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歷史教科書在分析一個王朝沒落時，總要提到「賣官鬻爵」這一歷史現象。所以，賣官買官這一「腐敗之最」於20世紀末21世紀初在我國出現不是偶然的。歷史上我們常常看到，一個王朝興起時，它的官吏主要是打天下的功臣；在其發展時期，主要是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的士人；只有在它沒落的時候，才出現賣官買官，一部分乃至大部分官吏通過賄賂入仕──漢末、唐末、明末、清末都出現過這種情形，並且最終導致朝代覆亡。
賣官鬻爵死灰復燃，是最近10年的事，而目前已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我們最早看到關於賣官的公開報導發生在江西省廣豐縣。1994年7月，廣豐縣羽絨廠50多名職工集體舉報他們的廠長毛先鋒貪污公款。工人們不明白，這樣一個只會貪污不會管理的人縣裡怎麼會重用他。他們先是向縣裡告狀，告了沒用，遂把狀子遞到了地區。這事經報界披露，才揭開了廣豐縣賣官買官的黑幕。毛先鋒原是新華書店的職工，是個極善投機鑽營的人。從1989年到1994年，他先後給縣委書記鄭元盛24次送錢，共計人民幣9.44萬元，結果被縣委「任命」為縣羽絨廠廠長兼黨委書記（正科極）。他還替弟弟買了官，從廣豐縣湖豐鄉法庭的一個普通法官提升為縣法院告申庭庭長。鄭元盛在廣豐縣縣委書記的任上（1989年至1995年）出賣了八頂官帽，「賺」了大約14萬元。當時廣豐縣老百姓形容鄭元盛賣官是「500元挂個號，1000元起價買頂帽」。鄭元盛賣官案曝光後，輿論界有「要發財，到廣東；要當官，到廣豐」的說法。其實這句話是片面的，因為賣官買官的不僅僅是廣豐一地，而是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乃至中央國家機關普遍存在著，賣官者也不僅僅是鄭元盛這麼一個區區的縣委書記，而且有官位更高者，所賣官職不但有科級，還有處級、廳級甚至更高者，如河南省交通廳副廳長劉柏松，1990年5月因詐騙罪被捕，1991年取保候審。在取保候審期間，他進京跑官，花了50萬元，又當上了吉林省交通廳副廳長。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其官位已經不低，可他還要「為謀取職務提升」而行賄8萬元，若不是受賄案發，如今可能已爬上了更高的官位。賣官案中，最著名的例子有：
林龍飛，福建省周寧縣縣委書記，人稱「三光書記」（官位賣光、財政的錢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在周寧縣，林龍飛獨霸幹部任免權，1996年∼2003年間，林龍飛共提拔調整幹部1000多人，收受當地黨政幹部、職工賄賂230多萬元（涉案金額達600多萬元）。想陞官保位的幹部都爭著向他「進貢」，一些官位的價錢也到了約定俗成的地步。
王新康，河南省滑縣縣委書記，被媒體形容為「官員批發市場總經理」。1994年至1998年5年期間，王「批發」、「零售」官員64人次，該縣38個鄉鎮、局委及企業36名幹部向他行賄，獲賣官錢34萬元。王新康把「要想富，動幹部」作為其「致富真經」，在他任縣委書記的5年裡，全縣共「調整」幹部18次，「調整」人數865人次，其中多的一次達287人。「調整」的目的是明明白白的：你給我錢，我給你官；你不給我錢，我就罷你的官。縣委辦公室副主任李某起初不賣王新康的賬，沒有送錢給他，被「調整」到一個偏僻的鄉下，5年未動。最後，李某對「憑黨性幹工作，憑政績用幹部」這條所謂用人原則發生了動搖，也加入了買官者的隊伍，於是5年未動的位子馬上就被「調整」了。
何建林，廣西自治區南寧地區行署副專員，1993年5月至1997年3月任合浦縣縣委書記期間，先後收受24人的買官錢45.15萬元，港幣1600元。這些買官者買到官職後，「堤外損失堤內補」，變本加厲地貪污受賄，斂括民財，營造了臭名昭著的「腐敗一條街」。
朱振江，河南省鶴壁市市長，於1994年至1997年任職期間，賣官18起，其中處級以上9人，科級以上5人，普通幹部4人，賣官所得23萬元。
曾錦城，河南周口地區地委副書記、行署副專員，1994年至1997年賣官15起，其中處級以上6起，科級5起，普通幹部4起，賣官所得33.2萬元。
盧效玉，山東荷澤地區行署副專員，在其任山東省東明縣縣委書記和荷澤地區行署副專員期間，賣官72起，其中縣處級15人，賣官所得67萬元。特別是他在東明縣縣委書記任期內，賣官範圍遍及全縣18個鄉鎮，30多個委、辦、局，每月賣官收入2萬元。盧效玉賣官有個「原則」：8000元左右辦調動，1－2萬元當鄉鎮黨委書記，2－3萬元干副縣級
成克傑，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94年初至1997年4月，成克傑利用職權幫助合浦縣原副縣長甘維仁、北海市公安局海城分局原局長周貽勝、自治區計委服務中心原主任李一洪提級或調動，得賣官款合計人民幣28．8萬元、美元3000元。
李嘉廷，雲南省省長，1996年至1999年，原工商銀行雲南省分行副行長李忠平為了「扶正」，先後送給李嘉廷人民幣2萬元、美金1.2萬元和日元20萬元，後如願以償，當上了正行長。
程維高，河北省省委書記。程維高東窗事發已有一年了，如何處置還不得而知，尚無官方公布的材料表明他有否賣官行為，但據一位在河北省擔任過副省長的老幹部告訴記者，他知道的一件事是，某縣一個縣長花了40萬元給當時的省委辦公廳副主任楊益銘，買了個縣委書記當，而一個辦公廳的副主任是沒有權力出賣縣委書記這一官職的。楊益銘是程維高的心腹，所以他認為這個官八成是程維高賣掉的。
上面列舉的是貪官污吏們公開的、直接的賣官買官，而變相的賣官買官則更多。變相的賣官買官，是指它不像前面所提的現賣現買，而是一種「期貨」交易，即官員們在離任或調任前，為了確保其原地的利益或調任他地後的利益，與某些勢力達成的默契。這種賣官買官的「零售」形式早已有之，如甲官提升甲地乙官的兒子，乙官提升乙地甲官的女婿，此所謂「官官交易」。又如甲官提升乙商的兒子為某官，乙商則在生意上給甲官的女兒以優惠，此所謂「官貨交易」。這兩種交易到了舊世紀末新世紀初，已經從偷偷摸摸到公開，從「零售」到「批發」，比較典型的有：
1997年10月，廣東省雷州市水利局局長林全得知自己將調任他職，便在一天內連發6張通知，根據自己的好惡、利益，輕而易舉地任免了47人，中國首次出現了「官職大批發」。
1997年底，山西省忻州地委、行署領導換屆，地委書記劉增寶將調大同，行署專員李英明則將調省計委，為了確保自己的利益，兩人商量後決定突擊調進265人，其中經劉增寶親手批簽的有53人，李英明親手批簽的有52人。在劉、李親手批簽的人中，既有忻州當地的「關係人」，又有省府、大同方面的「關係人」。
1998年6月11日，遼寧省召開檢察長和法院院長「兩長」會議，決定「兩長」異地交流。該省鐵嶺市檢察長吳志誠在會上預感到自己要被調到外地，當晚趕回鐵嶺市，一氣呵成地決定了23名幹部的任用。12日一早，他在趕回瀋陽參加會議前，又交待在家的黨組副書記主持會議宣布任命的決定。
1999年，山西出現了更大的「官帽批發商」。1999年春節前夕，山西省長治縣縣委書記王虎林榮升長治市市委常委，要調的市裡高就了。離任前的兩個月裡，從1999年2月25日到4月26日，王虎林趁機提拔幹部423人，其中提拔正副科級幹部（包括享受正副科級待遇）278人，縣委機關的一些單位，如縣委辦公室、組織部、紀委等，幾乎是整體提拔。縣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10名成員，有正科級正副主任4名，副科級副主任4人，僅有兩名「幹事」。在中國的官僚機構中，真正做事的人叫辦事員、幹事、科員，然後是正副科（局）長、正副處長、正副廳（司、局）長等，從「幹事」到「長」是一級最大的台階，當上了「長」以後，若能找到靠山，飛黃騰達便不難了。王虎林這位「恩相」一下子栽培了這麼多的「門生」，即使他日後退休了，也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
下面再來談談騙官。
在中國現行的幹部體制中，一個「白身」要想進入官場是極其困難的。「白身」是指非共產黨員的平民，他既不是共產黨員，又沒有官場的背景。不過在目前，「白身」如果有很多錢，他可以買到黨票、官票，例如廣東省乳源縣個體老闆蔡登輝替縣經委償還了43萬元債務後，一天之內便完成了招工、入黨、提幹的全過程，還當上了縣政法委書記。再則，「白身」如果有當大官的靠山，進入官場也是容易的，如山西省長治市市委書記何元堂的兩個兒子劣跡斑斑，卻都能入黨、提幹。還有一種情況，「白身」被用於點綴，也有可能進入官場，如某「民主黨派」人士緣機進入政協或政府，當個有職無權的官。除上述幾種情況外，「白身」進入官場，確實是難於上青天。本來，中國老百姓都認為當官是共產黨人的專利，非共產黨員特別是非共產黨員的普通百姓沒有什麼奢望。但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由於當官能發大財，賣官鬻爵現象出現，封建主義沉渣再度泛起，有不少「白身」也打起了當官發財的主意，但他們既無背景，又無錢財，只好幹起「騙官」的勾當。
付森林，江西省高安市灰埠鎮付家村農民。初中畢業後，他到廣東湛江、雲浮一帶打工，後來跟別人一起做小生意，賺了幾個錢。一次偶然的機會，付跟江西宜春地區的一位領導攀上了老鄉，並經常寄海產給他，這位領導也偶爾給他回封信。看到這位領導又吃又拿，付森林眼饞，也想從政，但他一不是黨員，二沒有背景，再說文憑不高，錢也不多，當官這輩子也沒他的份。於是，他花錢請人刻了中共廣東省電力一局委員會、中共雲浮市雲城區委組織部和雲浮中學、中山大學四枚公章，偽造了入黨考察表、入黨介紹信和組織關係材料及假學歷、假幹部履歷等材料親手交給宜春市委書記程傳裕，說是他的那位地委老鄉交辦的，並出示了那位領導平時給他的信件。程傳裕感到這位年輕人似乎與上層權力有某種神秘的關係，於是叫來組織部長陳國新及分管黨群的市委副書記閔振鵬，三人研究後決定任命付森林為該市外經委副主任。這樣，付森林就而易舉地把官騙到了手。
付森林騙官是自己偽造檔案，騙官過程也比較簡單，所騙之官也只不過是個正科級。與之相比，內蒙古伊克昭盟的郭愛宏騙官過程要複雜得多，所騙之官也要大兩級。郭愛宏是內蒙古伊克昭盟准格爾煤炭公司職工，初中畢業，當過卡車司機。郭愛宏也是靠偽造檔案和暗示有權力背景來騙官的，但他偽造檔案是通過四個管組織人事工作的人來幫忙的，並蓋了28個公章，這些公章個個是真的。通過這些人的幫忙，郭愛宏偽造了中共黨員身份和包頭市周陽縣公安局刑警隊副隊長、周陽縣檢察院刑二科科長、周陽縣金山鎮副鎮長、內蒙古准格爾煤礦公安處政工科科長、政治處副主任的幹部履歷。准格爾煤礦公司黨委書記宋瀚峰認為郭「是領導的親屬，有後臺」，便推薦他去集寧市挂職。郭愛宏親自將挂職函件送往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組織部和烏蘭察盟盟委組織部，騙取了集寧市市委副書記兼政法委員會書記職務。
付森林和郭愛宏騙官的成功，當然是一種政治腐敗，但這腐敗的責任不在付森林和郭愛宏，而是那些認為他們「有背景」便給官的地方當局和共產黨壟斷官職的政治制度。相反，郭愛宏當了兩年集寧市政法委書記，查了不少案子，受到當地老百姓的好評。郭愛宏在法庭陳述中說：「在集寧工作的那段日子裡，我深深地知道腐敗問題給黨和國家、人民帶來危害，我時刻在提醒自己，為了報答組織和領導給我這次學習鍛練的機會，所以我基本上能按黨的政策和原則辦事，做到大事講原則，小事講風格，在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查處了一些案子。」郭愛宏案曾在全國引起轟動，檢察機關以「偽造國家公文罪」和「招搖撞騙罪」將他起訴到法庭，但這使法庭大為尷尬：依照法律，共產黨員檔案不屬於國家公文，郭愛宏沒有偽造公章，所有材料上的公章都是真的，偽造國家公文罪難以成立；郭愛宏當了市委副書記、市政法委書記後，確實為國家、為老百姓做了些好事，比那些貪腐的、昏庸的真官稱職得多，說他「招搖撞騙」缺乏事實根據。因此，法庭宣布：鑒於本案複查，判決日後宣布。
農民付森林騙取了一個低級官職，工人郭愛宏騙取了一個中級官職，而毒販出身的周昌平卻憑著一種「特殊的關係」騙取了好幾個高級官職。周昌平是貴州獨山縣的一個農民，書只讀到小學，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到廣州打工，後在中緬邊界販毒，賺了很多錢，因此也在廣東認識了不少體麵人物。1990年，中央某高級幹部的妹妹來廣東某地修養，當時她已八十高齡，除了幾個工作人員外，很少有親人在身邊作陪。一個偶然的機會，周昌平與這位老人的兒子在廣州相識，當他得知對方是中央某高幹的兒子，便竭力巴結，說老人孤獨，他自己閑著無事，可以代為照顧老人。老人的兒子因業務繁忙，便答應了。有了這樣的機會，周昌平使出渾身解數，使老人十分滿意，認他做了「乾兒子。於是周昌平決定利用這層特殊的關係去混個一官半職。中央某高幹（究竟是哪位高幹，中國媒體不敢透露，但權勢、地位一定很煊赫）的妹妹在廣東修養，地方官員都竭力巴結，周昌平竟也成了巴結的對象。1991年，周昌平試探著提出當官的要求，馬上就被安排到廣東清遠市的一個開發區當了辦公室副主任。由於他是中央某高幹的「侄子」，根本用不著偽造黨員檔案、幹部履歷和文憑等材料，一切都「名正言順」。幹了一段時間，周昌平又成了這個開發區的負責人。不久，解放軍某陸軍學院校務部部長裴某（由於中國新聞界不敢或不肯透露這些「某」們的真姓實名，筆者也只好以「某」相稱，下同）來到開發區，與周相識。周提出想當個軍官，裴為了巴結這位中央高幹的「侄子」，便一口答應，但表示要有人推薦。周又通過層層關係，找了一位也想巴結中央某高幹的與軍界有關係的某高官寫了一封推薦信。這樣，周昌平又成了某陸軍學院企業管理局副局長，穿上了佩帶上校軍銜的軍裝，儼然是一位正規軍的副師長。4個月後，周昌平隨電視劇《井岡英魂》攝製組從北京來到江西吉安地區，他利用以前的販毒所得，向攝製組投了資，劇組給了他一個「監製」的頭銜。此時，周昌平已經擁有中央某高幹「侄子」、副師級軍官和電視劇監製的高貴身份，這令江西的地方官們刮目相看。他對吉安地委書記楊某說：「你看我能不能來吉安挂個職，當個副專員？」楊某正求之不得，立即向省委匯報，省委即表示同。於是吉安地委組織部向某陸軍學院正式發出了商調函，不久江西省委組織部正式任命周昌平為吉安行署副專員。挂職期滿後，周昌平又「調」到西南某軍區任蓉泰公司副董事長，並持有四川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副主任的工作證。要不是吉安地區公安處交警支隊的一個領導人因貪污案供出了周昌平，他還有可能當更大的官。
參加騙官的，也不完全是「白身」，還有已經作官，但嫌官位不夠高的人。原海軍某部副司令員亓傳新1997年轉業到廣西北海市廣播電視局任黨組書記，後又調任北海市海防辦副主任（副廳級），他還嫌官小，於1998年5月5日偽造了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葉飛的信件，用特快專遞寄給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李兆焯。信中說：「傳新乃胡昆之女婿，世友之孫婿，江主席日前說，要安排好，使用好」。廣西自治區查後得知，亓傳新在七十年代的「西沙之戰」中是個戰鬥英雄，但他不是胡昆將軍和許世友將軍的女婿、孫婿，且葉飛沒有寫過這樣的信，江澤民也未關照過。三個月後，亓傳新見無動靜，又偽造了一封兩個老將軍（朱軍和李棟野）給中央軍委建議重用亓傳新，中央軍委某副主席轉批廣西自治區軍區司令員劉國裕的機要信件，並於8月13日讓其妻子的表弟許錄凱冒充總政機要員親自送到廣西軍區，第二天又冒充總政領導打電話到廣西軍區追問「機要信件」是否收到了。由於亓傳新的表演太劣拙，不久便被識破了。
由以上騙官例子我們可以看到，騙官不過是某些人謀取官職的一種不正當手段，它本身並不腐敗，但誘發騙官的背後因素是一種腐敗，而且是一種極端的腐敗。消除不合理的「白身」現象，改革政治制度和用人制度，官職向全社會開放，是杜絕這種極端腐敗的最好辦法。
騙官是「官外交易」，賣官買官既是「官外交易」，也是「官內交易」。除這兩種腐敗外，還有一種純「官內交易」產生的腐敗，即「官殺官」。在中國，「官大一級壓死人」是一條鐵的定律，誰都想自己的官職比別人大一點，所以在官場中互相傾軋是常有的事。但到了目前，官場矛盾已經到了白熱化的程度，以致屢屢出現「官殺官」的慘劇。所謂官殺官，並非當官的親自動手殺死政敵，而是僱人殺，所雇殺手，基本上都是流氓地痞，或「兩勞」釋放人員，這就是說，「紅」與「黑」已經沆瀣一氣，形成了一股危害極大的反社會勢力。
最早的官殺官事件也發生在江西省。1994年，江西省安義縣縣長陳錦雲想取代縣委書記胡次干，用其他辦法擠他不走，便雇佣勞教釋放的余軍用汽車撞死他，但只將其撞成輕傷。不過，胡受到驚嚇，沒有多久便調走了，陳錦雲如願以償地當上了縣委書記。但他當上書記後，副書記萬先勇與他不和，陳感到此人是他仕途上的一大障礙，便又雇佣余軍殺萬先勇。1995年11月2日，余軍、陳家友、吳獻忠等殺手將萬先勇刺成重傷。奇怪的是，陳錦雲的兩次謀殺，當時的南昌市公安局長曾新民都是知情的，但他都當做不知。後來陳家友被抓，曾新民也因受賄被抓，內幕才被世人所知。
1994年10月21日，山東省農村經濟發展中心總經理王家斌夫婦被人槍殺並焚屍滅跡，久未偵破。7年後，凶手張昌文被抓獲，張供出此乃張程震所指使。張程震，1926年9月出生，1939年3月參加工作，歷任中共魚臺縣委書記、濟寧地委副書記、聊城地委書記，1984年4月任山東省水產局黨組書記、局長，山東省第六、七屆人大常委會委員等職務。1993年12月離職休養，2000年9月21日因病死亡。經司法機關查實，張程震到山東省人大常委會任職後，曾兼任該省農村經濟發展中心董事長、總經理，1988年5月卸任後由王家斌接任總經理一職。王上任後發現張程震及兒子有濫用職權、侵吞國有資產等經濟問題，便向司法機關進行舉報。張因此懷恨在心，產生雇凶報復殺人惡念，並一手策劃了張昌文、王印蘭槍殺王家斌夫婦大案。
海南省瓊山市副市長吳正養得知自己將調任有職無權的市政協副主席，而與自己一向不和的市教育局長吳大欽將接替副市長職務，便與該市龍橋中學校長吳川禮密謀，收買吳川禮原來的學生，後在社會上「混」的梁振江、王乃賓等人，於1995年8月16日刺殺了吳大欽。
福建省環保局副局長楊錦生想「扶正」，但局長楊明奕的存在是個障礙，在使盡了各種手段無法達到目的後，便花3萬元錢收買了黑社會殺手，於1997年4月16日用硫酸將楊明奕灼成重傷。
遼寧省撫順縣公安局副局長張永清調任司法局副局長，雖然是平調，但他極為不滿，因公安局副局長的實權要比司法局副局長大得多，在他看來這是降級了，於是收買了勞教釋放的劉正平等人，於1998年12月30日刺傷了司法局局長聶忠理，後又於1999年3月26日刺死了縣委書記李顯英。
河南省商丘市梁園區土地管理局局長徐建設是靠著乃父的背景（商丘市市委書記）爬到這個位子的，當他再想「進步」時，卻遇到了阻力：市建委副主任兼市規劃局局長李文忠認為這個紈絝子弟不懂業務、不學無術且飛揚跋扈，不同意他擔任自己的副手（市規劃局副局長）。仕途一路順利的徐建設哪裡忍受得了，便雇凶於1999年1月3日將李文忠殺死在自家門口。徐建設為雇凶殺人耗費近50萬元。徐建設自己坦白：「我想我正是來錢、進步的時候，誰阻攔我，誰和我過不去，我就和他過不去，我就要報復他，滅他。
河南省平頂山市政法書記李長河，因其在任舞鋼市（縣級）市委書記期間亂集資、亂攤派，受到該市八臺鎮副鎮長呂淨一的抵制，積下怨恨，罷了呂的職務並利用職權將呂打入牢中。呂淨一出獄後，收集了李長河貪污受賄並長期包養四個情婦的證據，準備控告。李長河擔心罪行一旦敗露，他將身敗名裂，於是通過舞鋼市棉紡廠廠長魯耀民收買了來自齊齊哈爾的入獄假釋人員劉國興和倪志紅，於1999年6月18日闖入呂淨一家刺殺呂淨一夫婦，呂妻被殺死，呂本人受重傷（呂中了十多刀，凶手誤以為已死）。
山西省洪洞縣城建局局長薛文勛於1997年被「調整」為有職無權的局級調研員後，一直對他的繼任者朱其林懷恨在心，授意其司機段鑫貴花錢找人對朱其林實施報復。經過幾年的精心組織策劃，2000年3月31日晚，段鑫貴與另外兩名幫凶何李俊、董加管在朱其林的住宅埋下了10箱炸藥，次日凌晨4時引爆，將朱其林一家3人炸死（朱其林本人倖免於難）。
村官在我國是最低級的官職，本來是沒有人爭的。但各級政府大興土木，圈田圈地，村官也成了炙手可熱的官職。2003年8月19日福建省閩候縣廷坪鄉黃埔村舉行村委會主任選舉，現任村委會主任肖書浙擔心另一候選人肖書建獲勝，於是收買了兩名殺手騎著摩托車呼嘯而至，在選舉現場將肖書建當場槍殺，然後迅速逃離。
充滿血腥味的官官相殘前幾年都發生在男性官員之間，而今年卻出現了另類，官場冒出了女殺手。朱迎暉和杜荀珍都是浙江省國稅局人事處的幹部。朱34歲，是經濟學碩士，1993年參加工作。杜38歲，退伍軍官，1995年從部隊轉業到浙江省國稅局工作。兩個人都是「第二梯隊」的人選，2002年3月同時被下派挂職，朱迎暉到紹興市國稅局當局長助理，杜荀珍到湖州市國稅局當局長助理。2004年，浙江省國稅局人事處擬增設一名副處長，在朱、杜二人之間挑選。志在必得的杜荀珍自知考試考不過人家，便託人在考試中「想辦法」，但7月12日面試後仍然不理想，成績在朱迎暉之後。7月15日，杜讓其妹妹杜海珍找「東北大哥」王世林幫忙。三人商量了多套方案：對朱以搶劫的假象將其腳骨打斷，潑硫酸毀容，拍錄像曝光其隱私等，而這些方案的實施就由王世林負責。7月26日，朱迎暉被「任職公示」，將出任國稅局人事處副處長。7月27日晚10時40分，朱便在紹興住處遭杜荀珍派出的殺手的毀容。
目前中國又爆出了黃金高事件，福建省連江縣縣委書記黃金高六年來防彈衣不離身，每天上班都穿著。據他自己說是由於反腐敗受到壓力，穿防彈衣是防止黑惡勢力報復。但在筆者看來，除這個原因外，可能還有一個不便說出的原因，即防止政敵的加害。在中國官員中，穿防彈衣或採取類似防護措施的人絕不會只有黃金高一個人，但只有黃金高一個人將紙窗點破。
對於此類官場血案，若不是白紙黑字，人證物證俱在，人們倒是寧願信其無不願信其有的。在人們的印象裡大凡是為官之人，往往都是講身份、講禮儀、講修養的表率，他們之間的相互交惡，攻訐，最多是耍些台上握手，台下踢腳的小手段罷了，而不會幹出這般殺人害命的大案，但事實無情地證明，這等善意的判斷是完全錯誤的了。
官場的競爭與傾軋，中國古已有之，但沒有達到過現在這種白熱化的程度。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國官位的「含權量」和「含金量」極大，追求者甚眾，官位庶幾成為了最稀缺的無形「軟資源」。機關事業單位等待提拔的隊列，一天比一天加長。儘管已經膨脹了機構，已經盡量增多了可以升遷的職位，已經努力添加了不少括弧幹部，但官位之供應相比於官位之需求，還是供不應求。二是當官的「路徑依賴」只有一個，即靠共產黨的恩賜，也就是靠黨委的恩賜，靠組織部門的恩賜，靠黨委書記的恩賜。中國最大的悖論是，「人民公僕」不是由人民選出，而是由「老爺」推出，這就是「黨管幹部」。「黨管幹部」的制度是造成賣官、騙官、殺官的根本原因，是萬惡之源。當年李長河案發生後，當時的國家副主席胡錦濤曾批示「要追查李長河的使用背景」。這個批示或許說到點子上了，但「使用背景」絕不是一個局部的問題，而是一個全局性的問題。現在胡錦濤已經是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了，他能解決這個問題嗎？答案是：不能。只要不廢除「黨管幹部」這個荒唐的制度，10個胡錦濤也無能為力。
已經有人站出來聲討中宣部了，還有人站出來聲討中組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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