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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節明: 中共政權是滿清政權的縮寫式重複(之一) —強烈的外來政權性質

2005-04-19 14:55 桌面版 简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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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而熟諳中國歷史的人只要留意就不難發現:滿清政權與中共政權詭異地相似:

一,兩者都具有強烈的外來政權的性質。

滿州人(現稱滿族人)是滿清政權的居於支配(特權)地位的民族,也是滿清國的主流民族(別的民族主要服從其特權乃至風俗),其實際上就是女真各部族,1636年皇太極下令改其名稱為滿洲。女真的前稱是肅慎、魔赫,歷史上曾建立肅慎國、渤海國,雖然在漢、唐、明等華夏王朝強盛的時候,這些東北的部族和所建國都向華夏政權表示臣服,但其民族的信仰、語言文化、風俗、生活方式始終沒有歸化中華文明,直至滿清入關數十年之後,直至滿清入關之前,華夏王朝也始終未能在東北確立成熟的、牢固的統治、漢人及歸化中華的其他民族也始終沒有成為東北的主流民族。努爾哈赤部族所在的建州女真,更是長期居於朝鮮半島北部,因其不事生產,習性殘虐,遭朝鮮人民群起攻之,實在混不下去,被迫於明中葉渡鴨綠江遷徙至遼東。從女真到滿洲,其民族的信仰、文化、習俗、生活方式與中華民族迥異,華夏與當時滿州的差別其實比中華、日本之間的差別遠為巨大。滿人信奉殺人祭祀的原始拜物教-薩滿教;而中、日都信奉儒家思想;從民族文化要素的語言來看,滿語屬阿爾泰語系,是復音節語言,滿文是以表音為主的字母文字;而中華民族的共同語言-漢語,屬漢藏語系,是單音節語言,漢文是以表意為主的像形文字......因此,說滿洲人「自古以來」就是中華帝國的少數民族實在是牽強附會的,在明末以及中國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裏,女真各部族對中華民族來說,就是外來民族,就是異族。

可見,無論是努爾哈赤於1616年建立的後金政權,還是皇太極與1636年改建的滿清政權,都是外來民族建立的政權,是外族政權。

滿清政權之所以具有強烈的外來政權性質,更在於其對中華文化始終採取抗拒、破壞的做法,直至其蠻性衰盡,不由自主地被中華文化徹底同化。努爾哈赤建政後,對東北漢人實施種族滅絕,屠殺漢人兩百多萬人,幾乎將東北漢人殺光;皇太極積極啟用用漢奸降臣,但他只研習中華的謀略和帝王術,卻嚴禁滿洲人歸化漢禮制,非但如此,他還強迫新征服地人民服從滿洲禮制習俗,甚至連服裝髮飾,都要依照滿洲式樣:明降臣要積極學習滿語,漢人不肯剃髮、不肯換裝者,都要處重刑。

滿清入關之後,面對比自己民族人數遠為眾多的中華民族,以多爾袞為首的滿洲統治者不僅不思歸化中華民族,反而採取人類史上空前野蠻殘暴的專制手段,進一步強迫關內人民滿洲化。清軍南犯過程中,強迫當地人民剃髮留辮,去漢服、換滿裝,否則以「叛逆」論處,即行屠戮,為了強迫關內人民滿洲化,三、四十年當中不惜殺人數千萬,有些地方(如江陰)被「滿城殺盡」,有些地方(如嘉定和四川)遭反覆屠殺。滿州征服者妄圖以這種專制到頭髮到衣服的空前恐怖措施,達到以落後的滿洲同化先進的中華民族的目的。

在文化上,滿清政權一度企圖以滿文化取代漢文化、以滿語取代漢語。早在關外,滿清即強迫漢族降臣學習滿語,入關之後,滿洲統治者即將滿語定為「大清國」第一國語,在順治年間,一度要求在清佔領區全面推廣滿語,重點對象是未成年人,但由於滿語的落後和「師資力量」的極度匱乏,而根本推行不下去。

由於深知自己在征服過程中犯下的種族滅絕的滔天罪行為歷史輿論所不容,滿清統治者做賊心虛,拚命毀、改史料,把自己的入關征服史乃至整部晚明史歪曲成一本糊塗帳。清帝以殘殺、滅族的手法,對待直書滿州發家史、屠殺征服史的戴名世等人。這些做法,對文化的保存、反思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自己是侵略者,是外族征服者,這些,滿清統治者內心十分清楚(始終比廣大漢人清楚),正因為此,滿清政權就要忌諱、掩蓋、扭曲、貶低一切華夏政權抗擊外來侵略的歷史;就要忌諱、掩蓋、扭曲、貶低蒙恬、李廣、岳飛、文天祥等人事;就要摧殘中華文化,編撰《四庫全書》,抽、刪、改、毀包括孔孟的某些言論在內的一切存有華夏民族精神、缺乏奴性的古書;在一切文章中嚴禁「胡」、「狄」、「夷」、「虜」、「戎」和「中華」、「中國」等字眼......此種種做法,就是要矇騙愚弄廣大被征服的老百姓,挖空心思掩蓋其外來征服者殖民統治的不合法性。

因為帶有強烈的外族征服者的優越感,所以有清一代,滿族統治者對滿漢通婚嚴加限制,嚴禁滿族女子外嫁漢人,貴族尤其如此,漢族女子不得進宮。除東北以外,統治者也不真正把中國大地當作自己的故土,把廣大漢人當作同胞,乾隆帝縱容荷蘭人屠殺華僑;清末統治者的名言「寧贈友邦,不與家奴」,慈禧的名言「量中華之物力,接與國之歡心」,好像中國是他們暫時搶到手裡撈取好處的工具似的。

有糊塗混帳或不明就里之人以「趙武靈王胡胡騎射」的史跡來混淆滿清的剃髮易服的反人類罪行;以鮮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和唐王朝來論證滿清王朝的正統性。其實,「趙武靈王胡服騎射」與滿清的「剃髮易服」是本質截然不同的兩碼事:一,趙武靈王學習匈奴服裝和騎射優點是自己主動學,並非被逼迫;二,趙武靈王的學習是技術上的學習,將「寬袍大袖」改短一些、窄一些,並非拋棄華夏服飾,照搬匈奴服飾,更非要放棄華夏的文化和體制,採用匈奴的那一套。而入主中原之初,北魏統治者採取的主動、全面的歸化中華文化的做法,與滿清統治者猶如天壤之別:北魏孝文帝以下,積極推行漢化政策,鮮卑貴族改漢名、用漢語、穿漢服、留漢發和漢族通婚、建漢式宮廷、用漢人禮制,舉國上下,魏晉風範,哪裡還有外來政權的特徵?北魏的鮮卑族,已完全歸化與中華,故北魏王朝算是正統王朝。而唐王朝的統治者李淵家族,早在入主關中多年以前就已完全漢化,唐王朝與華夏中原王朝,又有何二致?

綜上所述,明眼人可以看出,滿清政權完完全全是一個外來征服政權。與之神似的事,中共政權同樣強烈地具有外來征服政權的性質。中共政權雖然由中國人建立,但是這個紅色邪教流氓政權的建立,從始至終離不開蘇聯「老大哥」(其實是老子)的一手扶持,直接組建這個政權的中國共產黨,更是由以蘇共為首的「第三國際」一手製造;在生存組織運作奪權方面,中共也是完全採用俄共、蘇共式的邪教黑幫流氓方式。中共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幾乎完全按照蘇聯模式建造。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完全是被中共政權牢牢掌控的偽共和國,是與中國人民民意根本無關的共產黨機器;而中共政權就是中國共產黨奪權後全面惡性膨脹的形式。和各國共產黨一樣,中共的靈魂是馬克思主義,而馬克思主義完全是一個外來的邪靈,它藉著一個頗有些歪才的德國猶太人的變態的頭腦落戶地球,其披著狂妄武斷、純屬瞎掰的「歷史規律」的迷人外衣,瘋狂兜售無視人的生命屬性、極端崇尚暴力、反對一切傳統和現存文明的超級恐怖瘟疫毒藥。因此,以馬克思共產邪靈為靈魂的中國共產黨,自其誕生之日起,就是一個在信仰、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與中華民族格格不入的外來超級邪惡恐怖組織。

縱觀中共的誕生史、暴發史:中共從頭到尾都是一個由外來邪靈催生、飼養、扶持、資助、教唆,終至羽翼豐滿,坐大為患的邪惡組織。

首先,中國共產黨本身,就是以列寧、斯大林為首的蘇俄(蘇聯)紅色帝國「東方路線」的產物:1919年∼20年前後,列寧因為在德奧匈等中歐國家煽動共產暴動失敗,被迫中止西進路線,轉而稱:「通往巴黎的道路要經過北京」,開始推行「東方路線」,圖謀顛覆中華民國,變其為臣屬於蘇俄的「衛星國」。

1920年蘇俄操縱的「共產國際」遠東局指使其代表維津斯基來到中國,積極拉攏教唆李大釗、陳獨秀等盲目激進的知名知識份子(特別是李大釗),謀劃成立中國共產黨。

之後,在李、陳等知名品牌的積極攛掇下,各地狂熱分子紛紛成立共產主義小組。共產國際又派代表馬林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可爾斯基來到中國,召集了中共的「一大」,中國共產黨由此成立。成立後的中共,活動經費和中共「職業革命家」津貼全部由共產國際支付;工作報告和組織、活動、發展計畫全部由共產國際審批;中共的指揮權和控制權則由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人掌控。可見,中共完全是由蘇俄以中國極端狂熱的盲目激進份子、野心家為原材料,一手製造出來的邪惡產品;自成立之日起,就是聽命於蘇俄(蘇聯)老子的外來邪惡勢力的附屬組織。

自建黨之日起,作為共產國際中國支部的中共實際上即認宗蘇共,共產國際代表、蘇俄(蘇聯)顧問掌握著中共的經濟命脈,和一切重大事務的決定權。在這些外來「太上皇」的指使下,中共在整個二十年代,藉著一系列愈演愈烈的罪惡活動,在政治舞台上開始嶄露頭角:

中共成立後不久,蘇俄代表馬林就替中共作出了打入國民黨內部的狡詐決策,並且挖空心思騙取了孫中山的同意,開啟了「國共合作」的進程。蘇俄老子的這一重大的措施,解決了中共在成立之初,引其影響力微小而難成氣候的難題。藉著國民黨的資歷和在中國的威望,中共邪靈組織在國民黨的機體內迅速的瘋漲起來。在蘇俄老子的授意下,中共在國民黨體內,對國民黨瘋行分化瓦解的「挖心措施」,圖謀從內部掏空國民黨,從而化國民黨為共產黨。在蘇俄顧問鮑羅廷的直接指揮下,先後進行了「矇蔽孫中山、拉攏廖仲凱、貶逐胡漢民、收買汪精衛、打倒蔣介石」的陰謀活動。中共派出的天才的梟雄黑道分子毛澤東一度篡奪了國民黨的輿論權,超級騙子、冷血殺手周恩來則騙取了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職位。在蘇俄的指揮下,中共先是反對國民黨北伐,反對不成,則在北伐軍北上後空虛的後方瘋狂煽動農民暴動,對廣大北伐軍的家眷實行群體滅絕,企圖通過在後院縱火的方式,變北伐戰爭為自己奪權的暴動,亂中奪權。

因罪惡圖謀暴露而遭國民黨清洗之後,中共又在蘇聯派來的新代表的指使下,在各地策動公開反對中華民國的暴亂,妄圖建立顛覆中華民國的蘇維埃政權:

蘇聯代表羅明拉茲親赴南昌,夥同周恩來發動「南昌起義」,之後,在羅明拉茲和共產國際派來接替他的米特凱維奇的指令下,中共連續發動「廣州起義」、「秋收起義」、「平江起義」、「湘南暴動」、「左右江暴動」等叛國暴亂,在全國掀起一股共產暴亂的洶湧逆流。蘇聯駐廣州諸領事及工作人員均參加了廣州暴亂,甚而至於,「蘇俄駐中國廣州的領事館則是指揮中共武裝叛亂的巢穴。」

從「別有用心」地加入國民黨到公開發動叛國暴亂、成立裂國害民的「中華蘇維埃」,中共賴以逞凶的幾乎所有經費都來自其蘇聯老子:在中共的「三大」上,陳獨秀已公開承認:「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 據前蘇聯已經解密的有關史料顯示,至一九二八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一九二九年預算,僅僅是特別費一項,就已經有一百萬圓。一九二八年中共莫斯科 「六大」以後,直至中共中央受俄命撤入江西「蘇區」為止,僅蘇俄給予中共的日常開支,每年均已達六十萬圓以上。蘇聯對中共的大力扶持和飼養,直至1935年中共反圍剿大敗,四處逃竄,雙方一時聯繫不上,才告一段落。

天下是難有白吃的午餐的,政治上更是如此。中共領取盧布的代價是:一切聽命於蘇聯老子,死心塌地的為實現蘇聯顛覆中華民國,建立共產衛星中國的目標效勞賣命。中共認宗蘇聯的一個生動的特徵是:從陳獨秀至王明以下,陳獨秀、李立三、瞿秋白、向忠發、王明,這些中共歷任總書記的立廢,都出自蘇聯之手,三十年代,蘇聯更是派遣德國共產黨員李德為洋老子欽差,來到江西「中央蘇區」,全權指揮中共的軍事。另一個最生動的特徵是,1929年,蘇聯為維持其在中國東北鐵路的特權,調軍八萬入侵東北,大敗張學良,造成了「中東路事件」。對此,中共竟喊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自暴其外來反華勢力的醜惡嘴臉。

可見,整個二、三十年代,中共在南方的勢力,都是聽命於蘇俄(蘇聯)的外來反華勢力;中共在各地建立的暴亂政權,都是由蘇聯操縱、指揮的外來反華偽政權。

逃竄到陝北之後,中共繼續接受蘇聯的指揮。1936年,中共為了保命,煽動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一度企圖殺害蔣介石,但因當時國際形勢突變,日本擴張的勢頭咄咄逼人,在遠東對蘇聯形成重大威脅,蘇聯為了牽制日本,改變反蔣的策略,命令中共聯蔣抗日,中共即急忙搖身一變,由「西安事變」陰謀的總策劃者,變成了西安事變的「調停人」,蔣介石的「救命恩人」。這才是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真正原因。正是遵照蘇聯的這個新策略,中共從此走上了假聯蔣真反蔣、假抗日真擴張的新道路,命運發生了轉折。

由西安事變可見:蘇共對中共的絕對領導權不虛。

此後,因為面臨德國的巨大威脅,蘇聯在二戰前、中的七八年裡無暇顧及中共。但是二戰一結束,中共又是在蘇共的大力扶持下,迅速取得了打內戰巨大有利條件:

1945年8月8日,蘇聯在美國丟下原子彈的同一天對日宣戰,乘日本被原子彈炸懵之際,出動近百萬軍隊進入中國東北,打跛腳老虎,迅速奪得抗日果實,佔領東北全境。蘇聯對《雅爾塔協定》陽奉陰違,竭力阻撓民國政府接收東北,同時授意中共武裝假冒「東北民主聯軍」等民間武裝之名,搶佔東北。為了配合中共搶進東北,蘇軍將山海關至錦州的黃金通道、營口、大連等重要港口統統交給中共武裝;蘇軍還一再拖延撤軍時間,直至中共勢力完全控制東北為止。

又是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共搶得了先機,民國政府要接收東北,只能從關外打進來,節節攻堅,費了大力氣,卻只奪回錦州、瀋陽、長春、營口等大中城市,廣大農村腹地腹地和小城、鎮、縣、鄉都在中共手中,中共藉之已經落地生根。可以說,又與蘇聯的這一關鍵的扶持,在東北一開始就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的局面,國民黨敗像已現。

東北是中國第一重要的戰略區域,據之,進可席捲中華;退可自成一統。而從關內謀取東北卻殊不便利。蒙古、滿清就是先據有東北,進而征服了整個中國;更早時候的金國也以東北為老家,奪得了了大宋的半壁江山。東北土地肥沃、森林茂密、礦產物產極為豐富,其民風凶悍、愚鈍、殘忍,非常適合中共掠奪、欺騙、暴力的需要。東北又與蘇聯有著漫長的邊境線,中共據有東北,獲取蘇聯的援助極為便利,且攻守進退自如,最壞的情況無非是退往蘇聯(在蘇聯的扶持下待機捲土重來),怎麼擺弄也能夠立於不滅之地。

幫中共搶得東北之後,蘇聯還在武器物資上給予中共東北勢力巨大的扶持:根據1947年中共與蘇聯簽訂的《哈爾濱協定》,蘇聯將收繳的日軍武器分兩期全部交給了中共,這些武器,足以裝備五十萬軍隊。用這些武器,林彪在東北擴軍四十萬,使得中共東北武裝於1947年底瘋長到七十萬之眾。蘇聯還將將東北由蘇聯控制的彈藥及軍用物資全部平價售予中共。

根據1948年簽訂的《莫斯科條約》,蘇聯還將美國在二次大戰中援助它的一百零三億美圓武器的三分之一運入東北,交給中共,並幫助中共裝備和訓練十一個師。這些,是中共獲得了在東北壓倒國民黨的巨大優勢,獲取了打下江山的本錢。可見,二戰結束後,蘇聯對中共的關鍵性的巨大扶持,是其成功奪取全國政權、顛覆中華民國的最重大的因素。沒有蘇聯老子的幫助,就絕不會有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政權,是一個典型的由外國扶上臺的外來政權。 奪權上臺後,中共立即衝著美國撕下了「農民民主黨」的偽裝,與美國兵戎相見,全盤模仿蘇聯的專制極權,簡稱比蘇聯體制更專制、更具欺騙性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行一面倒的親蘇政策。

毛澤東一篇《別了,司徒雷登》,給了傻瓜糊塗蟲、單相思親共的杜魯門、艾奇遜之流一記臭亮的耳光。

剛剛「解放」,立足未穩,毛始皇就奉蘇聯太上皇斯大林之命,出動百萬雄師,衝到朝鮮半島與美國大打出手,致使百年來幾乎從未紅過眼的兩個友好國家頓時結下血仇。

暴力奪權過程中,中共即進行殺人土改,奪取全國政權之後,中共立即效法其老子-昔年列寧邪教黑幫屠殺富農、「清洗」的做法,厲行「土改」運動,屠殺農村有產者兩百萬人以上;厲行鎮反運動,屠殺包括戰俘、民國前政權任職人員在內的「反革命分子」數百萬人。

在血腥屠殺的基礎上,中共全面移植外來蘇維埃-蘇聯政治、經濟、社會體制於中國:共產黨控制了一切,其附體於機關、團體、企業、學校、醫院...甚至小至街道,進行附體操縱,人大、政府、公檢法系統,完全成為受黨操縱的機器部件。中共國的政治體制的本質,與蘇聯完全相同,所不同的僅僅是某些形式,即:中共把民國時期留下來的八個民主黨派改造成中共自己的八個特別的「支部」,讓其繼續掛著「民主黨派」的名稱,打著「參政議政」、「政治協商」的幌子,利用其裝門面,欺世盜名,掩蓋其專制極權的醜惡嘴臉。

在經濟上,中共國全盤「蘇化」。

建國伊始,中共國就把建設國有化經濟體系的所有項目全部交給蘇聯,「一五」計畫的項目幾乎全由蘇聯援建。奪權後至1956年,中共以群體滅絕和搶奪的方式,強行將農村土地集體化,城市土地國有化,完全消滅了私有經濟,摧毀了誕生於晚清、至民國時已相當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在農村,中共以遷徙限制、組織編製、以及稍後的戶籍,將農民牢牢的捆綁在土地上,形同農奴。

在城市中,所有經營實體全部被「國有化」、「集體化」,在之基礎上,中共建立起「以黨凌政、以政治企」的共產極權奴隸制企業制度,與蘇聯如出一撤。

中共像當年布爾什維克那樣,以極為殘暴的方式,在中國建立了「一大二公」,統購統銷的中央集權的專制權力經濟。

總之,中共國的體制就是中國版的蘇聯體制。可見,中共國完全不同於民國以及任何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它是用中國外衣包裝起來的另一個蘇聯。
與歷史上的外來征服政權滿清一樣,中共政權同樣對中華文化極盡破壞之能事,而且,其破壞的猛烈程度,比起滿清的破壞,有過之而無不及。

與滿清完全相同,中共對中華文化的破壞,同樣是出於掩蓋其奪權過程中的滔天罪惡、掩蓋其政權的不合法性、維護其殘暴的專制統治的需要。由於深知自己是外國一手創造、一手操縱的叛國暴亂的工具,奪權過程中罪惡彌天、無恥之尤,因此中共大肆刪毀歷史資料,偽造自己的發家史,進而將整個中國的近、現代史糟蹋成了一本糊塗帳,給文化的保存和反思造成了障礙。

早在建黨之初,中共就感到,中華傳統文化的天命觀、家庭倫理道德系統、中庸之道、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理念是其散播馬、列假惡鬥邪說,暴力奪權的一大障礙,因此,乘著五四運動後的民族主義激進浪潮,打著民主與科學的幌子,將「反封建」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藉機兜售馬、列暴力搖頭丸,將大批青年誘騙成仇視傳統、數典忘祖、六親不認的「糞青」,進而變成認宗蘇聯的工具和炮灰。

奪權上臺後,中共認識到,傳統的中國文化,是其鞏固馬克思邪教專政的一大障礙,因此,上臺伊始,中共即著手阻斷中國傳統文化:

解放之初,中共就借「反封建」、「反對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之名,強迫老百姓去掉旗袍、長袍、西裝、皮鞋、高跟鞋、禮帽等所有「舊中國」自然形成的衣著形式,按照中共自己成員的衣著試樣,幾乎千篇一律地改穿藍色、灰色列寧裝(中山裝)、布鞋、「解放鞋」等等;中共並強迫幾乎所有男性將頭髮剃成「勞動人民」型短髮,所有女性將頭髮剪成齊耳類老太婆式的短髮。此種做法,十分類始於滿清入關之後,強迫廣大人民按照滿洲人的樣式「剃髮易服」。中共從阻斷中國自然的穿戴衣著形象入手,用專制強力打碎民國時期留下的多元化的社會面貌,將中國人原本多姿多采的形象改造成單調劃一、個性壓抑的「灰螞蟻、藍螞蟻」形象,整個社會變得如同蘇聯勞改營。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語言一旦失傳,文化便無從維繫。中共深知漢語是其阻斷中國傳統文化的重大障礙,因此,一上臺就要千方百計的「改造」漢字。一如滿清入主之初企圖強行推廣滿語,中共一度拋出以拼音字母取代漢字的「全盤西化」方案,企圖強制推行,但因無法解決巨量的同音字等問題而根本無法實施,只好採用「簡化漢字」的折衷方案,於1956年在全國推行。中共使用字母文字徹底破壞中國文化的圖謀沒能得逞。

中國的漢字凝聚了5000年文明的精華,從字形、字音到由此組成的成語、典故都包含著深刻的文化內涵。簡化漢字雖然便利了書寫,但由於其不是來自於語言書寫的自然演進,而來自突然的人為強力干預,因此紕漏百出,很多繁體漢字,因為「不實用」、「封建主義」都被「揚棄」掉了,這些,對中華文化的內涵造成了破壞;由於簡化漢字對漢字的結構美造成了普遍的破壞,從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結晶-書法藝術造成了嚴重的破壞。由於廢棄了繁體字(傳統漢字),割裂了中國大陸與同屬中國的港、澳、臺的在文化上的統一,因此,中共不僅在政治上分裂了中國,還帶頭在文化上分裂了中國。更嚴重的是,由於強制推廣簡化字,一代代「長在紅旗下」的中國人對繁體字愈來愈陌生,現在,出了學習古漢語專業的人,大陸人民已基本不能使用繁體字,這嚴重阻礙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使其諸多方面有失傳的危險。

中共就是要讓中華傳統文化失傳。傳統文化斷裂得越徹底、中國人對傳統文化越無知,中共移植外來的馬克思邪教共產文化就越容易。

馬克思共產邪教的教義,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教義:在革命的名義下,再殘暴的事都可以做,因此,邪教的成員就要克服罪惡感、「打破一切條條框框」、「天不怕地不怕」,要達到這樣的「革命境界」,就必須「和一切舊傳統決裂」。而舊傳統的倫理道使人產生罪惡感,是實行專政的精神障礙,中共一上臺,就迫不及待的全面毀壞中華傳統倫理道德,重點打擊傳統倫理道德的本源-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有神論天命觀。

所以,五十年代初,中共即扶持教門的姦賊敗類,先後成立基督教「三自教會」、「中國佛教協會」、「中國道教協會」,以黨控教,將「解放」前原本自由的全國宗教組織改造成披著教會外衣的特別形式的中共黨組織,對於堅持教會獨立的宗教人士,中共則扣「反動會道門」、「外國特務」的帽子,狠狠鎮壓。中共的姦惡措施,導致民間教會在大陸消亡殆盡,教會徒具形骸,「三教齊滅」。

文革期間,中共對裝模作樣做表面功夫都不耐煩了,乾脆撕下對傳統文化「拿來主義」的遮羞布,赤裸裸的全面、瘋狂地破壞傳統文化:文化傳承者被批判否定、文化項目被禁止、文化成果被毀壞、文物和文化遺址遭破壞,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切,都被打成「封資修」和「四舊」,遭到橫掃。
十年之中,所有宗教建築、宗教古蹟均被搗毀和破壞,所有和尚、尼姑均被批鬥或還俗,當然,其中也有好些在五十年代投靠中共教會蛀蟲、披著宗教人員外衣的黨員、幹部,他們居然被黨「冤枉」。

可惜的是:始於遼代的洛陽白馬寺十八羅漢塑像被砸毀、有一千年歷史以上的山系天臺寺、山東嶗山道家聖地被搗毀...更可惜的是王羲之寫下流傳千古的《蘭亭集序》的蘭亭不但被毀,連王羲之本人的墳墓也被毀掉,吳承恩的江蘇故居被砸了,吳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蘇東坡親筆書寫的《醉翁亭記》石碑被「革命小將」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

中共革中國文化的命,其瘋狂性、徹底性、深刻性,滿清實難望其項背:滿清殺戮三四十年,只做到了以滿州式的衣冠發服取代漢式的衣冠發服,改變了外表,關內中國人的內涵卻基本未變;滿人在做了主子以後,沒有「改造」漢字,也沒有刻意去破壞中華的文物、古蹟。

破壞中國文化,是為了全盤「蘇化(蘇維埃化)」。在破壞的同時,中共全面移植馬克思邪教共產文化於中國大陸:馬列斯毛邪惡思想指導一切,禁止一切非馬克思主義的言論、思想;禁止一切非中共觀點;取締一切非中共領導的學術組織。原來高唱馬、列、斯、毛主義是最高科學、是顛扑不破的真理,現在又狂喊鄧小平瞎貓理論,僵賊泯三個婊子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是「適合中國國情的」當代的馬克思主義,更接近了真理,比馬克思還高明,原來,馬、列、斯、毛的真理也是可以「顛扑而破」的。

原先連體育比賽好成績,都要求說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現在因為這一套在世界上太醜陋,只好縮小為:在社會、政治領域的一切「成就」,都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實踐江賊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結果。「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挂羊頭賣狗肉下蒙汗藥,貌似開明,麻翻了不少人,但其骨子裡的馬克思邪教專制基因絲毫沒有改變。

移植馬克思邪教文化的結果,已經使中國產生了數億「前不見古人」,後可見來者的中共黨文化中毒者,其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

一,中毒極深,被徹底洗腦,固守反人類的馬克思邪教信仰,敵視自由民主價值觀,六親不認,人性麻木。這類原教旨主義「老古板」人數極少,但危害不小,胡錦濤暫時是其中典型。

二,缺乏罪惡感的唯物(唯物質利益)主義者。這類人佔當前大多數,其中很多人一度相信共產主義,現在信仰早已崩潰,唯利是圖、物慾橫流、貪污受賄,無所畏懼;造假欺詐,氣定神閑、流氓下作、厚顏無恥。中共貪官隊伍百分之百是這種人,江澤民是其總代表。

三,仇恨傳統文化、仇視西方文化的法西斯分子。這類人俗稱「糞青」,他們將中國的一切不幸都推到中國傳統和西方身上,投合中共的法西斯基因,鼓吹種族滅絕、核大戰。這類人人數雖少,煽動性卻不小。何新、姜戎(《狼圖騰》作者)是其代表。

四,沒有信仰的「新生代」。八九年以後的大學生和年輕人,大部分屬於這一類,他們對傳統文化近乎蒼白地無知、中國的現當代史、中國社會的真相兩眼一抹黑、對西方的發達眼紅而又似懂非懂,對自由民主興趣索然。他們既不願「為黨奉獻」,也決不樂於助人,普遍的冷漠勢利麻木,其最感興趣的是現實物質利害關係和享樂。

不管分幾類,共同的都是:中國人普遍的已經沒有傳統的有神論天命觀;也沒有西方的有神論自由民主人權價值觀。對於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觀,中國人普遍的或敵視(胡錦濤、何新等)、或恐懼(僵賊泯等)、或漠視(新生代等)。

經歷中共五十多年的文化破壞和外來邪教文化的灌輸,中國人普遍的變得不像中國人,與中國文化的關係越來越少,受外來邪教文化的毒害和扭曲越來越重。中國人越來越喪失了傳統倫理道德標準,新的自由民主人權價值觀又被中共封鎖於國門之外,於是「是非對錯黨包辦」,人們普遍價值標準混亂,是非不分、善惡不明,現在更是變成了漠視自由民主人權、中不中、西不西的「經濟動物」。

綜以上所述,滿清是(歷史上的)外族人征服中華民族建立的外來王朝,因為滿洲人文化極其落後,無能取代漢禮制,因此,滿清的外來化措施不能觸及中華的內涵。

中共雖然由中華民族本族人組成,但卻全然拋棄本民族一切傳統、文化,甚至一度「沒有祖國」,接受外來的馬克思邪教文化、摧殘中國文化、移植外來的蘇維埃體制於中國。中共邪黨黨徒,是長著中國人面孔的外來人,他們有效地破壞了中國的內涵,搞的中國不像中國、中國人不像中國人。

因此,中共政權是比滿清更為徹底的外來政權。滿清統治者如果在地獄裡有知,當嘆服於中共領導人做到了他們做不到的事。

曾節明 星期二 2005年4月19日(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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