相報、循環仇殺的慘劇。

1927年國共分裂後，中共命令朱德在湘南組織暴動。當時的政策是：「殺盡階級的敵人，焚燬敵人的巢穴」，「焚燬整個城市」，「豪紳的走狗都是在殺之列，我們並不顧恤」。暴動的口號是：「燒！燒！燒！殺！殺！殺！」朱德的人亂燒濫殺，把郴州、未陽兩個縣城化為焦土，結果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農民起來暴動了——不是反抗國民黨的暴動，而是反對共產黨的暴動。根據當時的報告，在動員農民，「焚盡湘粵大道五里內民房」的群眾大會上，「到會的幾千武裝農民群眾聽到這項命令就在會場中反了，把郴縣負責人殺得精光，郴縣全縣變了三分之二。其他永興、未陽的農民也動起來……後經調回前線的紅軍來鎮壓，才算把有形的反動隱藏下去。但這次死的人也就在千人以上不少了！」農民把他們在共產黨統治下戴的紅袖箍、紅領巾扯下，打出白旗。

國民黨軍隊一攻來，朱德的隊伍只好撤離，參加過殺人放火的農民和他們的家庭也不得不扶老攜幼跟著走。當年未陽的農軍王紫峰回憶道：「我當過赤衛隊長，鎮壓過反革命……只有堅決幹到底，沒有別的出路，所以我自己動手把[自己的]房子燒了」，跟朱德走了。這也是莫斯科的政策，切斷這些農民的退路，「使他與豪紳資產階級無妥協餘地」，把他們逼上樑山。

共產黨走，國民黨來，復仇報冤，玉石俱焚。犧牲者中有毛澤東的妹妹澤建，小名菊妹子，是過繼到毛家的。毛把她帶進黨，她跟一個黨員結了婚，生了個孩子。雖然她和丈夫並不贊成共產黨的殺人政策，她的丈夫還是被國民黨殺了頭，頭裝在木籠子裏，掛在城牆上示眾。菊妹子也被處死。她在獄中寫過一封信，說她希望「自首」，但未陽縣堅決要殺她。她也就死了心，「甘願受死刑。不願受活刑了。」 「快脫離人世就好了。」她只希望能見她的生母和孩子「淺生」一面： 「唉，可憐的淺生，實令我痛心呵！以前如何的希望養育他呵！誰知弄到此地步咧。」她想要她的孩子理解她：「淺生小兒也萬不能怪我。[我)今生從未聞見的苦情均受到了。」

這個時期共產黨燒殺最凶的地方是廣東海陸豐，號稱「小莫斯科」那裡還修了「紅場」，入口是個俄式的花哨大門。領袖彭湃把此地變成了可怕的屠場。彭湃這樣推祟列寧：「他的法律，是沒有什麼詳細的，反動的就殺，他的工人農民，不用報告什麼工會、農會、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紳、地主、資本家殺卻」。彭湃的演講和政策充滿了這樣的語言：「准群眾自由殺人。殺人是暴動頂重要的工作，寧可殺錯，不要使其漏網」。「將這批豪紳地主剖腹割頭，無論任何反動分子，都毫不客氣的就地殺戮，直無絲毫的情感」。他曾厲聲疾呼：「把反動派和土豪劣紳殺得干乾淨淨，讓他們的鮮血染紅海港，染紅每一個人的衣裳！」他效法明末張獻忠發布「七殺令」，下達每一個蘇維埃代表殺20個人的指標。海陸豐農民暴動後有一萬數千人被殺，甚至出現復仇者吃人肉、吃心肝的現象。燒殺之慘烈，令人心驚膽顫。

以下是廣東國民政府人士記述的中共在廣州發動暴動時的慘烈情景：

「到了下午，空氣比上午緊張得多了，無理性的亂殺在各處繼續進行著，據說單是在第一公園前，被殘害的已經將近千人了。公園大門內的噴水池中，碧綠的清水已經變成了紅色。在街頭上散步，也不像上午那樣自由了，武裝工人像獵犬般的到處搜索殺人，在路上，一不小心就會丟去了腦袋。」

「四軍軍部雖未攻下，但四軍軍部鄰近之中央銀行，則於是日下午一時，即被共黨佔領，共黨佔領了中央銀行後，除將行內現金收沒一空外，即將銀行付之一炬，自下午五時燒起，至深夜尚在延燒中。火光燭天，全城通火。時西壕口尚在國民黨軍隊手中，共黨雖極力進攻，仍不能勝利，不得已，乃縱火焚西關一帶民房，於是到處火起，雖在黑夜，竟明如白晝矣。」

「共黨所指揮的工人糾察隊及農民自衛軍，加上很多流氓地痞，正在市各處捕人及搶奪物資，姦淫擄掠，殺人放火的現象普及全市，……廣州人民之無數人命財產，均犧牲於共產黨之手矣，共產黨之慘無人道，有如此哉！」

「共產黨的殘暴，素來有名。而廣州暴動時，有一件最足說明中共殘暴的事：原來我軍各部回師廣州時，共黨眼見大勢已去，竟不顧廣州市全體人民之生命財產，欲將全廣州市付之一炬，當時他們已經在南堤珠光裡人力車工會集合了五六百人力車工人，各攜五加侖汽油一小桶，火柴一盒，報紙一捆，準備在各處放火，把全廣州市化為灰燼。幸我軍及時趕到，才制止了這一暴行，廣州市才免於浩劫。」

中共暴動部隊攻陷長沙後的情形同樣慘烈。當地國民政府人士說：

「赤匪此番入城，挾其馬變以後之怨毒，對長沙人肆行報復，而城內居民，因事前絲毫不知匪來如是之快，除一部分得信較早之紳富，僅以隻身逃出西南兩門外，十分之八留在城內；二十八日滿城起火，蓋赤匪對長沙紳富及黨政機關服務人員之住址，早有調查，因此分頭放火，搶掠財物，見人即殺。而殺人方法，亦倍極慘毒，有生剝其皮者，有投之火中者，以大刀砍殺者尚屬優待。殺人最多者為梭標匪，且此時匪眾多極，流氓地痞無知貧民錯雜其間，大多以紅布圍頸，手持刀槍之屬，如有荷一步槍者，已屬指揮人員矣。計自二十八日至八月一日，殺人在五千以上，街道河流伏屍為滿。」

「共匪劫持愚民之惟一方法，為慘毒殘忍，使愚民不敢不從；而匪黨有其所謂階級意識，反對封建婚姻，主張性的解放，淫慾無須避免。匪中有權力者更利用肅反以鎮壓異己，利用解放以實行亂交，在匪中為司空見慣之常技。」

「黃公略(中共黨軍頭目之一)在湘東二年，殺人不下五萬，每攻破一城，則盡掠富農商人小資產者而走，苛其刑罰，限期勒贖，但不贖固殺，贖款繳到亦殺。當長沙破城時，曾有一富孀之子為黃所執，綁之堂前樹上，以荊棘狀之鉛絲鞭撻之，傳令以十萬為代價，款不到則鞭不停，富家子哀號轉側，血流滿地，其母披髮奔走，竭一日夜之力，勉足十萬親捧至總司令部贖子，則已成一血肉縻爛氣息早絕之血屍矣！富孀哀號一聲亦死。黃除殺人外，又好色縱淫，所掠大家閨秀無倖免，拒之立以大刀碎割，順之則數日後賞其衛士為公妻，衛士人多，往往不終朝已蹂躪死。黃之殘殺，比諸張獻忠彷彿似之。「
一九三零年九月毛澤東率紅軍攻陷江西吉安後，大舉屠殺，在佔領的四十五天內，肅反會每天貼出的佈告都有幾百人，總計殺了一萬人以上。

毛澤東一首《反第一次大圍剿》詞有「前頭捉了張輝瓚」一句。張輝瓚是國軍第九路軍第十八師師長，江西剿匪總司令。據後來背棄中共的紅一方面第三軍團第七軍軍長的龔楚說，張在江西龍岡被俘後，被紅軍以鐵絲穿手反□，受盡了士兵的鞭韃及各種酷刑，然後將他手腳捆綁，點天燈，死後割下其頭，以木盒盛著，放於河裡，便它順流出白區，藉以警告國軍。

中共的燒沙搶掠招來了國民黨和地主武裝的血腥報復。

1930年，江西吉安地主武裝在國民黨軍隊的協助下，以燒殺搶掠的方式，向紅區挺進，抓到有「共匪」嫌疑者殺掉後，再「殺其全家，燒燬村莊，或縱橫燒燬幾里」。

1931年皖西被白軍佔領，地主還鄉後組織「清共」，抓到的「共匪」，凌遲處死，暴屍荒野者，舉目皆是。更有挖眼割鼻，斬斷四肢，開胸破肚，摳取心肝者。男性格殺勿論，婦女被輪姦後，或殺死，或賣到遠方妓院。

三

進入「土地革命」時期後，中共發動的「農民運動」又增添了一項新內容：「打土豪，分田地」。

什麼是「打土豪」？說白了就是搶富人特別是鄉村富戶的財富。

作為共產國際一手扶植的中國支部，從建黨到1927年，中共的生存全靠共產國際劃撥的經費維持，直到1927年所謂「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失敗後，這個經費來源才基本斷了。從那時起到「長征」，中共養活自己的經費基本上來源於「打土豪」。

當時的鄉村主要有三大塊財富，一塊是鄉村富戶們正在享用的東西，包括吃的，穿的，用的。這一塊很容易發現，也不難拿到手。第二塊是鄉村中被藏匿起來的積蓄，富戶，貧戶都有。由於治安和災荒等原因，鄉村積蓄總是被農民用各種方式貯藏。這是第二塊。第三大塊，是鄉村當期收成及當期消耗的生產資料，如種子，肥，工具等等。第三塊是鄉村的再生產，它有農時和農技的要求。例如青苗雖然是財富，但未到成熟，你不能拿來當糧，它要有個時間，到收穫時才能算作有效的財富。中國傳統鄉村主要就是這三塊財富。其他類型的鄉村財富都是零星的，可以不計。

中共進入鄉村後，為了維持生存，首先把眼睛盯住了第一塊財富，用的是古往今來土匪的老辦法，就是拿槍頂住富戶的腰眼，直接搶走了事。按中共的政治術語就是所謂「打土豪」。所以井岡山時期，中共的部隊每到一處，都要「打土豪」。

這種一陣風式的搶劫儘管有用，但所得財富畢竟有限，又無法拿到被村民小心藏起來的財產以維持「紅軍」大隊，只能維持土匪式的生存，而農村中的第二塊財富其規模則比第一塊要大的多。於是到了瑞金時期，中共為了擴展自己的財政基礎，在「打土豪」的基礎上，又漸漸的把目光轉到了這一塊財富上。由於這部分財產一般都有比較好的保護措施以應匪盜，埋藏很深，所以光把目光轉過來盯住還拿不到手，還得想辦法，一是如何知道這些財產藏在何處，二是如何拿到手裡。為此，中共甚至專門發明瞭一個很形象的詞，把搶劫這部分財富叫作「挖浮財」。一個「挖」字，可謂活靈活現。

中共當年搶劫這部分財富的手段著實讓人咋舌，有專門的指導文件教下級們如何搶。如毛澤東手下的中央紅軍一軍團紅四軍政治部編的一份兩萬字「籌款須知」，就是專門向紅軍講授如何向地主、商人和富農綁架勒索財物的教材，其行徑與土匪完全沒有區別。

這個勒索指南傳授了九個步驟，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五個步驟：

第一步是，精密調查，方法包括「要找到貧苦勇敢的工農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財物或鴉片煙，酒肉等，秘密給那些貧苦工農」，小孩或流氓份子，其至許賞他們的金錢以引誘他「說實話」。

第二步是，捉人「實為綁架」，特別強調要提以當家的父母獨生子女以「上有父母、下有兒女的為最重要，同時未嫁的女，又只有一個，或媳婦懷孕，娘家又厲害的也為重要。收押的人必須常用宣傳與恐嚇的手段分別輕重對付。」

第三步是，多貼條子，即將勒索對象寫上條子貼出公開恐嚇，該條指示，「不管地主，大商人，富農，凡在政策下可以籌得，都要貼，以免漏網」。

第四步是，軟硬兼施加緊催款。文件所指的硬方式是以要燒要殺的形式恐嚇。稱「在必要時，沒收一家財物，燒一家房屋，或殺一個土豪」。

第五步是，「做好做歹，雷厲風行」，「到籌款時候，必須動員群眾，調查的調查，貼佈告的貼佈告，以及向群眾宣傳的，向代表（編按：被勒索者的代表）交涉和催款的，散佈凶吉消息（即要殺人燒屋）的，做轉彎的，提洋油的，磨馬刀的，打土豪的，沒收財物的，散發東西的，督促的，各種工作人員都要雷厲風行……才能使財寶滾滾而來」。

大概中共早期美化自己的宣傳尚未爐火純青，因此有這樣赤裸裸的綁架勒索教材，暴力斂財連獨生子、兒童、黃花閨女和懷孕婦都不放過，手段如此卑劣殘忍，比某些講義氣的土匪都不如。

當然，鄉村中的浮財是有限的，不可能無限制地挖下去的，挖到後來存量自然越來越少。如果說起初中共還只是「挖」富人的浮財，那麼到後來中共則連中農和貧農的浮財也一併都挖了。也就是說，他們不但搶「土豪劣紳」的，也搶農民的。

因為浮財已經挖到貧農那裡了，「蘇區」民間的全部歷史積蓄漸漸地都挖光了，這種「經費模式」延續到1934年初自然也就走到了頭。此時，不但農民不支持中共，而且中共的經費也快要斷了。在這種特殊的背景下，中共不得不決定「戰略轉移」。為此，他們分別於1934年6月2日決定徵糧24萬擔；7初又決定搞「借谷運動」，借谷60萬擔。這表明，在浮財被搶盡的情況下，中共又轉而打鄉村財富中的第三塊資源的主意了——直接從當期的收成中拿走更多的糧食，但卻美其名曰是什麼「借谷」。當時的中共領導人盤算的很精明，從他們決定長征到出發，這段時間正好是兩季水稻收穫的時節。早、晚都不行，必須在6—9月這個時段裡，拿到兩期的穀子。早了，是青苗用不成，晚了，農民拿回家給先吃了。一定要在收割時拿，才拿得到手。所以，這個長征的時間就有這樣一個確定的緣由，同水稻的收穫季節有關。「借谷」到手之後，10月上旬，一支近九萬人的大隊就浩浩蕩蕩地出發了，共帶走了約100萬擔糧食。這些糧食大部分是農民的血汗和用來活命的，就這樣被白白的搶走了。喪失了這些活命糧，有些農家當然也就斷炊了，那可是個剛收穫的季節啊！

提起這段歷史，一位歷史學者曾感嘆說，「在1934年夏天，在一個沒有文獻記載，卻是可以想像的雞飛狗跳的場景下，鄉民們木然的看著那些眼睛近視的外鄉人，奔走呼號，糧食部長陳潭秋甚至鞋子都走掉了，赤著腳催運穀子。鄉民們怎麼想呢？為秋後的食物犯愁？為這些不期而至的外鄉人而大惑不解？在最後一隊紅軍渡過於都河南下後，鄉民們是如釋重負長吁一口氣？有沒有若有所失呢？等等，等等，這些都沒有記載，以後也沒有見到回憶資料。我們只能去想像，去猜測了。」「其實，在中共領導人的眼裡，農民們怎樣想並不重要了。說到底，他們怎樣想曾經重要過嗎？從來就沒有。」
那麼，什麼是「分田地」呢？

「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是毛澤東在「土地革命」時期寫的一首詞中的兩句。乍一看去，景象何等美好，農民分到田地，似乎幸福極了。但由於當時中共成立的所謂「蘇維埃」不是合法政府，根本沒有資格頒發「產權證書」，它分給蘇區農民土地的證明，是不具備產權資格一紙空文，根本不是「田契」。因此中共的「分田分地」留給農民的乃是吞不盡的「苦果」——人為製造了一大批不共戴天的仇敵。這不，1934年10月，「反圍剿」失敗後，中共和紅軍「拍拍屁股」，一走了之，拋下無處可逃的可憐的蘇區人民來承受人為製造階級鬥爭的惡果。當地主士紳隨國民黨部隊殺回老家之後，手無寸鐵的蘇區人民除了引頸受戮、血流成河，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呢？

四

共產黨指責國民黨抓壯丁，其實共產黨也抓，而且抓得更霸道，更蠻橫。

國共第一次內戰，在國民黨三次圍剿後，中共兵員不足，遂展開一波又一波的擴紅運動，即抓壯丁，甚至下令突擊。

當時中共的蘇區已是以紅軍為核心的暴力集權社會，有自上到下，直到村莊的各級蘇維埃政權，有共青團，赤衛軍，少先隊，貧農團，工會，女工農婦代表會等群眾專政團體，並有權力極大的政治特務機關國家保衛局和工農檢察會，對蘇區行了嚴密的紅色恐怖控制。因此中共擴紅，以強大的政權力量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強迫農民參加紅軍，使農民無所逃遁。

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開始的擴紅突擊運動限定十二月底，全蘇區要擴紅二萬五千人，中央派出突擊隊到各省各縣去抓壯丁，抓到後各突擊隊還集中押送到各補充師團，「保障路上不逃亡」，而且連小孩，老弱也不放過，中共文件指示，「小孩老弱不合格的到其他機關工作，如伙夫、事務員、交通員等」。

當年，張聞天夫人劉英擴紅擴不到足夠的人數，毛就叫她 「三天找出反革命」，人們害怕，只好參軍。另一個女幹部回憶道，她所在區的軍事部長蔡墩松被認為不積極徵兵，毛叫她把蔡抓起來，押送到他那裡。經過一天的拷問，蔡墩松「在毛澤東同志面前坦白交代了他們組織‘反共團’的罪行，供認他是反共團的團長，並把該反革命組織的全部成員名單都交出來了。」

隨後是照例的群眾大會，毛「在會上宣布了蔡墩松等人的反革命罪行」，蔡等被當眾處死。會後，「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就超額完成了擴紅任務，按要求擴紅百名，實際完成一百五十多名。」

在中共的突擊下，幾乎每家壯男都被迫參加紅軍，有農民被逼得投河自盡或自殘，有青年女子怕當軍屬主動嫁四五十歲的老頭子。

五

中共不但殺「階級敵人」心狠手辣，殺起自己人來也毫不手軟。中共的早期「革命史」中充滿了這種殘忍的內鬥。

湘鄂西地區的中共領袖夏曦用盡酷刑，把另一領袖柳直荀（還是他的同窗好友）給活活打死，亂殺一萬多人。夏曦在洪湖領導肅反，二軍團原有兵員三萬餘人，至肅反結束時只剩下三千多，只剩下他自己加上賀龍、關向應、盧冬生四個黨員。一大批黨的領袖，有的是根據地的開闢者，有的是軍隊創建人，如段德昌、許繼慎、劉鐵超、曾炳春、肖大鵬、周維炯、鄺繼勛、曾中生、王炳南、柳直荀、段錫朋……都被活活折磨死。許繼填是被戰馬拖死的，當時子彈不夠，為省下子彈打白軍，有的死刑就用人摁著頭墊塵石上用石塊砸死。且不要說去行刑，就是看，又有幾個人能看下去？！

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和鄂豫皖蘇區肅反時殺了一萬多自己的戰友。他還親自坐堂刑訊逼供，施用的酷刑包括灌辣椒水，手指頭釘竹籤，站火磚，捆綁吊打等。徐向前的妻子程訓宣就是當時被活活打死的。徐向前後來才聽說她死前受過酷刑，「打得不成樣子」。但徐向前的反應也不近人情，聽說老婆被捕受審查，竟是「不便打聽」，後來到了延安事過境遷才質問當事人為甚麼要殺他的老婆。

鄧子恢、鄧發控制的閩西根據地的肅反叫挖社會民主黨人，當時閩西共轄三十個區委，挖到最後只剩下一個區委還勉強地維持著，殺死七千多人，整個黨組織全摧垮。

在一九二八年在閩西發動多次暴動的中共黨員傳柏翠原是日本東京政治大學學生，一九二七年入黨。一九三零年他在閩西蘇區肅反挨整，寫信給閩西特委領導人鄧子恢訴苦，信中提到，「我過去是一個做公開鬥爭工作的，殺人燒屋的勾當不知幹了多少。」

更典型的是毛澤東一手導演的「消滅AB團」和「富田事變」。

上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儘管毛已開始在中共黨內斬露頭角，但此時在江西進行軍事割據的他仍必須接受來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領導，即使在他控制下的江西蘇區，他的個人權威也還未徹底鞏固。

當時的江西蘇區和紅軍內部，有著大量的江西本土幹部，他們與以毛為代表的身居上層領導的外省人存在一定矛盾。1929年下半年開始，毛與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分歧因各種原因趨於尖銳化，毛在江西蘇區剛剛建立的權威因此遭到了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挑戰。專橫的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違抗自己權威與意志的有組織的反對力量，於是，為了維護自己在根據地已經取得的權力，為了做江西蘇區的列寧，他巧借「消滅AB團」的名義，發動了一輪對黨內政敵的血腥清洗。

歷史上確有過一個叫「AB團」的反共組織。那是1926年11月8日，蔣介石率中路北伐軍攻克江西省會南昌後，發現江西的國民黨省黨部、市黨部，完全被共產黨藉國共合作的名義控制住，當即指示國民黨中央駐南昌的特派員段錫朋組織起一個反共組織，以圖從共產黨手中奪回省、市黨部的控制權，這個組織就叫「AB團」。但早在1927年4月2日以後，這個「AB團」就自行解散，根本不存在了。

為了製造整肅政敵的理由，以毛為首的總前委把贛西南中共黨組織的不同意見稱為「極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並把不同意見說成是「取消路線」，是「取消派與AB團結果上一致的反革命」。1930年5月，贛西南地區展開了「紅色五月運動」，破獲了所謂的「AB團組織」。不久，運動很快擴展到江西省行委。

1930年10月14日，毛在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到要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並在隨後召開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聯席會議上強調要改造黨的組織，要嚴厲的鎮壓「AB團」，處決「AB團」中一切活動分子。在這種氣氛下，江西蘇區實行了「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到處都在大抓特抓「AB團」。到1930年底，「富田事變」發生之前，僅紅一方面軍中便已經清查出了4,400多名「AB團」分子，佔軍隊總人數的十分之一，其中絕大多數人在審訊結束後即被處決，很多人都是「苦打成招」。

1930年12月，原江西紅軍獨立第2、4團和東固根據地的創建人李文林被定為「AB團」首要人物，遭到逮捕。紅一方面軍總前委任命李韶九和古柏為特派員，帶領一連人到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幫助江西省行委和當地的紅20軍進行肅反。二人大興冤獄，在江西省行委和紅20軍中「清查」出了許多「AB團分子」，並處決了幾十個「AB團總團長」。李韶九和古柏的行為引起了眾怒，紅20軍官兵跟著147團政委劉敵包圍了軍部，並扣留了軍長劉鐵超，釋放了被關押的一百多人，此後又活捉了李韶九，古柏和省蘇維埃主席曾山則趁夜色跑掉了。隨後，紅20軍又喊出了「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口號。正是因為這句口號，事變的參與者們在六十多年後的今天仍不得翻身。這就是「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後，毛主持召開了總前委的緊急會議，會議決議仍把「富田事變」的領導人稱為「AB團」。1931年初，項英到了中央蘇區，擔任中央局代理書記，黨內地位在毛之上。項英對清查「AB團」的運動採取了降溫的態度，主張慎重辦案。但是，不久，王明掌握了中央大權，開始清算李立三，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書記項英也在打擊之列。因此，在「富田事變」問題上，王明站在了毛一邊，將「富田事變」當做反革命事件。隨後，中共中央把處理精神傳達到了每個根據地，終於促成了各蘇區的肅反擴大化和大屠殺。此時，重掌中央蘇區大權的毛，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贛西南領導肅反工作，並負責對「富田事變」參與者的處理。整個紅一方面軍中的清查「AB團」運動也出現了新的高潮，一場大規模的屠殺開始了。紅20軍的指戰員們他們被分批拖出去，用大刀、梭標、木棒處決時候（為了節省子彈，這是紅軍中通行的行刑辦法）。

根據統計，肅反運動在短短二三年間處決了7萬多被定為「AB團」的紅軍、2萬多所謂「改組派」、6200多所謂「社會民主黨」。毛的秘書李銳曾在「王實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說，從「富田事變」打擊「AB團」開始，有10萬共產黨人死於自己人手上，而紅軍1934年開始長征時也不過只有30萬人。

中共不僅燒殺土豪劣紳，國民黨軍官、官吏，殺黨內的對手，也以燒光殺光政策來迫使農民民上樑山。十幾萬蘇區農民跟著中共長征爬雪山過草地，就是迫於無奈，因為他們雙手沾過「土豪」的鮮血。大陸出的《蘇區肅反大紀實》記述夏曦在湘鄂西蘇區第四次肅反將一批紅軍開除軍籍，但這些紅軍苦苦哀求要不趕他們走，因為他們是「打土豪，分田地參加革命的貧苦農民，有家不能歸，不跟共產黨走只有死路一條。」

六

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專制獨裁國家，百姓毫無人權，備受欺凌蹂躪，對此，絕大多數人今天都不會有異議。但他們中的許多人卻不知道，其實早在1949年前，中共就已經反覆進行過專制獨裁的實驗了，只不過不是全國性的政權，而是中共在其根據地建立的大大小小的割據政權。其中最典型的早期例子就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瑞金成立的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據《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介紹，在莫斯科的指點下，擅長組織的周恩來把這個國中之國建成了一個斯大林模式的集權社會。每個村子都有幾十個名稱各異的委員會，如「擴大紅軍委員會」、「上地委員會」、「沒收委員會」、「戶口委員會」、「赤色戒嚴委員會」，不一而足。人們從小就被組織起來，六歲參加兒童團，十五歲參加少先隊，青壯年參加赤衛軍。

周剛到瑞金時，感覺毛澤東打AB團等「肅反」方式大有問題。他說毛「專憑犯人口供，依靠肉刑」，「在群眾中造成恐怖」。他實行了相對寬鬆的政策，宣布「過去肅反完全錯誤」，AB團「都可自新自首不殺了」。

這樣一來，人們開始大膽反對共產黨統治，用周手下政保人員的話說，「發現反動標語」，「反革命企圖抬頭」，「大造謠言」，拒絕使用工農銀行的紙票「。周恩來看出不殺人中共統治就有危機，幾個月不到就改變政策，又開始「加緊肅反」，「舉行群眾大會來處決反革命分子」。原紅色江西領袖李文林就是在這時被殺的。

在這個國中之國，老百姓是金錢、糧食、勞役、士兵的源泉。為了打仗，為了維持政權，中共用各種名目榨取農民。其中之一是逼著農民買‘革命戰爭公債「。為此政府「號召」婦女剪頭髮，把頭上的銀髮簪「獻」出來，終身積累的首飾銀器也一步步被拿走。買了公債後是「退還公債運動」，把所購的公債無條件退還給政府。有的不怕事的人說：「共產黨發行公債，此國民黨苛捐雜稅還惡。」

糧食也是一樣。雖說農民分了田，不必繳租，但得交公糧，還得「借」糧給政府。一九三三年三月，毛澤東發布訓令，要農民「自己節省食用，借出谷米，供給紅軍」。但「借」出的從來沒還過。 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紅軍，或征去做勞工。共產黨統治三年下來，鄉村裡十幾歲到五十歲的男人所剩無幾。
婦女成了主要勞動力。依傳統她們只干輕活，但現在大部分農活落在她們肩上，還要為紅軍做各種雜事，像挑擔子、照顧傷員、洗衣補衣、無休止地做軍鞋——布料還得自己負擔。毛澤東年輕時就認為女子能跟男人干一樣重的體力活，現在更是說：「生產絕大部分是依靠女子。」

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不在計畫之內。有的地方，老百姓連休息的日子也沒有，代替假日的是開會。毛說：「每人每月平均約有五個整天(許多次會合計起來)的開會生活，即是他們很好的休息時間。」

健康水準沒有提高。紅區裡最好的醫院原在汀州，是外國傳教士辦的，為一般老百姓看病。毛在那裡住過，很喜歡它，回瑞金時就把它搬來了，變成為共產黨服務的「中央醫院」。毛本人很注重健康，旅行時總是自帶茶碗。他搬去沙洲壩時，發現暍的水來自池塘的死水。為了有乾淨的水飲用，毛下令打了口井，村民們也都跟著沾光。後來這口井成了共產黨宣傳「吃水不忘挖井人」的聖地，要人們記住毛澤東無意中施與的恩德。有了毛的開頭，共產黨機關興起了打井熱潮，沒住共產黨幹部的村子無此福分。

毛通過斯諾向外界宣告，紅色政權下的「某些縣，共產黨人在三、四年內達到的人民識字程度，超過了中國任何其他農村地區多少世紀來所取得的成績」。事實上，從前的中學大多關了門，成為辦公場所。

教育僅限於小學，名為「列寧學校」，教學生識字，達到看宣傳品的程度。孩子們組織起來站崗放哨，還成立「恥笑隊」，去羞辱那些不願參加紅軍或當逃兵的人。十幾歲的孩子有時也被鼓勵向「階級敵人」揮刀行刑。

一九三三年二月，毛澤東搞了一場製造「階級敵人」的「查田運動」。由於按共產黨的理論，只有地主富農才能被剝奪，毛要基層幹部「查出」更多的「地主富農」，逼他們交出「罰款」和「捐款」，把他們送進勞役隊當苦力。毛的命令是：「地主階級的土地財產要沒收一個乾淨」，「使之擔負無限制的義務勞動」。共產黨統治已經幾年了，地富早已被挖乾淨了，為了湊數，幹部不得不亂整人。被整的全家「掃地出門」，住在關水牛的牛棚後。「牛棚「作為準監獄的代稱就是這樣來的。三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這個詞被廣泛運用，儘管關人的地方已不再是真正的牛棚，而是教室，廁所、電影院等等。
毛的運動製造了數萬苦役工，卻擠不出多少錢和糧食。從當時的統計表上可以看出，江西的十二個縣中，只有兩個縣交出了「罰款」和「捐款」，離毛定下的任務目標天差地遠。農民早已被榨干了。紅軍軍官龔楚回憶起運動中的一樁見聞。一天他經過瑞金附近的龔坊，「因為天氣炎熱，到村裡去找一間民房休息。這個龔坊，居住的是姓龔的居民，我進入休息的是一棟很大的青磚平房，外面非常整潔。但等走進大廳時，卻意外地感到淒涼與蕭條，因為屋子裡的傢俱部沒有了，只有一張爛方桌和一條長板凳，屋子裡有兩個中年婦人和一個老年婦人，還有三個小孩子，全穿著破爛衣服，形容憔悴，看見我帶著四個攜有手槍的特務員進來，非常驚恐，小孩更嚇得哭了起來。」

這時他們聽到龔楚的姓，知道是同宗。於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們的命。老太婆哭著說：「我家的老頭子是個讀書人，兩個兒子也讀了點書，因為家裡有十多畝田，兩個兒子便在家裡耕地。上半年老頭子和兩個兒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

我們到處張羅了一百二十塊錢，並將女人家全部的首飾湊足起來，送去贖他們。但金錢繳了，老頭子仍被吊死，兩個兒子也被殺了。現在，他們還逼我們繳五百光洋，否則我們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員呀，我們飯都沒有吃，哪裡還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們說句公道話，我家老頭子在世的時候曾經說過，有位紅軍軍長是我們姓龔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許我們離開一步，今天真是天開了眼，你來到我們家裡，司令員呀！你無論如何要救救我們！「說罷，她便不住地磕起頭來，她的兩個媳婦和小孩，也跟著磕頭，流淚。

龔楚答應替他們想辦法，但最終什麼也沒做。他明白幫忙反會害了他們。曾有個醫生因為交不起捐款求他，他轉告了當地政府，但「十多天後，當我由閩西再回到瑞金時，那位醫生已被殺害，藥店也被政府沒收，他家的寡婦孤兒已流為乞丐了。」正是這一系列的悲劇，促使龔楚逃離紅軍。

這個國中之國就像監獄，每個村子都二十四小時放哨，離開村子得有路條。有個管錢的管理員曾試圖想跑，「挪用」了兩百四十六塊七毛錢，買了張路條。逃亡沒成功，在大會上示眾後殺掉。據過來人說，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殺頭」。

自殺屢見不鮮，為後來毛統治的一大特徵開了先河。自殺數量在共產黨幹部中也十分驚人，致使官方在報刊上公開譴責：「自殺是革命隊伍中最可恥的分子！」

毛的親信楊岳彬也受不了，千方百計逃跑了。他投向國民黨，把中共要人的住地告訴他們，國民黨飛機來轟炸，毛等只得全部搬家。

住在紅區邊緣的人逃跑的機會要多一些，有的基層幹部也組織民眾成批地逃，有的地方一晚上逃走幾百人。中共於是把梢有疑點的幹部調到跑不出去的紅區中心地帶。大多數人是在國民黨進攻後起來反抗。

在紅色政權最後的日子裏，當國民黨軍隊逼近時，成村的人揮舞著大刀長矛襲擊退卻的紅軍。對付反抗的百姓，中共的辦法是加強恐怖。在最極端的時候，日常往來都可能招致橫禍。老人們回憶：有的縣「規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發現誰家接待了客人，不論什麼人，都要和客人同罪殺頭」。

中央蘇區地處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國下降最多。根據中國人口統計，從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據地內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個縣(不包括為中共部分控制的邊緣縣)，人口減少五十多萬，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閩西根據地的減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蘇區人口共下降七十萬。由於住在這些地帶的人很難外逃，這七十萬基本上應屬於死亡人數。毛死後的一九八三年，江西有二十三萬八干八百四十四人被官方追認為「烈士」，包括戰死的和肅反被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