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與各國高官做同學 加拿大官員帶《鄧選》

各種理由打動了面試官，我也因此進了哈佛

2002年1月，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派人到中國面試了經初選合格的公共管理碩士（MPA）資深官員項目申請人，可是我卻沒有得到任何通知。無奈之下，我給政府學院負責中國區招生的教授發了封電子郵件，言辭懇切地論述了我上哈佛和哈佛收我的必要性，希望能得到一個面試機會。素昧平生的教授第二天就回了信，幫我安排了面試人和時間。

2月的波士頓依然大雪紛飛，面試我的項目負責人看上去也是冷若冰霜。她先問了我一些個人經歷和對中國加入WTO看法之類的問題，然後直接對我說，這個MPA項目招收的主要是能對各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和變革產生一定影響力的人，比如各國政府的高級官員，而我這種來自大公司的職業經理人，似乎應該去讀工商管理碩士（MBA）。

我聽了以後雖很絕望，但仍滔滔不絕地講了我的各種理由：中國有一大批像我這樣的人，在外企工作了很多年，積累了一些管理經驗，想誠心誠意為國家做點事，可又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起點進入公共領域……我至今也不知道究竟哪個理由說服了她。總之，我收到了哈佛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成了上述項目惟一一個沒有政府或公共組織工作背景的學生。

發展中國家的學生級別最高，美國學生級別最低

MPA資深官員項目每年從世界各國招收200名左右的學生，美國和國際學生各佔一半。大體說來，發展中國家來的人「級別」最高，常常包括一些總統候選人、部長、國家議員以及總統們的兒子、女兒、女婿等等。從那裡畢業的中國人裡，最著名的當數現任香港政務司司長曾蔭權。西歐同學主要來自國際組織。美國同學因為人多，所以平均「級別」最低，主要包括聯邦機構和州政府的一些部門主任、高級公務員、中小城市的市長、非政府組織的負責人等，甚至還有以組織社區活動著稱的「積極份子」。

能源副部長老愛送人東西

我因為能講俄語,所以首先就跟來自獨聯體國家的同學混熟了。他們之中級別最高的官員要數哈薩克斯坦的能源部常務副部長諾蘭了。因為哈國民生產總值的絕大部分來自石油出口，所以能源部領導絕對是哈國內閣裡舉足輕重的人物。諾蘭平時不愛說話，但當別人評論他的時候就不一樣了。有一天我對他說：「你的英語說得不錯。」他立刻就來了精神，神氣十足地說：「你知道嗎？我用了3個月的時間把託福成績從300分提高到600分，學校才收了我。」「什麼？你來也要考託福？」「當然了，我考了3回才考到600分。」諾蘭自豪地說。偏偏這時候坐在旁邊的另一個中國同學愛抬槓，對他說，「這不稀奇，中國很多學生上輔導班，成績提高也很快。」「可是我沒上輔導班，還要工作。」諾蘭爭辯道，有些不高興地走開了。我想在哈薩克斯坦，可能沒人敢跟他抬槓吧。

諾蘭是個非常大方的人，平時如果有同學稱讚他的書包、文具之類，他就會當場奉送，搞得後來誰也不好意思再誇獎他用的東西了。

加拿大官員帶著英文《鄧小平文選》

在MPA班裡，各國高官普遍比較關心中國的事情。加拿大助理農業部長戴安曾訪問過中國，她的名片冊裡至今留著中國農業部門領導的名片。第二學期的時候，戴安專門選了一門講中國政治經濟改革的課,每天除了在教授指定的教材上圈圈點點外,還找了本英文的《鄧小平文選》帶在身邊。有一次她請我和另外一個中國同學到家裡吃飯，從秦始皇「焚書坑儒」問到「文化大革命」，又從臺灣問題討論到農村計畫生育，整整聊了六七個小時，直到夜深人靜時才冒著大雪把我們送回住處。

秘魯的前任貿易和旅遊部長帕布羅也很有趣，每次亞洲同學開會討論區域經濟合作問題以及中國改革開放政策時，他都不請自來，還特別喜歡發言。令我意外的是，不僅帕布羅，絕大多數南美洲同學在基本觀點上都是支持中國改革和現行政策的。過去我一直以為南美國家長期獲得美國的經濟援助，政治上多年追隨美國，一定會惟美國馬首是瞻。事實上，這些國家對自己的超級近鄰頗多怨言，認為南美近年遭受的金融風暴和經濟蕭條等都是因為美國過多插手南美國家事務造成的。在這些來自南美的高官看來，美國這樣做，完全是為維護自己的政治和經濟利益，而任何國家一旦搭上了美國這班車，再想下來就完全由不得自己了。

相對來說，西歐國家的同學對中國的經濟發展似乎總是有些酸溜溜的嫉妒和吹毛求疵，他們還曾集體抗議學校只顧研究美國、中國和亞洲，對歐盟重視不夠。

瓦希德女兒愛文身，又怕被父親看到

儘管部長們都喜歡高談闊論，但說到班裡最活躍的同學，還是要數印尼前總統瓦希德的女兒雅妮。

雅妮29歲，剛來的時候我看到她以前的職務是總統助理，還

以為她是吹牛。過了兩天注意到她的姓?嘔腥淮笪潁