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學生右派，今日美國官員(圖)

一樣人生兩重天.與方能御先生一席談
 
美國的環境真好，綠樹碧水蘭天人又少，不像北京全是水泥森林。我一天吃得飽睡得好，早晚躺在陽臺涼椅上養神，閑了看書寫文章。一週前我將新寫的一篇文章《人格要獨立，首先經濟要獨立》投寄當地華文報刊《新世界》，不幾天登載了出來。那天太陽西斜，我正躺在陽台上閉目養神，電話震鈴，拿起一問，一個陌生的男子聲音：你是鐵流先生嗎？我拜讀了你的文章，十分同意你的觀點，「人格要獨立，經濟要首先獨立」。不然，我們知識份子永遠沒有地位。我十分高興，在異國有了知音，即忙問：你也是來美國看兒女的嗎？不是，我在這裡工作。從對方回答蒼勁的聲音判斷，己不是年輕人和中年人，我便冒然問：多大？尊姓？我叫方能御，今年整六十九，你文章上寫的事情我知道，兩月前我和北京老朋友通電話，說他們正在發起「紀念反右鬥爭五十年」的簽名活動，現是保密階段不能告訴我，現在才知道你也是發起組織者之一。看來他詳細讀了我的文章，相互的距離更近了。他接著說：我也是右派，被毛澤東整了幾十年。嘿，難友，五七難友！

三天後相聚了，我和在家休息的女兒一同與他進行交談閒聊。他身高1,.75米，個兒高挑，雖然滿臉都是歲月留下的風霜烙印，仍掩蓋不了他年輕時有過的帥氣。我們的談話輕鬆活潑，稍加整理便是一篇很好的文章……

回憶是痛苦的，現實是美麗的。面對美麗的現實，不能不回憶痛苦：他是上海人，生於1937年，父親與伯父均是國民政府上海海關的高級官員，1949年蔣介石被毛澤東打敗，率眾退守臺灣，伯父隨國民政府而去，他父親卻固守陣地。行前伯父對他父親說：一個是有錢人的政府，一個是窮人的政府，用人的標準不會是一樣，不走會有危險。父親心堅如盤絲毫不動，回道：只要共產黨建設國家就需要人才。不錯，留下的父親先還有碗飯吃，隨著各種政治運動開展，終於靠邊了，所幸未被關被殺還能苟存於世。

由於出身成份不好，他自幼刻苦讀書，事事靠攏黨和組織，很快加入中國新民主義青年團（共青團前身），並擔任團小組長。由於家庭環境陶，他自幼英文特好。不久考進衛校，畢業後分配在上海第一勞工醫院當醫生。小小年紀的他，不滿足衣服無憂的平靜生活，還想再上一層樓成為新時代的專家學者，這是五十年代年輕人共同的追求的人生目標。自我努力，再加領導的信任，1956年十七歲的他作為調干生考進了名校上海醫學院醫學系，如果不是「反右鬥爭」，他早是中國醫界名流了。

毛澤東醉心於「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馬列主義「階級鬥爭」的治國學說，以為把人分成各個階級互為仇敵，江山就會一牢永逸，而不知每一個政治運動都傷害了一大批人。固然被傷害者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或餓死它鄉萬劫不復；未傷害者卻怵悚齒寒，心靈蒙上一個一個陰影。 方能御自幼受的民主思想的傳統教育，對身邊發生的事情越來越不理解。他說，解放之初報上宣傳上海破獲了一個DRP的反動組織，為首的是個中學化學系的老師，成員全是中學生，說他們企圖放毒，殘害人民，公安局還搜出了投毒的化學藥品，很多中學生被抓走了，我們初三的一個學長就被抓了。但這個「DRP的反動組織」聽說只寫了一些不滿的標語，並沒有任何實際行動。加之學長被抓，開始對共產黨產生了質疑。到了「鎮反」時，我有個鄰居曾經是個工頭，被打成反革命。他平時站在老闆一邊，叫大家做事踏實一點，所以就被打成反革命。後來到了「三反」，有個鄰居盛先生在海關工作，和我爸爸很熟，大家都知道他是個好人。但是運動中成了大貪污犯，逼得跳樓自殺。其實在海關工作有什麼貪的，所發生費用全是劃帳。經過這些事情後，我思想上便對共產黨有了看法。

「風雲突變，軍閥重開戰。」據說毛澤東與劉、周有意見，認為權力受到了挑戰，所以才發動「整風」運動，企圖通過「大鳴大放」打擊政敵，誰知大家提的意見卻是針對共產黨要害之處，很快「整風運動」轉為「反右鬥爭」我有個老師叫梁俊青，是農工民主黨上海市的市委。他留學德國在那裡當醫生，抗戰期間第一學期反右我僥倖逃過了，到了第二學期，繼續鳴放。學校黨支部書記不厭其煩地動員學生向黨提意見。我就在教學提了點意見，比如我們學生的質量應該更提高點（後來說我污蔑抹殺成績）；我們應該用自己老師、教授編寫教材，英美好東西應該多參考學習（後來變成媚洋崇外）；那時中醫是必修課回國。解放後院系調整，同濟大學要把醫生院調到武漢去，梁老師當時在報紙上寫文章表示反對搬遷。之後便開始受排擠。儘管他社會地位很好但處處被排擠，肚子裡很有意見。鳴放時期大家都很興奮，提意見逐漸尖銳。梁老師當時也提了很多意見。我去梁老師那兒去玩，交情不錯。得到了些政治上的見解。比如民主黨派沒有實權啊，很多外行領導內行。我有個同學叫施正方，我們經常私下討論些政治見解，這些人後來都成了右派。，我是西醫，提出中醫應該作為選修課，不應該做為政策來推行。中醫不適用於急性病，那樣會延誤病情（後來變成反對黨的中醫政策）。我還提出，因為反右很多老師比較沉默，教授們還應該繼續發揮作用等等。我因為是團小組長要寫日記，在一篇日記裡寫了這些內容：我們要具體做事情，不要成天講空話，要腳踏實地，不應該整天想著虛無縹緲的東西。結果後來說我攻擊共產主義理想。還有一次在大會發言的討論中我說，根據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書裡講，現在還沒有到共產主義階段，還沒有自由。結果說我污蔑共產主義沒有自由。

就這樣被打成右派份子，當時我才19歲，心裏不服。但身邊一些被打成右派的同學比我就更冤了。一個叫徐洪慈同學，是地下黨員，他看見醫學院鳴放搞得不積極，便組織召開座談會，提出了51個問題。比如匈牙利事件，蘇聯出兵到底對不對，希望不要隱瞞情況。反對秘密檔案制度。結果被打成極右，開除黨籍學藉送勞動教養。還有個同學是醫療系的學生會主席黃聖學，他掌握上醫的有線廣播站，鳴放時期經常播放同學們提的意見的來稿，結果說他為右派言論提供放毒陣地，也被打成右派。藥學系的學生會主席蔡培森，自幼是個孤兒，後被新四軍收養，一直生活在部隊，就因為院系調整一事召開系學生大會，響應南京醫學院藥學系學生的意見，也被打成極右派。全校有一百多個同學被劃成右派，看到這種情況我只好承認自已是右派了。

開始大家對右派認識不足，以為和過去的政治運動一樣，過了就沒事了，那曉得入了另冊一輩子成了賤民。我的處分是保留學籍，監督勞動，開始還很高興. ，認為還可以繼續讀書。不久送我去農村監督勞動改造，到農村一看，每個大隊都有三五個人被批鬥。引起批鬥的原因都是一些言論，比如對統購統銷說了點不滿的話，或對哪個黨員有點意，均遭受到批鬥。這時我才發現，共產黨就這樣用鬥爭箝制言論，推動生產。後來「大躍進」，上面叫怎麼幹就怎麼幹，要什麼老百姓就給什麼，誰敢說個不字，否則就要挨鬥爭。全國農村有多少人，我算了一下至少有五千萬人挨鬥。

1960年我又被扔到新疆，在那荒涼寒冷的邊疆一呆就是十七八年。雖說做醫生，工資只有別人的一半，每月二十六元人民幣。在醫院裡，凡是一切髒活重活都是我去做，不敢找女朋友，不敢與人開玩笑，打發日子的辦法就是讀書。文革時更被送到塔克拉瑪罕大沙漠挖渠.，許多員工知道我是個好醫生，來找我看病,但工地沒有藥品，我只好鑽研針灸,並和他的老師又是難友的胡浴桓醫師，一起寫出了「針灸機理,疼痛與鎮痛」兩本書.（後得新疆科技進步獎）。待到所謂的「摘帽」後的1976年才結了婚但不敢生孩子，因為摘了帽還是右派呀！

盼星星盼月亮，盼到1978年得到「改正」，但是仍不能專業對口.，回到老家上海。1979年全國各大專院校公開召研究生，新疆醫大和上海醫大都要我，但農場不放，死死攥住我這條又聽使喚又廉價的牛，想盡一切辦法不讓我展現能力。1980年我突破封鎖，考上了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的研究生，在朋友的幫助下離開了新疆去到北京，後分回上海。

俗話說「是金子在哪裡也發光」。被歷史塵埃埋葬了達二十多年之久的方能御，不但出色地完成本職研究任務，還在華山醫院兼職顧問並有時在院校代課。1985年密歇根大學的諾貝個獎獲得者伯克斯來上海哲學所訪問，講題涉及哲學,邏輯,和心理,語言等專業術語很難翻譯，.但他卻翻譯得很好。.伯克斯提出希望接收他做訪問研究學者，.卻因他是改正右派而被否決.。到了1988年美國天主教大學教授麥克林來上海社科院訪問，他又擔任翻譯，深得麥的讚許。於是，時年五十一歲的他，大膽向麥提出想去美國學習，立即得到麥的支持，說明年（1989年）美國有個國際學術研討會叫他寫篇論文，如選上即可以訪問學者赴美。「皇天不負苦心人」，他的論文被大會選中，1990年春，他終於乘機來到了這個民主自由的國土，但為生存打拼又成了他人生新的課題。他去一個研究所參加了中國醫學經典《黃帝內經「靈樞經」》的翻譯工作，後此書在臺灣出版。他還深鑽針灸，並取得針灸師的正式執照。當有了正式工作和收入後，把太太和女兒接來美國，接著加入美國國籍。五年前他正式考入美國華盛頓特區衛生局，成為一民正式的國家公務員。而今他太太也有正式工作，在美國讀大學的女兒專攻英國文學，現已快畢業。我笑著問他：生活得幸福愉快嗎？他說：最幸福愉快的是我的人格受到尊重，人生才華得到展現，再沒有人岐視我，不像你們在中國還是個「改正右派！」他的話說到了點子上，曾有哲人講：一個人的命運主要決定於他的性格。然後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卻不是，你要想對社會對人民說實話真話，就得受苦受罪，這就是五十年前的現實。

而今他年近七十，仍老驥伏櫪契而不舍地學習專研學問。最近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要求員工繼續教育學習的一個網上進修課，包括藥品食品各行業的法規與技術許多方面的新問題，共120個課程，每課分5到8節，每課一節後有測驗，各節測驗後有總測驗。故每一課即使從頭到尾看一遍也得花一個小時，他僅僅用上斑工作的間隙時間兩個月，便把課程考試全通過了，拿了120張證書。讓美國同事大為驚訝。他們豎起大指拇說：中國人棒！聰明！說到這裡他滿是皺紋的老臉上溢出幾絲得意地微笑，好像在說：我不僅為中國人爭了光，也為我們老右爭了光！

2007年6月於馬里蘭蒙哥馬里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