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嬰之因
只在這個世上活了43天，北京的一個男嬰就被父親摔死了。
這43天裡，劉瑞良四處奔波為孩子上北京戶口。無望後，在今年元旦之夜殺了他剛滿月的小生命。此前，不管是劉瑞良自己，還是他的妻子，都沒有意識到他已患有嚴重的抑鬱症。本月中旬，這位病人將在北京市昌平區法院受審。
有論者認為，劉瑞良的悲劇就是中國城市戶口制度的不合理性演化到極端的例子，是活生生的「戶口殺人」。而反對者認為，劉瑞良殺子的主要原因是他的抑鬱症而非戶籍制度。
劉瑞良自己則是這樣向警方交代殺子原因的：「如果孩子上不了戶口，以後就是黑戶，會受到歧視。與其這樣，還不如讓孩子早點解脫。」
劉瑞良的妻子時秀文說：「如果我不是老催他去為孩子辦戶口，哪怕他腦子有病，也不可能殺孩子的。平常只要孩子一哭，他比我還急。」她像祥林嫂一樣對別人重複：「孩子剛死時我恨死他，後來我恨自己為什麼要催他(辦戶口)。」
長期以來，戶口制度一直遭人詬病。在「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截然分立之外，城市戶口自身的演化也日益複雜。
「單位」在城市戶口管理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一些還沒有正式家庭的城裡人戶口，就要落在單位管的「集體戶口 」上。劉瑞良雖已成婚，但因妻子的戶口遠在河北涿州，他的戶口就一直保留著婚前的北京集體戶口。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劉爾鐸說，1977年後，集體戶口逐漸演變成流行至今的控制人口流入城市的重要手段。一個在京城大學讀書的農村孩子，儘管在讀期間有這個大學的集體戶口，但如果他不能獲得留京戶口指標，戶口仍會被打回農村原籍。「所以集體戶口是一個不完整的戶口，一個過渡戶口，各個城市通過給集體戶口在城市落戶附加條件，很技巧地限制了人口流入。」劉爾鐸說。
劉瑞良夫妻倆希望把孩子的戶口落在北京，以方便孩子以後的上學與就業，但北京的落戶政策規定，父親為本市戶口、母親為外省市戶口的嬰兒2003年8月7日以後出生，落戶北京必須有「住房證明」，就是必須擁有北京的房產。「 劉瑞良每月工資只有800塊錢，我沒有工作。即使買北京南口鎮最便宜的房子，也得全家不吃不喝15年！」時秀文說。
嬰兒之生
貧困在這個家庭組建之初，就已如影隨形。
婚前，劉瑞良因家庭糾紛，已與在北京農村的貧窮父親和年老繼母不再往來。2000年的婚禮是由劉瑞良的兄、姐以及時秀文的父母出錢置辦的。婚後4年多他們一直不敢生育，因為那時沒攢夠錢。
他們的新房就在劉瑞良的單位——北京昌平南口機務段附近，一間10餘平方米的出租屋，月租130元。這是北京郊區一個塵土飛揚的小鎮，他們在這裡一住5年，直到孩子死去的那個晚上。
在鄰居吳秀清的眼中，時秀文是個很會節省的家庭主婦，夫妻倆每月包括房租的花銷不會超過600元，時秀文每天下午都去擺小攤賺錢，買菜時總挑最便宜的。
時秀文一直耿耿於懷的是每月130元的房租：「我們要花這麼多錢，劉瑞良的不少同事租單位的房子，每月只要20 多塊。他不會說話，不懂搞關係，窩囊得一塌糊塗。」劉瑞良的老實、窩囊在整個南口機務段都是出了名的。他的一位同事回憶：「他從來不抬著頭走路，從來沒有和我說過一句話，從來沒有一個朋友。」
劉瑞良的身體和他的性格一樣孱弱。2004年，劉瑞良在單位的宣傳鼓動下去獻血，獻完血後大病一場。「你說，身體好的人去獻血很正常，他都老實到不會掂量自己。」時秀文說起來就眼淚汪汪。這場大病醫了3000多元，但老實的劉瑞良沒有得到單位的一分錢報銷。
時秀文靠擺攤攢下的錢為丈夫付了醫藥費。她每天下午3時到南口鎮街頭擺地攤，傍晚劉瑞良接她回家。「看到這對小夫妻過得精打細算、勤儉恩愛，街坊都覺得他們不錯。」鄰居夏淑敏大媽回憶。
2005年11月18日，分娩前的3天。時秀文一早起來看到丈夫劉瑞良又急劇地咳嗽，急得不得了，「我勸他去買藥，他怕花錢不肯去，我都急哭了。」時秀文回憶。吵完架後，這個挺著大肚子的女人又出去擺攤。在初冬的寒風中，路人對她投以驚奇、憐憫的目光。但老天並沒眷顧她——孕婦被雨淋，回家後又吐又拉，動了胎氣。3天後，時秀文早產了。
早產的嬰兒心跳過速，大腦缺氧，醫生花了一星期才救過來。「只要孩子一哭，我急，劉瑞良比我更急。」時秀文說。
出院後的近一個月中，前來照顧的時父每天都要抱著孩子去北京兒童醫院給孩子吸氧。劉瑞良只要工間休息，也陪同岳父前往。他們寧可在公交車上站一兩個多小時，也捨不得打一次的士。「每天花60元，一個月花了1800元。劉瑞良心疼錢？他自己有病不敢去看，一到孩子身上就不怕花錢了。」時秀文自問自答。
一個月後，孩子終於好了。從分娩到治病，家裡兩萬餘元的積蓄花銷殆盡。
嬰兒之死
這一天是2006年元旦，鞭炮聲在小鎮迴響。傍晚，外面很冷風很大，劉瑞良把屋內的爐火生旺，妻子時秀文在哼哼著哄孩子。豬肘子在鍋裡慢慢燉著，肉香瀰漫了簡陋的小屋。
「那天我們又嘮叨起給孩子上戶口的事，孩子都過滿月了，我擔心再上不了，就要變 成黑戶，要被罰款的。」時秀文回憶。
戶口的事已經讓他們操心10餘天了。孩子還沒滿月時，劉瑞良跑到南口派出所去辦戶口。戶籍警察說，像他這樣的北京集體戶口，必須有房產證明才能讓嬰兒落戶在北京。買不起房子的劉瑞良就到單位領導那裡求情，希望先讓單位過戶給他一套房子，等辦完戶口，他再把房子還給單位，但沒有得到同意。
從那天起，劉瑞良開始反常地發愣發呆，甚至沒有緣由地咧嘴笑。「我想不到他可能腦子出了問題，我還以為是他照顧我和孩子太累了。」時秀文想起來很後悔。
在此路不通後，劉瑞良本可以把孩子的戶口落到他的父親劉福明的戶籍上，也同樣是北京戶口。但因為父子間的長年積怨，他死活不想見他的老父劉福明。
孩子過了滿月，劉瑞良告訴岳父時遠，想把孩子的戶口落到他們河北時家。岳父告訴他，給孩子落戶沒問題，但按當地規定，過滿月落戶的將被罰款5000到8000元。劉瑞良頓時無言。
這事到了新年的元旦還沒結果。那天傍晚，劉瑞良沉默地在爐邊烹燒肘子，時秀文躺在床上，生著悶氣哄孩子入睡後，就質問他：「你買肘子幹嗎？」他答：「你吃得好，才能奶好，才能餵孩子。」時秀文有些生氣了：「沒錢你就別瞎買了。 」
劉瑞良一時氣短，時秀文就再次要求劉瑞良把孩子的戶口落到他的父親劉福明那裡。劉瑞良仍不同意。時秀文發火了：「你要不回去，我明天就抱著孩子回去(指劉的父親那裡)。」劉瑞良就說：「你要回去你回去……」他接著又說：「我要賣血去！」「你愛賣就賣去！」時秀文甩下這句後又躺到床上。
「後來，他用那樣一種目光看著我。」時秀文模仿了一下劉瑞良當時的奇怪眼神。接著她聽到劉瑞良喃喃自語：「不要了，不要他了……」
話音剛落，劉瑞良已衝到床前，掐住了孩子的脖子。「我記不清是先掰他的手還是先喊救命，」時秀文說到這一情節時泣不成聲，「我還沒反應過來，他已經拎起孩子咣嘰一聲摔在地上，孩子摔壞了……」
時秀文瘋了一樣抱起孩子衝出房間。「那是晚上6點，敲門叫我時聲音特別慘。出門一看，大冬天的，秀文光著腳站在門口，孩子光著身子，血從頭上流出來。」鄰居吳秀清回憶。鄰居們利索地給孩子裹上被子。劉瑞良呆愣愣地站在一旁。
在送醫院的路上，時秀文對鄰居夏淑敏大媽說：「你去看著劉瑞良，我怕他忽然想不通尋短見。」夏淑敏就去陪著劉瑞良，直到警察來。
孩子在小醫院快速包紮後，迅速被轉至大醫院。醫生一番急救後，搖了搖頭：「沒希望了。」時秀文撲通一聲跪在地上，不停地求醫生救孩子……
這個只活了43天的小生命，在鄰居吳秀清的記憶裡，有著「大大的眼睛、雙眼皮、小瓜子臉，一副漂亮極了的小下巴」。
戶籍之網
在盧光友看來，這樣的悲劇雖然罕見，卻有代表性。
盧光友是一位大學畢業的白領。他的戶口掛在杭州的人才中心，妻子在湖南。盧光友想生孩子落戶杭州，同樣受到「 居住證明」的限制。買不起房子的他在網上四處發帖，稱只要杭州有屋者願意讓他在名義上過戶一下房子，把未來的寶寶落戶在杭州，當以重謝。但他至今沒有找到願意提供幫助的人，「由於擔心孩子的戶口，妻子好多年不敢懷孕……」盧光友很沮喪地說。
李東升與劉瑞良的遭遇更相似。《中國經濟時報》報導說，大學畢業的李東升在京工作後有了北京集體戶口，與江西籍的妻子生了女兒噹噹，但因為買不起北京的房子，結果上不了噹噹的北京戶口。
「和戶籍制度捆綁在一起的不少舊有特權還沒有很好地剝離，一些新的利益關係又被捆綁進來，這只會進一步加重戶籍改革的難度。」一位學者對此深表擔憂。
多年來，國家公安部決意推動戶籍制度改革，3年前已制定了思路明確的戶改方案，但至今尚難在全國推行。有觀察者指出，在戶改大勢下，一些大城市的戶口制度反而成為一部分人(城裡人)排斥另一部分人(城外人)的「電網」。其深層原因就是城市內部的利益與戶籍之間有太複雜的糾纏。
戶籍專家指出，除掉附著在戶籍制度上的教育、就業等特權，切斷與戶籍糾纏在一起的各類利益之手，才有戶改的出口。
對時秀文來說，她並不指望這種設想能實現。
她現在最大的願望是丈夫能早一點被放出來，「他很可憐，希望法官能對他從寬處理，早點出來給他治病。治好病後，我還想給他生個孩子。」
但說完後，她又開始猶豫不決，兩隻手不停地搓來搓去。問她原因，搖搖頭，只有眼淚不停在她的眼眶裡打轉。
最後她說：「不知道治病的錢去哪裡找。」她的父親在一旁解釋，劉瑞良現在已被單位開除，不再有收入。時秀文受打擊後又查出了腫瘤，至今沒錢動手術。
送別記者時，她黯然地笑了笑，「他活著我也活著，他毀了我也就毀了。」(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只在這個世上活了43天，北京的一個男嬰就被父親摔死了。
這43天裡，劉瑞良四處奔波為孩子上北京戶口。無望後，在今年元旦之夜殺了他剛滿月的小生命。此前，不管是劉瑞良自己，還是他的妻子，都沒有意識到他已患有嚴重的抑鬱症。本月中旬，這位病人將在北京市昌平區法院受審。
有論者認為，劉瑞良的悲劇就是中國城市戶口制度的不合理性演化到極端的例子，是活生生的「戶口殺人」。而反對者認為，劉瑞良殺子的主要原因是他的抑鬱症而非戶籍制度。
劉瑞良自己則是這樣向警方交代殺子原因的：「如果孩子上不了戶口，以後就是黑戶，會受到歧視。與其這樣，還不如讓孩子早點解脫。」
劉瑞良的妻子時秀文說：「如果我不是老催他去為孩子辦戶口，哪怕他腦子有病，也不可能殺孩子的。平常只要孩子一哭，他比我還急。」她像祥林嫂一樣對別人重複：「孩子剛死時我恨死他，後來我恨自己為什麼要催他(辦戶口)。」
長期以來，戶口制度一直遭人詬病。在「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截然分立之外，城市戶口自身的演化也日益複雜。
「單位」在城市戶口管理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一些還沒有正式家庭的城裡人戶口，就要落在單位管的「集體戶口 」上。劉瑞良雖已成婚，但因妻子的戶口遠在河北涿州，他的戶口就一直保留著婚前的北京集體戶口。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劉爾鐸說，1977年後，集體戶口逐漸演變成流行至今的控制人口流入城市的重要手段。一個在京城大學讀書的農村孩子，儘管在讀期間有這個大學的集體戶口，但如果他不能獲得留京戶口指標，戶口仍會被打回農村原籍。「所以集體戶口是一個不完整的戶口，一個過渡戶口，各個城市通過給集體戶口在城市落戶附加條件，很技巧地限制了人口流入。」劉爾鐸說。
劉瑞良夫妻倆希望把孩子的戶口落在北京，以方便孩子以後的上學與就業，但北京的落戶政策規定，父親為本市戶口、母親為外省市戶口的嬰兒2003年8月7日以後出生，落戶北京必須有「住房證明」，就是必須擁有北京的房產。「 劉瑞良每月工資只有800塊錢，我沒有工作。即使買北京南口鎮最便宜的房子，也得全家不吃不喝15年！」時秀文說。
嬰兒之生
貧困在這個家庭組建之初，就已如影隨形。
婚前，劉瑞良因家庭糾紛，已與在北京農村的貧窮父親和年老繼母不再往來。2000年的婚禮是由劉瑞良的兄、姐以及時秀文的父母出錢置辦的。婚後4年多他們一直不敢生育，因為那時沒攢夠錢。
他們的新房就在劉瑞良的單位——北京昌平南口機務段附近，一間10餘平方米的出租屋，月租130元。這是北京郊區一個塵土飛揚的小鎮，他們在這裡一住5年，直到孩子死去的那個晚上。
在鄰居吳秀清的眼中，時秀文是個很會節省的家庭主婦，夫妻倆每月包括房租的花銷不會超過600元，時秀文每天下午都去擺小攤賺錢，買菜時總挑最便宜的。
時秀文一直耿耿於懷的是每月130元的房租：「我們要花這麼多錢，劉瑞良的不少同事租單位的房子，每月只要20 多塊。他不會說話，不懂搞關係，窩囊得一塌糊塗。」劉瑞良的老實、窩囊在整個南口機務段都是出了名的。他的一位同事回憶：「他從來不抬著頭走路，從來沒有和我說過一句話，從來沒有一個朋友。」
劉瑞良的身體和他的性格一樣孱弱。2004年，劉瑞良在單位的宣傳鼓動下去獻血，獻完血後大病一場。「你說，身體好的人去獻血很正常，他都老實到不會掂量自己。」時秀文說起來就眼淚汪汪。這場大病醫了3000多元，但老實的劉瑞良沒有得到單位的一分錢報銷。
時秀文靠擺攤攢下的錢為丈夫付了醫藥費。她每天下午3時到南口鎮街頭擺地攤，傍晚劉瑞良接她回家。「看到這對小夫妻過得精打細算、勤儉恩愛，街坊都覺得他們不錯。」鄰居夏淑敏大媽回憶。
2005年11月18日，分娩前的3天。時秀文一早起來看到丈夫劉瑞良又急劇地咳嗽，急得不得了，「我勸他去買藥，他怕花錢不肯去，我都急哭了。」時秀文回憶。吵完架後，這個挺著大肚子的女人又出去擺攤。在初冬的寒風中，路人對她投以驚奇、憐憫的目光。但老天並沒眷顧她——孕婦被雨淋，回家後又吐又拉，動了胎氣。3天後，時秀文早產了。
早產的嬰兒心跳過速，大腦缺氧，醫生花了一星期才救過來。「只要孩子一哭，我急，劉瑞良比我更急。」時秀文說。
出院後的近一個月中，前來照顧的時父每天都要抱著孩子去北京兒童醫院給孩子吸氧。劉瑞良只要工間休息，也陪同岳父前往。他們寧可在公交車上站一兩個多小時，也捨不得打一次的士。「每天花60元，一個月花了1800元。劉瑞良心疼錢？他自己有病不敢去看，一到孩子身上就不怕花錢了。」時秀文自問自答。
一個月後，孩子終於好了。從分娩到治病，家裡兩萬餘元的積蓄花銷殆盡。
嬰兒之死
這一天是2006年元旦，鞭炮聲在小鎮迴響。傍晚，外面很冷風很大，劉瑞良把屋內的爐火生旺，妻子時秀文在哼哼著哄孩子。豬肘子在鍋裡慢慢燉著，肉香瀰漫了簡陋的小屋。
「那天我們又嘮叨起給孩子上戶口的事，孩子都過滿月了，我擔心再上不了，就要變 成黑戶，要被罰款的。」時秀文回憶。
戶口的事已經讓他們操心10餘天了。孩子還沒滿月時，劉瑞良跑到南口派出所去辦戶口。戶籍警察說，像他這樣的北京集體戶口，必須有房產證明才能讓嬰兒落戶在北京。買不起房子的劉瑞良就到單位領導那裡求情，希望先讓單位過戶給他一套房子，等辦完戶口，他再把房子還給單位，但沒有得到同意。
從那天起，劉瑞良開始反常地發愣發呆，甚至沒有緣由地咧嘴笑。「我想不到他可能腦子出了問題，我還以為是他照顧我和孩子太累了。」時秀文想起來很後悔。
在此路不通後，劉瑞良本可以把孩子的戶口落到他的父親劉福明的戶籍上，也同樣是北京戶口。但因為父子間的長年積怨，他死活不想見他的老父劉福明。
孩子過了滿月，劉瑞良告訴岳父時遠，想把孩子的戶口落到他們河北時家。岳父告訴他，給孩子落戶沒問題，但按當地規定，過滿月落戶的將被罰款5000到8000元。劉瑞良頓時無言。
這事到了新年的元旦還沒結果。那天傍晚，劉瑞良沉默地在爐邊烹燒肘子，時秀文躺在床上，生著悶氣哄孩子入睡後，就質問他：「你買肘子幹嗎？」他答：「你吃得好，才能奶好，才能餵孩子。」時秀文有些生氣了：「沒錢你就別瞎買了。 」
劉瑞良一時氣短，時秀文就再次要求劉瑞良把孩子的戶口落到他的父親劉福明那裡。劉瑞良仍不同意。時秀文發火了：「你要不回去，我明天就抱著孩子回去(指劉的父親那裡)。」劉瑞良就說：「你要回去你回去……」他接著又說：「我要賣血去！」「你愛賣就賣去！」時秀文甩下這句後又躺到床上。
「後來，他用那樣一種目光看著我。」時秀文模仿了一下劉瑞良當時的奇怪眼神。接著她聽到劉瑞良喃喃自語：「不要了，不要他了……」
話音剛落，劉瑞良已衝到床前，掐住了孩子的脖子。「我記不清是先掰他的手還是先喊救命，」時秀文說到這一情節時泣不成聲，「我還沒反應過來，他已經拎起孩子咣嘰一聲摔在地上，孩子摔壞了……」
時秀文瘋了一樣抱起孩子衝出房間。「那是晚上6點，敲門叫我時聲音特別慘。出門一看，大冬天的，秀文光著腳站在門口，孩子光著身子，血從頭上流出來。」鄰居吳秀清回憶。鄰居們利索地給孩子裹上被子。劉瑞良呆愣愣地站在一旁。
在送醫院的路上，時秀文對鄰居夏淑敏大媽說：「你去看著劉瑞良，我怕他忽然想不通尋短見。」夏淑敏就去陪著劉瑞良，直到警察來。
孩子在小醫院快速包紮後，迅速被轉至大醫院。醫生一番急救後，搖了搖頭：「沒希望了。」時秀文撲通一聲跪在地上，不停地求醫生救孩子……
這個只活了43天的小生命，在鄰居吳秀清的記憶裡，有著「大大的眼睛、雙眼皮、小瓜子臉，一副漂亮極了的小下巴」。
戶籍之網
在盧光友看來，這樣的悲劇雖然罕見，卻有代表性。
盧光友是一位大學畢業的白領。他的戶口掛在杭州的人才中心，妻子在湖南。盧光友想生孩子落戶杭州，同樣受到「 居住證明」的限制。買不起房子的他在網上四處發帖，稱只要杭州有屋者願意讓他在名義上過戶一下房子，把未來的寶寶落戶在杭州，當以重謝。但他至今沒有找到願意提供幫助的人，「由於擔心孩子的戶口，妻子好多年不敢懷孕……」盧光友很沮喪地說。
李東升與劉瑞良的遭遇更相似。《中國經濟時報》報導說，大學畢業的李東升在京工作後有了北京集體戶口，與江西籍的妻子生了女兒噹噹，但因為買不起北京的房子，結果上不了噹噹的北京戶口。
「和戶籍制度捆綁在一起的不少舊有特權還沒有很好地剝離，一些新的利益關係又被捆綁進來，這只會進一步加重戶籍改革的難度。」一位學者對此深表擔憂。
多年來，國家公安部決意推動戶籍制度改革，3年前已制定了思路明確的戶改方案，但至今尚難在全國推行。有觀察者指出，在戶改大勢下，一些大城市的戶口制度反而成為一部分人(城裡人)排斥另一部分人(城外人)的「電網」。其深層原因就是城市內部的利益與戶籍之間有太複雜的糾纏。
戶籍專家指出，除掉附著在戶籍制度上的教育、就業等特權，切斷與戶籍糾纏在一起的各類利益之手，才有戶改的出口。
對時秀文來說，她並不指望這種設想能實現。
她現在最大的願望是丈夫能早一點被放出來，「他很可憐，希望法官能對他從寬處理，早點出來給他治病。治好病後，我還想給他生個孩子。」
但說完後，她又開始猶豫不決，兩隻手不停地搓來搓去。問她原因，搖搖頭，只有眼淚不停在她的眼眶裡打轉。
最後她說：「不知道治病的錢去哪裡找。」她的父親在一旁解釋，劉瑞良現在已被單位開除，不再有收入。時秀文受打擊後又查出了腫瘤，至今沒錢動手術。
送別記者時，她黯然地笑了笑，「他活著我也活著，他毀了我也就毀了。」(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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