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世35週年 胡耀邦影響今何在？(圖)

胡耀邦（圖片來源：網路圖片）

【看中國2024年4月18日訊】2024年4月15日是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去世35週年忌日。當年他的去世引發了「八九學運」。在30多年後的今天，胡耀邦和「八九學運」的影響仍然在繼續，延伸到新生代白紙運動的參與者。

「八九學運」後，中國政府在這位前領導人的去世忌日加強戒備。有人認為「白紙運動」期間江澤民去世可能也是促成解封的原因，以防止類似事件重演。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心臟病突發去世，點燃了影響深遠的「八九學運」。

張津睿當時還沒有出生，但這場運動促使他在30多年後的「白紙運動」中發揮作用。2022年底，在美國喬治城大學讀書的他和其他學生站在華盛頓街頭，抗議中國當局對人民的壓迫。

張津睿對美國之音說，胡耀邦站在改革的一方，對學生有很多同情，這與現在的領導人形成巨大的對比。胡耀邦去世後學生自然聚集起來懷念他，期望延續改革的方針。然而八九之後，改革不但沒有出現，反而還開倒車，現在的學生已經放棄從體制內求改革。

「胡耀邦這一生所做的事情肯定影響了我們現在年輕人的思考。現在學生的訴求和當時很不一樣。當時反「官倒」、反腐敗，還是在體制內試圖運作。對於我們這一代，我們反對的是習近平領導的中國政府，已經很少人對從內部改變中國還抱有希望了」，他說。

張津睿認為中國政府也從胡耀邦去世引發的事件中「吸取教訓」，「白紙運動」促成當局解封的一個原因可能是江澤民去世，中國政府擔憂局勢升級，重演1989年的事件。

他說：「江澤民死了之後，可以看到共產黨很害怕人們以悼念江澤民為理由聚集起來。這就是當年胡耀邦的死亡給共產黨的一個經驗，一定要做出某種政策上的讓步，不然對於學生群體來講可能會升級。所以江澤民死之後沒有多久，中國所有這些清零政策也都解除了。我覺得是類似的歷史事件讓共產黨做出這個決定。」

前領導人去世中國政府如臨大敵

網路雜誌《縱覽中國》總編陳奎德1989年民主抗議運動期間在上海擔任華東化工學院文化研究所所長和《思想家》雜誌主編。他認為胡耀邦和趙紫陽主政時是中共建政70多年中最好的十年，中國政壇現在已經沒有，也不大可能出現像他們這樣的人物了。

胡耀邦、鄧小平等人在1978年底主導的「平反冤假錯案」，至1982年底平反了300多萬件中共建政以後的錯案，包括為文革時期受迫害致死的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平反，以及為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洗刷罪名。

陳奎德表示，在中共體系內為被壓迫的人平反昭雪，勢必蒙受巨大的精神壓力。他認為胡耀邦在近代中國歷史進程中起到的作用是第一位。

陳奎德對美國之音說：「雖然胡耀邦是個共產黨人，但正因為他是共產黨，而且是首腦來做改革這個事情，在整個中國共產主義體系裡面敢於推動，他面臨的巨大精神壓力、政治壓力和各個方面的壓力，包括老人幫的一些壓力，不下於林肯總統解放黑奴。」

陳奎德認為胡耀邦對當時青年學生產生巨大影響，大學生群起示威，呼喊要改革、要新聞自由、反腐敗等口號，要求中國和世界主流接軌。胡耀邦在推動中國的進步方面做出貢獻，但也付出相對應的犧牲，被迫下臺。這讓當時的大學生懷抱歉疚心情，而這種情緒在他去世時爆發。

「他們覺得胡耀邦是代他們受過受罪，所以希望能夠還胡耀邦一個公道。因此出現如此巨大的要求，我想胡耀邦在中間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說，「他的影響現在還存在並延續，雖然被後來中國共產黨的一系列倒行逆施政策給壓制下去，但是它終會起來的，會推動中國的歷史向前進。」

陳奎德認為胡耀邦若是地下有知，看到習近平勢必會覺得他是「不肖子孫」，斷送了他們當年極力推動的改革開放的事業。他說，習近平當政後，開倒車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為了避免類似「八九學運」的事件發生，做了各種各樣的防範措施。而江澤民的去世很可能促成了「白紙運動」要求的解封。

陳奎德分析說，死亡變成了中國社會進步的一個驅動力。平時的社會死氣沉沉，老百姓不能發出聲音，也不能有自己的見解。只有在面臨政治性的大事件，也就是政治大人物死亡，社會才稍稍可以透點氣。

他說：「因為中國文化傳統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死者為大。大家對於死者基本上是心懷某種敬畏，覺得不能褻瀆死者。所以在人們悼念死者的時候，一般各個壓制的方面都開始會有所畏懼和收手。所以使得有些事件，民眾的情緒可以在這樣一個歷史的縫隙中間爆發出來。」

1976年，中國前總理周恩來去世後引發「四五天安門事件」，民眾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並提出反對「四人幫」、支持鄧小平的要求。陳奎德說，同一年，毛澤東的去世更是「給了中國一個恩賜」，將中國從「27年禍國殃民的政策下解放」，走入改革開放。而胡耀邦去世引發的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更是歷史上前所未見。

「好幾起重要的大人物的死亡都引起了社會變動和覺醒。大人物的死亡事件是中國政治的一個鬆動口，使得中國累積的民怨有可能在短時間爆發出來，從而使中國有所改變。」

《北京之春》雜誌榮譽主編胡平對美國之音說，1989年開春之時，已經能感受到來自民間對自由化的要求。那一年是中共建政40週年，也是法國大革命200週年和「五四運動」70週年，本身即是引人注意的日子。

「在共產黨那種統治之下，沒有民間的組織，也沒有新聞的自由，因此儘管很多方面，尤其年輕人有這麼一種強烈的衝動，要表達他們對自由民主的追求，但苦於沒有一種方式來表達。而在這個時候，胡耀邦去世就成了一個信號，」他說。

當年聽聞胡耀邦去世的消息，胡平預感會在中國引起很大的風潮，就像1976年的四五運動一樣，這起重大事件將成為號召。

「這個事件本身有它像徵性的意義，因為胡耀邦是最有自由化傾向的總書記。當年他因為所謂‘反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辭職，那麼他的去世自然喚起千千萬萬人的這種不約而同的感受。所以後來就發生了以紀念胡耀邦為名，最初以此作為一種號召的‘八九學運’，」他說。

最開明領導人精神永存

胡平認為當今的中國政壇不但看不到胡耀邦式的人物，習近平上臺後，中國的政治環境更沒有這類人的容身之處。

他說，胡耀邦能擔任黨內高層，甚至一度擔任總書記，也有其歷史脈絡。本來像他這樣的人物，在中共體制內很難上升到最高層。文革之前，胡耀邦「紅小鬼」的出身讓他在黨內受到排斥。文革爆發後，他和其他一些比較開明的領導層都受到批鬥。

「但是，正因為文革搞得太過極端，最後引發了黨的重大變化，物極必反。不但在民間，在社會上，包括黨內高層，像胡耀邦這種人物反而能夠脫穎而出，」他說。

胡平說，文革從反面推動中國內部的改變，使胡耀邦能夠一時之間成為中共領導層名義上的第一號人物。但到六四之後，中共黨內的開明溫和一派都受到打壓，紛紛出局。習近平上臺後實行更嚴厲的管控，「我想如果胡耀邦死後有知，他一定會對今天的中國的政局感到非常悲哀和沈重。」

胡平表示，自己1979年參與「西單民主牆」運動後，團中央派了幾個調查組進駐他所就讀的北大，當中來自團中央系統的人最為開明，對他們的活動也最表同情。而在鄧小平等黨內高層主張壓制民主牆時，胡耀邦能表達反對，並且提出對這種自由的同情和支持，是非常了不起的。

陳奎德也有類似的切身經歷。1983年他在復旦大學攻讀博士期間，於桂林一場學術會議上發表了批評中共意識體系形態的言論。回到復旦後，當局開始了「反對精神污染運動」，他的名字出現在校方名單最前列。他被停學了幾個月並被要求重新學習馬列主義等思想，心中擔心受到更多處罰。

陳奎德感謝胡耀邦在28天後發起「撥亂反正」，他受到的處分就此翻案，年輕學生受到的壓制得到解除。

他說：「胡耀邦當時在上面把這個事件翻過來，對於我們大家都有一個人生解放的作用，所以我個人某種意義上，因為我也被停學了好幾個月，有些人說可能要被發配到青海。」

「中共高層的任何一個動作，都涉及到千千萬萬的人，涉及到非常重大的命運攸關的事情。所以對胡耀邦先生，我個人是心懷感激的，」他說。

胡平認為中共有意在紀念活動中壓制胡耀邦的自由化思想，因此每逢遇到他的忌日，往往以一種比較低的規格紀念，並且只提到他的廉潔和親民。這讓後來的人因為不瞭解當年的情況，造成了錯誤的印象。

「但是我相信胡耀邦的精神不死，因為它代表的是社會要求自由化的一種精神。從他反對壓制言論自由，對不同異議上的這種容忍，對共產黨領導人來說就已經是非常重要的關鍵。這種精神對未來中國推動政治的民主轉型，有非常大的價值，」他說。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