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傑是什麼樣的人？我們真弄不清楚了。
5月8日以前，他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代表人物；5月11日，搖身變為一個純正的基督徒；5月11日以後，他宣布「順服掌權者」，「不能介入任何政治反抗運動」——其身份實在是有芙蓉三變之妙，讓人驚詫莫名。
或許，因為有餘傑的粉絲們撐腰打氣、出謀劃策，余傑在沮喪了一陣子之後，竟又搖搖擺擺扭扭捏捏地赤膊上陣了——而這次的表演，我們是更加看不懂了。
7月5日，余傑在《觀察》網站撰文《自由主義的「本土化」及其對兩岸的言說》，最後一段他是這樣概括的：「以丁之霖女士為代表的天安門母親群體以及蔣彥永醫生和高智晟律師，才是今天中國的最偉大的自由主義者，他們的言說和行動讓自由主義像光一樣照亮了黑暗。讓我們也像他們一樣言說和行動。」
余傑從來就是把高智晟、郭飛熊、趙昕等捆在一起打壓的，認為這些人有「政治化傾向」，「有民族主義與孫文主義情結」，是「道不同不相與謀」的危險分子。有知情者揭露，丁之霖老師指責高智晟「您把維權活動與政治活動攪在一起了」的公開信《請回到維權的行列中來》，就是余傑作筆代刀的。現在，余傑居然把高智晟吹捧成「最偉大的自由主義者」，還獻上一個「最」字！是高人教你的嗎？
三個月前，你們使用無恥至極的手段不讓郭飛熊見布希，還振振有辭造謠是白宮安排「基督徒見基督徒」，更惡劣的是順帶打一橫耙，把民運人士（即所謂「外邦人」 ）統統判為「無信仰者」，居心險惡與邀功諂媚同時凸現，令海內外有識之士與無識之人均眼界大開——神州有此尤物，今日始見，不得不喟嘆再三！
當吹捧高智晟的文章出來以後，讀書會的少數書友以為余傑又變成5月8日以前的余傑了。可沒料到，余先生近期又發一文，題目叫《用真話來維權》（該文首發《蘋果日報》，後《觀察》、《北京之春》、《博訊》予以轉載），文中有這麼一段：「有人出沒娛樂場所，並與地方黑勢力發生衝突，卻非得將這樣的事件泛政治化，將其描述成國安策劃的陰謀」。——明眼人一看即知，這是含沙射影污蔑高智晟、郭飛熊的朋友趙昕。
余傑，你這篇文章指的趙昕沒有「說真話」嗎？那好，你就把真的話說出來嘛。你如有證據證明趙昕被差點打死是他「自作孽，不可活」，你就堂堂正正擺出事實來嘛，何必用這種下三濫的曲筆，嚴密配合有關方面無恥至極地栽贓誣陷趙昕呢？我們只好用劉海傑的問題來問你：這次又是奉命而為嗎？
你陷害郭飛熊的理由是郭飛熊不是基督徒，可趙昕是基督徒，你的「主內兄弟」，還是你任副會長的「獨立中文筆會」會員，你又為什麼要同打人凶手串通一氣，信口雌黃，惡毒編造謊言，背後捅刀子、傷口撒毒鹽呢？趙昕不願借「國保警察就四川傷害構陷一事向趙昕認錯道歉」這樣的天大新聞炒作自己，跟你屢次自己編寫「偉大的飯局」、「副會長余傑與布希總統會談要點」等新聞來宣傳炒作自己，品流之高下人們心中自然有桿秤。你口口聲聲「說真話」，怎麼就不能誠實負責地跟趙昕真話實說、當面溝通呢？你口口聲聲「寬恕敵人」，怎麼卻要親歷親為地製造敵人呢？
事實就是這麼明擺著：對待三個維權人士，余傑用了三種不同態度和不同方法，整郭飛熊、捧高智晟、誣蔑趙昕。獨立中文筆會副會長余傑先生，你是從哪裡偷來的這卑劣伎倆？如果你是基督新教的「路德宗」，你的誠實哪去了？你的懺悔之心哪去了？你的悲憫之心哪去了？
余傑先生，你不是「拒絕謊言」麼？你怎麼又在製造謊言呢？——「‘這有點兒像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南韓，教會處於民主運動的領導地位。’余傑說。」你對著名大記者紀思道撒的這個彌天大謊，已經被幼稚好騙的美國人作為「真實的中國」記錄下來，刊登在了世界第一大報《紐約時報》上，又被楊莉藜編譯為《中國，留下信仰的根》刊登在《觀察》上。請問，是哪個教會哪個人在「領導民主運動」？是你嗎？！可是你從來看不起「民運人士」，不屑與「民運人士」為伍，甚至極力排斥「民主運動」的呵，怎麼突然就變成「民主運動」領導人了？！實在不懂，只能請教你。
我想起余傑的宗教老祖宗加爾文。他在受迫害、遭追捕時，高舉宗教自由的旗幟，而一旦登上日內瓦權利的寶座，就表現出難以置信的專橫、殘忍與卑劣：1541年加爾文主持擬訂《教會法規》，規定日內瓦市民必須宣誓接受新教理論（也就是加爾文的宗教觀）；嚴禁教徒自由選擇教會和自由研究教義，公開支持教會與國家共同鎮壓異端。在1541年-1564年間，僅有1.6萬人的日內瓦，被處死者就達58人，被放逐者76人。加爾文的朋友塞爾維特寫信給他，提出不同看法。加爾文竟指使另一朋友去告密，且把塞爾維特寫給他的私人信件交出來作為證據。在加爾文堅持下，塞爾維特被判火刑——用文火慢慢燒死！
宗教領袖加爾文尚且如此下作，准宗教領袖余傑的下作也就可以理解了。
行文至此，又想起金鍾先生6月中旬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林迪採訪時說：「四川成都，余傑、王怡他們就搞了一個‘草堂讀書會’」。我們書友撰文問余傑：你什麼時候，怎麼搞的讀書會？你至今裝聾作啞不予回答。「草堂讀書會」已有三年多時間，余傑僅僅來了兩次，怎麼就變成你搞的了？這麼不誠實，不是基督徒啊！
這裡要提醒一下余傑，成都草堂讀書會不是組織，只是成都民間的一個自由交流讀書體會的話語平臺，它與任何組織（包括「獨立中文筆會」 ）無涉。你聲明「對於維權活動中某些熱衷於權謀和權力的人士，我選擇不跟他們做朋友，不與他們一起出現在公共場合，這亦是我的權利所在。」這些以生命捍衛自由的維權人士「熱衷」什麼我不清楚，但是我清楚地請求你余傑，不要把成都草堂讀書會竊為自己的政治砝碼放在求名求利的功利天秤上，儘管讀書會遠不如你利用《紐約時報》和大記者紀思道向全世界人民聲稱你領導的「民主運動」那麼大。
順便再引一段余傑《屠夫崇拜：從張獻忠到毛澤東——為成都大屠殺三百六十週年而作》中的一段，是揭露張獻忠殺四川人的：「平東一路，殺男五千九百八十八萬，女九千五百萬；撫南一路，殺男九千九百六十餘萬，女八千八百餘萬；安西一路，殺男九千九百餘萬，殺女八千八百餘萬；定北殺男七千六百餘萬，殺女九千四百餘萬……」
余傑，你算過沒有，按你的揭露，張獻忠在四川殺了六億五千九百四十八萬人！
按四川方志記載，明代末期四川人口不過三百萬到四百萬之間，張獻忠一殺，余傑一算，就多出六億多人口——相當於一九五八年全國人口總和！這可能嗎？
余傑先生，你為人不地道，你為文也不嚴謹，你這自由主義者也太自由了吧！
余傑，你還有什麼表演，我們靜靜等待著。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5月8日以前，他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代表人物；5月11日，搖身變為一個純正的基督徒；5月11日以後，他宣布「順服掌權者」，「不能介入任何政治反抗運動」——其身份實在是有芙蓉三變之妙，讓人驚詫莫名。
或許，因為有餘傑的粉絲們撐腰打氣、出謀劃策，余傑在沮喪了一陣子之後，竟又搖搖擺擺扭扭捏捏地赤膊上陣了——而這次的表演，我們是更加看不懂了。
7月5日，余傑在《觀察》網站撰文《自由主義的「本土化」及其對兩岸的言說》，最後一段他是這樣概括的：「以丁之霖女士為代表的天安門母親群體以及蔣彥永醫生和高智晟律師，才是今天中國的最偉大的自由主義者，他們的言說和行動讓自由主義像光一樣照亮了黑暗。讓我們也像他們一樣言說和行動。」
余傑從來就是把高智晟、郭飛熊、趙昕等捆在一起打壓的，認為這些人有「政治化傾向」，「有民族主義與孫文主義情結」，是「道不同不相與謀」的危險分子。有知情者揭露，丁之霖老師指責高智晟「您把維權活動與政治活動攪在一起了」的公開信《請回到維權的行列中來》，就是余傑作筆代刀的。現在，余傑居然把高智晟吹捧成「最偉大的自由主義者」，還獻上一個「最」字！是高人教你的嗎？
三個月前，你們使用無恥至極的手段不讓郭飛熊見布希，還振振有辭造謠是白宮安排「基督徒見基督徒」，更惡劣的是順帶打一橫耙，把民運人士（即所謂「外邦人」 ）統統判為「無信仰者」，居心險惡與邀功諂媚同時凸現，令海內外有識之士與無識之人均眼界大開——神州有此尤物，今日始見，不得不喟嘆再三！
當吹捧高智晟的文章出來以後，讀書會的少數書友以為余傑又變成5月8日以前的余傑了。可沒料到，余先生近期又發一文，題目叫《用真話來維權》（該文首發《蘋果日報》，後《觀察》、《北京之春》、《博訊》予以轉載），文中有這麼一段：「有人出沒娛樂場所，並與地方黑勢力發生衝突，卻非得將這樣的事件泛政治化，將其描述成國安策劃的陰謀」。——明眼人一看即知，這是含沙射影污蔑高智晟、郭飛熊的朋友趙昕。
余傑，你這篇文章指的趙昕沒有「說真話」嗎？那好，你就把真的話說出來嘛。你如有證據證明趙昕被差點打死是他「自作孽，不可活」，你就堂堂正正擺出事實來嘛，何必用這種下三濫的曲筆，嚴密配合有關方面無恥至極地栽贓誣陷趙昕呢？我們只好用劉海傑的問題來問你：這次又是奉命而為嗎？
你陷害郭飛熊的理由是郭飛熊不是基督徒，可趙昕是基督徒，你的「主內兄弟」，還是你任副會長的「獨立中文筆會」會員，你又為什麼要同打人凶手串通一氣，信口雌黃，惡毒編造謊言，背後捅刀子、傷口撒毒鹽呢？趙昕不願借「國保警察就四川傷害構陷一事向趙昕認錯道歉」這樣的天大新聞炒作自己，跟你屢次自己編寫「偉大的飯局」、「副會長余傑與布希總統會談要點」等新聞來宣傳炒作自己，品流之高下人們心中自然有桿秤。你口口聲聲「說真話」，怎麼就不能誠實負責地跟趙昕真話實說、當面溝通呢？你口口聲聲「寬恕敵人」，怎麼卻要親歷親為地製造敵人呢？
事實就是這麼明擺著：對待三個維權人士，余傑用了三種不同態度和不同方法，整郭飛熊、捧高智晟、誣蔑趙昕。獨立中文筆會副會長余傑先生，你是從哪裡偷來的這卑劣伎倆？如果你是基督新教的「路德宗」，你的誠實哪去了？你的懺悔之心哪去了？你的悲憫之心哪去了？
余傑先生，你不是「拒絕謊言」麼？你怎麼又在製造謊言呢？——「‘這有點兒像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南韓，教會處於民主運動的領導地位。’余傑說。」你對著名大記者紀思道撒的這個彌天大謊，已經被幼稚好騙的美國人作為「真實的中國」記錄下來，刊登在了世界第一大報《紐約時報》上，又被楊莉藜編譯為《中國，留下信仰的根》刊登在《觀察》上。請問，是哪個教會哪個人在「領導民主運動」？是你嗎？！可是你從來看不起「民運人士」，不屑與「民運人士」為伍，甚至極力排斥「民主運動」的呵，怎麼突然就變成「民主運動」領導人了？！實在不懂，只能請教你。
我想起余傑的宗教老祖宗加爾文。他在受迫害、遭追捕時，高舉宗教自由的旗幟，而一旦登上日內瓦權利的寶座，就表現出難以置信的專橫、殘忍與卑劣：1541年加爾文主持擬訂《教會法規》，規定日內瓦市民必須宣誓接受新教理論（也就是加爾文的宗教觀）；嚴禁教徒自由選擇教會和自由研究教義，公開支持教會與國家共同鎮壓異端。在1541年-1564年間，僅有1.6萬人的日內瓦，被處死者就達58人，被放逐者76人。加爾文的朋友塞爾維特寫信給他，提出不同看法。加爾文竟指使另一朋友去告密，且把塞爾維特寫給他的私人信件交出來作為證據。在加爾文堅持下，塞爾維特被判火刑——用文火慢慢燒死！
宗教領袖加爾文尚且如此下作，准宗教領袖余傑的下作也就可以理解了。
行文至此，又想起金鍾先生6月中旬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林迪採訪時說：「四川成都，余傑、王怡他們就搞了一個‘草堂讀書會’」。我們書友撰文問余傑：你什麼時候，怎麼搞的讀書會？你至今裝聾作啞不予回答。「草堂讀書會」已有三年多時間，余傑僅僅來了兩次，怎麼就變成你搞的了？這麼不誠實，不是基督徒啊！
這裡要提醒一下余傑，成都草堂讀書會不是組織，只是成都民間的一個自由交流讀書體會的話語平臺，它與任何組織（包括「獨立中文筆會」 ）無涉。你聲明「對於維權活動中某些熱衷於權謀和權力的人士，我選擇不跟他們做朋友，不與他們一起出現在公共場合，這亦是我的權利所在。」這些以生命捍衛自由的維權人士「熱衷」什麼我不清楚，但是我清楚地請求你余傑，不要把成都草堂讀書會竊為自己的政治砝碼放在求名求利的功利天秤上，儘管讀書會遠不如你利用《紐約時報》和大記者紀思道向全世界人民聲稱你領導的「民主運動」那麼大。
順便再引一段余傑《屠夫崇拜：從張獻忠到毛澤東——為成都大屠殺三百六十週年而作》中的一段，是揭露張獻忠殺四川人的：「平東一路，殺男五千九百八十八萬，女九千五百萬；撫南一路，殺男九千九百六十餘萬，女八千八百餘萬；安西一路，殺男九千九百餘萬，殺女八千八百餘萬；定北殺男七千六百餘萬，殺女九千四百餘萬……」
余傑，你算過沒有，按你的揭露，張獻忠在四川殺了六億五千九百四十八萬人！
按四川方志記載，明代末期四川人口不過三百萬到四百萬之間，張獻忠一殺，余傑一算，就多出六億多人口——相當於一九五八年全國人口總和！這可能嗎？
余傑先生，你為人不地道，你為文也不嚴謹，你這自由主義者也太自由了吧！
余傑，你還有什麼表演，我們靜靜等待著。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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