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政治制度是在重大事件之後改變的。「12．6」的大屠殺之後，中共要想繼續維持其邪惡政權，已經不可能了。
人類經歷了納粹的奧斯維辛、蘇共的古拉格群島、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之後，從現實及理念，都已經堅決告別了極權和暴政。儘管，中共還在拚命維持其極權和暴政，但已來日無多。這個孤島，就要被淹沒了。
廢除中共的極權和暴政，肯定只有行動、行動、再行動。但在行動之前，還有個認識空間，以為中共通過修修補補、通過局部改革、溫和改革，最終會放棄其極權和暴政。這是幻想。也有1種認識，以為廢除中共的極權和暴政，可以不經過中國民主革命。中共「12．6」的大屠殺，證明這也是幻想。兩種幻想相比較，前1種幻想的空間已經不大，後1種幻想還有相當市場。這會延誤廢除中共的極權和暴政。
後1種幻想被表述為「公民不服從」、「不抵抗」或「非暴力」，其理論與行動的根據，來源於甘地的印度建國運動，和馬丁．路德．金的美國民權運動，是1種「不革命論」。
（在這裡，本人是就問題論觀點，無意於責難持該觀點的人。本人深知我的這些同胞們是嚴肅思考的，而非隨意的情緒化，且敬重他們思考與關心中國民主憲政的品格。本人也曾深許這種觀點，尤其是該觀點在廢除中共極權暴政的同時，培育的是和平與寬容的國人的精神習性，和對法律與秩序的敬畏。本人非常執著於這一點。本人的政治哲學觀是，民眾的政治成熟勝於機械意義上的政治制度，制度是手段，民眾的政治成熟與和平寬容是目的。當然，就中國的現實說，民眾的政治成熟與和平寬容是有條件的，這就是，廢除中共極權暴政。）
「不革命論」不適用於廢除中共極權暴政的中國現實和緊迫問題。以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的例子看，兩者面對的都是法治秩序的社會。英國在印度是殖民者，但其始終是有法治秩序傳統的政治集團，不像不知法治的政治秩序為何物的中共集團（中共建政近半個世紀，中國前段時期才出現法治與法制的討論就見一斑）。再看馬丁．路德．金的美國民權運動。美國政府也是個法治政府，美國於18世紀所創立的憲政制度，至今都還被大多國家學習和仿行。美國的民權問題是歷史問題，而非法治秩序問題。美國民權運動的勝利，其民眾遭遇的政府暴力，根本不能和中共的「6．4」、「12．6」兩次大屠殺相比。中國廢除中共極權暴政的問題，根本不能套用甘地和馬丁．路德．金「公民不服從」、「不抵抗」或「非暴力」。不同的政治現實、不同的政治對象，必需不同的政治行動和政治理論。中共「12．6」的大屠殺之後，像1個分水嶺，中國的統治者和中國民眾，已經不會再是以前的統治者和民眾，中國的政治也不會再是以前的中國政治。中國需要符合中國政治國情的政治行動和政治理論，這就是中國民主革命。
縱觀人類的社會史與政治史，民主革命不僅是1種政治行為方式，還是1個必然的社會歷史過程。前蘇聯沒有完成這個過程，幾十年後，又返回這個過程。前蘇聯蘇共的幾十年極權暴政，蘇聯民眾付出了幾代人的慘痛代價。中國沒有完成這個必然的社會歷史過程，也必須重返這個過程。
今天是21世紀初。上世紀初，中國的辛亥革命是民主革命。武昌城頭的寥寥幾槍，終結了腐朽的滿清王朝，各省紛紛宣布獨立，脫離了滿清中央政府，全國沒有混亂。辛亥革命是流血少的革命。本世紀初，中亞各國前前後後的「顏色革命」，也是流血最少的革命。
「12．6」大屠殺，汕尾數十村民的血不會白流。必須以法律和政治，告慰生者和死者。這是對同胞應盡的道德義務。也是堅決阻止中國民眾不再受中共的第3次、第4次大屠殺。廢除中共的極權和暴政，就是對「12．6」血案中的生者和死者，政治上最真切的告慰。
中共必亡，是規律、決心和方向。馬克思就說過，共產主義，階級和政黨都會消亡。「12．6」的大屠殺，提前了馬克思的預見；中共拒絕徹底改變其極權和暴政，對應了馬克思的預見。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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