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次回中國探親一個月，生了一場大病，先是感冒，接著高燒，最後是上吐下瀉，光是臥床不起、晝夜昏睡就有三天。大概因為我在西方生活太久了，久到了對中國的病菌完全喪失免疫力、不堪一擊的地步。
回到英國後，《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同事們對我這次「發燒之旅」少不了一番安慰，安慰之餘，又逼著我講一講生病之前的見聞。
說實話，我這次探親，除了大病一場之外，其它時間也乏善可陳。我嚴格遵守中國大使館釘在我探親簽證旁的那張小條的要求，未在中國從事任何採訪活動，整整一個月，除了生病佔去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我只好靠走親訪友、吃吃喝喝打發時光了。
俄國文豪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卻各有各的不幸。」套用一下托翁的句式，我這一個月的生活大概可以這麼概括：吃喝的宴席都是相似的，訪友的遭遇卻各有千秋。
具體來說，儘管不同的宴席有簡樸、奢華之分，但赴宴者都大同小異地互相寒暄著、言不由衷地互相恭維著、假戲真做地互相敬酒著，你只有走進他們的私人住宅，你才能窺見他們的真實生活，你只有在他的私宅中與他單獨交談，你才能瞭解他們的真實思想。
我在中國的朋友，大約分為穿開襠褲時的玩伴、求學時的同學和就業時的同事這幾類，他們或者曾經蹲在同一起跑線上等待開跑的槍聲，或者曾經在人生長跑的最初幾圈並駕齊驅，但經過十幾年來中國經濟大潮的淘洗和社會巨變的顛簸，如今他們已經分屬於不同的社會階層，雖然看上去有些人還在併肩小跑，但因人生頗為類似那種循環跑道的賽場，他們如今相互之間的差距，其實早已錯著好幾圈跑道呢。
我對《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同事們講了我走訪這些中國熟人私宅的不同遭遇，但其中幾位年輕同事最感興趣、也最感震撼的，卻是我描述的幾位已成富翁的朋友的豪宅──
「啊，他家還僱有剪草的園丁？！」
「什麼，他家還有室內游泳池？！」
「光裝修就花了一百多萬？！」
「媽的，他們家地下室的乒乓球室，都比我在英國租的房間面積大！」
還有一位同事，以半是關心、半是玩笑的口氣問我：「你這次回去是不是很受刺激？」
我也順竿兒爬地說：「是啊，我看了前同事的豪宅，當晚就感冒了；看了前同學的豪宅，馬上轉為高燒；最後看了兒時玩伴的豪宅，又演變為上吐下瀉！」
說到這兒，所有同事都是一副若有所悟的樣子：「原來你是這樣落下病根的！」
豪宅：老闆們的自我獎勵？
當然，我說的都是玩笑話。如果說我受過「刺激」，那還是上個世紀末，我離開中國五年後第一次回家探親之時。進入新世紀後，我幾乎年年回中國，有時還一年多次，所以，「刺激」感的強烈程度逐漸減弱，如今都有些麻木了。
那些聽完我的敘述頗感震撼的年輕同事就不同，雖然他們也常回中國，但他們的中國朋友大概因為都比較年輕，仍處於人生長跑的最初幾圈，所以相互之間經濟地位的分化還沒有那麼大。
其實，即使是我，因為朋友的圈子畢竟有限，在中國採訪過的老闆們，通常也不會把採訪地點安排到自己家中，所以，我也沒有見識過中國真正的大富豪的私宅。但僅從我去過的這些如今分屬不同社會階層的朋友的住宅來看，中國的貧富差距的確非常驚人。我不在中國工作和生活，因此與中國的富人朋友們談不上什麼可攀比性，但我看了朋友的豪宅不會「落下病根」，並不意味著在中國土生土長的普通人看了朋友的豪宅不會「落下病根」。
例如，我這次回國發現，許多過去的老朋友、老同學、老同事，因為相互之間的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差別太大，彼此早已不來往了；即使是我這次參加的許多聚餐，也是因為借我的回來，許多熟人才找到一個互相聚會的理由，其實，他們之間久違的年頭，甚至比我與他們重逢的間隔還長。
在中國，貧富分化是一個老生常談、但仍然不斷有人在談的話題。在以前我的寫作中，我也多次談過這個話題，次數已經多到了我不願意再談、也似乎談不出什麼新意的地步。但FT中文網主編力奮聽我描述了上述見聞之後，仍然鼓勵我說：「挺有趣兒的。這是一個常新的話題，還是寫點兒什麼吧！」
於是，我又鼓起勇氣，試圖再從這一老生常談的話題中咀嚼出點兒新意來。但寫完中國之旅見聞之後，待我力圖分析貧富分化利弊之時，我卻寫不下去了。我在家中小院一根接一根地吸菸，卻仍然理不清我的思緒：一個經濟高速發展、社會急劇變化的國家，能夠避免貧富分化嗎？如果不能避免，那多大的差距才是「合適」的差距？富人豪宅的存在，是一種激勵？一個榜樣？還是昔日朋友妒火中燒的「病根」？弱勢群體仇富情結的目標？一個標榜市場經濟的國家，是否應該以「構建和諧社會」為由，強制性地規定富人消費的上限？
說實話，在我的朋友中，能夠住得上獨棟小樓級的所謂「豪宅」的，均為老闆，罕有高級打工者，更別說普通打工者了。所以，有人說，在中國，要想成為大富翁，就不能一輩子給人家打工。
但持這種觀點的人，其視線往往有一個盲區：他們只看到了傳媒聚光燈下的少數成功企業家，卻沒有看到那些人數更多的失敗的企業家、勉強維生的企業家、掙一把快錢馬上抽身的企業家、經受不了商業冒險所帶來的身心折磨而賣掉生意重新打工的企業家……
即使是那些成功的企業家，也付出了比常人多得多的努力、算計，承受了比常人多得多的壓力、磨礪，經歷了比常人多得多的憂心忡忡、擔驚受怕、心潮起伏、徹夜難眠、投資失敗、婚姻破裂以及「朝為人上人，暮作階下囚」的噩夢……
我接觸過不少前老闆，他們都是因為承受不了這種壓力、這種風險、這種身心折磨，而終於決定「放下身段」、轉而成為現僱員的。
一位開過公司的朋友，曾經對我如此描述他昔日的老闆生涯：「有的時候，壓力大得難以承受，我就想，掙錢是為了什麼？如果掙錢就是為了賬面上的抽象數字和身心上實實在在的折磨，那掙那麼多抽象的錢，還有什麼意義？」
於是，在缺乏悠久深厚的慈善文化、也沒有完善的捐款機制的中國，那些「放不下身段」、錢又多得燒手的老闆們，為了給自己身心遭受的折磨找點兒「實實在在」的意義，為了把「抽象」的賬面兌現成「具象」的獎勵，只好購買豪宅、大宴賓客、揮金如土、包養情婦……
但我的這位朋友覺得，這些「具象」的獎勵也補償不了他身心遭受的折磨，後來他也「放下身段」，轉而當了一個高級打工者。
很難設想，一個人人都不願當老闆、人人都想當高級打工者的社會，如何能夠自我運轉下去；也很難想像，一個只期望老闆超生理負荷付出、超心理負荷冒險、卻不允許老闆獲取超打工收入回報的社會，如何能夠產生世界級的頂尖企業和一流企業家。
超常回報，是對超常付出、超常冒險的一種獎勵，只要這種付出、這種冒險是在法律允許的範疇之內，那麼，多麼超常的獎勵都算合理。企業家以慈善捐款回饋社會，應該是一種額外的美德，而不應該是一種份內的義務。
而且，對急於擴大內需的中國經濟來說，富人花錢消費、甚至揮金如土，也談不上是一件壞事。當然，如果能夠鼓勵富人在必要的消費之外，能把更多的利潤用於有利於社會、有利於經濟的企業擴張之中，能把更多的餘錢用於慈善捐款之上，那更是一件好事，但這種鼓勵，不僅應該體現在道德要求、文化培育之中，更應該體現在稅收獎勵機制之中。
「要問中國人何時才不仇富？」
但是，在中國，籠統地談論超常付出、超常冒險應該得到超常回報，就像籠統地指責中國人的「仇富心態」一樣，重一點兒說，是有意無意地迴避目前中國的主要問題，輕一點兒說，至少是言不及義。
中國人氣很高的網站「天涯社區」上有一副帖子，如此為「仇富」一詞正名：「在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已經成為全民共識的今天，中國人並沒有從整體上仇視富人，甚至許多富人還是大家的偶像，但對於那些不正當致富、為富不仁的富人的確沒有好感。」
該帖這樣詢問：「要問中國人何時才不仇富？答案是等到建成共同富裕的小康社會，大多數中國人成為中產階級的時候；等到法制完善到非法致富比跳火坑還危險的時候；等到輿論強大到不道德致富者成為過街老鼠的時候；等到建立了起點公平、機會均等的社會秩序，窮人可以通過奮鬥成為富人的時候；等到富人敢於曝光財富來源，敢於出自傳，敢於爭作民眾偶像的時候；等到大多數富人樂善好施，以慈善回饋社會的時候；等到每個人要成為富人都需要付出同等代價的時候……」
同理，中國企業家們的超常付出和超常冒險，也絕不應該是「超正當付出」或「超法律冒險」，只有在法律和正義範圍之內的超常付出和超常冒險，才理應獲得超常回報。
要做到這一點，僅僅靠道德說教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要不斷完善那些規範致富渠道、規範致富手段的法律，即使難以在動機上消除老闆「為富不仁」的衝動，也應該力爭在實踐中使老闆「為富不仁」的行為變得代價更為高昂。
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富人的豪宅，才會成為一種積極正面的激勵，一個值得自豪的榜樣。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回到英國後，《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同事們對我這次「發燒之旅」少不了一番安慰，安慰之餘，又逼著我講一講生病之前的見聞。
說實話，我這次探親，除了大病一場之外，其它時間也乏善可陳。我嚴格遵守中國大使館釘在我探親簽證旁的那張小條的要求，未在中國從事任何採訪活動，整整一個月，除了生病佔去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我只好靠走親訪友、吃吃喝喝打發時光了。
俄國文豪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卻各有各的不幸。」套用一下托翁的句式，我這一個月的生活大概可以這麼概括：吃喝的宴席都是相似的，訪友的遭遇卻各有千秋。
具體來說，儘管不同的宴席有簡樸、奢華之分，但赴宴者都大同小異地互相寒暄著、言不由衷地互相恭維著、假戲真做地互相敬酒著，你只有走進他們的私人住宅，你才能窺見他們的真實生活，你只有在他的私宅中與他單獨交談，你才能瞭解他們的真實思想。
我在中國的朋友，大約分為穿開襠褲時的玩伴、求學時的同學和就業時的同事這幾類，他們或者曾經蹲在同一起跑線上等待開跑的槍聲，或者曾經在人生長跑的最初幾圈並駕齊驅，但經過十幾年來中國經濟大潮的淘洗和社會巨變的顛簸，如今他們已經分屬於不同的社會階層，雖然看上去有些人還在併肩小跑，但因人生頗為類似那種循環跑道的賽場，他們如今相互之間的差距，其實早已錯著好幾圈跑道呢。
我對《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同事們講了我走訪這些中國熟人私宅的不同遭遇，但其中幾位年輕同事最感興趣、也最感震撼的，卻是我描述的幾位已成富翁的朋友的豪宅──
「啊，他家還僱有剪草的園丁？！」
「什麼，他家還有室內游泳池？！」
「光裝修就花了一百多萬？！」
「媽的，他們家地下室的乒乓球室，都比我在英國租的房間面積大！」
還有一位同事，以半是關心、半是玩笑的口氣問我：「你這次回去是不是很受刺激？」
我也順竿兒爬地說：「是啊，我看了前同事的豪宅，當晚就感冒了；看了前同學的豪宅，馬上轉為高燒；最後看了兒時玩伴的豪宅，又演變為上吐下瀉！」
說到這兒，所有同事都是一副若有所悟的樣子：「原來你是這樣落下病根的！」
豪宅：老闆們的自我獎勵？
當然，我說的都是玩笑話。如果說我受過「刺激」，那還是上個世紀末，我離開中國五年後第一次回家探親之時。進入新世紀後，我幾乎年年回中國，有時還一年多次，所以，「刺激」感的強烈程度逐漸減弱，如今都有些麻木了。
那些聽完我的敘述頗感震撼的年輕同事就不同，雖然他們也常回中國，但他們的中國朋友大概因為都比較年輕，仍處於人生長跑的最初幾圈，所以相互之間經濟地位的分化還沒有那麼大。
其實，即使是我，因為朋友的圈子畢竟有限，在中國採訪過的老闆們，通常也不會把採訪地點安排到自己家中，所以，我也沒有見識過中國真正的大富豪的私宅。但僅從我去過的這些如今分屬不同社會階層的朋友的住宅來看，中國的貧富差距的確非常驚人。我不在中國工作和生活，因此與中國的富人朋友們談不上什麼可攀比性，但我看了朋友的豪宅不會「落下病根」，並不意味著在中國土生土長的普通人看了朋友的豪宅不會「落下病根」。
例如，我這次回國發現，許多過去的老朋友、老同學、老同事，因為相互之間的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差別太大，彼此早已不來往了；即使是我這次參加的許多聚餐，也是因為借我的回來，許多熟人才找到一個互相聚會的理由，其實，他們之間久違的年頭，甚至比我與他們重逢的間隔還長。
在中國，貧富分化是一個老生常談、但仍然不斷有人在談的話題。在以前我的寫作中，我也多次談過這個話題，次數已經多到了我不願意再談、也似乎談不出什麼新意的地步。但FT中文網主編力奮聽我描述了上述見聞之後，仍然鼓勵我說：「挺有趣兒的。這是一個常新的話題，還是寫點兒什麼吧！」
於是，我又鼓起勇氣，試圖再從這一老生常談的話題中咀嚼出點兒新意來。但寫完中國之旅見聞之後，待我力圖分析貧富分化利弊之時，我卻寫不下去了。我在家中小院一根接一根地吸菸，卻仍然理不清我的思緒：一個經濟高速發展、社會急劇變化的國家，能夠避免貧富分化嗎？如果不能避免，那多大的差距才是「合適」的差距？富人豪宅的存在，是一種激勵？一個榜樣？還是昔日朋友妒火中燒的「病根」？弱勢群體仇富情結的目標？一個標榜市場經濟的國家，是否應該以「構建和諧社會」為由，強制性地規定富人消費的上限？
說實話，在我的朋友中，能夠住得上獨棟小樓級的所謂「豪宅」的，均為老闆，罕有高級打工者，更別說普通打工者了。所以，有人說，在中國，要想成為大富翁，就不能一輩子給人家打工。
但持這種觀點的人，其視線往往有一個盲區：他們只看到了傳媒聚光燈下的少數成功企業家，卻沒有看到那些人數更多的失敗的企業家、勉強維生的企業家、掙一把快錢馬上抽身的企業家、經受不了商業冒險所帶來的身心折磨而賣掉生意重新打工的企業家……
即使是那些成功的企業家，也付出了比常人多得多的努力、算計，承受了比常人多得多的壓力、磨礪，經歷了比常人多得多的憂心忡忡、擔驚受怕、心潮起伏、徹夜難眠、投資失敗、婚姻破裂以及「朝為人上人，暮作階下囚」的噩夢……
我接觸過不少前老闆，他們都是因為承受不了這種壓力、這種風險、這種身心折磨，而終於決定「放下身段」、轉而成為現僱員的。
一位開過公司的朋友，曾經對我如此描述他昔日的老闆生涯：「有的時候，壓力大得難以承受，我就想，掙錢是為了什麼？如果掙錢就是為了賬面上的抽象數字和身心上實實在在的折磨，那掙那麼多抽象的錢，還有什麼意義？」
於是，在缺乏悠久深厚的慈善文化、也沒有完善的捐款機制的中國，那些「放不下身段」、錢又多得燒手的老闆們，為了給自己身心遭受的折磨找點兒「實實在在」的意義，為了把「抽象」的賬面兌現成「具象」的獎勵，只好購買豪宅、大宴賓客、揮金如土、包養情婦……
但我的這位朋友覺得，這些「具象」的獎勵也補償不了他身心遭受的折磨，後來他也「放下身段」，轉而當了一個高級打工者。
很難設想，一個人人都不願當老闆、人人都想當高級打工者的社會，如何能夠自我運轉下去；也很難想像，一個只期望老闆超生理負荷付出、超心理負荷冒險、卻不允許老闆獲取超打工收入回報的社會，如何能夠產生世界級的頂尖企業和一流企業家。
超常回報，是對超常付出、超常冒險的一種獎勵，只要這種付出、這種冒險是在法律允許的範疇之內，那麼，多麼超常的獎勵都算合理。企業家以慈善捐款回饋社會，應該是一種額外的美德，而不應該是一種份內的義務。
而且，對急於擴大內需的中國經濟來說，富人花錢消費、甚至揮金如土，也談不上是一件壞事。當然，如果能夠鼓勵富人在必要的消費之外，能把更多的利潤用於有利於社會、有利於經濟的企業擴張之中，能把更多的餘錢用於慈善捐款之上，那更是一件好事，但這種鼓勵，不僅應該體現在道德要求、文化培育之中，更應該體現在稅收獎勵機制之中。
「要問中國人何時才不仇富？」
但是，在中國，籠統地談論超常付出、超常冒險應該得到超常回報，就像籠統地指責中國人的「仇富心態」一樣，重一點兒說，是有意無意地迴避目前中國的主要問題，輕一點兒說，至少是言不及義。
中國人氣很高的網站「天涯社區」上有一副帖子，如此為「仇富」一詞正名：「在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已經成為全民共識的今天，中國人並沒有從整體上仇視富人，甚至許多富人還是大家的偶像，但對於那些不正當致富、為富不仁的富人的確沒有好感。」
該帖這樣詢問：「要問中國人何時才不仇富？答案是等到建成共同富裕的小康社會，大多數中國人成為中產階級的時候；等到法制完善到非法致富比跳火坑還危險的時候；等到輿論強大到不道德致富者成為過街老鼠的時候；等到建立了起點公平、機會均等的社會秩序，窮人可以通過奮鬥成為富人的時候；等到富人敢於曝光財富來源，敢於出自傳，敢於爭作民眾偶像的時候；等到大多數富人樂善好施，以慈善回饋社會的時候；等到每個人要成為富人都需要付出同等代價的時候……」
同理，中國企業家們的超常付出和超常冒險，也絕不應該是「超正當付出」或「超法律冒險」，只有在法律和正義範圍之內的超常付出和超常冒險，才理應獲得超常回報。
要做到這一點，僅僅靠道德說教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要不斷完善那些規範致富渠道、規範致富手段的法律，即使難以在動機上消除老闆「為富不仁」的衝動，也應該力爭在實踐中使老闆「為富不仁」的行為變得代價更為高昂。
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富人的豪宅，才會成為一種積極正面的激勵，一個值得自豪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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