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学生右派，今日美国官员(图)

一样人生两重天.与方能御先生一席谈
 
美国的环境真好，绿树碧水兰天人又少，不像北京全是水泥森林。我一天吃得饱睡得好，早晚躺在阳台凉椅上养神，闲了看书写文章。一周前我将新写的一篇文章《人格要独立，首先经济要独立》投寄当地华文报刊《新世界》，不几天登载了出来。那天太阳西斜，我正躺在阳台上闭目养神，电话震铃，拿起一问，一个陌生的男子声音：你是铁流先生吗？我拜读了你的文章，十分同意你的观点，“人格要独立，经济要首先独立”。不然，我们知识分子永远没有地位。我十分高兴，在异国有了知音，即忙问：你也是来美国看儿女的吗？不是，我在这里工作。从对方回答苍劲的声音判断，己不是年轻人和中年人，我便冒然问：多大？尊姓？我叫方能御，今年整六十九，你文章上写的事情我知道，两月前我和北京老朋友通电话，说他们正在发起“纪念反右斗争五十年”的签名活动，现是保密阶段不能告诉我，现在才知道你也是发起组织者之一。看来他详细读了我的文章，相互的距离更近了。他接着说：我也是右派，被毛泽东整了几十年。嘿，难友，五七难友！

三天后相聚了，我和在家休息的女儿一同与他进行交谈闲聊。他身高1,.75米，个儿高挑，虽然满脸都是岁月留下的风霜烙印，仍掩盖不了他年轻时有过的帅气。我们的谈话轻松活泼，稍加整理便是一篇很好的文章……

回忆是痛苦的，现实是美丽的。面对美丽的现实，不能不回忆痛苦：他是上海人，生于1937年，父亲与伯父均是国民政府上海海关的高级官员，1949年蒋介石被毛泽东打败，率众退守台湾，伯父随国民政府而去，他父亲却固守阵地。行前伯父对他父亲说：一个是有钱人的政府，一个是穷人的政府，用人的标准不会是一样，不走会有危险。父亲心坚如盘丝毫不动，回道：只要共产党建设国家就需要人才。不错，留下的父亲先还有碗饭吃，随着各种政治运动开展，终于靠边了，所幸未被关被杀还能苟存于世。

由于出身成份不好，他自幼刻苦读书，事事靠拢党和组织，很快加入中国新民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并担任团小组长。由于家庭环境陶，他自幼英文特好。不久考进卫校，毕业后分配在上海第一劳工医院当医生。小小年纪的他，不满足衣服无忧的平静生活，还想再上一层楼成为新时代的专家学者，这是五十年代年轻人共同的追求的人生目标。自我努力，再加领导的信任，1956年十七岁的他作为调干生考进了名校上海医学院医学系，如果不是“反右斗争”，他早是中国医界名流了。

毛泽东醉心于“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的治国学说，以为把人分成各个阶级互为仇敌，江山就会一牢永逸，而不知每一个政治运动都伤害了一大批人。固然被伤害者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或饿死它乡万劫不复；未伤害者却怵悚齿寒，心灵蒙上一个一个阴影。 方能御自幼受的民主思想的传统教育，对身边发生的事情越来越不理解。他说，解放之初报上宣传上海破获了一个DRP的反动组织，为首的是个中学化学系的老师，成员全是中学生，说他们企图放毒，残害人民，公安局还搜出了投毒的化学药品，很多中学生被抓走了，我们初三的一个学长就被抓了。但这个“DRP的反动组织”听说只写了一些不满的标语，并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加之学长被抓，开始对共产党产生了质疑。到了“镇反”时，我有个邻居曾经是个工头，被打成反革命。他平时站在老板一边，叫大家做事踏实一点，所以就被打成反革命。后来到了“三反”，有个邻居盛先生在海关工作，和我爸爸很熟，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好人。但是运动中成了大贪污犯，逼得跳楼自杀。其实在海关工作有什么贪的，所发生费用全是划帐。经过这些事情后，我思想上便对共产党有了看法。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据说毛泽东与刘、周有意见，认为权力受到了挑战，所以才发动“整风”运动，企图通过“大鸣大放”打击政敌，谁知大家提的意见却是针对共产党要害之处，很快“整风运动”转为“反右斗争”我有个老师叫梁俊青，是农工民主党上海市的市委。他留学德国在那里当医生，抗战期间第一学期反右我侥幸逃过了，到了第二学期，继续鸣放。学校党支部书记不厌其烦地动员学生向党提意见。我就在教学提了点意见，比如我们学生的质量应该更提高点（后来说我污蔑抹杀成绩）；我们应该用自己老师、教授编写教材，英美好东西应该多参考学习（后来变成媚洋崇外）；那时中医是必修课回国。解放后院系调整，同济大学要把医生院调到武汉去，梁老师当时在报纸上写文章表示反对搬迁。之后便开始受排挤。尽管他社会地位很好但处处被排挤，肚子里很有意见。鸣放时期大家都很兴奋，提意见逐渐尖锐。梁老师当时也提了很多意见。我去梁老师那儿去玩，交情不错。得到了些政治上的见解。比如民主党派没有实权啊，很多外行领导内行。我有个同学叫施正方，我们经常私下讨论些政治见解，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右派。，我是西医，提出中医应该作为选修课，不应该做为政策来推行。中医不适用于急性病，那样会延误病情（后来变成反对党的中医政策）。我还提出，因为反右很多老师比较沉默，教授们还应该继续发挥作用等等。我因为是团小组长要写日记，在一篇日记里写了这些内容：我们要具体做事情，不要成天讲空话，要脚踏实地，不应该整天想着虚无缥缈的东西。结果后来说我攻击共产主义理想。还有一次在大会发言的讨论中我说，根据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书里讲，现在还没有到共产主义阶段，还没有自由。结果说我污蔑共产主义没有自由。

就这样被打成右派分子，当时我才19岁，心里不服。但身边一些被打成右派的同学比我就更冤了。一个叫徐洪慈同学，是地下党员，他看见医学院鸣放搞得不积极，便组织召开座谈会，提出了51个问题。比如匈牙利事件，苏联出兵到底对不对，希望不要隐瞒情况。反对秘密档案制度。结果被打成极右，开除党籍学藉送劳动教养。还有个同学是医疗系的学生会主席黄圣学，他掌握上医的有线广播站，鸣放时期经常播放同学们提的意见的来稿，结果说他为右派言论提供放毒阵地，也被打成右派。药学系的学生会主席蔡培森，自幼是个孤儿，后被新四军收养，一直生活在部队，就因为院系调整一事召开系学生大会，响应南京医学院药学系学生的意见，也被打成极右派。全校有一百多个同学被划成右派，看到这种情况我只好承认自已是右派了。

开始大家对右派认识不足，以为和过去的政治运动一样，过了就没事了，那晓得入了另册一辈子成了贱民。我的处分是保留学籍，监督劳动，开始还很高兴. ，认为还可以继续读书。不久送我去农村监督劳动改造，到农村一看，每个大队都有三五个人被批斗。引起批斗的原因都是一些言论，比如对统购统销说了点不满的话，或对哪个党员有点意，均遭受到批斗。这时我才发现，共产党就这样用斗争箝制言论，推动生产。后来“大跃进”，上面叫怎么干就怎么干，要什么老百姓就给什么，谁敢说个不字，否则就要挨斗争。全国农村有多少人，我算了一下至少有五千万人挨斗。

1960年我又被扔到新疆，在那荒凉寒冷的边疆一呆就是十七八年。虽说做医生，工资只有别人的一半，每月二十六元人民币。在医院里，凡是一切脏活重活都是我去做，不敢找女朋友，不敢与人开玩笑，打发日子的办法就是读书。文革时更被送到塔克拉玛罕大沙漠挖渠.，许多员工知道我是个好医生，来找我看病,但工地没有药品，我只好钻研针炙,并和他的老师又是难友的胡浴桓医师，一起写出了“针炙机理,疼痛与镇痛”两本书.（后得新疆科技进步奖）。待到所谓的“摘帽”后的1976年才结了婚但不敢生孩子，因为摘了帽还是右派呀！

盼星星盼月亮，盼到1978年得到“改正”，但是仍不能专业对口.，回到老家上海。1979年全国各大专院校公开召研究生，新疆医大和上海医大都要我，但农场不放，死死攥住我这条又听使唤又廉价的牛，想尽一切办法不让我展现能力。1980年我突破封锁，考上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研究生，在朋友的帮助下离开了新疆去到北京，后分回上海。

俗话说“是金子在哪里也发光”。被历史尘埃埋葬了达二十多年之久的方能御，不但出色地完成本职研究任务，还在华山医院兼职顾问并有时在院校代课。1985年密歇根大学的诺贝个奖获得者伯克斯来上海哲学所访问，讲题涉及哲学,逻辑,和心理,语言等专业术语很难翻译，.但他却翻译得很好。.伯克斯提出希望接收他做访问研究学者，.却因他是改正右派而被否决.。到了1988年美国天主教大学教授麦克林来上海社科院访问，他又担任翻译，深得麦的赞许。于是，时年五十一岁的他，大胆向麦提出想去美国学习，立即得到麦的支持，说明年（1989年）美国有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叫他写篇论文，如选上即可以访问学者赴美。“皇天不负苦心人”，他的论文被大会选中，1990年春，他终于乘机来到了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土，但为生存打拼又成了他人生新的课题。他去一个研究所参加了中国医学经典《黄帝内经“灵枢经”》的翻译工作，后此书在台湾出版。他还深钻针炙，并取得针灸师的正式执照。当有了正式工作和收入后，把太太和女儿接来美国，接着加入美国国籍。五年前他正式考入美国华盛顿特区卫生局，成为一民正式的国家公务员。而今他太太也有正式工作，在美国读大学的女儿专攻英国文学，现已快毕业。我笑着问他：生活得幸福愉快吗？他说：最幸福愉快的是我的人格受到尊重，人生才华得到展现，再没有人岐视我，不像你们在中国还是个“改正右派！”他的话说到了点子上，曾有哲人讲：一个人的命运主要决定于他的性格。然后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却不是，你要想对社会对人民说实话真话，就得受苦受罪，这就是五十年前的现实。

而今他年近七十，仍老骥伏枥契而不舍地学习专研学问。最近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要求员工继续教育学习的一个网上进修课，包括药品食品各行业的法规与技术许多方面的新问题，共120个课程，每课分5到8节，每课一节后有测验，各节测验后有总测验。故每一课即使从头到尾看一遍也得花一个小时，他仅仅用上斑工作的间隙时间两个月，便把课程考试全通过了，拿了120张证书。让美国同事大为惊讶。他们竖起大指拇说：中国人棒！聪明！说到这里他满是皱纹的老脸上溢出几丝得意地微笑，好像在说：我不仅为中国人争了光，也为我们老右争了光！

2007年6月于马里兰蒙哥马里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