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我每次經過大橋，望著滾滾東流的珠江水，心情複雜而沈重，南唐李後主的詩句，不知不覺便浮現心頭：『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五十年代初期，我和戀人曾多次到荔枝灣划小艇，吃艇仔粥，或渡珠江到海角紅樓泳場游水，那時的珠江水是碧綠的，和兩岸四季常青的樹木渾然一色，給人以清新浩淼之感。經過近三十年的折騰，兩岸人口暴增，生活污水和工農業廢水全部注入珠江，地面上的垃圾和人畜屍體，也常漂浮在珠江渾濁的水面上，江水變黃變黑，毒臭薰天。
南海縣的幹部告訴我，文革武鬥期間，南海縣境內的珠江河段，幾乎每天都有屍體從上游漂浮下來。依照上頭指示，發現屍體，立即打撈，就地掩埋。絕不讓一具浮屍漂出珠江口，進入香港水域，以免損害『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光輝形象。據說，當地曾經打撈起一宗大小十三具被釘在同一根杉木上的屍體，慘不忍睹，令掩埋的人痛哭失聲，甚至有人神經錯亂。
如果說，武鬥造成珠江浮屍是短期現象，那麼，逃港風造成的珠江浮屍，幾十年來從未間斷過。從這個意義上說，珠江是一條血淚之水，『社會主義新中國優越性』的見證。
珠江三角洲十餘個縣，境內河道縱橫，水渠如網，汽輪或帆船可以直通香港和澳門的出海水道，多達百餘條。港、澳兩地分別屬於英國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但居民都講 『廣府話』，與珠江三角洲的居民，大都有血緣關係，有共同的生活習慣，向來都自由來往。尤其是香港，建成商埠以後，輪船可以從珠江口通往歐洲、美洲各國，對內也可通汕頭、廈門、上海、青島、天津、大連等地，成為華南最重要的港口。一九四九年底珠江三角洲『解放』，一九五○年夏秋之間，土地改革運動和抗美援朝運動興起，國內國外『階級鬥爭』同時展開，接著，與港、澳接壤的珠江邊防線建立起來，民眾間的往來就被隔絕了，被視為『階級敵人』的各式人等，就開始逃亡。官方對這一類行為，統稱『叛國』或『逃港』，僥倖逃出去的，如同漏網之魚，餘悸猶存。如果失敗了，後果不堪設想：一是浮屍江中，二是死於邊防軍槍下，三是抓回來送去勞改。這種『兩死一勞改』的殘酷悲劇，從五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初，三十年如一日，屢演不衰。
『逃港』是珠江最具特色、甚至聞名遐邇的一道風景線。一九五八年開始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所謂『三面紅旗』，一經『高舉』，長城內外，大江南北，眾人高唱的那首流行曲《社會主義好》，立即就改了歌詞，變成：『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吃不飽。』這已經是相當客氣、並有文過飾非之嫌了。實際情況是『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見毛澤東七律二首《送瘟神》）省委書記陶鑄先是提出『三餐大米飯，盡肚子吃飽』的偉大口號，接著狠批民主人士羅翼群 『農民餓死邊緣論』，全省吃了三個月不要錢的公共食堂，各家各戶便斷了炊煙。陶鑄只相信權力，不體察下情，又在全省掀起一場『反瞞產』運動，把老百姓最後一點救命的口糧也挖光了。至此，一場人為的大飢荒，持續了三年之久，出現了赤地千里，餓殍載道的悲慘景象。
迫不得己，陶鑄遂於一九六二年五月下旬，下令將平日封得嚴嚴死死、連蒼蠅都飛不過的中、港邊防線，全部開放，讓內地飢民逃港求生。中方邊防軍接到上級命令，盡最大努力，帶路協助，夜間還施放照明彈指引方向，使飢民能較為順利地攀越梧桐山、燕子岩等險要地段，安全進入九龍新界。港英當局也予以人道援助，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讓難民『非法入境 』。香港居民則基於血濃於水的同胞情誼，不分晝夜，四面八方，送衣送食，並開車運載難民進入市區，投親靠友。
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還發布 『開放中、港邊防線』的驚人消息，寶安縣的南頭、蛇口、深圳至鹽田、東莞一帶，近水樓臺，幾乎十室九空。廣州市及周圍各縣，也聞風而動，廣深線火車連日班班爆滿，樟木頭、常平站以南，人群擁街塞道，越境進入香港的人潮，洪水爆發一般，勢不可當。三天下來，成功到達香港的難民，據港方報紙報導，數以萬計。而互相踩踏或墜落懸崖死傷的，更不可勝數。
港英政府迫於形勢過於嚴重，小小香港無法承受，遂改用『抵壘政策』，即已進入市區的難民，不捉不拘，允許居留；剛剛進入邊境的難民，則即捕即遣，並照會中方，要求即刻遏止飢民逃港。中方這才緊急煞車，重新封閉邊防線，恢復『兩死一勞改』的政策，廣東人稱之為『大逃亡』的逃港風潮，才暫告平息。可笑的是省委領導竟然掩耳盜鈴，在內部大力闢謠，否認有過開放邊境的事。
雖然如此，逃港成風，不但不可遏止，反而有增無減，數十年來，歷久不衰。廣東人以千萬條最可寶貴的生命，在珠江上展示出『社會主義』的悲慘境況。逃港偷渡的方式，水陸兼程，帶渡、引渡，也自然成為一種隱形的行業，還產生了一套與逃港偷渡有關的行話術語。爬山越境叫『鉸腳』，游水過岸叫『督卒』（以像棋卒子過河作喻），購船叫 『搵屐』，入山晝伏夜行叫『埋堆』，單獨行動叫『打單炮』，多人一起行動叫『夾埋』，帶路領航者叫『盲公竹』，策劃議價叫『斟盤』，一百元叫『一篙水』，一千元叫『一撇水』，一萬元叫『一盤水』等等。
廣州地區的逃港偷渡者，採取的途徑花樣最多，方式方法層出不窮。買船或偷搭運輸船偷渡出境，雖較快速，但費用大，成功率小，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最普遍的方式是『督卒』和『埋堆』，即從廣州黃沙貨車編列站，偷偷爬入車皮藏匿，隨車到九龍紅磡火車站再伺機逃走，這些方式多數是青壯年才能做到，成功的也最多。珠江三角洲各縣，多數採取用農艇划槳，漏夜闖出珠江口。這種方式均有蛇頭策劃，有領航、帶路、接應，提供食宿，每人要交路費八千至一萬港幣，到港後通知親屬交錢領人，成功率也不低。還有一個方法，是搭乘來往廣州汕頭間的客貨輪，夜間經過香港水域，伺機跳海泅渡登島。而渡海溺斃、或被沙魚所害、或半途發生意外死亡、失蹤的，無從計算。
一九六四年經濟生活開始有些好轉，又大規範地開展『四清運動』。城市鄉鎮，結合『社會主義教育』，大批『香風臭氣』，大批香港是『臭港』，大反『偷渡逃港』，大查『海外關係』，更多的人被批判，更多的人被送去勞改場。因而更多的人對『社會主義』失去信心，甚至完全絕望，更多的人拚死偷渡，逃港風潮，一波勝似一波。
在大反『香風臭氣』運動中，廣深客運列車的乘務二組，被當局譽為『拒腐蝕，永別沾』的社會主義標兵。報紙電臺天天吹，『廣深二組』的女乘務員，守住『社會主義前沿陣地』，天天與香港乃至海外的資本主義勢力作不妥協鬥爭的英勇事跡，鋪天蓋地，充斥人們視聽。但是，民眾的口頭議論，卻是另外一種景象。
內地全面飢荒以來，香港同胞給內地親戚朋友輸送食物，肩挑揹負，經年曠日，從未止息。海外華僑也多以香港作為中傳站，大批食物，源源不絕地輸送給大陸各地親友，成為災民渡荒活命的生命線。我的六哥在泰國曼谷做生意，一知道家鄉鬧飢荒，就通過香港的親戚，購買大批食物，主要有大米、麵粉、花生油、糖、臘肉、魚脯等，船運至家鄉港口，再用汽車、腳踏車送到家裡。家人也有親友鄰居，甚至平日作威作福的黨支部書記、大隊小隊的生產隊長，都分享到救命的食物。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展開，香港及海外的救濟物品，全都成了『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骨肉親情，又成了『帝國主義反動派的武器』。凡是有親人在香港或海外的，一律嚴查嚴批，強制劃清『海外關係』。以致文革期間，海外關係斷絕，僑鄉百姓，又陷入飢寒交迫、水深火熱之中。
許多有親眷在香港的內地民眾，不敢或不肯冒險偷渡，就只好向公安機關申請『赴港證』，以合法的身份赴港與親人團聚。不過，這類申請能獲得批准的，不到萬分之一。通常的理由是：申請的人太多，有先有後總要排隊嘛。排隊排到驢年馬月，只有天知道，無不心急如焚。有的專管『出境』的公安幹部，就利用這種『心急如焚』的心理狀態，斂財獵色，貪污腐化。為了求得一紙出境證，有人不得不私下行賄，從財物到房產，甚至『陪睡』，無奇不有。一些婦女到了香港以後，恨不過，請人寫信向黨政領導人揭發自己被姦污慘事。當局為了黨和國家的光輝形象，官官相護，都以『查無實據』為由，草草了事。
文革初期，北京的紅衛兵一把火燒了英國駐北京代辦處，香港的左派聞風而動，掀起一場開埠以來最酷烈的『反英暴亂』。而受害最大最深的，卻是以『血濃於水』著稱的香港同胞。許多商店被搶被砸，許多人被揪被打。著名武俠小說作家金庸被迫逃亡西歐，他的一位助手被『紅色暴徒』活活燒死。香港是個法治的國際大都市，豈能容許紅衛兵在轄區內無法無天，暴亂造反？於是，警察全面出動，在市民支持下，很快就平息了這場風波。香港的中共地下黨，又將暴亂的骨幹撤退回到廣州，或治傷，或休養，還受到廣州造反派公開慰勞。有個藝術團體，更在友誼劇院演出新編歌舞活報劇《反英抗暴》，把向英女王伊麗沙白銅像噴灑黑漆油，當街潑汽油把人活活燒死等暴行，在舞台上一一搬演，藉以表彰這批暴亂英雄。港英政府為了報復，立即宣布，從大陸偷渡到港的人，一律給予居留權，或轉交聯合國救濟總署，安排到美國去。
差不多這個時候，另一件最轟動、影響最大的事，莫過於北京中央音樂學院世界著名小提琴家馬思聰偷渡香港成功，並在報端著文描述秘密越境的經歷。文章很快就傳到廣州，一時間就成為街頭巷尾、茶樓食店談論不休的話題。紅衛兵到處打、砸、搶、操、抓，牛鬼蛇神、黑五類、黑七類、臭老九紛紛挨打挨鬥，人人自危，朝不保夕，迫使許多人想法逃命。馬思聰逃港成功的消息，極大地刺激並鼓舞了偷渡逃港的風潮。許多地、富、反、壞分子的後代，尤其是右派份子的子女，都冒著生命危險，採取各式各樣的途徑，向境外逃生。
七十年代初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又迫使大批青少年學生前仆後繼，偷渡出境。這一波新的逃港高潮中，浮屍珠江水面的，都是十幾歲的孩子！珠江口兩岸居民，不論內地人還是香港人，每打撈上來一具孩子的屍體，都忍不住痛哭流淚，無不詛天咒地。
一位中學生逃港的經歷，令人唏噓。七二年十二月冬至前，一條小農艇離開廣州長堤一處小碼頭，沿著珠江東行，時行時泊。因為廣州附近農民，多用這種小農艇作為交通工具，隨處可見，並不特別引人注意。小農艇原先只有兩三個人，逐漸增加到十幾個人，男男女女擁擠不堪，只能側臥，無法翻身，這就叫做『屈蛇』。抵達增城縣臨江的新塘鎮，艇面上鋪蓋了一層瓦片，偽裝成載運建築材料，避過崗哨檢查，於暮色蒼茫中緩緩劃出虎門。
當日天氣回暖，刮起大南風，小艇逆風而行，速度大慢，入夜才過珠江口的南沙。艙裡狹小，燠熱異常，衣杉全被汗水濕透了。有人內急，實在忍不住，也顧不得羞恥，當眾方便，再將盛著穢物的膠袋扔下水去。如此尷尬的事，實在出於無奈，大家都能諒解。過了南沙不久，風向由西南轉為東北，風力也由二三級逐漸增強至五六級。艇家將篷面的瓦片拋棄下海，大家才見天空彤雲密佈，疏疏落落下起雨來。海面上除了漂蕩著導航的燈標，四顧渺茫，一片漆黑。
小艇無帆，只能藉助水流和風力，以槳作舵，控制航向和速度。風勢漸見增大，小艇像半邊花生殼，在風浪中顛簸，載浮載沉，漂出珠江口，進入內伶仃洋海面。大家無不暗暗竊喜，以為『香港在望』，很快就可登岸了。
不想小農艇，並不比『雙溪蚱蜢舟』大多少，載得了十幾個人，卻抵不住洋麵如此猛烈的狂風巨浪。艇外風急浪高，浪花不時打進艙來，隨時有翻側的危險，艙內開始有人嘔吐，相繼多人條件反射，甚至大小便失禁，橫七豎八，男女雜陳。為了躲避邊防軍，先前強行灌服安眠藥的小童，這時也甦醒過來，嚇得高聲啼哭，全艇秩序失控。艇家奮力導正航向，用力過猛，一連折斷三支木槳，小艇陀螺似地，原處打轉，上不著天，下不著岸，月黑風高，浪濤翻滾，還能有什麼辦法，只好聽天由命了。
大家苦苦掙扎，大約午夜過後，隱約可見東南方天空出現一片紅光，心想離香港大概不遠了。只是天公不作美，東北風增強為七八級，小艇完全失控，偏離航道，離那片紅光越來越遠。有人忍不住，問艇家離香港還有多遠。艇家長長嘆了一口氣，答道：『不瞞大家說午，若能不死已是萬幸，到港絕對無望了。』話音剛落，一個巨浪打來，小艇被拋到礁石上，撞成碎片，眾人紛紛落水。辛好海水不深，大家連爬帶滾，向怪石嶙峋的岸邊逃命。
天寒地凍，飢寒交困，大家只得相互擠擁成團，蜷伏石堆間，奄奄待斃。好不容易挨到天亮，走過來一隊解放軍巡邏兵，拿槍指著喝道：『站起來！舉手，不許動！』後來才知道，這裡是中國管轄的伶仃島，按照邊防軍的規矩，一條粗麻繩將大家串在一起，拖到軍營前，列隊清點人數，搜身、問話、登記姓名、年齡、籍貫、戶口地址等，這時，才知道這群偷渡者的確實人數是三十二人，男女參半，最老的六十歲，最小的才三歲。然後，給一大桶開水，又把搜去的錢換些餅乾，每人發一份充飢。當天中午，一艘高速炮艇把這批『犯人』移交西岸珠海唐家灣公安機關，再押往中山縣石歧收容所。沿途一些軍屬孩童，對著『犯人』丟石頭，揮竹鞭，高聲叫罵：『打死偷渡犯！文化大革命萬歲！』
收容所不是監獄，但比監獄還糟得多。不足十平方米的囚室，竟關押二三十人，斷臂折腿的，滿身疥瘡的，遭受嚴刑吊打的，臥地呻吟不起的，簡直是人間地獄。五天後，這位偷渡失敗的中學生，和其他人犯一起，兩人合戴一副手銬，押上前往廣州的夜航花尾渡。幸好中學生的手銬很寬鬆，船到廣州大沙頭碼頭，準備乘車押去天河收容總所，趁公車站乘客擁擠，脫出半邊手銬，混入人群，逃之夭夭。這位中學生後來還是偷渡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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