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何要整知識份子？這是被人多次論述、早不新鮮的老話題。不過，近年來有一種頗為流行的說法，認為他是因為早年在北大任圖書館助理員和北大旁聽生時受到了知識份子輕視所致。筆者研究毛澤東多年，對其人其事瞭解甚深多，故對此結論一直不敢苟同。
之所以有此結論，主要的依據是散見於《西行漫記》中老毛與斯諾的談話和相關的個別傳說。如「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助理員說南方話。」再如，當主編《新潮》雜誌的傅斯年羅家倫等人一次在圖書館討論時，老毛想加入他們的討論，情不自禁地發表自己的意見，卻受到冷嘲熱諷。散會後，傅斯年經范文瀾提醒，說毛曾在《新青年》年發表過文章（指《體育之研究》），傅才與毛禮節性地握手，表示歉意。又如，毛旁聽胡適一次演講時，舉手提問，大約是胡聽不清毛的湖南腔或許因為他是旁聽生，並沒有回答他就繼續演講。臨別時，胡同在座的、包括毛在內的人握手，卻一句也沒有提剛才發生的事。
以上事例有沒有？我相信基本是事實。但是，我認為這不是老毛在北大交往過程中的主要事實，也不是造成老毛對北大知識份子、乃至全國知識份子偏見的主要原因，更不是老毛由此埋下整知識份子的主要心結。因為我們看到更多的是見諸當事人的文字記錄，足以說明老毛在北大並沒有受到過多的冷遇，並沒有受到大知識份子的排斥。
當其恩師楊昌濟將毛介紹給北大校長蔡元培，希望進北大作旁聽生時，在蔡詢問其學歷過程中，毛談到讀過蔡翻譯的德國哲學家鮑爾生的《倫理學原理》一書。這本書，老毛曾細讀數遍，作過一萬二千字的批語。蔡對毛就該書的心得報以肯定和讚許的目光。也正因為此，毛才被批准為一名旁聽生。要知道，作為師範生，當時要進北大，按規定必須先讀預科，預科畢業考試合格後，方能入北大為正式生。當毛為解決吃飯問題手持楊昌濟介紹信找到北大教授、圖書館館長李大釗希望有一份刷黑板、拖地板的工作時，李笑道：「堂堂師範生做清潔工未免大材小用了！」便報經蔡元培同意，做了月薪8元的圖書館助理員（毛次年在長沙第一師範附小正式任教的月薪也只有8元）。此外，據蕭三回憶，毛同蕭還訪問過蔡元培、胡適、陶孟和等大知識份子，並同陳獨秀有過深入的個人交談，聆聽了這位北大文學院院長對社會問題的精闢見解。「第一次見到他是在北京，那時我在北京大學，他對我的影響也許比任何人都大」（見《西行漫記》）。毛參加了「新聞研究會」、「哲學研究會」、「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等學術團體，參與了王光祈、李大釗發起的「少年中國學會」的籌備工作；應蔡元培之邀參與了「華法教育會」赴法勤工儉學計畫的起草。就是曾經拒絕過老毛提問的胡適，也應邀出席了老毛組織的在京新民學會會員的座談，解答他們的提問，並在家接受過毛的拜訪。就連毛後來在湖南創辦的「自修大學」也是由胡適取名的。這些在胡的日記中有文字記載。在毛1918年8月19日到京至1919年3月 12日離京赴滬的近七個月的交往過程中，他結識了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周作人、邵飄萍、鄧中夏、陳公博、譚平山、張國燾、康白清，段錫朋等等一大批老師和同學，並同李大釗、邵飄萍、鄧中夏、譚平山等人建立了較深的友誼。李大釗甚至認為毛是「湖南學生青年的傑出的領袖」。這些交往不僅沒有遭到冷遇，而且效果也是顯著的。老毛、蕭子升、蔡和森組織的湖南學子勤工儉學的活動，得到了蔡元培、李石岑的熱情支持，並將掌握在湖南旅京人士熊希齡、範源濂手中的一筆前清戶部應退還湖南的糧、鹽兩稅超額餘款的利息提出來；楊昌濟還通過其老友章士釗出面組織義捐，籌款兩萬元，一併全部資助給湖南赴法勤工儉學之用。這為各省赴法學子所僅見。關於這段北大經歷，毛在寫給蔡元培的信中有如此總結：「在北大我有兩大收穫，一是認識了天下第一楷模的守常（李大釗）先生，並通過您接觸了許多思想激進的人物。二是參加了許多有意識的活動，學到了許多新思想、新知識和新才幹。這對我將來的人生，是一個關鍵性的轉折，或者說是一個決定性的開端。」「北大給我的精神財富，真是終身難忘啊！」
可以肯定地說，老毛在北大的收穫遠遠大於他的不愉快經歷。因而，將其在北大的不愉快經歷視為其後來整肅知識份子的原由，顯然是難以成立的。
那麼，老毛為何要整知識份子呢？一言以蔽之，是出於其奪取江山和鞏固毛式天下的需要，是極權專制制度的必然結果。
老毛並不是對所有的知識份子都有偏見，也不是所有知識份子都在其整肅之列。縱觀老毛一生，一條貫穿始終的主線，就是要將知識份子改造成為忠誠其事業，實現其統治的工具。老毛並不排斥知識份子，而是對知識份子給予極高的重視。早在井岡山時期，他手下為數不多的高學歷知識份子如宛希先、羅榮桓、張子清等，皆被提拔到重要崗位。張子清還曾擔任過朱毛會師後的第十一師師長，是毛馭下嫡系的最高軍事長官，一度還代理過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書記。如果張不死於1930年，中共建政後，無疑當授元帥銜。總觀老毛奪取政權的全過程，晉升最快的恰恰是知識份子出生者。隨著地位的鞏固和事業的壯大，老毛的知識份子政策越來越明朗清晰，對能夠為其事業衝鋒陷陣、能夠理解其「活思想」並能闡發之的知識份子，他不但不迫害，反而會提拔重用，以至身居高位。如早期的陳伯達、胡喬木，後期的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因為專制體制需要的是奴才，需要的是附庸和幫閑，尤其需要的是有能力的工具。那些具有個性思維，有叛逆精神，敢逆龍鱗的知識份子被視為統治的障礙和潛在危險，一概是被整肅、被「改造」的對象。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歷代的文字獄，從隋朝開始的科舉制，到明代以四書五經為科場考題的惟一化，都是極權專制制度對知識份子自由思想的扼殺化桎梏化和「改造」化。而毛澤東不同於歷代統治者，或者說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地方，還在其比他們的手法更陰毒的一面。過去的統治者對異見知識份子大多是誅人，而毛更多表現為「誅心」。他在延安就規定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方針。實事求是地說，在毛掌控和統治時期，真正由他下令或示意斬殺的知識份子幾乎沒有。就是當年的王實味，也是賀龍、王震殺害的。這並不能因此認定老毛的仁慈。老毛畢竟是集古今權謀之大成，匯中外專制於一生的傑出人物，這恰恰是他較之歷代君王、較之共產專制暴君斯大林更「高明」、更殘酷的地方。因為將異見知識份子打為二等公民，用歧視、屈辱，用艱苦的體力勞動去摧殘他們的意志，折磨他們的身體，這比消滅他們的肉體更痛苦、更有效。不僅能夠矇騙世人，給人以寬大為懷的假象，同時還讓那些看不穿針他伎倆的被「改造」者，迷失了自我，因不殺之恩而感恩戴德。至今不是還有不少的當年被「改造」對象對其懷念有加嗎？這一手法，實質上是一種將人去勢的手法。在這一手法下的大多數，實際已經被改造為喪失獨立意識的行屍走肉；即便有個別還未「騸淨」的人，面對這樣的體制和這樣的手法，明哲的選擇，只有三緘其口。
作為造反起家的老毛，最先是從知識份子的結社開始，搞學運、搞工運、搞農運，後來又以軍隊作本錢，完成了他改朝換代、確立毛氏天下的「偉業」。因此，老毛至死都始終牢牢抓住「筆桿子」和「槍桿子」這兩桿子。這就有別於歷代君王和各時的軍閥。他們沒有老毛的經歷，他們對待有「反骨」的知識份子表現出更多的是赤裸裸的殺戮。而老毛是過來人，深解個中三味，最瞭解知識份子的軟肋，最懂得異見知識份子對其江山社稷的潛在危害。因而，整起他們來，最得心應手，最能擊中要害。
毛氏的江山是鞏固了，但是，知識份子的自由精神被扼殺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被摧殘了，中國陷入了更加黑暗的深淵。以至於我們在痛定思痛之餘，在民主自由大倡的今天，我們看到他的繼任者們仍然沿襲著他的思維，用低劣卑鄙的手段繼續拘捕、迫害有良心、有正義感、有民主自由精神的知識份子，繼續用「輿論導向」和各色法規，以及不對稱的信息，封鎖人們的自由交流，誤導人們的判斷，鉗制國人的思想，以期繼續他們腐敗不堪的專制統治。如果我們聽之任之，不奮起抗爭，中國知識份子挨整的命運就不會有結束的一天。
謹以此文紀念毛澤東誕辰113週年。
成都讀書會書友 焦 鴻
2006．12．25．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之所以有此結論，主要的依據是散見於《西行漫記》中老毛與斯諾的談話和相關的個別傳說。如「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助理員說南方話。」再如，當主編《新潮》雜誌的傅斯年羅家倫等人一次在圖書館討論時，老毛想加入他們的討論，情不自禁地發表自己的意見，卻受到冷嘲熱諷。散會後，傅斯年經范文瀾提醒，說毛曾在《新青年》年發表過文章（指《體育之研究》），傅才與毛禮節性地握手，表示歉意。又如，毛旁聽胡適一次演講時，舉手提問，大約是胡聽不清毛的湖南腔或許因為他是旁聽生，並沒有回答他就繼續演講。臨別時，胡同在座的、包括毛在內的人握手，卻一句也沒有提剛才發生的事。
以上事例有沒有？我相信基本是事實。但是，我認為這不是老毛在北大交往過程中的主要事實，也不是造成老毛對北大知識份子、乃至全國知識份子偏見的主要原因，更不是老毛由此埋下整知識份子的主要心結。因為我們看到更多的是見諸當事人的文字記錄，足以說明老毛在北大並沒有受到過多的冷遇，並沒有受到大知識份子的排斥。
當其恩師楊昌濟將毛介紹給北大校長蔡元培，希望進北大作旁聽生時，在蔡詢問其學歷過程中，毛談到讀過蔡翻譯的德國哲學家鮑爾生的《倫理學原理》一書。這本書，老毛曾細讀數遍，作過一萬二千字的批語。蔡對毛就該書的心得報以肯定和讚許的目光。也正因為此，毛才被批准為一名旁聽生。要知道，作為師範生，當時要進北大，按規定必須先讀預科，預科畢業考試合格後，方能入北大為正式生。當毛為解決吃飯問題手持楊昌濟介紹信找到北大教授、圖書館館長李大釗希望有一份刷黑板、拖地板的工作時，李笑道：「堂堂師範生做清潔工未免大材小用了！」便報經蔡元培同意，做了月薪8元的圖書館助理員（毛次年在長沙第一師範附小正式任教的月薪也只有8元）。此外，據蕭三回憶，毛同蕭還訪問過蔡元培、胡適、陶孟和等大知識份子，並同陳獨秀有過深入的個人交談，聆聽了這位北大文學院院長對社會問題的精闢見解。「第一次見到他是在北京，那時我在北京大學，他對我的影響也許比任何人都大」（見《西行漫記》）。毛參加了「新聞研究會」、「哲學研究會」、「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等學術團體，參與了王光祈、李大釗發起的「少年中國學會」的籌備工作；應蔡元培之邀參與了「華法教育會」赴法勤工儉學計畫的起草。就是曾經拒絕過老毛提問的胡適，也應邀出席了老毛組織的在京新民學會會員的座談，解答他們的提問，並在家接受過毛的拜訪。就連毛後來在湖南創辦的「自修大學」也是由胡適取名的。這些在胡的日記中有文字記載。在毛1918年8月19日到京至1919年3月 12日離京赴滬的近七個月的交往過程中，他結識了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周作人、邵飄萍、鄧中夏、陳公博、譚平山、張國燾、康白清，段錫朋等等一大批老師和同學，並同李大釗、邵飄萍、鄧中夏、譚平山等人建立了較深的友誼。李大釗甚至認為毛是「湖南學生青年的傑出的領袖」。這些交往不僅沒有遭到冷遇，而且效果也是顯著的。老毛、蕭子升、蔡和森組織的湖南學子勤工儉學的活動，得到了蔡元培、李石岑的熱情支持，並將掌握在湖南旅京人士熊希齡、範源濂手中的一筆前清戶部應退還湖南的糧、鹽兩稅超額餘款的利息提出來；楊昌濟還通過其老友章士釗出面組織義捐，籌款兩萬元，一併全部資助給湖南赴法勤工儉學之用。這為各省赴法學子所僅見。關於這段北大經歷，毛在寫給蔡元培的信中有如此總結：「在北大我有兩大收穫，一是認識了天下第一楷模的守常（李大釗）先生，並通過您接觸了許多思想激進的人物。二是參加了許多有意識的活動，學到了許多新思想、新知識和新才幹。這對我將來的人生，是一個關鍵性的轉折，或者說是一個決定性的開端。」「北大給我的精神財富，真是終身難忘啊！」
可以肯定地說，老毛在北大的收穫遠遠大於他的不愉快經歷。因而，將其在北大的不愉快經歷視為其後來整肅知識份子的原由，顯然是難以成立的。
那麼，老毛為何要整知識份子呢？一言以蔽之，是出於其奪取江山和鞏固毛式天下的需要，是極權專制制度的必然結果。
老毛並不是對所有的知識份子都有偏見，也不是所有知識份子都在其整肅之列。縱觀老毛一生，一條貫穿始終的主線，就是要將知識份子改造成為忠誠其事業，實現其統治的工具。老毛並不排斥知識份子，而是對知識份子給予極高的重視。早在井岡山時期，他手下為數不多的高學歷知識份子如宛希先、羅榮桓、張子清等，皆被提拔到重要崗位。張子清還曾擔任過朱毛會師後的第十一師師長，是毛馭下嫡系的最高軍事長官，一度還代理過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書記。如果張不死於1930年，中共建政後，無疑當授元帥銜。總觀老毛奪取政權的全過程，晉升最快的恰恰是知識份子出生者。隨著地位的鞏固和事業的壯大，老毛的知識份子政策越來越明朗清晰，對能夠為其事業衝鋒陷陣、能夠理解其「活思想」並能闡發之的知識份子，他不但不迫害，反而會提拔重用，以至身居高位。如早期的陳伯達、胡喬木，後期的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因為專制體制需要的是奴才，需要的是附庸和幫閑，尤其需要的是有能力的工具。那些具有個性思維，有叛逆精神，敢逆龍鱗的知識份子被視為統治的障礙和潛在危險，一概是被整肅、被「改造」的對象。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歷代的文字獄，從隋朝開始的科舉制，到明代以四書五經為科場考題的惟一化，都是極權專制制度對知識份子自由思想的扼殺化桎梏化和「改造」化。而毛澤東不同於歷代統治者，或者說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地方，還在其比他們的手法更陰毒的一面。過去的統治者對異見知識份子大多是誅人，而毛更多表現為「誅心」。他在延安就規定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方針。實事求是地說，在毛掌控和統治時期，真正由他下令或示意斬殺的知識份子幾乎沒有。就是當年的王實味，也是賀龍、王震殺害的。這並不能因此認定老毛的仁慈。老毛畢竟是集古今權謀之大成，匯中外專制於一生的傑出人物，這恰恰是他較之歷代君王、較之共產專制暴君斯大林更「高明」、更殘酷的地方。因為將異見知識份子打為二等公民，用歧視、屈辱，用艱苦的體力勞動去摧殘他們的意志，折磨他們的身體，這比消滅他們的肉體更痛苦、更有效。不僅能夠矇騙世人，給人以寬大為懷的假象，同時還讓那些看不穿針他伎倆的被「改造」者，迷失了自我，因不殺之恩而感恩戴德。至今不是還有不少的當年被「改造」對象對其懷念有加嗎？這一手法，實質上是一種將人去勢的手法。在這一手法下的大多數，實際已經被改造為喪失獨立意識的行屍走肉；即便有個別還未「騸淨」的人，面對這樣的體制和這樣的手法，明哲的選擇，只有三緘其口。
作為造反起家的老毛，最先是從知識份子的結社開始，搞學運、搞工運、搞農運，後來又以軍隊作本錢，完成了他改朝換代、確立毛氏天下的「偉業」。因此，老毛至死都始終牢牢抓住「筆桿子」和「槍桿子」這兩桿子。這就有別於歷代君王和各時的軍閥。他們沒有老毛的經歷，他們對待有「反骨」的知識份子表現出更多的是赤裸裸的殺戮。而老毛是過來人，深解個中三味，最瞭解知識份子的軟肋，最懂得異見知識份子對其江山社稷的潛在危害。因而，整起他們來，最得心應手，最能擊中要害。
毛氏的江山是鞏固了，但是，知識份子的自由精神被扼殺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被摧殘了，中國陷入了更加黑暗的深淵。以至於我們在痛定思痛之餘，在民主自由大倡的今天，我們看到他的繼任者們仍然沿襲著他的思維，用低劣卑鄙的手段繼續拘捕、迫害有良心、有正義感、有民主自由精神的知識份子，繼續用「輿論導向」和各色法規，以及不對稱的信息，封鎖人們的自由交流，誤導人們的判斷，鉗制國人的思想，以期繼續他們腐敗不堪的專制統治。如果我們聽之任之，不奮起抗爭，中國知識份子挨整的命運就不會有結束的一天。
謹以此文紀念毛澤東誕辰113週年。
成都讀書會書友 焦 鴻
2006．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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